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玉章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史学论文,思想论文,吴玉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玉章（1878-1966年），原名永珊，号玉章，四川荣县人。他是我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同时又是学者兼师表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也是我国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分析研究吴玉章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对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具有一定的意义，并且，予我们今天亦不无借鉴和启示。
一
吴玉章“从小就喜欢历史”[1]，他的家庭也很注意对他进行历史教育。吴玉章回忆“长辈们常常给我讲一些岳飞、文天祥、黄淳耀等人的历史故事，我也喜欢读这类书文”。[2]十二、三岁时，他即与二哥吴永锟一道阅读《通鉴辑览》、《天（启）崇（祯）百篇》等书文，而且所受影响颇深。“每读到岳武穆、文天祥等人的忠勇事迹时，我们都极为感动，甚至潸然泪下”[3]。通过耳濡目染，吴玉章从小“就逐渐培养起一种崇敬‘忠烈’，鄙视叛徒的思想情绪”[4]，萌发了朦胧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辛亥革命失败后吴玉章组织并亲身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为了更好地从事革命活动，他毅然放弃了工科的学习，进入巴黎法科大学，而改学政治经济学，因而更多地涉猎了世界史，特别是西洋史。在这些历史中，吴玉章“尤其喜欢法国革命史”[5]，这段时期的历史学习对吴玉章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帮助。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吴玉章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对历史的兴趣更增加了”[6]。此时他很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但紧张的革命工作使他“无暇从事历史的研究”[7]。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吴玉章去了苏联。他首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室工作，后进入中国劳动者共户主义大学（原中山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吴玉章回忆“在学习过程中，我对于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特别有兴趣，也学得很好”。[8]在苏联期间，吴玉章“一方面潜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方面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些问题”[9]。吴玉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当他颠仆竭厥最后找到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武器——马列主义之后，他就执着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决定着吴玉章认识历史和研治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史学思想及其实践的形成、发展。这在吴玉章一系列著作、讲演和史学著作论文中都有鲜明体现。
对于史学研究应持什么样的世界观为指导，即决定史学思想的根本原则问题：是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还是唯心主义史学思想，上升到哲学高度，就是到底是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相反？在吴玉章的著作中，对这个根本性问题有着鲜明肯定的回答。吴玉章所主张所宣传的就是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
吴玉章认为，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来指导史学研究。他在《中国历史大纲》中指出，“我们要研究人类的历史，特别是有成文史以前的历史，只有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辩证法来作我们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10]。同时，他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他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事件所发表的言论和所作的决定都非常的宝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如果我们很好地研究它，就等于我们实际去学习唯物史观，实际去学习马列主义”[11]。因为“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事变中的真实联系，说明一般的运动规律。要能够正确地担负起这个任务，就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掌握研究历史的最基本的方法”[12]。他认为“研究历史必须与档案材料结合起来，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既有确切的档案材料，还要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13]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吴玉章在法国进行国际宣传活动期间，就对此深有体会地说：“历史工作者必须认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我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虽然很喜欢历史，但却不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对许多历史现象都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只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才有了科学的理解。因此我深刻地体会到，没有马克思主义便没有科学的历史，要想掌握历史科学必须首先掌握马克思主义”[14]。因此，吴玉章强调，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掌握了历史科学研究的钥匙，所以研究历史就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历史发展的过程进行具体地分析，指导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他说：“研究历史要从过去实际事变，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去找它的原因和发展规律，以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来观察事变，以科学的历史观来研究历史”。[15]
吴玉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的科学的唯物史观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各阶段历史的科学准则，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准则是一元的，均有其一般性、共同性。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在这个共同法则之外，另有一个途径”[16]。吴玉章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产生“一定有它的物质因素的存在，因为一个时代的大变革，我们必须拿出物质生活的矛盾来解释，而不能拿变革时代的意识来判断这个时代的变革”[17]。这个观点完全符合、也正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他强调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他在《关于〈中国通史稿〉第一编的一封信》中就认为它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写历史的尝试，材料丰富，叙述通俗”，同时又特别提出“必须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方法善为去取所有的材料”[18]。在对原始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吴玉章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他指出“恩格斯根据摩尔根数十年实地研究的结果，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部伟大的著作。恩格斯在这本书的原序上说：‘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执行遗言而作。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准备联系于他——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得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研究所得的结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结果的全部意义。须知摩尔根在美国那里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已由马克思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见解，并且他本着这个见解，在把野蛮期和文明期对照时得出了大致跟马克思所得出的相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研究所得的结论，看作是合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19]。总之，吴玉章指出和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的科学准则。
吴玉章在他的历史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联系和发展的辩证观点以及阶级分析的唯物史观。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两大总特征。列宁就说过：“如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20]。吴玉章正是始终坚持，反复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联系性。他说：“历史是连续性和因果性的，因此，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在评价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时候，就不要割断历史”[21]。那么“我们研究历史的态度，不仅要诚实的按照年代纪实，叙述其中个别的事实，正确的描写单个的事变，而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事变中间的联系表现出来。要遵守历史年代的连续性”[22]。而且吴玉章还从宏观的高度去把握联系，在他的《中国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中，吴玉章指出：“研究中国最近五十年的历史，也就是研究世界最近五十年的一部分历史”[23]。这是全面的研究历史所必备的科学的联系史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927年吴玉章去到苏联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有了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自己发展的过程，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特点，是人类能劳动生产，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劳动生产者发展的历史。历史又是一种科学，它是要发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的科学，尤其要研究劳动者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科学”[24]。吴玉章认识到“一切过去的历史，除了原始社会以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现在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主要地是研究阶级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是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25]。对阶级社会以来的历史，吴玉章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斗争的传统论述。
吴玉章特别强调历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吴玉章认为“历史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研究历史是不能偷懒取巧的”[26]，“历史既然是一门科学，而科学都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因此研究历史就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对此，吴玉章明确提出“事实确实，立论公平”[27]应当是研究历史应普遍遵循的座右铭。吴玉章认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对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因为“史实可信是科学的最基本的要求。一切正确的理论就是从可靠的事实中引出来的。如果史实错误，不管议论多么宏伟，也是站不住的。历史要求事实完全可靠，而不允许有任何的虚构和夸张”[28]。吴玉章从长期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深切体会到，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要做到“事实确实，立论公平”就“必须占有充分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史实务求其真实，评论务求其公允，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一定的成绩”[29]。
考察吴玉章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就不难发现，他的历史哲学思想：1，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坚持彻底的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2，坚持联系的和发展的、阶级分析的历史观；3，主张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党八股”。所谓反对党八股，按吴玉章的解释，“就是反对空洞地写出一些东西，或抄袭一些东西，或者牵强附会地写出一些东西来，这种党八股的作风……是最恶劣的，非科学的，……而尤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对于这种党八股的作风，更特别应该加以反对”。[30]
二
恩格斯曾经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31]。
吴玉章认为，生产关系作为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它的发展，即社会发展，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和动力。他说：“据恩格斯的意思，社会的发展，是以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为动力”[3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础，“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33]。这就是说，一切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植根于该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快地或慢地发生变革”[34]。因此，要认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其根本原因，必须先从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结论。吴玉章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史学研究实践中，严格遵循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并在其史学著述中用较多篇幅加以阐释。
吴玉章讨论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包括土地制度）与植基于其上的社会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和宗法伦理制度等上层建筑的关系。吴玉章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商汤时代，牧畜与农业并重，都市商业有相当的发展，阶级形成，阶级斗争已扩大，表现在发生了战争，需要国家来统治。所以汤的东征西讨和以后灭夏桀而有天下，所谓开征诛革命的新局面，我们应当认为是中国社会形成国家而进到奴隶制的开始”[35]。中国从商朝时进入奴隶社会；与井田制相适应的是“在中国分封极盛的殷周时代（纪元前约1400-300年）”；“秦本是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权……秦始皇依赖进步的商业货币经济的发展来组织完全中央集权的国家，必须要以这个国家的力量去消灭封建经济，才能有更进步的经济发展，造成强有力的国家。因为集权的国家，只有建筑在集中经济的阶段上才有实现的可能。只可惜秦统一天下不过15年，就被农民暴动及旧封建诸侯势力推翻，遂使封建余蘖绵延至今”[36]。自汉朝以来，中国政权组织形式就是“秦始皇的集权制与封建分权制的一种混合形式”，中国的国家政权当然是地主阶级的政权，而这个地主阶级也同其政权组织形式一样是“封建残余与商业资本混合的一个阶级”，因为“它是因土地可以买卖，可以私有，就变货币资本为土地，作为他生产利息的财产资本”，这种“财产资本的地主阶级政治”[37]就是在中国独特性经济制度下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当时中国社会，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商业资本依靠于封建势力而存在与发展，封建势力也利用商业资本来达到一些必需的目的。所以我们说：‘中国当时是一个封建社会’”[38]。今天看来，吴玉章对先奏及秦汉时期社会历史的分析未必正确，但这是吴玉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分析的初步尝试和初步探索。
吴玉章认为，中国的家族制度实际上是在“封建社会与货币经济发展的中间得到了一个畸形的发展”；中国的家族制度与中国货币经济（实即封建经济与商业货币经济的混合体）并行至今，它是封建的实质，这就造成中国独特浓厚的宗法伦理制度，“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了儒家的由家推广到国的一套伦理道德体系。这套思想为什么能统治中国许多年？主要是因为农村的经济体系在很多年并没有严重的变动，所以它的上层建筑也就没有很大变动，”由此“中国不但政治上多是腐败现象，而社会上亦多恶劣不堪的形态，它就是家族制度的另一方面。例如，发展了个人极端为私为家的情绪，消灭了为社会的公共心。拿‘个人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句成语可以表现出来。每个人都时时刻刻焦心于一人一家的利益，锢闭于自足自给经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甚至损人以利己，侵公以肥私，什么卑鄙龌龊的事都可以作得出来。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更不知有国家”。[39]所以，吴玉章说：“旧中国社会的保守性是很严重的。在思想上表现为儒家的伦理观念深入人心，支配中国思想界足有两千年之久。……这种牢固的思想统治是建筑在旧中国封建的宗法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它反过来又维护着旧的经济基础，使之不易于崩解”[40]。吴玉章通过透彻地分析中国社会和政治，而且通过土地关系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出路：“中国革命若要成功，非推翻财产资本的地主阶级不可；要推翻财产资本的地主阶级，非推翻小资产阶级的绅士及封建家族社会不可；要推翻绅士及家族社会，非推翻孔子的学说不可。而唯一的就是要推翻他的经济基础，就是说唯一的手段就是土地革命，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收归国有”[41]。因而吴玉章遵循并坚持“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影响的，思想意识是基础的反映，基础是第一性的，思想意识是第二性的”[42]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正如他1941年在阅读《中国通史稿》第一编后给吴亮平复信时指出的，在编辑有编年纪事的历史时，“每一朝代必定要先从它的经济发展情形说起，然后及于它的文明制度等上层建筑”[43]。
三
吴玉章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并形成他的历史人物研究的系统观点和理论，这在他的一系列回忆性的演讲和论著中，都有系统的阐述。这些论述都充分表现出吴玉章历史人物品评的原则：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及其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坚持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承认个人包括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
吴玉章旗职鲜明地批驳英雄史观，指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吴玉章认为，研究历史首先就要研究劳动人民的历史，研究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而不只是研究帝王将相、豪杰英雄的历史。既然社会发展是“人类社会自己发展的过程”，那么就必须肯定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所以社会革命的成功，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吴玉章通过总结“戊戌变法”的经验来说明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或决定力量，认为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任何活动都只能导致失败。“戊戌变法只是少数从封建阶级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光绪皇帝，用发指示、下命令的办法来变法维新，完全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结果失败了”[44]。辛亥革命也是因为“没有发动群众”[45]而失败的。
吴玉章从唯物史观出发，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也肯定了领袖人物、杰出人物的重要作用。吴玉章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史学原则与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是一致的。因为“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凡是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的重大历史事件，不论事情的成败利钝，也不论参加这一历史事件的人后日的是非功罪，只要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进步作用，只要是对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我们就要纪念他。历史是有连续性和因果性的，因此，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在评价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时候，就不要割断历史”[46]。这就给我们指出了，在研究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应该把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相结合。吴玉章认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当“欧美先进资本义……不仅完全丧失了以前的革命性、进步性，而且成为最凶恶的反革命力量了，可是在中国却还能找到‘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孙中山先生一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正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光明进步的一面，所以列宁称赞他‘是充满着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高尚精神与英雄气概’”[47]。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的历史主义的分析并联系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典型论例。吴玉章还详细说明了革命要成功就必须有坚强的革命组织，坚定有力的领导核心和始终站在时代前面的领导阶级和领袖人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获得彻底胜利，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使中国革命面目为之一新。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三十年的英勇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48]
吴玉章在史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中深切体会到研究历史，就必须充分研究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但也应该认识到历史人物的作用，这些历史人物作为创造历史的一员，在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也有其重要作用。吴玉章提出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遵循“时势造英雄”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原则。所谓“时务”，“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历史的潮流，客观发展的趋势。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而且也只能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正确地领导群众，推动历史前进。因此洞察‘时务’是一个革命家最重要的才能和最可贵的品质”[49]。并且，吴玉章强调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要实事求是，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吴玉章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正是遵循上述原则。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的研究上，就曾指出，孙中山先生一生之所以始终能够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其言行之所以始终能和历史进程保持一致，“可以从阶级的根源上和个人认识的根源上找到解释，也就是说可以从孙中山先生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以及孙中山先生个人的努力上来解释”[50]。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吴玉章史学思想中关于阶级社会的历史又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可以看到领袖人物代表或表现了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特性的观点。吴玉章认为孙中山先生一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正是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步的一面，正在于孙中山先生能始终识“时务”，因而时代也就造就了这样一位英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能够集中地表现在孙中山先生的身上。当然，这也同孙中山先生个人的广博学识、丰富的革命经验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分不开。而吴玉章正是认识到“历史是很复杂的……，看问题，就要学会看历史，看历史发展”[51]，认清“时势”，认清历史的发展趋势，因而也就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
四
吴玉章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所追求的并成为他风格的就是实事求是。他认为这是历史工作者所应该和必须具备的素质。“事实确实，立论公平”是吴玉章对待历史、研究历史所坚持的一个原则。吴玉章在历史研究中提倡实事求是，并强调要如实地反映历史，写出真实的历史来，正是充分地认识到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也给予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以巨大的借鉴意义。
吴玉章认为，研究历史不能厚古薄今，必须充分认识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和因果性规律。这是吴玉章的史学研究原则之一。吴玉章认为“我们研究历史不要厚古薄今，而要厚今薄古”[52]，因为“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自有阶级以来，又是阶级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53]。历史发展总是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离我们的时代愈近其借鉴意义就愈重要，而我们借鉴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自己的思想改造”[54]。所以，不能厚古薄今，而且“我们研究历史的态度，不仅要诚实的按照年代纪实，叙述其中个别的事实，正确的描写单个的事变，而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事实和事变中间的联系表现出来。要遵守历史年代的连续性”[55]，这是在更高层次上写出真实历史。
吴玉章指出，研究历史可以更好认识现实世界，可以更好地指导现实，为实践活动提供行动指南。吴玉章认为，如果以为研究历史只是单纯地研究以前的东西，这种看法是完全脱离现实的，如果以这种思想来看待历史及其研究，势必陷入历史贫困论的境地，陷于迷惑。因为我们研究历史“其目的都是为的对我们的人民进行教育，是面向现在，而不是面向过去”。[56]所以“我们研究历史，不能沉溺在学院式的研究中，而要从历史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以指导我们今天的革命事业”。[57]吴玉章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更进一步的阐发了他的这一“史学致用”的史学观。他指出，我们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更加注重现实，更好地认识历史上和现在的世界，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引以为鉴以更好地指导现实活动。所以应当把“现实的历史资料很好地整理出来，系统地叙述出来，作为教育人民大众的材料是很好的，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应当把这30年来人民大众站起来的斗争经过告诉我们年轻的一代，使他们接受这些宝贵的经验来继续发展革命的光荣事业……，近30年史更应当首先很好地研究，对于我们亲身看到，听到和亲身参加的现实的历史，记忆犹新，研究起来一定能更加强我们斗争的勇气和力量”[58]，这可以说是吴玉章“史学致用”思想的典型体现，同时也把厚今薄古原则很好地贯穿于他的史学研究思想的原则之中。
吴玉章强调指出，我们之所以必须实事求是的研究历史，就是要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革命斗争提供有力的武器和工具。吴玉章根据自身学习、研究和讲授历史的切身经验，“深深地感到历史是一件很有力的革命斗争武器。研究历史，可以使我们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获得进行革命斗争的知识和坚定我们革命胜利的信心”。[59]那么，“看问题就要学会看历史，看历史发展就是要历史的看问题，而历史是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60]是解放思想和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石，“人类社会的成员应当了解人类自身真正的历史，了解了劳动者被奴役及其被解放的历史，可以极大地坚定我们奋斗的信心和给我们以获得胜利所必需条件的知识”[61]。特别是通过研究历史可以使我们通过比较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人类最伟大、最先进的思想，是改造世界和进行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是改造世界，解放思想的科学工具和有力武器。
吴玉章通过自己在儿时受到的爱国历史故事的耳濡目染的经历，总结出历史科学是启发爱国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方法和工具。所以吴玉章自感所受影响颇深。“每读到岳武穆、文天祥等人的忠勇事迹时，我们都极为感动，甚至潸然泪下”[62]，通过耳濡目染，吴玉章从小就逐渐萌发出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中华几千年的文明，悠久发达的历史传统，正如吴玉章指出的那样，无论从哪个方面都能为当今的世人提供借鉴的极好材料，而“特别从1919年‘五四’以来近30年激烈的阶级斗争与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的历史，可使我国人民的爱国精神更为高度地发扬起来”[63]。所以吴玉章主张把历史材料，特别是近30年来人民大众站起来的斗争经过的资料很好地整理出来，系统地叙述出来，作为启发人民爱国心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材料。由此，历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中共中央在吴玉章六十大寿的贺词中赞誉吴玉章指出：“你是我党可贵的历史专家，你的广博的学识，你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忠诚的探究，你的坚毅不懈的努力，使你在这方面已有一定的成就，这对于我党和中国人民都是难能可贵的贡献。”[64]吴玉章给我们留下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述虽然不是很多，而且有的分析和论述不是十分精当和正确，尤其是语言表述还有时代局限烙下的深深痕迹，但他确实是我国和我党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治中国社会历史问题并为之进行探索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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