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人是自然“霸主”的误区——析莱斯《自然的控制》的理性意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论文,人是论文,霸主论文,意向论文,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学马克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最新趋向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莱斯和本·阿格尔等。就前者而言，目前学术讨论较多的，是莱斯在1978年所著的《满足的极限》一书，而他的另一本书——《自然的控制》却较少有人关注。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把“控制自然”这一普遍流行的习常观念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了批判性的深刻剖析。本文拟就此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
一
对控制自然观念来源的透彻分析，是莱斯《自然的控制》一书的特色和深刻之处。在他看来，早在远古时代的神话中，就有人们根据自己的创造力发明了机械装置并企图把握它的说法，这可以看作是控制思想的最初萌芽。然而控制自然观念真正被人们广泛接受，还有着两个非常深刻的思想根源：一是基督教，二是培根。
莱斯认为，目前我们对自然的态度，离开了深藏于基督教教义中的对自然的明确态度，是不能被历史地认识的。精神和自然的两分是基督教历来的传统，而且精神显然是优于自然的。人处于上帝（精神）和自然之间的中间地位，而在所有地上事物中只有人才具有精神。因此，莱斯指出：“被设想为胜利地控制了自然的科学似乎只是在自然地完成圣经关于人应当是地球的主人的允诺。”①在圣经中，上帝创造万物，人类由于具有有限的精神而被上帝赋予地球的主人的权利。许多基督教神学家力图证明，由于人具有理性和知识，人对地球的统治权并没有因人的原罪而丧失。因此，莱斯说：“这样，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的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控制自然的思想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根源了。”②基督教是影响西方文明意义深远的意识形态之一，也正是借助其在人们心中的广泛影响，控制自然观念才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流传下来。那么，后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怎样脱颖而出，与现代的科学持术相结合的呢？
以科学和技术进步的结果来确证控制自然，这正是培根的贡献。莱斯写道：“人们无法想象，统治自然的观念竟如培根更早期的著作一样有力地震动了他后来读者的思想。在另一方面，控制自然的观念被视为培根世界观对一个长久时代的杰出贡献。”③在培根时代，统治着欧洲思想意识的基督教力量仍然十分强大，所以培根不可能把控制自然的观念一下子转到科学和技术上来，而是采取了一种在宗教逐渐减弱的影响下很容易世俗化的方式，他把科学和宗教并列起来，也就是信仰和理性并行不悖，他指出：“人由于堕落而同时失去了其清白和对创造物的统治，不过所失去的这两方面在此生都可能部分地恢复，前者靠宗教和信仰，后者靠技艺和科学。”④在培根所处的那个时代，科学、技术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发展，而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控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因此培根实际上更坚信通过科学的进步控制自然的观念，而保留上帝的存在只是更容易被广泛接受。
把控制自然和科学发展相结合，加速了人类对自然的实用的开发和统治，可是它在今天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则是培根始料未及的。莱斯指出：“通过一种类宗教的形式为科学进步的辩护，他赢得了人们对新的控制自然观念的广泛接受，同时他又不自觉地为后人制定了一条使这一思想逐渐的非宗教化的路线。”⑤控制自然观念发展的结果是彻底剥开宗教的外衣，人类不再依赖上帝赋予的统治权，而是依据科学，依赖人的理性直接对自然实行“控制”。如果说，在基督教教义中，人类统治自然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那么，到了培根那里，人类之所以能够统治自然，是因为人具有知识和理性。“知识就是力量”（权力），这是培根的名言。理性使人优于自然界，弘扬人类理性的力量是从培根以来一直到黑格尔的哲学传统，这对于突出人在整个世界中的“霸主”地位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由于屈从于实用的目的，理性与技术相结合，变成了控制的工具，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反而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极大破坏，这种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也就是说，以往的崇尚知识、高扬理性是走了极端。对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的批评来自各个方面，如存在主义诸流派突出“生存问题”，波普尔以证伪理论为核心的批判理性主义，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以及后现代主义，都对这种理性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批判乃至否定。莱斯的《自然的控制》一书是从生态学视角出发来探讨问题的，由于控制自然观念同崇尚理性的思想传统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对莱斯关于控制自然观念发展的深刻剖析，我们也应从批判理性这个逆转的角度来理解。
二
对于控制自然概念内在矛盾的分析，是莱斯《自然的控制》一书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应该说也是本书的思想重心所在。莱斯是通过科学、技术、控制三者之间的关系来揭示控制自然与控制人，控制自然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的。
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统治的关系问题，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所探讨的主题。在他们那里，启蒙指的是“致力于把人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并确立其主权的最一般意义的进步思想。”⑥他们认为，启蒙的目标或动机是借助知识以确立人对自然的霸主权力，启蒙是极权主义的，它要求自然服从人的统治或支配。而人对自然的控制或统治是凭借技术来实现的，对自然的控制的最终结果导致人对人的控制，这就是启蒙精神自身发展的辩证法。
莱斯控制自然的思想受到了霍克海默等人的启发，关于这一点。莱斯自己在书中也作了醒目的强调，用了较多的篇幅引述霍克海默的思想。启蒙的实质是“世界的非神秘化”，它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最初它同传统的宗教神话作斗争，接着它采取了反对宗教和哲学神秘化的斗争形式，它的最发达的阶段就是实证主义阶段。启蒙的这种非神秘化的持续不懈的努力，以除掉世界的一切内在目的而告终。也就是说，衡量人之外的自然的唯一尺度就是可证实，对人有用或倾向于对人有用，世界本身没有任何目的，只有人的自我保存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因此，莱斯指出：“启蒙的辩证性质只有在这种高级层次上才变得清楚起来，一切其他目的都被从世界中驱逐出去，只有一种明显的和基本的价值保留着，自我保存……可是令人困惑的事实仍然是适当的安全（作为自我保存的目的）从来没有达到，无论是对种还是对个人，有时似乎实际上是在减少。因此为控制而进行的斗争趋向于无尽无休地进行而且变成了目的本身。”⑦理性在这里变成了控制的工具。那么，推动控制自然的历史动力究竟是什么？
很明显，为生存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它既表现为特殊社会内部的冲突也表现为全球规模上社会之间的冲突——是控制自然的关键动力。目前，这个目标正被无限制地延伸下去，这样做的结果就使整个社会对个人的权力稳步增加，并通过日益增长的对自然的控制来实行。从外部来看，这意味着控制、改变和破坏自然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大，从内部看，这意味着用暴力和非暴力的方法操纵意识，扩大社会对人内心生活的控制，在这两方面控制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极大地扩大了。
因此，对自然的控制、对人的控制和社会冲突三者之间是紧密相联的，莱斯对三者之间关系的揭示使控制自然概念的内在矛盾突现出来。实际上，只要生存斗争存在，控制自然就不可能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它必然会超出这个范围，使冲突扩大化。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社会冲突是人对自然的控制和人对人控制的中间环节。由于社会冲突的存在，一部分人利用控制自然来控制另一部分人，反过来对人控制程度的加深，又重新导致社会冲突加剧和更大范围的对自然的控制，三者是互为因果的，而且这个循环将无止境地进行下去。因此，由于企图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进行的斗争趋向于从局部地区向全球范围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和对人类生存的威胁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对控制自然内在矛盾的考察必然引导对生态问题的关注。
此外，莱斯还谈到了把利用技术对自然的控制和政治控制结合在一起对人们所造成的压力，这一点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曾经作过深入的研究。
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之后，马尔库塞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给予的极大的关注。他同样看到了在当代技术社会中，对自然的控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与霍克海默一样，马尔库塞认为，“对人的统治是通过对自然的统治来实现的。”⑧“在剥削社会中，对自然的损害加剧了对人的损害。”⑨他特别揭示了文化与工业相结合所造成的对人内心的操纵和控制。这些思想对后来的莱斯和整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还包括弗洛姆后期，都注意到了控制自然的当代问题，他们都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提出了批评，但在霍克海默的阐述中，这还是一个思辩色彩很浓的问题，他对技术与理性相结合的工具理性的批判，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围。而马尔库塞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较多带有社会批判的味道。当莱斯在“自然的控制”的标题下阐述这个问题时，就把这个问题具体化了，具体到人和自然的关系，这就和生态学结合在一起了。霍克海默等人主要是从批判理性的角度来理解控制自然与控制人，控制自然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的，勿庸讳言，莱斯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批判理性的传统，但他更多地把目光投注到控制自然以及控制自然的后果上，这也是作者写作此书的主要动机。
莱斯对控制自然内在矛盾的分析还不止于此，他还批判分析了舍勒关于控制学的思想。舍勒在他的《知识的诸形式和社会》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知识就是为了控制。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的斗争都服从于实用的目的——维持自我生存。为使环境服从人的目的而发展出来的各种技术，舍勒就把它称之为控制学，在舍勒看来，现代科学的实质就是控制学。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预先倾向于控制的目的？在这里，控制的含义到底指什么？
这些问题的提出表明莱斯并没有停留在舍勒原有论述的基础上，而是继续向前走。“控制”在人的生活领域的实施受到了挑战，因为社会生活是由有目的的人构成的，而人的需求在社会斗争的条件下是矛盾的。由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激烈的社会冲突，每一方都迫使另一方进一步改进科学技术，进一步加强对自然的控制，莱斯认为：“在追求自然的意志中所反映出来的目标，不是各种目标和目的的简单集合体，而是包含着相互矛盾的部分的整体。舍勒的基本错误是只研究整体对强力的追求而没有进一步分析它的相互冲突的成分，后者是理解追求控制的历史动力的关键。”⑩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人对自然的征服”或“人对自然的统治”，因为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这里的人都是指人类整体。事实上，人类作为整体来控制自然的目标还远未实现，有的只是单个社会集团或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和需求来控制自然，由于社会冲突的普遍存在，一部分人必然通过占有自然资源来控制另一部分人。因此控制的真正对象不是自然，而是人。人类共同控制自然的概念是虚假的。这样，莱斯揭去了掩盖在控制自然概念上的蒙蔽的面纱，他通过对控制自然真实动力的分析，得出了与霍克海默相同的结论：控制自然的实质是控制人。
莱斯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作用承前启后，对以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阿格尔就明确指出：正是莱斯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规定了条件。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主要介绍了莱斯的著作《满足的极限》，实际上它正是以《自然的控制》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在这里，满足的极限实质上就是对自然施加控制的界限。以往我们总认为技术是万能的，对利用技术控制自然以满足人们需求的期望越来越高。对控制自然的深入分析使我们看到，自然资源是有极限的，对自然的高度控制和利用已经引起了毁灭性的后果，某些不能弥补无法修复的生态创伤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因此必须调整我们的期望取向。阿格尔正是在莱斯的满足的极限及马尔库塞的需求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自己“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他还据此提出了建立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把北美的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等主张。(11)从一定意义上讲，他的工作进一步展示了马尔库塞和莱斯在生态政治方面所隐含的贡献，从而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高到经验阶段。
三
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批判分析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一贯传统。他在“自然的解放”的标题下回顾的自然观念发展成为意识形态的过程，试图通过揭露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外衣，使其改变原有思维方式的要旨突现出来。
控制自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形成之初和发展的一定阶段，控制自然的观念鼓励人们抛弃旧的科学和哲学教条。事实上，这种观念对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自然，开创人类的美好前景是人们长期沉缅的一种梦想。到了20世纪这一观念的作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是创造性的观念变成为贫乏神秘的教条，人们只是无休止地重复它的优点，而看不到它同持久的社会冲突之间的联系。因此必须拯救出这个概念的合理之点，这就是重新解释控制自然概念，重新解释人和自然的关系。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12)
莱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新解释标志着一种现代思考方式，这与德国著名学者汉斯·萨克塞的思路是一致的。萨克塞也认为：“自然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从敌人到榜样，从榜样到对象，从对象到伙伴，这就是我们的答案。”(13)生态学的观点是从相互关联的角度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不是为人而存在的，人对自然也负有责任。这种观点反对人道主义传统中的“人类中心说”。“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这种学说虽然容易让人理解，但这毕竟是一种粗浅的推断。”(14)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也不应该是自然的“霸主”，人与自然应是一种伙伴关系。自从柏拉图以来，欧洲哲学传统一直是理性的传统，也是人类中心论的传统。普罗泰戈拉早就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经验论者洛克也认为，理性是我们最高的法官，应当指导所有的事物，启蒙的结果就是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类利用科学实现对自然的统治，从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然而旨在征服自然的理性走向了它的反面，就成了工具理性，极端的理性实质就是极端的非理性。与此同时，人的主体地位已不受任何限制，把自然当作客体、当作对象也不受任何限制。人取代神而成为世界的独一无二的主宰，随意主宰地球和自然造成了人类生存的严重破坏。莱斯明确的认为控制自然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因此，今天已经到了超越原有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走出人类中心论、走出人是自然“霸主”的误区的时候了。
此外，抛开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一视角，我们究竟怎样来看待莱斯对待人和自然关系的新的思路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与反对控制自然的生态学观点是否相违背的呢？不是的。
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是马克思的理论生涯中一直关注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认为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统一的，彻底的自然主义也就是彻底的人道主义，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这些论述尽管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开始看到工业生产在历史中的作用。到1845年科学历史观确立之后，马克思开始以实践为中介来解释人和自然的关系。他批判费尔巴哈，指出自从有人类出现以来，自然就是经过人的实践中介过了的自然。他说：“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5)马克思把实践作为科学世界观的基础，强调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强调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为着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置于和自然不断的物质变换过程中，人使自然物质的形态发生变化。他强调：“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16)在他看来，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以任何历史形式为转移，只要人存在，只要人的需要存在，人们之间的这种物质关系就是存在的。马克思还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他看来，科学是一种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它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生产力。
在今天看来，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物质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的观点，以及科学技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自从人类产生之日起，人类就依赖自然为自己提供物质生活条件，人类的生存、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自然，人类的历史和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一样长久。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基础和历史动力的观点不但没有错，而且是很深刻的。
莱斯对控制自然的重新解释并不是要人们停止控制自然，而是要把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置于合理的控制之下，“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生态学的观点只是反对破坏性地开发自然和控制自然。同时莱斯也没有彻底否定科学技术，只是主张科学和技术不应再作控制自然的工具，反对不负责任地使用技术，莱斯指出：“当科学和技术不再具有控制自然的主要力量地位的时候，它们对我们仍然是重要的。事实上，我认为它们的伟大成就最终将更加有保证。”(17)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与生态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决不能因为强调生态学的观点而走到否定生产力，否定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的立场上去。生态学是从人的主体地位的过度膨胀，自然环境受到肆意破坏的后果出发的，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很早就注意到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效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结果，是完全被忽视。”(18)人类主体对自然的改造都会受到自然的回应，有时甚至是报复性的，恩格斯颇有远见地指出：“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19)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历史的整体角度来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思想，是经得住实践发展的考验的。而生态学观点立足于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现状，提醒人类调整自身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因而有巨大的现实感，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马克思认为：“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也会扩大。”(20)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自然必然性面前获得相对的自由，这种相对自由的获得还受到我们能否恰当地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影响。因此，一方面是人对自然必然性的超越（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两者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有合理之点，超过个范围，片面强调一方面，就必然会陷入非历史的空想。(21)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12)(17)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8、43、44、48、134、104、168、169页。
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⑧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144页。
(11)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14)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8-209页。
(18)(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1、51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21)参见张一兵：《生态与唯物史观的深层逻辑》、《哲学研究》199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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