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社会——关于阶级分析现实意义的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阶级论文,现实意义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对于时代的判断不能脱离社会理论，它或明或暗地是以社会理论为基础的（注：参见汉斯·于尔根·彼林格《社会分裂和排挤的动力，社会理论与时代判断》慕尼黑2000年版。）。我们看到，大量描述我们目前社会及其可能发展趋势的新概念空前繁荣。为了能够回答阶级分析是否依旧有用的问题，人们从大量描述中提出了核心问题。
1982年在巴姆贝格举行的社会学大会上曾对于“劳动社会终结”的命题进行辩论（注：约阿吉姆·马迪斯主编《劳动社会危机，关于21世纪的讨论》法兰克福／纽约1983年版。）。从这个命题出发，一系列概念或者描述获得了特别的反响。就像“休闲社会”（舒尔采）这个主题词所反映的那样，与每个人的职业地位和他们的工作相比，业余时间行为与业余时间安排变得更加重要，相应地各种休闲小组和生活风格集团取代了以阶级为标准的社会结构。而“新的超级资本主义”（里夫金）根据这个形象努力适应休闲市场的需要，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过渡到了文化资本主义（注：盖尔哈德·舒尔采《休闲社会，目前的文化社会学》法兰克福／纽约1983年版。）。
关于“风险社会”的谈论获得了更大的反响（注：乌尔利希·贝克《风险社会，在另一种现代主义的道路上》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6年版。）。在这里，传统的（阶级）环境受到侵蚀的经验同样起到了核心作用。处于中心位置的就是“超越阶级和阶层”以及一种日益强烈的个人主义化发展趋势的命题，用一种使人震惊的概念描述了目前充满矛盾的发展进程。人们被迫要在日益扩大的活动空间和日益强大的客观强制之间、在自治和分裂之间、在继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和风险的民主化作用之间作出选择和决策。从“后工业服务社会”的概念中人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即相对于私人或者国家的服务业来说，无论涉及的是对人的服务还是对物的服务，大工业和物质生产总体上正在退居次要地位。（注：参见2000年第11期的《社会主义杂志》第52页关于“服务”主题词的解释。）
“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这样的社会描述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喜爱。就像服务社会是作为工业社会的对立概念设计的一样，上述概念考虑到目前令人吃惊的发展。新的信息技术和通讯交往技术，以及它们在整个经济领域（罗伯特·莱西谈到所谓知识经济）、在“直接生产”领域（居于领导的生产从汽车工业变为所谓新经济）、在超然于劳动的人们日常生活领域的应用，已经引起令人吃惊的发展。
关于劳动社会危机和终结的命题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已经开始谈论和描述“义务活动社会”。如果社会摆脱了劳动（这就是说，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越来越有可能提出选择替代方案、提供一种机会，使超然于职业劳动的义务活动，或者所谓的公民工作，不仅能够成为就业活动，而且还能获得社会承认。格哈德·施罗德所主张的“文明的公民社会”就属于这种方案（注：托马斯·布朗克和米歇尔·舒曼批评得很正确，这个概念把经济和劳动部门全都排除在外。）。
所有这些描述都在提请人们认真关注某种现实现象和社会进程。各种时代判断突出强调的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人们毫无异议。在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上说，人们要探索各种真相和假象相互交错的原因，并且要研究，这些为人们所偏爱的概念分别揭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什么特征？它们分别掩盖或者掩饰了什么？也就是说，要研究这些要素——经历、知识、通讯交往、风险、现代主义新的主体概念——是否能够描述和解释社会整体的各种关联。
奥斯卡·内格特曾经正确地提醒我们，在同“第二次现代化”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家进行辩论的时候应该回忆马克思的话：“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24、25页。）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人们在各自的社会形态中依靠什么进行生活？难道仅仅依靠体验吗？依靠他们的通讯交往？依靠他们的社会地位？依靠他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如同《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79页。）在历史中发生变化的就是这种获取生命过程的社会形式，以及能够满足人们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需求的手段、技术的和组织的手段。
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生活？这个社会始终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确定，可以说是一个“后福特主义”的、日益全球化的、以股东利益为标准尺度的、拥有比较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和调控制度的、拥有多种多样不同层次日常文化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劳动世界中，信息和知识的作用越来越大，服务业日益发展壮大，工业性生产劳动相对退居次要地位（注：有两本新近出版的资料十分丰富的著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本是吉阿约姆·比朔夫的《21世纪资本主义》（汉堡，1999年版），另一本是海涅·甘斯曼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慕尼黑，2000年版）。）。
二
以前工业劳动和传统的标准劳动关系曾经起过核心作用，现在这种作用受到侵蚀。上述设想并不能得出结论说，目前社会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是的，是资本主义，但是，是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这是许多关于目前时代判断的共同基本观点。
乌尔利希·贝克认为，“阶级社会概念”是一个再度复活的死范畴，人们用它来描述和解释第二次现代化的各种现象是很不适当的（再度复活的死范畴是现在还很活跃的死范畴，它在我们的头脑中作祟，阻碍我们对于现实的观察，它本身实际上却在日益消亡（注：《自由还是资本主义，对于社会的重新思考——乌尔利希·贝克与约翰·威廉姆斯的谈话》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00年版第16页。））。安东尼·吉登斯说：“今天谁也提不出替代资本主义的选择方案。”（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9年版第57页。）接着他提出了个人主义日益扩大，集体主义传统和团结互助的作用日益缩小的命题。他断言，并不是他一个人持有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曾经决定人们的选举行为和政治归属的阶级关系由于工人阶级的大量消失而发生了急剧变化。妇女大量地进入职业劳动，一种以阶级归属为根据的政治立场模式已经瓦解。”除此以外，从所谓的“物以稀为贵”的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变动显示了一种价值分配观念的变化，人们遵循的既不是阶级界限，也不是左与右的两分法。（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9年版第53页。）而且他还说：“实际上，所有西方国家中，长期以来人们的选举行为再也不与阶级归属相一致。一种非常复杂的图景取代了左右两极分化：根据经济坐标可以首先把选民划分为‘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立场，但是这种坐标只有很小的意义。与此同时，‘激进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立场的对立，‘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立却日益扩大。”（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9年版第35页。）
无论是贝克，还是吉登斯，他们都没有把目前社会描述为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社会。但是，这两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有时候甚至表述为“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无论如何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是一种与现代化相联系、无论贫富强弱人人都会面临的风险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内格特批判性地质问道：“在这个社会里，真正的富人——大股东、大经理、媒介明星，他们承担了什么风险？所谓的风险社会难道不就是一种稍加变形的阶级社会？在大众汽车厂，或者在汉诺威集装箱旁边的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为了保住他们的劳动岗位，拼命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突然有一天他们获悉，他们的所有劳动力都变得毫无用处，他们难道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风险承担者？”他得出结论说：“风险社会是一种构想，它符合传统意识形态的所有规则。它似乎使得所有人正在以同样方式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周期性威胁，这是一种客观假象。”（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9年版第25页。）
我们可以确认，毫无疑问，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变化。这场变化涉及到一切生活领域——劳动条件、日常生活、职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居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无论是广泛传播的日常生活意识，还是对于这种结构变化所做的广有影响的理论研究，都揭示出了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来说，十分典型的意识形态范畴。
三
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困、大规模持续性的失业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最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导致阶级理论的再度复活，这种阶级理论突出强调对社会冲突和企业冲突进行以经验为依据的阶级分析和研究的迫切必要性。
这绝不是一种个别的情绪，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时代是很残酷的，所以与生活风格相对立的强调阶级状况的观点再度得以广泛传播。“市场形势”重新成为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命题”。因为社会不平等关系今天变得更加复杂，部分已经变得不那么一目了然，所以必须坚持把阶级概念作为分析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不规则对立关系的“批判针刺”，并且要再度活跃起来（注：赖因哈德·克雷克尔《阶级社会终结前的阶级理论》，载贝格尔、韦斯特主编《旧的不平等，新的分裂》奥普拉登1998年版第39页。）。
为了把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原则重新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人们作出了形形色色的论证，这里不能一一列举这些论证。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一些例子作出说明。
第一，根据对于吉登斯（和许多其他人（注：例如斯泰凡·赫拉迪尔《一种前进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奥普拉登1987年版。））命题所做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检验。吉登斯的命题认为，选民的选举行为是与阶级立场相互脱节的。
第二，根据工业社会学的调查，依据劳资争执的过程研究工业劳动的变化，并且提出问题，由于出现这些变化，基本关系是否还保持依旧？
第三，根据关于精英与上层阶级新命题的研究。
第四，最后，关于社会排挤以及是否有可能因此形成一个新的下层阶级的辩论。
第一个问题，有人断言，对于选举行为来说，把阶级归属作为原因解释的说服力越来越小。瓦尔特·弥勒在一份关于“阶级结构与政党制度”的引人注目的基本调查中对于这种断言提出了挑战（注：《科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1998年。）。有人提出设想，不断推进的个人主义化和现代化导致了各种生活风格集团和小圈子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关键性的意义，并且导致个人价值爱好（传统主义／保守主义、现代主义／后物质主义）的选择具有首要意义。与这种设想相反，弥勒证明，德国人的选举行为并没有与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相应利益状况相互脱节。
“这个发现首先证明，在选举行为中阶级分裂并没有被取消，就像其他分析证明的那样。传统的（经济决定的）阶级分裂的基本轮廓稍微有些模糊，但是，它的基本结构保持不变，而且非常稳定。”“而新的政治（环境，个人自治，公民权，分散的、以基层为重点的妇女政策与移民政策——如绿党纲领所主张的那样）显示出了一种明显的阶级结构基础，围绕新政策的立场分裂至少可以看作是在新阶级和旧阶级之间的分裂。”
此外，就像格德托佩把人们划分为独立经营者、工人、农民一样（注：罗伯特·埃利克逊、约翰·哥德托佩《流动的常数，关于工业社会阶级流动的研究》牛津1992年版。），“服务阶级”也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总体上都是保守的。无论他们的利益，还是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的政治选择，都不是完全一致的，根据他们在职业结构中各自的地位，根据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利益而彼此不同，总之是很不统一的。
所以，弥勒很正确地把服务阶级划分为3个部分：行政管理服务人员（经理和高级管理干部）、专家（具有专业化知识的职业集团，专业化或者半专业化的职业，技师、知识分子、自然科学家与经济学家）以及社会文化服务人员。
这三部分人的政治方向彼此明显不同（在最近10年的发展进程中，这种差异进一步突出加大）。社会文化服务人员根据他们的阶级状况和利益状况大都倾向拥护所谓的“新政策”（也就是绿党），他们构成了绿色政治的结构核心。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的强大反差中人们看到，工人对于绿党特别保持了很大的距离。在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反差中，人们看到，同样是工人，还有小资产者、行政服务人员都对于绿党保持了很大距离。
这些例子都说明，在今天，人们不一定非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拥护与个人主义化命题相对立的阶级命题，并且进行论证。而且阶级理论家们从来也没有反对过以下命题，就是人们的生活风格日益个人主义化和多元化，这是现代的特征，即现代阶级社会的特征。
第二个问题，工业社会学。在80年代，人们曾经对于以前工业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方针十分冷淡，现在开始越来越多地对于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在这里，作为理由提出来，在企业和企业以上的工业关系中，人们公开选择了一种十分强硬的行动姿态。这表现在劳资协议政策的行动中，表现在共决问题中，表现在积极削减就业人员、“再度泰勒化”，以及其他形式强化劳动的发展趋势中，如进一步分割劳动范畴、缩短劳动节奏时间并使它标准化、撤销（部分实行）自治的革新小组等（注：诺贝尔特·阿尔特曼《日本企业劳动政策是革新政策吗？》载希尔施·科莱因森主编《劳动、社会、批判》柏林1998年版。）。
最近英国工业社会学家保尔·汤普逊发表了一篇内容十分丰富的文章，充分揭示了这种发展趋势。我们可以把他的文章作为对于这种冲突理论和阶级分析视野的再思考和它再度获得人们支持的典型例子（注：保尔·汤普迅《范式的变化还是变化的范式？在新的劳动世界中什么是新的？》，载《奥地利社会学杂志》2000年第2期。）。他的核心观点就是回忆马克思对于阶级关系发展动力的分析。“资本要寻找新的途径，把劳动力变成可以创造利润的劳动，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中的许多人对于范式变化的前景（从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或者从泰勒制转向革新小组劳动和参与制）抱着怀疑的态度，对于他们并不需要证明，反正都一样，所有的经理统治都是十分可怕的。马克思曾经谈到，对于资本来说，作为资本增殖的条件使生产手段不断革命化的必要性。资本不仅要努力对于技术劳动分工进行革命改造，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在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资本、劳动、国家都在一个范畴内采取行动，赋予跨国公司和跨国市场内部的劳动过程以具体的组织形式。”
涉及工业中的直接条件，根据哈里·布拉弗曼设想的传统控制理论，根据保持全部剥削关系连续性的劳资斗争，人们必然十分清楚地看到，劳动世界正在以决定性的方式发生变化。“技术劳动分工被彻底改造，熟练技术的范围和使用，以及协调合作的形式都包含了质量上全新的内容。”批判社会科学家必须能够说明，这一切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设法加强革新提高效益的努力如何导致劳动过程的新旧组织形式的结合，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结合？
保尔·汤普逊首先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合理化扩展到服务劳动的时候作出了这样一种区别不同情况的分析。并不是所有服务业都以同样的方式被标准化、泰勒主义化，就像食品快餐店一样。而在私人医疗保健和护理机构中的服务员、护理员、清扫员、修理员以及助理员，就像零售商业和饮食行业一样，过去曾经是明显的就业增长领域，在这里，至少还没有像生产领域那样强制进行合理化。他认为，电子话务中心作为证据，一方面证明了新的“电子血汗工厂”的出现，另一方面也反驳了它与创造性的知识劳动相等的说法。而这样一种“非知识型劳动”的增长恰恰就是在所谓“知识经济”中出现的。
以资本为动机的标准化压力和时间压力对于真正的“知识工人”劳动条件同样产生了影响。他们是工业中具有很高熟练技术的、创造性的、肩负革新任务的就业人员。汤普逊认为，现在越来越强调知识管理，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就连他们，高级熟练技术人员，用于创造性试验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地受到限制。“事实上，时间是知识劳动管理的核心。如果一个项目结束了立项阶级，就要对它设定的目标和完成时间进行严格的管理控制。除此以外，这种控制应该通过效率评估、项目监督、标准软件生产和自动化来进行。”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那种认为知识是不能与它的所有者（活的劳动力）彼此分开的说法是多么荒谬。就像今天人们反驳泰勒主义化命题所说的那样。
第三个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析和阶级理论分析再度复兴的另外一个例子，在社会结构分析发展趋势中就可以找到。由于新的矛盾、冲突和社会问题的爆发，关于阶级社会已经终结这个命题的可信度日益被打碎。伴随福特主义危机最初征兆的出现，同时出现了相反的观念。时代日益变得十分残酷。
以前人们就曾经对于进行中的变化做过相应观察，如在英国和法国对于社会排挤和一种“新贫困”进行过调查研究。在美国，有关于下层阶级的辩论，并且认为他们反映了社会面对的严重问题：某些民族、种族的部分居民，二等公民，某些没有被承认具有同等权利的公民，某些没有被包括在社会之内、事实上被排除在外的人们，他们都受到了日益严重的社会排挤（注：彼德·布雷默、诺贝尔特·盖斯特林格《城市下层阶级，德国城市中的新的排挤形式》，载《纲领杂志》（106号）1997年3月。）。由于在所谓莱茵资本主义中出现了曾经发挥良好作用的社会福利国家，大大推迟了新问题在我们国家开始出现的时间。一个相应的书名非常清楚地描述了逐渐渗透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意识。这就是《旧的不平等——新的分裂》。这个命题标示出在这里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富人、超级富人，另一方面是穷人、被排挤者。“上层和下层，里面和外面”同时表示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社会状况。这涉及到两个极化范畴的限定，也涉及到双方的相互促进和积累。
对于这场辩论来说，安东尼·吉登斯所做的区分也许会有很大帮助。他谈到一种双重的排挤，在社会地位纵坐标最上面是精英的“自我排挤”，最下面是被迫的、被剥夺一切重要参与机会的强制排挤。
事实非常明显，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再度加强了关于精英和上等阶层的谈论和研究。例如在美国，关于资产阶级放荡不羁的文化人（Bourgeois Boheminas缩写为Bobo）的多层面研究推动了关于一个新的上等阶层特点的活跃辩论。他们被描述为一种更加温和的精英，深受60、70年代反文化的放荡不羁知识分子的混合文化，以及资本主义基本公民价值观念的影响，就像80年代的里根主义分子和雅皮士所体现的那样。人们把布鲁克关于“Bobo资本主义”与1956年赖特·米尔斯关于权势精英的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实际变化还是理论概念都显示出决定性的差异。（注：参见赛巴斯蒂安·赫尔科姆《权力与生活风格，从权力精英到新的Bobo阶级》，载《社会主义杂志》2000年第10期。）布鲁克仅仅对于薪水很高的人，也就是上等阶层的成员发生兴趣。与米尔斯不同，无论是他们的社会威望与经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还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中下等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被涉及。
与此相对应，拉尔夫·达伦多夫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于社会结构从整体上进行观察研究（注：拉尔夫·达伦多夫《全球阶级与新的不平等》，载《美尔库尔杂志》2000年11月。）。他关于新“全球阶级”的思考首先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百分之一的人由于“新经济”、由于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而发财致富？他们包括在工业、银行、保险业高级职位上的年轻电脑奇才，还有媒介策划者，甚至一些教授、运动明星、流行音乐歌手、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畅销书的作者等。其次，这样一些少数人能否成为统治阶级？他们今天已经在给这个世界定出基调。“他们的价值正在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在这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绝对不是这个全球阶级所定基调的全部内容。崛起的新阶级正在散布一种乐观主义和希望的情绪。诸如灵活化、风险，这些具有双重意义的概念都被从积极的意义上加以运用。企业家始终积极鼓励主动性、创造性和革新精神。总而言之，“一个新的阶级正在形成，这就是全球阶级。他们建立在一种没有国界限制的新技术胜利成果之上。伴随这种成功，他们为21世纪初的世界定下了基调。这是在新经济的条件下私有者利益的基调，而且这还是对于新的机遇充满希望的基调，并且把它们与对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忧虑联系在一起。”
达伦多夫注意到了这个新阶级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乌尔利希·贝克和安乐尼·吉登斯，克林顿的新民主党和布莱尔的工党，事实上都出色地反映了这个全球阶级的利益。这种立场的吸引力正在扩大，他们把倒霉者的党变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集团的维护者。”对于达伦多夫来说，这些倒霉者是一件事情的另一方面。他们把一切消极弊端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低收入、高失业率、糟糕的医疗保健状况。对于他们来说，接受必要教育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已经被阻塞。这种由精英机构所划定的界限是很难冲破的。对于许多人来说，是终生有效的。于是就出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充满机会的世界，一个是被排挤者的世界。在一个由全球阶级定下基调的世界内，这种发展趋势的征兆越来越多。
达伦多夫用摩天大楼的比喻形象地描述这个社会。在向上行进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最顶层。有些人要继续留在下层。一些人始终未能进入大楼，进入底层。他们呆在大街上，在那里设法通过推销无家可归者的小报进行变相乞讨，或者在少数种族聚居区、贫民窟栖身。
第四个问题，我要谈的是强制性排挤的问题，并且对于如下问题进行辩论：在现有条件下，两极分化、边缘化和社会排挤是否能够导致形成一个新的下层阶级？（注：赛巴斯蒂安·赫尔科姆《社会排挤，新资本主义的面目》汉堡1999年版。）目前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关于社会排挤的讨论显示出一系列引入注目的一致意见。关于一种新式的社会排挤、社会分裂和社会矛盾的印象占据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它在横向上穿越了众所周知的阶层分化模式，并且与纵向的分裂相互重叠。如英格劳、罗森达、克罗瑙、杜尔、比林格等人的文章突出强调的那样。布德甚至因此谈论一种“横向范畴”（注：海因茨·布德《多余无用的人，横向的范畴》，载贝尔格、韦斯特《旧的不平等、新的分裂》。）。今天，从所有阶层和职业中都产生了大量“多余的人”、“并非必需的人”。与此同时，一个人从经理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实现一种“软着陆”，变成与前面所说的大众汽车厂工人，或者集装箱工人地位相等的人，这种情况显然也是十分可能的（注：乌尔夫·卡德利茨克《新的独立经营者，在专业兴趣与社会地位下降之间的困境》，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所《通报》2000年第12期。）。
所有观察者都强调，“上层和下层”是相互补充的，并且可能相互强化。同时也可能会由于“中心和边缘”、“内部和外部”的分界而变得界限模糊。因为存在某种过渡状态，“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说法一般说来是不正确的。处于首位的是劳动力市场的排挤，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社会标准的排挤。文化排挤、社会孤立、受教育机会方面的排挤、享受社会福利国家照顾和参与再分配方面的排挤。
所有参加排挤问题讨论的人都一致认为，所谓“某些与生俱来的天然特征”起到一种特殊作用。如性别、肤色，还有民族、种族、文化的归属，这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按劳取酬原则是尖锐矛盾的，这种原则声称，不仅私有财产，而且甚至是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都完全是个人工作成就的结果。
对于另外一个观点，人们也达成了广泛一致，即这种排挤具有一种持续发展过程的特点，也就是说，人们是逐步变得“多余无用”的，失业或者贫困时间、阶段的长短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社会排挤的固定化和长期持续就会导致形成一个“下层阶级”。就像瓦克匡特所说，在美国一些中心大城市形成了所谓高级种族隔离区。
除了这种排挤、排斥、排除过程的时间长短具有重要意义之外，人们逐渐更多地从空间的角度进行思考。这就是说，那些经历边缘化、贫困化、倍受侮辱的集团主要集中在城市贫民窟或者城市郊区。对此，许多城市社会学家做了重要的调查研究。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世界的贫困”。如一些法国社会学家所描述的。这涉及到许多城市的空间分裂，涉及到穷人和社会地位下降的人脱离他们已沦为贫民窟的住处，从中搬迁出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就谈到了空间限定的社会排挤的可遗传性。
还有一个观点人们也比较一致。就是说，这种排挤建筑在一种不利条件逐步积累的基础之上。在系统论的语言中，“排挤是一种跨越多种范畴的、累积的、顺序的网络化过程。是从多种职能体系中被排挤出来。”
作为第三个命题的辩论要点，也是向第四个命题的过渡，人们提出了阶级分裂与新的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自从福特主义危机以来，这种新的不平等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明显特征。在剥削与排挤之间作出明确区分，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注：马克斯·科赫《剥削与排挤，下层阶级概念》，载赫尔科姆《社会排挤》。）。
四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分析的社会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观点，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工作与财富的分配，长期以来并没有过时。在这样一个社会理论背景下，我们坚持这样一个命题，就是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并没有过时，但是需要在一些问题上进一步明确观点，进行一些扩充，进行一些“改造”——如果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
所谓明确立场，或者准确化（注：参见赖因哈德·克雷克尔《阶级概念与社会学关于不平等的研究》，载贝格尔、哈拉迪尔主编《生活状况、生活进程、生活风格》哥廷根1990年版。），首先是要公开地、强调地指出，对抽象的阶级关系，即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不对称的对立关系（作为某种矛盾对立所决定的经济范畴，资本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的阶级关系）与实际存在的、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阶级，在理论分析时要相互区分开来。如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样，或者如马克斯·韦伯把“社会阶级”区分为有产者阶级和劳动阶级。抽象的阶级模式与具体的阶级描述不同，它们并不涉及有生命的、“较大的人群集团”。在这里，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雇佣劳动与资本、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基本矛盾对立中所出现的仅仅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标示特征的面具”。
所谓扩充，主要是指经过经验论证和理论推导的观念，一方面是作为一种抽象、从经济上作出定义的阶级，另一方面是具体的阶级，如在一个特定国家、在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一个特定阶段、感性存在的、可以组织起共同利益的阶级，要考虑在两者之间如何进行调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著作对于阶级理论的扩充和细致划分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要求用阶级、阶层和不平等这些相反的概念来取代一体化，以便使人们能够更准确地调查具体原因和机制。对于马克思来说，对于这种原因机制的揭示起到了核心作用。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人们有意识地采取行动，在实践的经济活动中遵循他们的特定目标，无意识地生产和再生产出了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反过来又统治制约了人们本身。在发现这种并非主观故意造成的、纯粹客观形成的荒谬现象的时候，社会整体的象征性符号范畴起了一种突出的作用（注：皮埃尔·布尔迪厄《社会思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3年版第115页。）。特定的生活风格是“细致差别和不同社会地位”的表现形式和象征性的符号反映。它既反映了在地位（阶级地位和职业地位）空间的各种不同位置，同时又不断地再生产出这种不同地位。一方面是各种物质关系，另一方面是对于这种关系的观察（辨识）和符号性的描述（承认），而两者之间存在的中介关系绝对不是那么明显的，对此需要人们认真考虑（注：皮埃尔·布尔迪厄《细微差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2年版。）。
对于调查研究阶级结构、日常生活关系和社会活动来说，这种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它涉及的不是从制度上理解的限定关系，而是一种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区分出创造和改造，作为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的日常生活，它的结构化过程是流动的。这指的不是别的，而是说这种生活的外在表现不仅受到别的因素的限定和制约，而且也限定和制约了其他因素。特殊的社会关系的创造和改造绝对不是消极的、自发的发展进程，而是由受到社会结构制约的个人所采取的社会结构化行动。
布尔迪厄的生活习惯概念很好地总结概括了这种现有的反身观察和判断公式。它是以把观察者同时列入观察客体为前提条件的。在社会化的天平上，对于社会相应布局的观察和判断进一步加固了现有的差异和不平等。相沿成习的日常行为方式与其说是一种有意识的反映，不如说是一种客观条件的限定过程。但是，这并不排除为了更加合理地组织社会而采取有意识行动的可能性。首先根据日常生活美学、根据人们的品味、根据语言和肢体反映可以发现这种象征性符号形式及其不自觉地发挥作用的机制。借助它们的帮助，不仅能使阶级社会的明显差异，而且还能使许多细致差异合法化，并且不断地再生产出更多差异。
通过米歇尔·韦斯特所宣传的“生活世界的阶级概念”，人们考虑到了这样一种扩大的内容（注：米歇尔·韦斯特《历史公式与阶级集团图》，载《马克思主义革新杂志》1996年第27期第90页。）。对于阶级限定的利益状况还必须补充一种历史形成的内容，如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汤普逊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还要补充个人的气质和依存关系，它们构成一种小集团。重要的是，这些社会小集团表面可以列入一种纵向的阶级分层。但是对于这种阶级分层，不能仅仅作出单一范畴的定义，如经济阶级阶层理论所说的那样。这些社会集团构成一种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制约的纵向阶级分层，而这种分层又与“横向差异”结合在了一起（注：米歇尔·韦斯特《历史公式与阶级集团图》，载《马克思主义革新杂志》1996年第27期第90页。）。
五
如同现代化的获利者一样，所谓现代化的失利者也可以充任一种进步的改革纲领的社会依靠力量。这其中还有现代化的忍耐者，从发展趋势上受到合理化措施威胁、面临社会地位跌落危险的人。青年人谋求扩大受教育的机会，老年人谋求保持和扩大广泛的医疗保健政策和符合文明标准的老年保障，获得公正的照顾。他们必然对于向前推进的改革发生兴趣。因为他们不得不担心，一种不受约束的市场机制会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不断恶化。
被排挤出局的人、受到排挤威胁的人、“多余的人”、“无用的人”、“吃亏的人”，或者总体上说“三分之二居民社会”的下层，即三分之一的居民——传统上属于雇佣劳动者的队伍——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天生支持者”。从传统主义观点看来，这种改革政策是符合他们的客观利益的。必须通过相应的政治纲领和教育工作，才能使他们从主观方面拥护这些政策。此外还有所谓新中间等级的成员。首先是这样一些人，由于作为知识工人（无论是接受雇佣的、还是独立经营的）特殊的熟练技术和他们的思想文化倾向（作为60/70年代文化革命的一种遗产，像在美国的Bobo阶层的反文化倾向），使他们看到了可怕的社会、政治和生态生存问题，认识到理性地、持续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妇女也可以作为支持进步的改革政策的潜在力量。因为她们经受一种特殊形式的偏见和歧视，甚至仅仅由于她们的性别以及与这个性别相联系的、始终发挥作用的社会偏见。特别明显的是，她们在非全日制的、非法的劳动关系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照顾儿童的相应社会机构，所以她们的处境就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在前面说过，服务阶级也在分化。在电子话务中心也有卖力气的苦差。在旧工业经济中有再度泰勒化的趋势，而在所谓知识劳动中，在实践控制方面也出现了泰勒化的发展趋势，甚至涉及到了高级熟练技术工人。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把一些目标集团进一步具体化。
受歧视的人、被排挤到边缘地带的人、被排挤出局的人，这些下层阶级并非绝对符合标准。在某种程度上，现在还不能说他们就是传统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传统无产阶级当初曾是革命的或改良的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核心。现在，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为社会上的受歧视者集团造就了多种多样的活动领域。只有确立一种政治目标，才能使他们实现一体化。这个目标要从劳动集中性和他们特殊的社会特点出发，把替代资本主义的选择作为核心问题。为了使抗御资本主义的力量发挥作用，为了进行改革，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阶层联盟。必须克服在积极的就业人员和被排挤出就业体系的人员之间的社会分裂。只有广泛的改革纲领才能克服社会团结互助的瓦解和分裂。这个纲领除了要对于分配关系进行变革之外，还要突出强调重新组织社会的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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