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章太炎的重农主义思想
——兼与法国重农学派比较
傅 正
摘 要： 章太炎曾经十分重视小农生产，在“商战”“物质救国”呼声高涨的清末时期，显得颇为另类。章氏也因此荣获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或“小农思想家”的雅号。但事实上，章太炎不是始终都持有重农主义的观点。戊戌时期，他多游移于重农和重商之间，至辛亥时期才全盘倒向重农主义。这个思想转变无疑和他当时接受无政府主义密切相关。1908年，章氏告别无政府主义，又再次游移于重农和重商之间，通过与法国重农学派对比可知，重农主义未必都是小农学说，它完全可能是一套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 章太炎；重农学派；重商主义；单一税制；放任主义
在清末的进步思想家中，章太炎对于现代化的态度显得十分另类。按理说，当时中国国力不竞，时人应当向西之不暇，然而章氏却对西方政治体制和工业技术颇为不屑。例如他在《四惑论》中称：“人求进化，必事气机，欲事气机，必先穿求石炭，而人之所需，本不在此。与其自苦于地窟之中，以求后乐，曷若樵苏耕获，鼓腹而游矣。”① 章太炎：《四惑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朱维铮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0页。 此话直言工业生产不过是创造了一些人类根本不需要的物质供给，其本质乃是某种对人的奴役。
又如，章氏在《五朝法律索隐》中甚至批判现代有轨电车：“日本一岁死电车道上者，几二三千人。将车者才罚金，不大诃谴。”他以电车撞死行人仅赔付罚金为由，认定西方法律只是有钱人的法律，相比之下，“汉土法律虽敝，自昔未有尊宠富人者”。① 章太炎：《五朝法律索隐》，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朱维铮点校，第80页。
艺术创作是灵活而多变的。这些年，无论民族声乐演唱风格，还是情感表达，都在不断变化。除此之外，同一首民族声乐作品，演唱者不同，风格也存在差别，但不影响情感表达。民族声乐表演者倾向于通过肢体语言进行表演，并赋予欣赏者以想象空间。民族声乐表演过程中，表演者要注重自身情绪变化，情感随着歌词的改变而有所不同，使表演过程更加生动，更富想象力。以知名民族声乐作品《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例，优美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会使听众的脑海中浮现歌曲中的画面和场景，以此拉近演唱者和受众的距离，帮助后者融入到声乐表演中，与表演者产生情感共鸣，真正将这首作品最真挚的情感表达出来[3]。
这类对现代政治法律和工业技术的批判，致使章太炎饱受争议。吹捧者褒其有独立精神，不盲从西方；斥责者贬其冥顽不化，不够进步。有学者批判章氏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或“小农思想家”② 例如，谢双林认为，章太炎“对财富分配不均的抗议，对机器大生产的否定”，体现了“他就是站在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其结果只是“造成一个让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自由发展的机会”，“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结果，只能是空中楼阁”。［谢双林：《论章太炎均贫富社会主义思想》，《武汉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66-68页］又如，肖永宏更是称章太炎的经济思想既拒斥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不满意当时中国落后的小农生产，庶几展现了两个无法克服的悖论。“既坚持资本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既迷恋封建主义，又反对封建主义。两大悖论同样表明章太炎在其思想深处已经处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难境地，欲退不能，欲进不甘，因此只好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徘徊了。”（肖永宏：《试析清末革命党人对资本主义的非议》，《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第51页） ；亦有学者称赞章氏，代表了一种“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③ 例如，蔡志新指出，这实际上“既反映了他对于农业的重视及对于农、工、商业关系的正确理解，也涉及了中国历代‘三农’问题的核心要素——土地”。更重要的是，章太炎的重农主义思想非但不是拒斥资本主义大工业，而恰恰正是“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蔡志新：《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52页）与之类似，董军也强调：“他既重农业，又重工商，只是认为农业生产的一定剩余是工商业赖以存在的前提。……由此可见，章太炎当时已经触及了生产和交换两种职能之间的相互制约、互相影响的关系，从中也比较明显地反映出他在生产方面的经济伦理观。”［董军：《章太炎经济伦理思想探析》，《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35页］又如，王玉华指出：“章太炎的经济学说，也是在研究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他没有像‘重商主义’者那样以欧化为鹄的，而是针对中国生产不足、人口众多、贫困愚昧等现状，在进行综合性思想与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其系统的经济学说。”（王玉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89页） ，不可不谓众说纷纭。
然而问题在于，章太炎一生观点多变，经济思想更是相互矛盾，其中既可以找到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成分，也可以找到农业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仅凭“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或“资产阶级思想家”之类的标签，很难概括其驳杂多变的经济与政治主张。
一、“重商”与“重农”的矛盾陈述
1897年7月，章太炎撰写《读〈管子〉书后》一文，此文标题后改为“喻侈靡”，收入初刻本《訄书》。在他看来，《管子·侈靡》明确指出，上古帝喾、帝尧时代，自然资源充沛，人地关系缓和，人民耕以自养，余粮上缴天子，遂天下太平。正所谓“牛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但到了周公时代，“断指满稽，断首满稽，断足满稽”，盗贼蜂起，用尽酷刑所不能止。这不是因为人民不怕死，而是因为资源匮乏，人地矛盾尖锐。对此，管仲开出的药方是刺激消费，以消费促生产，“圣人者，省诸本而游诸乐，大昏也，博夜也”。① 《管子·侈靡》。
章氏补充道：
古者，于山之见荣茂草乔松之为煤者，未尝求；于良工精材虽求之，而未尝致。非夫假修纯白之谓也，其用未侈靡，则啙窳偷生而已足。然而人非草形之虫矣，慧亦益启，侈亦益甚，则定质之弃于地，与诸气诸味之弃于地外者，必将审御机数以求之。是故侈靡者，百工之所自出也。② 章太炎：《訄书·喻侈靡》（初刻本），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朱维铮点校，第43页。
作者简介：江潇潇，女，河南洛阳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电子电气工程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统计信号处理、多源信息融合。
在他看来，扩大消费能够刺激技术革新，推动生产力发展。倘无“侈靡”，人类社会恐怕将始终停留在茹毛饮血，以采集为生的原始阶段。“侈靡”乃是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
中国传统伦理提倡俭朴，章氏特发其覆，主张侈靡，其实改变了经济生产中的本末次序。齐桓公曾问：“兴时化若何？”管仲答道：
莫善于侈靡；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殆也，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阴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臧珠玉，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臧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贱所贵而贵所贱。不然，鳏寡独老不与得焉，均之始也。① 《管子·侈靡》。
所谓“贱有实，敬无用”，就是“不注重粮食，而注重货币”。后此主流经济思想一贯强调“农本商末”“重本抑末”，管仲则与之相反，大力提倡末业。他不唯发展官营手工业、官营服务业，甚至开设官营妓院招待往来商旅。究其用意，是要扩大出口，尽可能地为齐国吸纳境外资金。
大抵管仲已经清楚，方今人地关系紧张，如果再奉行自然经济那一套，势必导致生产崩溃，民变四起。当务之急就是要国家干预经济，调节社会财富。财富足则人心平，人心平则国势强。齐国之能成为五霸之首，正有赖于管仲的重商主义改革。
然而事情远不能仅凭这样一句轻飘飘的话就打发掉。我们空发议论时，当然可以说既要照顾本业，也要照顾末业，但落实到具体政策层面，实难做到本末兼顾、面面俱到。根据管仲、桑弘羊的建议，国家应该干预市场，大力发展官营经济；而根据卜式的建议，则应该废除盐铁专营，削减算赋。前者重于管制，后者重于放任，如何能够并行不悖？
管子本人未必真有商战的思想，但这不妨碍章太炎借管子之说鼓吹商战。王汎森称是篇“援用《管子》来配拟泰西商务”，“由上足见太炎推崇墨、管，显未脱晚清以诸子比附西学的旧辙”。③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与之类似，汤志钧先生也称：“《读管子书后》谈到‘工艺’，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倾向；又谈到‘贸易攻人而有馀’，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但他又以‘管子之言’，‘亦泰西商务所自出’，说明也曾依托往古。”④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29页。 总之，章氏揄扬《管子·侈靡》，表明了他此时非但不持有重农主义思想，反而还心向西方重商主义。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初刻本《訄书》还收录了章太炎同期撰写的《明农》一文。但是文中的经济思想跟《喻侈靡》未必一致。《明农》劈头就说：“昔吾尝恨始元文学之与弘羊辩也，不如卜式。”① 章太炎：《訄书·明农》（初刻本），第94页。 桑弘羊主持西汉财政改革，建立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正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大大发展了管仲的经济学。汉武帝北伐匈奴，连年征战，如果没有桑弘羊改革经济，充分汲取社会资源，根本就没有办法维系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
国家与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地区经济发展能够拉动国家整体经济的进步。我国水资源分步不均，水利工程调整水资源分布代价高昂。农田水利现代化建设能够帮助人们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对水资源充分利用和防止浪费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农田水利现代化建设也有助于加强对节水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第四天，我公布了增设的一些班主任助理岗位，其中小艺是语文助理，主要负责检查同学们的语文预习和作业订正情况。从此，教室里经常能看到小艺认真检查的身影，哪个同学没有订正，谁的作业有错别字，甚至哪些地方书写不规范都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我及时在班上公开表扬了小艺等班主任助理，号召全体成员向他们学习，人人来当小助理，协助老师一起管理好班级。慢慢地，学生作业做得更加认真了，拖欠作业的情况也好转了。一次，小艺妈妈QQ给我留言：老师，谢谢您的理解和鼓励，小艺现在又爱上语文课了！
章太炎在《喻侈靡》里还大力提倡管仲经济学，到了《明农》却站到了卜式一边，反对起桑弘羊来了。他说道：“察弘羊之病，在知商而不知农。卜式，农家也，故导之以衣租食税，以为本议。租税出于穀，穀出于力耕，力耕出于重农，是为知本。”② 章太炎：《訄书·明农》（初刻本），第94页。 《喻侈靡》“贵末”，《明农》“知本”，前者重商，后者重农，真不知何为定见。也许章氏认为二者并不矛盾，有本才有末，敬末为守本。又如他所言：
古之所谓农，非播稼而已。蔬中之丰，园圃毓之；桢干之富，虞衡作之；鸟兽之蕃，鱼蛤之孽，薮牧聚之；麻枲之坚，蚕桑之晠，妇工成之。数者非三农之职也，而隶于农。故诸农之所隶籍者，一切致筋力以厚其本，则百货逢涌，不知其所尽，而商旅通矣。③ 章太炎：《訄书·明农》（初刻本），第94页。
所谓“农”不止粮食生产，也包括经济作物种植和畜牧养殖业，工业生产无疑需要后者提供原料。我们大可以顺着这个思路称：本业、末业如车之两轮，相互依赖、互相促进；章氏已经意识到农业与工商业应当平衡发展，不能以一者损害另一者。
章太炎进一步指出，经济领域的竞争将是未来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人之有轻重，且不能平，况于国乎？故始也以贸易为一厘之轻重，而终也乃以为一国之轻重。”照他的说法，我国苟能习得管仲侈靡之道，大力提倡重商主义，必能领导世界潮流，不战而屈人之兵。“乌呼！至于重势既成，则以贸易攻人而有余，亦厌兵刃矣。”② 章太炎：《訄书·喻侈靡》（初刻本），第43页。
2015年原农业部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实施以来，我国单质肥料需求量连续两年减少。今年国务院发文，将化肥农药使用量由零增长转为负增长，要求到2020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肥料利用率达到40%以上。顾宗勤分析说：“原农业部扩大轮作休耕试点，2018年轮作休耕面积同比翻一番，预计将减少60万吨尿素用量。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化肥农业用量将继续保持下降趋势。农业需求减少将加剧氮肥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
章太炎的“明农”思想多少让人想到了法国重农学派。① 例如王玉华教授也曾比较章太炎与法国重农学派，并指出，两者表面相似，也有很多不同。当然他对于法国重农学派的论述较为简略，基本依据季德（Charles Gide）、利斯特（Charles Rist）合著的《经济学说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s ）一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参见王玉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第294-296页。参照法国重农学派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也许有助于我们认清章氏思想中的矛盾。
二、法国启蒙家与中国的“重本抑末”
没有证据表明章太炎在清末时期就接触过重农学派，他当然不会知道后者曾经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不要说当时的中国人，即令西方经济史家也才刚刚开始注意到重农学派与中国传统的关联，相关讨论仍然十分浮泛。1896年，也就是章太炎撰写《喻侈靡》的上一年，希格斯（Henry Higgs）还在《重农学派》一书中挖苦彼辈推崇中国“愚昧而野蛮的天堂政府”② H.Higgs，The Physiocrats ，New York：Langland Press，1952，p.140，转引自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译本序言》，第2页。。西方学界正面研究中国传统对重农学派的影响尚需等到20世纪以后。
至于中国学界，直到20世纪30年代，唐庆增、朱谦之等人才出版相关专著，述及传统文化对于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的贡献。③ 东西方学界对于重农学派与中国文化的相关研究综述，参见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译本序言》。 可以推断，清末时期的章太炎肯定不知道这种欧洲经济学流派及其与中国的关联。
按理说，如果没有确凿的学缘关系，不应该轻易比附。章氏本人曾嘲笑陈澧的“汉宋调和论”：“放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此犹揃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刌色理同者。”④ 章太炎：《訄书·清儒》（重订本），载《章太炎全集》（第3册），朱维铮点校，第159页。
一千匹马里头总能找到些许颜色相似的毫毛。同理，大多数思想家之间都能找到接近的观点主张。如果没有其他文献作为旁证以确定二者的关系，则比较研究势必流于空疏无着。我们完全可以说章学诚的某些观点与兰克（Leopold von Ranke）如此不谋而合，也完全可以说他的另外一些观点与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如此不谋而合，但兰普雷希特与兰克在西方史学史中却属于针锋相对的两派。
兰德和荷兰政府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建造了一个带有大型可移动门的风暴潮屏障，减少了荷兰环境、经济和安全方面的担忧。
然而本文仍拟冒险比较章太炎与重农学派，毕竟后者深受中国传统经济学说的影响，与章氏具有接近的思想来源。相较于章氏零散的论述，重农学派的理论比较系统，其后果也较为清晰，有助于我们评价章氏重农思想的是非得失。
乍看上去，章太炎《定版籍》一文体现了他与法国重农学派的不同。重农学派鼓吹低税率和放任经济，其结果应该是不抑兼并，又谈何均田之法？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另据冯自由的说法，孙中山当时明白指出：“其对于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Henry George）之单税论。”⑤ 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第213页。 所谓“单税论”，指的是亨利·乔治的口号：“取消除地价税外的全部税收。”⑥ 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吴良健、王翼龙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41页。 不用说，这与法国重农学派的单一土地税提议，有几分相似。
式中:Mi=(αi1,αi2,αi3,…,αi25),Mi+1=(αi+11,αi+12,αi+13,…,αi+125)。
17—18世纪，法国贵妇一度以东方文化为时髦，亦如14—16世纪意大利贵族时兴古希腊、罗马文化。这个风尚早在路易十四执政前的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至路易十五时期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轿子、瓷器、丝绸、爆竹、名片之类中国的器物充当了各种高档沙龙活动必备的奢侈品。不仅饮茶成为时尚，法国领主贵族甚至模仿中国式的风格修建园林。雕版艺术品影响了法国艺术，伏尔泰《中国孤儿》等戏剧作品更以中国的历史故事为原型。
对于东方文化的推崇当然不局限于附庸风雅的文艺情调，更广泛地波及到了对国家制度和政策的讨论。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号称法国的“重商主义之父”。① 参见伊奈丝·缪拉：《科尔贝：法国重商主义之父》，梅俊杰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 为了尽可能地扩大国王的财富，此人一方面大力发展制造业，鼓励手工业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压制农业，完全禁止谷物出口，甚至限制国内各地区的谷物流通。其效果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批判的那样：“就把这个国家的农业，压抑得不能依照自然趋势，按其肥沃土壤和极好气候所应有的发展程度而发展了。”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楠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30页。
不过令人遗憾，西方历史上的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之争提醒我们，章氏这些经济主张跟《喻侈靡》是矛盾的。或者说，初刻本《訄书》同时存在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两套相对立的经济思想。可见彼时章氏尚游移于二者之间，无所归依。对此，姜义华先生说，初刻本《訄书》中的几篇经济学文章表明：“章炳麟关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对经济问题，了解毕竟较为有限，因此所论远比不上其他文章所涉及的问题那么深入而切中肯綮。”③ 姜义华：《章炳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5页。 这番评价应该是公允的。
在米拉波的《农业哲学》（1764年）一书的卷首插图中，设计了一幅中国皇帝参加春季籍田大礼的图画，显示出中国皇帝在耕种一小块土地，以此为他的臣民树立一个榜样，表明他与臣民们息息相通。由皇帝耕种过的土地上所收获的农产品，以后被用于宗教活动的祭祀品。模仿这种做法，在1768年春季，法国皇太子也以他的尊贵之手拿着一幅小的耕犁模型。这个举动是想用来证明他对法国农民的同情以及他对农民为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重视。画家们曾以绘画方式把这个事件记录下来，而诗人们则对这位皇太子大加赞颂。另一位具有更加强健体魄的欧洲君主即奥地利的约瑟夫皇帝，在1769年使用一幅完全与真的农具一般大小的犁耕种了一块土地。他也是直接效法中国的皇帝。① 马弗里克：《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英译本绪论》，载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第12页。
中国重农文化影响之大，就连一贯推崇英国商业文明的孟德斯鸠也不得不赞扬籍田礼是一种“旨在鼓励人民耕作”的“优良习俗”，“不但如此，皇帝还年年根据禀报，将八品官职赐予当年最出色的农夫”。②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77-278页。
以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1—1781）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当属反对科尔贝政策的佼佼者。古老东方的经济体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们批判欧洲现状的理论资源。例如魁奈素被其追随者称为“欧洲的儒家”③ W.W.Davis，“China，the Confucian Ideal，and the European Age of Enlightenment，”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XLIV，1983，p.546；Hung Ho-Fung，“Orientalist Knowledge and Social Theories：China and the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East-West Differences from 1600 to 1900，”Sociological Theory ，Washington Vol.21，Iss.3，2003，p.261.。他曾积极敦促深陷财政危机的法国波旁王朝赶紧“重申和强化维系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农业传统”，并身体力行，试图“使中国重新受到法国知识分子和朝臣的青睐”① Michael Adas，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92.。在魁奈眼里，中华帝国的开明专制正是保证其农业政策的有力依靠。
因此，魁奈十分反感孟德斯鸠对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中国君主绝不像孟德斯鸠认为的那样可以仅凭自己的意志就任性妄为。开明专制依据于自然法，因而是理性的。“如果他迈错了步，偏离了正确的道路，忠实的大臣会立即向他指出来，结果是他得纠正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开明的’专制统治。”② 马弗里克：《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英译本绪论》，第17页。
巡回法院从《1930年关税法》第303节的内容开始着手，试图找出相关法规对本案的适用性。“第303节”赋予了当局采取反补贴措施的权力，其规定如下：
对此，魁奈特别撰写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系统反驳孟德斯鸠的观点。例如孟氏嘲笑中国人不讲贸易诚信，崇尚商业欺诈。魁奈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对于中国人而言，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完全是两个概念。“这个政府对国外贸易没有什么兴趣，它容忍那里的欺诈行为是因为它难以惩治那些远离本国达3，000里格（1里格约为5.556千米，3，000里格约为16.668千米——笔者注），一旦卖掉他们的商品便消遁而去的外国商人。”相反，在对待国内消费者上，中国人要远比欧洲人仁慈。“由于中国的国内商业相当繁荣，所以居民们很少花功夫去扩展国外市场，这样，当人们注意到他们对待外国所采取的藐视态度时，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③ 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第70页。
此时硬要打破他已经建立起来的关于这个故事的结构秩序，显然不是很好的办法。而且事实上，他此时也并不真正理解什么叫做“不听妈妈的话”，不过是依样画葫芦般地学着去说罢了。所以，最好的办法不去是打破既有的结构——要不然在某种意义上，也等于是对小人儿的否定，而是在这个故事结构的基础上，继续扩展，扩展出更多的可能性。
三、干预主义与放任主义
斯密曾这样概括重商主义的特点：
像富人一样，富足的国家往往被认为拥有很多货币。在任何国家，贮积金银被认为是致富的捷径。美洲发现后，有一个时期，西班牙人每到一个生疏的海岸，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近处有无金银发现。他们就根据这种情报，判定那个地方有没有殖民的价值，乃至有没有征服的价值。①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页。
欧洲殖民主义者发了疯似的到处寻找黄金，某地有没有黄金构成了他们是否强占该地的基本理由。他们如此钟爱黄金不仅是为了购买奢侈品，更是为了贮存财富，以便在未来可能爆发的王位争夺战争中取得优势。“每个这样的国家都必须尽力在和平时期积累金银，一旦需要，才会有财力进行对外战争。”②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3页。
从桌子上跳下来当然危险，但你阻止了他，他背着你跳，那更危险。所以该有个“训练策略”。把垫褥铺在地上，示范从椅子上跳下时身体应该保持怎样的姿势、两腿如何弯曲，起跳后身体、双腿和双手怎样配合行动，着地时身体、双腿和双手做怎样的动作。
为了尽可能地积累金银，除了殖民扩张以外，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贸易保护，扩大出口、限制进口。采取这种方针的不只有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天主教国家，还有英国这样的新教国家。斯密严厉地批判自己的祖国搞反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按照常理，生产商品的目的是为了人的消费，但英国政府却不这么看：
1.促进政府更好地实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之一。但传统模式下，政府依靠自身能力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看，都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而PPP模式将政府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了有效地重组，充分发挥社会资本优势，政府资本主要起引导作用，可以很好地解决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但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③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27页。
制定重商主义政策的人绝不是消费者，“因为消费者的利益全被忽视了”，斯密接着说道：
那一定是生产者，因为生产者的利益受到那么周到的注意。但在生产者中，我们的商人与制造业者，又要算是主要的设计者。……消费者或不如说其他生产者的利益，就为着制造业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④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28页。
总而言之，重商主义是生产者的哲学，而不是普通国民的哲学。斯密创立国民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批判这种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哲学。
与这种掠夺式的经济模式不同，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很少把贮藏金银看作头等大事。比如汉文帝就明确指出过籍田礼的重要用途：“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⑤ 《史记·孝文本纪》。 汉景帝更是下过一道著名的诏令：
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① 《汉书·景帝纪》。
根据前引斯密的概括，重商主义者认定金银的数量是衡量国家贫富的基本指标。可知在他们看来，金银天然地具有价值，人类社会的价值源泉就在于金银。但汉景帝则告诉我们，金银根本没有价值，真正有价值的是用于满足人们温饱需求的物质消费品。
这里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学说，或者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重农学派明确同意类似汉景帝的观点。例如杜尔哥曾获悉有两名中国青年正在法国接受传教士培训，拟在未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他立即开出了一份问题清单，希望这两人在从中国返回欧洲时，能够解答清单所列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指导他们理解这份清单，杜尔哥撰写了经济学名著《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书中就说出了跟汉景帝如出一辙的话：“白银和黄金，像其他东西一样，是两种商品，不过它们没有许多别的东西那样宝贵，因为它们对于生活的实际需要并没有用处。”②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组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4页。
斯密评价道：“这种说法无论从哪一点说，都是公正而又毫无偏见的。”③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44-245页。 因为这种说法为西方经济学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货币本身没有价值，它只是价值符号。正是在这个前提上，我们才能说货币不是消费品，它的功能是充当一般等价物。商品的价值只能在物质消费品中去找，而不是在支付手段中去找。
既然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是货币，而是物质消费品，那么价值只可能产生于生产物质消费品的领域，而不是产生于流通领域。只有认定这个前提，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劳动过程，因何才有剩余价值。马克思曾高度评价重农学派的这一发现：“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本身的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用杜尔哥本人的话说：
我们可以一般地说，纵然没有其他工人的劳动，农人照样可以生活；但是，如果农人不使工人能够生活的话，任何工人就无法劳动。这样看来，在这种由于互通有无，使人们互相依赖，从而成为社会纽带的流通过程中，提供原始动力的就是农人的劳动。农人的劳动使土地能够生产他本人需要以外的东西，这些东西乃是社会中一切其他成员用他们的劳动交换得来的工资的唯一基金。②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20页。
农业不仅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更为商业提供了交换载体，为工业提供了生产原料。没有工商业，人类社会尚能存在；没有农业，人类社会无法维系。因此农民或者说土地耕种者是“整个社会机器的第一个发动者”③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27页。 ，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其他劳动者的工资都要依赖于耕种者的劳动。
杜尔哥的话庶几道出了中国人“重农抑商”的理由。在此基础上，他把社会人口分为两派：一派是“可以自由支配的阶级”，此即掌握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所有者；另一派是“不能自由支配的阶级”，此即劳动者阶级。④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26页。
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实际上是把人头税变成了土地税。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里，只有这种农业税才是常设税种，其他一切皆可归之于苛捐杂税，不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这个帝国的臣民们必须缴纳的租税数额，是以他们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作为标准，而每块土地面积又按其肥沃程度来摊派税额。在近代，只有土地所有者一直交纳租税，而耕种土地的人则不必交纳此税。① 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第78页。
后者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土地耕种者，杜尔哥称之为“生产阶级”；另一类是其他劳动者，他称之为“不生产阶级”。根据这个划分，重农学派明确指出，工商业不生产价值，没有理由向工商业者征税，只有土地才产生价值，征税对象应该是土地所有者。魁奈就十分赞赏中国的赋税制度：
魁奈主张效法中国，实行以土地税为内容的单一税制。他指出：“在一个农业国家里，除了向能生产满足人们需要所必需的财富的领域征收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来源或任何别的起源，而这个来源就是通过劳动和预付使之肥沃的土地本身。”② 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第127页。 其用意也许如马弗里克所说：“不过魁奈认为只有农业的纯产品应当被征税。他的观点是对贵族特权的一个打击，因为他把纯产品看作是由租地农场主缴纳给地主的地租。”③ 马弗里克：《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英译本绪论》，第8页。魁奈本人的表述，参见该书第127-128页。
从理论上看，恰恰是重农主义打击了封建领主阶级，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用马克思的话说：“重农主义体系就成为在封建社会的框子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了。因而，这个体系是同刚从封建制度中走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相适应的。”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23页。
法国重农学派对随后兴起的英国自由贸易学说影响深远，例如休谟、斯密等著名苏格兰思想家在1763年—1764年曾专门拜访过魁奈，并从魁奈那里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⑤ 关于休谟和斯密的中国观，参见Virginia Carolyn Neel，China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Economic Theori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2006，pp.74-99。例如有西方学者曾指出，在英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道德情操论”（moral sense）很可能受到孟子的启发。⑥ 参见Lewis A.Maverick，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San Antonio：Paul Anderson Co.，1946，p.32。甚至有学者认定，斯密的自然秩序观念来自于司马迁。① 参见L.Young，“The Tao of Markets：Sima Qian and the Invisible Hand，”Pacific Economic Review ，Vol.1，Iss.2，1996，p.140。
诚然，双方的差别仍然十分明显。法国重农学派强调土地是价值的来源，而英国国民经济学家则强调劳动是价值的来源。但这并不妨碍两者共同认定，经济生产具有独立性，不应当受到政府的干预。例如马克思曾说，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并且一般地确定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他接着指出：“在这两个要点上，亚·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遗产。他的功绩，在这方面，不过是把抽象范畴固定下来，对重农学派所分析的差别采用了更稳定的名称。”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15-16页。 因而，“看不见的手”不是英国国民经济学家的独特发明，它直接来源于法国重农学派。
总而言之，中国人重视国内交易，欧洲人重视对外出口。在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看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正体现了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的重大区别。
不难看出，初刻本《訄书》中的许多经济学思想与法国重农学派存在类似之处。比如货币，章太炎说道：“夫精镠白镣之见锋刃也，不若铁；其于以为钟镛，华藻镈鳞之可观，而其发声也，不若铜。然则金银者，愈于无用，而其为有用，则犹末也。”③ 章太炎：《訄书·制币》（初刻本），第96页。 金银本身没有价值，正是因为没有价值，才能充当一般等价物，成为价值符号。“无用”方为大用，这与重农学派的价值理论颇有类似之处。
又如，章太炎明确主张为了保证粮食和桑麻作物的生产，必须厉禁烟草。④ 参见章太炎：《訄书·禁烟草》（初刻本），第97-98页。 按照重商主义的逻辑，烟草行业能够大大扩充政府财政来源，应该保护才对，断无禁止之理。章氏深受传统重农思想的影响，以衣食为本业，乃与重商主义背道而驰。
有西方学者指出，法国重农学派之能大力发扬“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学说，实则深受道家“清静无为”概念和“顺其自然”主张的启发。⑤ 参见John M.Hobson，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96。尽管我们没有理由认定，魁奈的“经济个人主义”是中国的固有传统。① 参见A.T.Nuyen，“Chinese Philosophy and Western Capitalism，”Asian Philosophy ，Abingdon Vol.9，Iss.1，1999，p.76。章太炎一贯喜好道家学说② 参见王锐：《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对道法政论之阐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29-141页。 ，他会与重农学派存在相似之处，又何足为怪呢？
更重要的是，前引马克思的分析提醒我们，重农主义未必只体现农民的利益，它也完全可能是一套资产阶级的学说。我们能因为章太炎主张重农，就认定他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或“小农思想家”吗？
在这种状况下，遥远中国的制度成为了许多法国改革家心目中的典范，充当了他们批判现行政策的有力武器。美国学者马弗里克（Lewis A.Maverick）曾经披露：
初刻本《訄书》结集出版于1900年初。此时章太炎还不会想到，仅仅过了半年时间，他就扬弃了该书中的许多说法。
四、无政府主义背景下的重农思想
1900年8月底，章太炎就开始着手修改初刻本《訄书》。至1904年底，重订本《訄书》在日本翔鸾社刊印出版，一时引起轰动。两年后，章氏出狱东渡日本，在东京校订再版了此书。倘说初刻本体现了章氏戊戌时期的主要思想，那么重订本则反映了他在辛亥前期的主要思想。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重订本删去了《喻侈靡》，而保留了《明农》《禁烟草》等文，重商主义遂不复见于《訄书》。
尤为值得一提，重订本《訄书》新收录了《定版籍》一文。事情起于1900年6月底，章太炎应梁启超之邀，自台湾远赴日本，在横滨始见孙中山。① 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第82页。 席间，孙氏与章、梁纵论我国古今土地及赋税问题：“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② 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13页。 《定版籍》便记录了这次讨论的主要内容。
章太炎首先谈到“先王相地而衰征”。孙中山则回复他，征税只是手段，抑制土地兼并才是根本。孙氏接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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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贫富斗绝者，革命之媒。虽然，工商贫富之不可均，材也。……彼工商废居有巧拙，而欲均贫富者，此天下之大愚也。
方土者，自然者也。自然者，非材力，席六幕之余壤，而富斗绝于类醜。法以均人。③ 章太炎：《訄书·定版籍》（重订本），第274页。
这一观点得到了章太炎的高度肯定。他马上想到同治元年（1862年）冯桂芬力请李鸿章上奏减免苏南田赋的故事。时人皆称冯氏“功德甚盛”，然而赋税究竟为谁而减免？如章氏所说：“余尝闻苏州围田（圩田），皆在世族，大者连阡陌。农夫占田寡，而为傭耕。”④ 章太炎：《訄书·定版籍》（重订本），第275页。 如果不先行均田，则所谓减免田赋不过方便世家大族兼并土地而已，谈何惠民之政？
张清元自从去河坝子上教训了那伙放牛娃以后，他就一直存有一个疑问。那些个坏小子们为啥要把唐小芹摁在地上抚弄她嘴唇上的那颗美人痣呢？这个疑问一直困绕了他好长时间。其实，张清元一直也在盘算着如何去捏弄一下那颗美人痣。张清元想捏弄是因为他见到唐小芹那颗美人痣后确实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躁动。他仿佛将它看成了唐小芹的另一只眼睛。他见了这只眼，想看又不敢多瞧，像做贼样的。所以，张清元尽量不去盯着唐小芹的那颗美人痣。
乔治身处美国镀金时代，彼时社会财富急剧增长，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却没有相应的提高。究其原因，乔治指出：“财产增加而贫困加深，生产能力增长而工资被迫下降，原因就在于全部财富的来源和全部劳动的场所——土地被垄断。”① 乔治：《进步与贫困》，第278页。 对此，他提出了补救的方法：
我提议的不是收购私有土地，也不是充公私有土地。前者是不公正的；后者是不必要的。……
。② 乔治：《进步与贫困》，第340页。引文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魁奈提倡只按土地占有量缴税，是为了打击实际上控制土地的封建领主势力。乔治主张只按地租多寡征税，则是在打击垄断资产阶级。
18世纪的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国民经济学家都认定，社会经济是一个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的领域，不应受到国家政府的干涉。亨利·乔治仍然持这个观点。只不过在20世纪初的美国，掌握权力的人已经由封建领主变成了垄断资本家。重农学派遏制封建领主的思想，也可能在新的条件下变为遏制大资本家的学说。③ 这个谱系中当然不只有亨利·乔治，更有国人耳熟能详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霍布森（John A.Hobson）、赫胥黎（Aldous L.Huxley）等人。 正如乔治所言：“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光辉而高尚的，我深信它有可能实现；但这样的社会状态不能制造出来，它必须自然成长。社会是个有机体，不是一架机器。”④ 乔治：《进步与贫困》，第271页。
在他看来，社会进步只有在不受政治权力干预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些政治权力既有可能表现为政府福利，也有可能表现为劳资合作、职业教育，还有可能表现为无产者联合。总之，小政府、单一税能够消除贫困，促进社会有机体的发育生长。
可见亨利·乔治尽管鼓吹社会主义，但他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远不是福利国家论者。恰恰相反，此人倒是对斯宾塞的放任主义不乏溢美之词。⑤ 亨利·乔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者联合、杜威主义的职业教育、功利主义的福利政策和费边主义的劳资合作的批判，以及他对斯宾塞的赞誉，参见乔治：《进步与贫困》，第253-277页。 如果古典自由主义那种政治与经济的二分法才是亨利·乔治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就不能说他的改良主义主张与法国重农学派有什么根本区别。
同理，如果章太炎认同乔治“地租充公，土地不充公”的构想，那么，我们就不能说他的经济思想与法国重农学派有多么大的差距。可以这么说，章太炎在初刻本《訄书》中尚且游移于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之间，那么到了重订本《訄书》就完全倒向了重农主义一边。
倘若章氏此时对于政府的警惕尚且潜藏在其经济学说中，多少显得晦暗不明，那么当他几年以后开始主《民报》笔政时，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1906年10月8日，章太炎在《民报》第8号发表了著名的《革命之道德》（后改题为“革命道德说”，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文章排列了16种职业的道德水平。其中农人与工人最有道德：
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田园场圃之所入，足以自养，故不必为盗贼，亦不知天下有营求诈幻事也。……工人稍知诈伪，楛窳之器，绵薄之材，有时以欺市人，然其强毅不屈，亦与农人无异。① 章太炎：《革命道德说》，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徐复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0-281页。
农民之所以道德水平最高，在于“终岁勤动，足以自养”。道家有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使民重死而不远徙”。② 《老子》第48、80章。 与外界接触越少者越质朴，越有道德，农民之朴素远过于学究、通人之流。
品德极其低下者如差除官，“其人率督抚之外嬖也，同卧共起，吮癰舐痔者，是其天职然也”。大抵属于军阀之爪牙、走狗。最下者当为雇译者之类洋买办，“则复为白人之外嬖，非独依倚督抚而已”。殆属帝国主义爪牙无疑。③ 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第283页。
此文标志着章太炎把重农主义由经济学说扩大为革命伦理学。反过来，他的革命主张又不断强化其重农主义学说。
从1907年3月起，章氏开始与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直接往来，并在幸德秋水的影响下，与张继、刘师培等人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开始高唱无政府主义。同年，章氏在给张继《总同盟罢工论》作序时，竟然批判起他早年推崇的管子经济学来：
今中国工商未兴，于此若不汲汲者，然自功利说行，人思立宪，摭《周官》、《管子》素王眇论之说，以言保富。当代不行之典，于今无用之仪，腐臭千年，复洗湅而陈之，驵侩攘臂，讼言国政，齐民乃愈以失所，其患既櫱芽于兹矣。① 章太炎：《〈总同盟罢工论〉序》，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徐复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4页。
大抵此时章氏认定，中国政府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所谓扩大国家经济职能，不过是在方便列强掠取中国资源。
1907年9月25日，章太炎在《民报》第16号又发表了《五无论》。他本来一贯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立场，这里却说：
国家者，如机关木人，有作用而无自性。如蛇毛马角，有名言而非实存。究其成此虚幻妄想者，非民族之为而谁为乎？易族既非所争，卖国亦应无实，而劳心以控搏此国家何为者？② 章太炎：《五无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徐复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0页。
言语之间一派民族虚无主义的腔调。然而现实距离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状态，尚且“随顺有边，期以百年”③ 章太炎：《五无论》，第432页。 。而今之计，惟“共和政体于祸害为差轻，固不得已而取之矣”④ 章太炎：《五无论》，第430页。 。为了防止共和政府作恶，章太炎再次诉诸于重农主义：
爵位废而兼并行，其乱政又无以异于美利坚氏。于是当置四法以节制之：一曰，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二曰，官立工场，使傭人得分赢利；三曰，限制相续，使富厚不传子孙；四曰，公散议员，使政党不敢纳贿。斯四者行，则豪民庶几日徼，而编户齐人得以平等，亦不得已而取之矣。⑤ 章太炎：《五无论》，第430-431页。
用今天的话说，为了遏制大资本家通过共和体制谋求特权，需要采用四条补救办法：第一，地租充公；第二，国有企业工人享有股权；第三，取消财产继承；第四，遣散议员，取消政治献金。总之，当初法国重农学派意图打击贵族的特权，此时章氏之重农主义则意在打击大资本家的特权。
综上所述，章氏的重农主义在1906年以前尚且主要停留在经济政策层面，自1906年起则发展为一种革命思想。尤其是1907年他参与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以后，重农主义更具有了无政府主义的底色。
五、余论
1908年，刘师培夫妇叛变革命事迹败露，无政府主义“去种族”“去国家”的口号反而成为了他们解构“排满革命”的工具。6月10日，章太炎在《民报》第21号发表《排满平议》，宣布：“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情状不相应，是亦无当者也。……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民族主义也。”① 章太炎：《排满平议》，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徐复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2页。 此举标志着他彻底与无政府主义决裂，终生再未入其网罗。诚如学者所论：“此时的章太炎，与当初去幸德秋水那里‘敬聆雅教’的章太炎，简直判若两人了。”② 郑匡民：《社会主义讲习会与日本思想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47页。
时至民国肇建，章太炎转而批判亨利·乔治，甚至更改了之前的均田主张。他说道：“其专主地税者，尤失称物平施之意。此土本无大地主，工商之利，厚于农夫，掊多益寡，自有权度，何乃专求之耕稼人乎？”③ 章太炎：《与张謇论政书一》，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540页。 倘若“此土本无大地主”，当然无须再行均田，只需在现有的基础上防止进一步兼并即可。如他所议：“限制田产，然不能虚设定数，俟查明现有田产之最高额者，即举此为限。”又如，“工商之利，厚于农夫”，则尤其不能实行地租单一税，必须“行累进税，对于农工商业皆然”。总之，中国不能实行“纯粹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国家社会主义”。① 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33页。
章太炎抛弃了重农主义，重拾重商主义吗？似又未必。后此《检论》一书仍旧收录《明农》《定版籍》等篇。可见章氏的经济思想似乎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戊戌时期游移于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之间的状态。
其实这样的状态反而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中国要推动现代化，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集中社会财富，并实行产业保护。章太炎应当不会不明白这点，但他同样目睹了西方资本家与政府沆瀣一气，深刻担忧未来中国会重演金元与政治结合的一幕。这多少导致了他在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之间游移不定。章氏理所当然地希望能有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案，尽管两者在现实政策层面确实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
章太炎不是专业的经济学家，其经济思想自相矛盾也属正常。他的这些观点没有在经济建设上发挥多少效用，倒在政治领域引人注目。重农主义就需要发挥农民的革命精神，后来的中国革命走的正是农民战争的道路；重商主义则需要政府管制市场，后来的中国也经历过社会主义改造。章氏看似矛盾的经济思想通过吴承仕、范文澜、侯外庐等后学，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联。
作者简介： 傅正，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5批面上资助（2019年上半年）项目“蜀学与近代经今文学的转型”（项目编号：201245）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任 锋 刘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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