试论中国在世纪之交国际环境中的深层次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深层次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矛盾之一：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与中国内部经济结构调整不相适应的矛盾
自从80年代初我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就在实际上开始了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更加明确，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已成为中国实现发展战略的基本手段。国际市场要素的大量流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与国际市场最为接近的中国沿海地区正在缩小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距离，从而有可能比全国大多数地区提前10至15年进入中等发达水平。但是，这种发展也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诸如国有企业的效益低下，广大内陆省市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等基本要素，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不能满足需求，教育科技的发展滞后等等。由国际资金和国际市场带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和大部分尚未进入国际市场轨道的内地国有经济之间未能建立起有机的梯度推进。这种二元结构的不稳定性甚至超过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进入国际经济快车道的中国沿海地区和由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引导的外向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国内大部分产业和地区的结构调整滞后的制约。因此，中国能否跟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是取决于出口值和外资总量的增长率，而是取决于中国内部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成功与否。从这一点上来说，国内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素质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
矛盾之二：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长与中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相对不足的矛盾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各国注目的奇迹，年增长率12%以上的速度使我国提前5年完成了到本世纪末GDP翻2番的战略任务。这对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高无疑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和外贸增长率都大大高于国内经济增长率，中国在世界贸易大国的排列已经上升到第8位，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在世界商品市场所占的份额也明显增加。然而，应当清醒地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仍未摆脱高投入、高耗能的粗放型方式，增长所带来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被资源和能源的耗费所抵销。我们不得不以很高的增长率来维持不断扩大的社会需求平衡。资源和能源的过量耗费迫使我们动用越来越多的外汇来进口国际资源。这不仅在实际上耗费了宝贵的外贸创汇，而且成为我国国际环境不稳定的诱发因素之一。我国的经济总量越大，这种高增长、高能耗的方式就越难以维持。在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方面，这种粗放型经济的后果也日益显示出来。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的我国出口商品，已经面临着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引起的换汇成本过高，出口企业实际效益偏低并经常面临着反倾销指控。我国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低，反映了我国出口产业的高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更反映了国内经济结构与国际市场升级换代的不同步。中国成为前10位的贸易大国引起主要贸易伙伴的不安，它们对中国商品设置的种种壁垒以至用“发达国家标准”来施加不平等的市场限制，这些都已成为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的紧张现象。
矛盾之三：中国参与国际多边合作机制与维护国家主权的矛盾
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是中国加入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内在动向。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区域集团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当代，一个游离于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大国能够取得稳定的国际环境是不可想象的。从1993年西雅图会议开始，中国就一直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议程的积极参加者，对APEC在2020年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时间表具有关键作用。中国从80年代中叶以来就一直努力争取恢复在先是关贸总协定(GATT)、后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地位。为此，中国对国内的贸易投资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以适应世贸组织的要求。同时，中国还在安全领域、司法领域及其他领域参与了国际合作机制，如联合国维和行动、导弹技术控制协定(MTCR)、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反恐怖和反毒品等机构。中国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方面也表现出积极的意向。但是，当前国际合作机制作为现存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确立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西方国家的市场利益和安全利益，并且在一定条件上可以用作它们实现战略目的的重要工具。在中国参加国家合作机制的问题上，西方大国以国际机制的名义干预中国内政的意图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强烈。在中国恢复世贸组织成员国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付出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极高代价，企图使中国国内市场处于“不设防”的境地。在防止导弹和核技术扩散方面，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监视对象加以控制，并动辄使用经济制裁等手段。在人权、环保等领域，西方非政府组织(NGO)不顾中国国情、滥用西方标准，甚至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地区安全领域，美日等大国以“中国威胁”为名，鼓励周边国家、甚至台湾参与编织“防止”中国填补权力真空的“网络”。这些事实证明，无论中国的良好愿望如何，参加国际合作机制总是具有某种程度的主权让渡。在经济领域这种让渡可以同市场利益的交换相结合；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深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可以导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破坏。如何防止这种机制的消极作用，仍是关系到中国国际环境的重大问题。
矛盾之四：中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与台湾问题“国际化”的矛盾
中国的统一完整本来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领土的分裂是19世纪中叶以后殖民主义侵略造成的历史后果，这些分裂状态又被冷战时期的帝国主义政策固定下来而变得复杂化了。从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把实现祖国领土统一作为一项神圣使命再次提出，并且用“一国两制”的理论和政策赋予这种统一以当代的新内涵。从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开始，中国的统一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中国的统一和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这两个方面的结合被西方敌对势力视为中国“未来霸权”的基础。因此，阻挠中国的统一过程，甚至把已经统一的中国疆域的某些部分重新分裂出去，正在成为西方大国隐蔽的对华战略意图。正是这种战略隐蔽性，才使中国统一的前景出现了一系列非常不确定的因素。其最重要的策略是把中国的领土分裂状态演化为“国际化”争端，其中包括动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来实现台湾的政治实体地位、提升对台湾的双边半官方或官方关系，以保护人权、宗教自由和民主自决的理由来支持中国的分裂主义集团，甚至企图用国内立法的形式把中国的分裂状态合法化永久化，等等。由于中国人民在领土统一和主权完整的问题上绝无妥协的余地，在必要时将不惜代价地加以维护，因此在中国统一大业和国际势力插手分裂状态之间蕴藏着冲突和对抗的危险性。这种潜在的危险一旦转变为现实，就会对中国的国际环境整体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造成灾难性后果。正是基于对这种危险前景的估计，中国政府和人民才对分裂状态永久化和国际化的趋向保持高度警惕并坚持绝不退让的立场，其实际效果是保持了国际和平环境的稳定性。
矛盾之五：中国同周边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与存在着邻土及历史争端悬而未决潜在热点趋于表面化的矛盾
进入冷战后时代的中国周边环境基本上保持稳定，几乎所有邻国都与我国建立或恢复了睦邻友好关系。同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中国周边环境始终存在着紧张的冲突，甚至发生过两场重要的局部战争（朝战和越战），腹背同时受制于两个超级大国的那段历史相比，80年代以来的周边环境是历史上最好的状态。周边环境是国际环境中与我国战略安全最为直接相关的部分，它的稳定对于我国能够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关键的意义。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推迟战争、避免战争”原则主要是指保持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因此，无论我国国力如何强大，都不会、也不应该改变与周边国家长期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战略方针。然而，周边环境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判断周边环境稳定与否的标准也会发生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重大战争的频率和烈度趋于下降、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已不适于再用是否存在着战争危险的标准来判断周边环境。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悄悄的但却是重要的变化。东亚各国（包括南亚）的经济实力上升引发了一轮军备现代化的“逆裁军”浪潮；各国对未来经济规模的预期值提高导致对可能蕴藏着的战略资源的土地、水面等空间占有心理准备强化；一些主权划分不明确或存有争议的海域、岛屿和疆域就成为有关各方争夺的目标。值得重视的是，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借助于某些大国的军事保护力量，或利用区域集团的安全合作机制，对历来属于中国的岛屿和疆域提出主权要求。而美、日等大国则以保护海上国际航道、防止中国填补真空等理由，出面支持这些国家的主权要求，甚至日本政府本身公开纵容右翼势力挑起钓鱼岛争端。西方大国利用中国周边环境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来造成牵制中国的不稳定因素，促使潜在热点的表面化。这同利用台湾问题和国际干预机制等方面相结合，确实构成了对我周边环境稳定性的挑战，迫使我国在应付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方面不得不有所准备。
矛盾之六：中国同西方大国经济依存关系加深与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实行“预防性遏制”的矛盾
中国同西方大国的关系尤其是与美、日两国的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冷战时期苏联威胁的存在，曾经是中美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也是中国实行“一条线”战略回答的前提。当时的这种合作并没有以相互依存的市场关系作为基础，因此，一旦战略威胁消除，战略合作也就难以维持。80年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战略安全合作不断削弱，但是利益互补和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却得到长足的发展，甚至在1989年风波和苏东剧变后这个趋势仍在加强。美国和日本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国际资金来源（除了港、台地区以外）；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也同样成为美、日、欧各国竞争的主要市场目标。由于这种市场互补关系的潜力巨大，已经成为西方大国考虑对华关系决策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本质不同，更由于中国的崛起所产生的连锁效应，在西方大国内部仍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反华反共势力。所谓“西方敌对势力”就是指这些处心积虑要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尽可能地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一旦条件允许就企图分裂和肢解中国的政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他们认为，为了防止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特别是美国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必须在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级强国以前进行“预防性遏制”。这种预防性遏制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军事“围堵”和经济禁运，因为在一个相互依存世界上，对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中国实行这套过时的战略并不能奏效。他们所要做的是，在政治上用人权和民主的旗号来拉拢和扶植中国内部的反对派力量；在经济上，一方面限制高技术等关键要素流入中国，另一方面则利用中国经济结构的缺陷来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军事安全上，尽可能拖延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同时在中国周围制造一批牵制力量；在文化上，运用现代传媒技术进行“攻心战”，促使中国新一代丧失对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向往和凝聚力；在国际事务中，则通过各个层次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把中国的影响力限定在他们所允许的框架内。这一整套策略实际上是为了完全破坏中国的国际环境的稳定性，使中国不仅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而且，只能在各种内外压力中疲于奔命而使现代化目标无法实现。这确实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严峻挑战。反过来也证明了只有不断推进中国与西方大国相互依存关系，直到西方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大于中国对西方技术和资金的依赖，才能使“预防性遏制”战略彻底破产。
矛盾之七：中国的国力军力迅速上升与“中国威胁论”和 “中国超级大国论”持续蔓延的矛盾
8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力明显增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国力增长本身也是保证国际环境稳定的基本条件。但是国际上（有时也包括国内）对中国国力普遍存在着高估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以购买力平价法(PPP)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把中国定位在世界第三位经济强国；根据中国的外贸总额和吸收国际资金的总量，把中国定位为“发达国家”而不能在世贸组织中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仅仅从产品产量上来判断中国在世界各国的排位，而不考虑中国经济的粗放经营和低效益；将中国沿海地区的少数省市人均收入作为接近亚洲“四小龙”的依据，而置中国还有1亿人口尚需解决温饱问题的事实于不顾。这种过高估计中国国力的直接后果是成倍地夸大中国军力的存在。实际上按国土面积和人口平均计算，中国的军费开支在世界上属于最低之列；按绝对值计算，也只是日本的1/3。如果扣除近几年较高的通胀率。中国军费的净增长率低于大多数东盟国家。但是西方的某些机构为了给“预防性遏制”战略提供依据，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超级大国论”、“中日争霸论”以至“中国经济崩溃论”。这些理论从美、日、英等国发源，扩散到东南亚国家、西欧以及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成为影响中国国际环境稳定的又一因素。因此，如实地估计中国的国力和军力，对于正确地进行我国的国际定位，澄清“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对国内盲目追求高增长率、不计成本地追求创汇收入、对大项目和豪华设施的攀比之风进行有效的抑制。同时，要把改变变增长方式、提高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质量作国家发展战略的首要目标。这种抑制和改变会在一段时间内降低增长速度，但实际上有利于稳定国际国内两个环境，特别是有利于防止“中国威胁论”的蔓延。至于中国的军力增长，应把主要力量投放在军民两用高科技的研发上，这样既可以保持“精兵之路”，又可以把军费开支保持在较低水平上。总之，我们要的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国力和军力增长。
矛盾之八：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与“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二十四字方针的矛盾
中国长期以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一直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语言，在政治上的相互支持曾经是中国改善国际环境、提高国际地位的重要条件。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历史过程，其中蕴含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懈努力，对此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然而，冷战终结后国际格局的历史性变化对我们处理同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新的课题。苏联解体后直接对抗西方霸权国家的力量消失，中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施压的主要目标，是否应当承担起代表穷国中小国家利益的主要发言人角色。在中国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通过大量吸收发达国家的市场要素来缩短我们同西方国家的差距时，是否有这种能力和条件对广大中小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给予足够的经济援助和支持。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已不存在，但是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仍频频发生，而且第三世界和部分原苏东国家成为地区冲突的热点带”，我们是否应卷入这些冲突、充当国际安全的仲裁者或者通过输出军备和军事技术来影响地区力量平衡。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历史性低潮，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艰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条件下，我们是否应当在世界上承担国际共运旗手的角色，对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展开批判。上述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在当前和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如何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选择前提，应当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稳定我国国际环境、“绝不当头”、“关键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等原则，有重点有选择地在国际事务中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把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和要求同维护中国所需要的国际环境稳定结合起来，把援助中小国家经济同开拓海外市场、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结合起来，把反对霸权、防止地区冲突蔓延同提高我国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的影响力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应切忌斯大林“输出革命”和大国争霸的历史性错误，牢记我们过去超越国力和客观条件去援助兄弟国家的教训。总之，我国的国际地位是否稳固并且不断上升，主要是靠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而不是在全球事务中四面出击。
矛盾之九：中国在开放过程中强化国民凝聚力和国际思潮广泛渗透可能引起离心力量的矛盾
中国取得迅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全方位开放，这不仅是在经济领域，而且包括文化领域。从一个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变，往往会产生对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感的冲击，由此出现传统文化的断裂和国民凝聚力的下降。同时，由于信息传媒工具的革命，各种国际思潮的跨国界渗透力极强和传播极为迅速。它们往往与各种消遣娱乐、流行时尚等商业文化，或与某些影视音像、文学作品等文艺形式，或与跨国界的民族分布和人口流动，或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的交互网络，或与科技学术的交流和探讨等等方式结合起来，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由于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结构大变动的过程中，人们的利益配置也随之改变，常常引起一部分阶层、集团、部门和地区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同各种国际思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找到结合的共同点，进而可能引起某些离心力量的倾向发展。这就是国际思潮对国内稳定环境的破坏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和国内环境的不稳定性出现了同步化的可能。从战略上说，两种环境不稳定的同步化，正是西方敌对势力实行对华“预防性遏制”战略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国际思潮和文化冲突确实是中国在21世纪发展进程必须越来越重视的战略因素。然而，我们不可能重新回到封闭状态中去，也不可能强迫国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去认同或放弃某种文化或价值观。重新塑造中国文化的凝聚力的国民认同感，最根本的还是要以中国国力的强大为前提。最近几年海外华人对祖国认同感和荣誉感的显著上升，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市场在世界经济和各主要大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上升，使海外华人在其所在国的作用明显强化。中国文化本身也必须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对年青一代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最近几年中国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开始重新探讨中国文化的巨大价值并出现新的国粹继承热，说明随着中国新一代文化素质和鉴别力的提高，盲目崇拜舶来品和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正在失去市场。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将达到高度依存的水平，中国的主体文化与整个亚太地区的东亚文化圈的溶合也将达到历史上所没有的高度，从而可能为亚太地区形成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创造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反之，如果我们因担心国示思潮的破坏性而采取过分的防范措施，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这种因咽废食的做法可能使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信息流动受到阻碍，同时也会使新一代产生逆反心理，最终仍难以保持国内外两个环境的稳定性。
矛盾之十：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国家利益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矛盾
在处理以上九种矛盾时，都会产生一个普遍的矛盾，这就是在处理中国对外关系、保持国际环境稳定的过程中，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作为两个主要因素能否取得目标和手段的一致性。这个问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国际环境出现严重的不稳定或危机时常常会尖锐地、反复地出现。其原因仍然是在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上存在着差异。如前所述，我们所面临的基本国际环境是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各种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基本上是由西方大国根据其市场和战略利益所确定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并且不断扩大我们所拥有的份额，最终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的主要途径不是争取改变现有的规则和秩序，而是应当适应它们并在其中生存下来。只有当西方大国与我们的依存关系发生互相换位后，才有可能考虑对国际市场规则和秩序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令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深感不安的，并不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纯洁性，而是中国的国力强盛。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也不是来自我们的革命口号和经典理论，而是产生于中国高速增长的现代化模式。当我们证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使人类的四分之一人口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达到中等发达水平的富裕程度时，就是为广大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完全改变了“现代化就是西化”的结论，同时也在实践中证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科学性。美国一位重要的政治家预见，到21世纪中叶，不是由美国人来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而是由中国人来写关于美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这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但他至少清醒地看到了增强国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纯政治(High Politics)和安全领域，这个矛盾似乎显得更加复杂一些，但是它与国际经济环境中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一致的。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向中国施压主要是使用经济手段，他们也充分认识到经济制裁的压力远比意识形态的论战和军事力量的围堵要有效得多。尤其是当代的信息传播和军事高科技都是经济竞争力的集中体现。没有这些手段，任何理论的科学性都难以传播到国界以外的地区去，甚至在国界以内的传播都非常困难；任何军事力量都不可能实施远距离投放和快速反应能力，也当然谈不上捍卫国家主权和打胜一场局部战争。在国际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把意识形态标准放在国际战略的首位，其后果是导致经济崩溃、政权难以维持和外交上极端孤立。这类例子已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从他们和自己的教训中得出战略上的结论，中国的国家利益即以市场经济利益为主体、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内的各项合法利益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不可能也不应该出现第二、第三个基本出发点。简言之，凡是涉及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我们应当针锋相对，寸利必争；当几种国家利益交织在一起时，我们应当首先维护关系到长远、全局的国家利益；当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出现局部不一致时，后者应当服从前者。只有我们在战略上坚定不移地立足于国家利益，我们的对外关系和国际环境才有可能长期保持稳定。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