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到后现代主义的“拟象化”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理论论文,物象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拟象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278 （2000）03—0020—08
青年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争论最为持久与激烈的话题之一。但长期以来，研究者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理解偏差：要么认定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历史观中最具有价值与意义的部分，要么认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思想中应当被超越的、不成熟的东西。其共同点在于，都是在人本主义理论框架之内来界定异化的本质，都用某种一成不变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概念的基本意义，而没有看到在其青年时代与中年经济学研究两个时期，异化概念是有明显不同的所指的；特别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成熟时期著作中马克思用以替代异化概念的物化理论的科学内涵。本文试图将马克思的物化理论更准确地表述为“物象化”理论（其语义是：现代社会发展具有着这样的自相矛盾的悖论特征，即一方面社会关系发展得愈来愈抽象化，另一方面则是其表现形式的越来越“形象化”、特别是“似自然物质化”，由此导致整个人类文化价值资源的愈益贫困化与虚无化），并在和当代西方社会批判诸理论流派进行广泛对话中，来充分理解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一、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及其当代西方的解释
Reification（Verdinglichung／Versachlichung）一词， 国内一般有两种译法，一译为“物化”，一译为“具体化”，对照其德文原文Versachlichen和英文词根reify，都有“使（抽象的概念等）具体化”之意思，并参考日本学者广松涉的观点，[1]（PP408—413）我认为， 将其译作“物象化”、“似物化”、“物喻化”等可能要比译作“物化”、“具体化”会更明朗确切一些。
按照一种权威的看法，“物象化”是指人的属性、关系和行动转化为人所生产的物的属性、关系和行动的作用（或者作用的后果），而物却变得对人独立（而且被想象为原来独立）并支配他的生活，也指人转化为物的一般存在，不以人的方式而按照物的世界的规律行动。物象化是异化的一种“特殊的”情况，是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和广泛的形式。[2]（P499 ）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没有物象化的术语与明确的概念，只有从一种绝对精神的外化、对象化、现实化角度来表述的异化思想。物象化概念的真正历史是起源于马克思。如果说异化概念曾经是青年马克思在人本主义哲学理论框架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哲学范畴，物象化概念则是成熟时期马克思在科学历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视野中，历史地批判性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及整个社会神秘化颠倒化现象实质的基本理论武器。请注意，异化与物化这两个概念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基本历史观上，其内涵都是有本质不同的。所有的异化理论，包括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都是以某种一成不变的人性假设为前提——如果没有原初的“本真状态”这一预设，也就没有了历史上所谓的人性扭曲与异化，也就没有了从某种完美无缺的理想人性出发，对现实社会罪恶进行批判的理论基础。所以，由此来看，所有的异化理论都是具有人本主义哲学性质的。另外，以人本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异化理论实际上都隐含着一种更加深刻的唯心主义的意识哲学基础。也就是说，在异化理论看来，世界之所以是异化的，是因为世界本来是人创造的，世界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外化或者物化，即人的意识思想文化的物质化现实化体现，现在却反过来统治人、主宰人、奴役人，这是一种从所谓人的“原初本质”看来“颠倒的”、不合理的现象。而马克思在成熟著作中所表达的物化理论则具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论视野与立场。在以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物化劳动理论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不是从某种完美无缺的道德理想与人性假设出发所看到的罪恶与堕落，而是其由于历史发展局限所造成的社会结构上的自相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征，表现为人的活动本质与社会关系本质的高度抽象化、社会化，而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在现实形式上表现为高度的形象化与似自然物质化。在这里，物化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人的先验、永恒本质的外化与颠倒性表现，而是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充分发展起来的，是抽象的客观的社会化关系的暂时的、历史的、颠倒的、神秘的表现。
概括起来说，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包括狭义即微观的形态，也包括广义的即宏观的形态。前者主要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特别体现在《资本论》第1卷的“商品拜物教”一节中。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作为一种本来平凡简单之物，何以能够变为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怪诞的幽灵般对象，就在于商品形式的奥秘——它在人们面前将它的本来抽象的本质，即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抽象劳动）表现为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而在《资本论》第3 卷及《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则表达了一种广义的社会物象化理论：认为物象化不仅是商品的特点，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及其一切范畴诸如货币、资本、利润的特点。在著名的“资本—利息（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表示（实际上掩盖）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倒立着的世界”。特别是在生息资本这个自行增值的价值，这个自动的物神或者拜物教身上，即在G—G'上，“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 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因为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资本的起源的任何痕迹；它不仅不再作为资本的一种派生形式，一种现实剥削的结果，反而作为一种本原的形式而存在，“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资本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的关系”。[3]（P938，P442，P57）在这种神秘的形式中，“物现在表现为资本，资本也表现为单纯的物，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全部结果则表现为物所固有的一种属性”[4]（P505）。作为生息资本的资本，充分地物化、 颠倒和疯狂！“物的主体化、主体的物化、因果的颠倒、宗教般的概念混淆、资本的单纯形式G—G'在这里被荒诞地、 不经任何中介过程地展示和表现出来了。”[4]（P548 ）在这里我们又读到了黑格尔以颠倒的神秘的方式所反映的绝对精神自身物化为现实的一章；也就是说，这真是一个精神（利息）生成现实（工资）而不是现实生成精神的过程，一个精神生成自身的过程，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笔下所描绘的纯粹的“能指”即符号本身生成现实、符号成为惟一的“实在”的“现实世界”！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第一个发现了马克思的物象化思想的重要意义，真正认识到物象化现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总体性与主导性意义。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第一节“物化现象”中，他首先提出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商品拜物教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一个“核心的”问题；正是由于商品的构成性功能而不是表现性作用，它才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了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虚幻的客观性”，一种独立地位，它似乎绝对合理，无所不包，乃至掩盖它的基本性质即人们之间关系的任何痕迹。这种物化现象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生活领域，而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能够比较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的学者，是日本的广松涉及国内学者张一兵（后者近些年在系统解读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的基础上，提出了“似自然性”、“物役性”、“拜物教”特别是“历史现象学”等概念与理论[5]）。 广松涉在《唯物史观原貌》一书中认为，后期马克思批判地扬弃了早期人本主义哲学理论视野中的劳动异化论思想，在剩余价值论理论视野中又将其改造成为一种“物象化论的逻辑”，这就成了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物象化论概念的基础上。所谓物象化，就是指人的物化、外化、对象化的意思，通俗地说，它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人自身的物化。人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奴隶、雇用劳动者，或者成了大机器的附属部件。这时，人完全成了不具有“人格”的同物品一样的存在物，即“人的存在完全采取了物的存在方式”的意思。第二，人的行为、活动方式的物化。人的行为、活动完全变成了没有独立意识的、受控制受制约的、被动的物的活动方式。第三，人的身心能力的物化，人自身所固有的能力好像从自身中流出来，被凝固、结晶在物体之中，即“人的主体能力完全采取了物体的存在方式”。请注意，在广松涉看来，马克思所说的“物象化”并不是近代以来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所理解的那种意识的外化、物化，那种主客观转化意义上的“物化”或者“异化”，“物象化”并不是主体性的东西直接变成了物的存在，而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恰好像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一样，被误看成是具有物体形象性质的东西，实质上这仅仅是一种假象。[1]（PP408—413 ）进而言之，理解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的关键在于，马克思认为社会现实作为客观存在物，与自然物质的本质不同就在于它是一种抽象的关系与结构：“一种关系只有通过抽象，才能取得一个特殊的化身”[6]（P87）；即它并不能够直接体现自身与现实性存在，而只能通过与借助于自然物质外壳来体现自身，于是就获得了一种似自然的客观的外观，成为一种神秘化的物质！正像马克思自己所说的，“作为一般对象，劳动时间只能象征性地存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前提恰好是：不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还是他的产品都不具有直接的一般性；他的产品只有通过物的媒介作用，通过与它不同的货币，才能获得这种形式。”[6]（ P120）在这里我们的确进入了一个虚幻的审美世界，一个颠倒的宗教的艺术的意识形态世界！对此，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伊格尔顿有过精辟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进入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视野。
在特里·伊格尔顿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整个社会物象化表现，是形式与内容相分裂，并且形式掩盖内容、冒充内容；现象与本质相分裂，假象掩盖本质，社会关系以自然物质的外观来对人进行统治；所以才有了主客观根本颠倒，人的实践创造的社会现实以似自然物的形态控制着人的活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最伟大特点之一，在于它揭示了物质生产的客观性与人的活动的抽象社会本质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尤其是揭开了社会关系的抽象本质与其具体化的、似自然的客观物质性表现之间的本质联系。问题不仅仅在于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客观的抽象的本质，发现了现代社会的非人格化的抽象性，发现了现代劳动及其价值的抽象本质；关键在于马克思发现了它们暂时的历史性特点，发现了一种以非历史面目出现的似自然的客观的物质性合理性特征，一种“伪具体”特征——社会的客观抽象物可以具体化为似自然的客观物质。所以在社会关系的物象化问题上，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它的美学意识形态特征。如果说马克思的著作中对抽象化和具体关系问题作了专门研究，而且研究得特别集中深入的话，那是因为他把商品的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学层次上。商品是一种真实的人工制品的可怖的漫画，具体化为特殊的客体，又具有致命的反物质的形式，既是愚钝的物质又是难以理解的幽灵。借用德里达的著名比喻：商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抽象的具体化特征，即物象化特征，“是一种超自然的和自相矛盾的现象性，是不可见物的隐秘的和难以把握的可见性，或者说是一种可见的未知物的不可见性”。一言以蔽之，它是“隐形者的显形”，一种没有现象的“物品”！[7]（P209）商品是一种精神分裂与自相矛盾的象征， 仅仅是一种象征，一种意义与存在都完全不一致的统一体，以及仅仅作为外在形式的偶然负荷者的感性存在。作为纯粹的交换价值，商品删掉了物质部分，作为诱人的气韵化的对象，商品炫耀它自己的惟一的感性存在，展示了一种虚假的物质性。但这种物质是一种抽象形式，堵塞了具体社会关系的自我生产。一方面商品升华了这些关系的物质内容；另一方面，它用虚假的物质密度来掩盖它的抽象性。从它的神秘主义，以及它对于物质的偏执敌意来说，商品是一种形而上学唯心论的仿制品；但是作为偶像，它是典型的退化的物质。[8]（P200 ）阿道诺也发现：“马克思已经表达了作为批判产物的客体的优先地位同现存的客体的讽刺画、商品特性对客体的歪曲之间的差异。交换作为一个过程具有现实的客观性，但同时在客观上又是不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必然产生一种虚假意识，即市场偶像的原因。只是在讽刺的意义上，商品交换的社会的自然增长才是一种自然的规律。”[9]（P188，P356 ）他进而指出了物化现象的美学特点。在他那里，物象化被概括为艺术的“似物性”（thing-like）特征，认为“物象化”属于艺术的精髓。他深刻地看到，艺术作品只要想保持一种自律性，就无法摆脱被物化的命运，因为它总是要借助于物质载体来表现自己，所以在艺术的物象化与社会关系的物象化之间有一种同谋关系。[10]（P176）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伪（反）美学”的世界！
深受青年卢卡奇与海德格尔物化思想影响，原捷克哲学家卡莱尔·科西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包括经济生活表现为一种现象与本质相分裂、主体与客体相颠倒的“伪具体性”特点，表现在：“这些现象以其规则性、直接性和自发性渗透到行动的个人的意识中，并获得了自主性和自然性的外表。……这些客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它们是自然环境，使人无法直接看到它们是人的社会活动的结果。……伪具体的世界是一幅真理与欺骗相映衬的图画。”[11]（P14 ）辩证法的任务是要用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方法来摧毁这伪具体的世界。对于辩证法来说，“这些现象之所以是伪具体的，不是因为它们是实存的，而是因为实存的表面自主性。在摧毁伪具体时，辩证思维并不否认现象的存在及其客观性。辩证法只是通过指明它们的中介性来扬弃它们虚构的独立性”。[11]（P7）
二、当代西方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物象化特征的批判
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物象化理论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波及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海德格尔就是一个受其深刻影响的著名代表。如他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的结尾处便通过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据法国哲学家L ·戈德曼的考证）而接受了现代社会被物化力量统治的基本事实。而在其晚期著作中，物化问题再一次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只不过，在这里海德格尔使用了一个词意上更接近于马克思的“物象化”概念本意的、足以反映现代社会本质特点的新范畴——“图像化”。[12]他认为，现代本质的转折过程包括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世界主体，而世界图象化并非是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象，而是指世界被观察与统治世界的现代技术仅仅把握为“图象”，而没有了本来的形象与意义了。现代的基本进程表现为人类作为世界主体将世界作为人所绘制的一幅图画而被主观地构建与控制、征服的过程，而不像在中世纪，世界是作为上帝的构造物而被人类所承认与崇拜。[9]（PP72—93）与此种“图象化”理论很相似， 法国的居伊·德博特（Guy Debord）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包的、像橱窗展览似的“景象社会”。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就是一个展览景象的社会，景象并不是图象的汇集，而是以图象为中介的人际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与空间通通都不是“自然的”，而是被展览出来的“景象”。景象不可以被看作是对世界观的一种误用，即不是大众化传播图象技术的产物。它毋宁说是成为真实的世界观，是转化为物化的世界观。它是已经变为客观化的世界观。景象是不真实的现实的核心——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其中的“真实”无非是荒谬的一瞬间。景象是宗教幻想的物质化重建。[13]
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对当代的影响，不仅在于它从一种比较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扩充为一种较为宽泛的、对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和政治的批判理论，而且被广泛地运用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文化学研究领域，变为西方所谓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一种基本的经典来源。例如，美国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大师詹姆逊便认为，马克思和20世纪西方最为伟大的思想家一起为揭示现代社会存在的自我分裂矛盾特征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解释范式和方法论。在詹氏看来，共有4 种公认的现代性或曰“深度解释”的基本模式，它们包括：一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现象—本质”二元分析模式；二是弗洛伊德的“明显—隐含”二分模式；三是存在主义的“本真—异化”二分模式；四是索绪尔的“能指—所知”二分模式。[14]（P201—203 ）根据并综合以上所列四种基本方法，詹姆逊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特别是文学发展概括为三个基本阶段：现实主义（18—19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19 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后现代主义（20世纪50年代至今）。在他看来， 正是由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的物象化特征及其统治力量，不断导致了西方世界内部的分裂与分化，才引出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差别的文化发展。从现代语言学角度来看，世界本来应是由所指（主观意义世界）、能指（物质符号、声音、图象、数码等等文本本身）与参符（即能指与所知所涉及与指明的外在现实）三个部分所组成的有机整体；但物化的统治力量却像酸性腐蚀剂一样不断地促使这个统一世界不断瓦解与消失。如果说在现实主义文学时代，物化的统治力量已经将前工业社会传统的规范消解，将外在的自然界的神秘性魅力破坏殆尽，现实世界变成了纯粹的客观的物的世界；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物化统治力量的进一步膨胀与发展，这种消解作用进一步扩展到对现实主义本身的消解，表现在开始将作为参符内容的客观现实加以消融，现实、参照物世界、日常生活虽然仍然存在在现实地平线上，但却不断萎缩如同衰退期的恒星；而那些本来是由现实派生出来的符号与意义世界却不断地异常膨胀，仿佛一种半自动生成的流动体。也就是说，在整个现代主义文化时代，世界只剩下了一种意义与符号，现实消失了！而这种物化统治并没有因此消失影响而继续腐蚀着这个已经残缺不全的世界，最终的结果是，不仅现实即参符本身消失了，而且连表面上独立的抽象地表征着现实的主观意义世界即“所指”本身也被从语言中排挤出去，整个世界只残余着一种没有意义、没有现实的自动的符号（能指）本身。[15]（P284—287）我们已经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金融经济、 信息经济膨胀的“现实”中看到了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学特征。假如说，18至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聚焦点是忠实地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现代主义作品旨在表述一种强烈的主观意义与愿望，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则是一个纯粹的图象与符号的世界（我想我们都可以从今天广告文化铺天盖地，电子货币称雄世界，因特网络的那种煽情迷离的、没有具体位置感（no sense of place）的、 纯粹虚拟的空间中读到了这样一个高度符号化、文本化的世界），真可谓是自然消失、意义隐退、符号狂舞、事实虚无、信息膨胀……，这真的是一个“影象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的时代。[16]（P18）
詹姆逊显然认同马克思的物化理论意义，他批判性地揭露了后现代社会的“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实质；而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则是在一种近乎“零度写作”的客观水平上，默认了物象化理论的积极的解构功能与历史作用。如福柯，便从回顾近代以来西方所谓基本知识型断裂性转换过程入手，来确认并客观揭示了西方当代文化的全面物象化基本事实。在福柯看来，在西方思想史中，决定性的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突变”，就是“将语言置于表象之中”，让词语完成的任务就是作为透明的、明确的符号来再现构成“现实”的“事物”。这种话语表面上是仅仅对现实事物的“再现”，实际上背后却能把它自身的形式变成构成现实的含糊内容。这种启蒙叙事导致了语言与现实的完全脱离、乃至当代的语言单纯指示自身而不代表任何现实的知识型。后现代社会学家让·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在继承福柯思想的基础上，认为从映象（记号／符码）与现实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经历了四种映象秩序：（1）在中世纪，符号反映了现实，出现了神学；（2）在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前，出现了自然法与自然价值律这样一些人造秩序，这标志着符号构成现实即“拟象化”（Simulation）的开始；（3 ）工业化时期，出现了工业价值律与技术和机器生产构成的新现实；（4 ）在当代，这时出现了一个纯粹的拟象或者图象化秩序，一个由通讯网络、信息技术、传播媒介和广告艺术制造出来的种种模型所构成的世界，这一秩序服从于“结构价值律”。总之，这个过程可以作这样的推理与概括：（1）符号首先被看成是一个宏大现实的反映；（2）宏大现实被遮盖起来，使之非自然化；（3）把宏大显示的缺席再遮蔽起来；（4）与任何现实都不再发生任何关系，它成为自己的幻象。[17]（P218）布希亚着重分析了最后一种秩序，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三种人造的即拟象化的现实。在他的拟象化理论看来，后现代社会的首要特点是“拟象化”，在这里，“拟象”不再是对一个领域的模拟、对一个指涉性存在的模拟，或者是对一种本质的模拟；拟象不需要原物或实体，而是以模拟来产生真实，这是一种“超级真实”（Hyperreal）。 拟象的时代也就是一个信息和符号的时代。拟象过程创生了类象（Simulacra）， 类象就是“客体或者事物的同类复制”。拟象不同于虚构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将不存在的变成存在的，将想象变成真实，符号与现实彻底地融为一体，人们越来越难以分清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拟真实的。这是一个“自我指涉的符号世界”。在这里媒体不再是真实之镜，而是变成了这种真实本身，甚至比真实本身还要真实——一种在幻觉式的逼真中雕塑而成的真实。问题已经不再是迪斯尼乐园越来越像美国现实，而在于美国的社会现实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像迪斯尼乐园！（注：有关以上所列的布希亚的观点，我这里主要参看了夏光《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新视野》一文（载《国外社会学》1991年第4期第25～37页）； 并参看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0～489页）。）这大概真的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拜物教现象发展的极致！当然，我们也听到了现代西方社会学阵营内部的不同的批评声音：“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媒体并不反映现实，反而在某些方面塑造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媒体制造了‘超现实’的自主的王国，其中的符号和意象就是一切。”[18]（P28）也就是说， 并不是符号本身创造现实，而是符号正在破坏着、消解着旧的现实，但同时却也在表现着那些超越具体的自然界限即时空限止和超越地方性民族性特征的、统一的抽象的全球化的新现实！也就是说，物象化的膨胀并不意味着社会关系的客观本质的消失。
由以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当年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历史特征与实质所提出的“物象化”理论，对于现代西方众多思想家与众多学科领域所产生的深刻的广泛的具有创造性的影响。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对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的运用都是在大大地扩展的意义上进行的，也就是说都或多或少地脱离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理论基础与具体的原初语境，脱离开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立场；而要么重蹈了近代“前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哲学与意识哲学的异化理论的旧辙，而要么陷于将文化的物象化现象看成是纯粹自生的自我决定的东西的审美幻觉，犯了文化决定论与符号决定论等隐性的现代唯心史观错误，而在实质上回避与掩盖了资本主义整个社会被物象化统治的深刻现代经济根源，特别是其中的生产关系根源这个最为重要与基本的问题，从而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走出困境的门径。虽然许多当代西方思想家在分析当代西方文化与社会弊病方面比马克思还要深刻、准确与精辟，但这种对当代微观问题、具体问题分析解决上显得非常高明的“后形而上学”，这种非常精致的“象牙之塔”中的学问，是无法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这种抓住了现代社会根本问题实质与解决问题根本方法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
收稿日期：199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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