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乾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
孙艳艳
（内蒙古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43）
[摘 要] 萧乾民族身份的认同是在其自身不断地想象、体验和创作实践当中完成的。作为民族文学创作的离散主体，萧乾克服了语言文字障碍和生存困扰，在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确证过程中经历了天然阶段、遮蔽阶段、寻根阶段和建构阶段，以强烈的主观认同和尽可能带有民族特性的书写去弥补民族主体在语言和生活经验方面的缺失，以不懈的努力表达了自己在民族文学领域中本质的存在。对萧乾民族身份自我认同进行具体地分析能够为民族文学研究中同类话题的讨论提供切实的参照。
[关键词] 萧乾；民族身份；自我认同
在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作家的族属是其能否被纳入这一领域的铁门限。以蒙古族作家萧乾（1910—1999）为代表的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出生并生活在非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既不懂民族语言，又在创作中较少体现具有民族特征的生活，成为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特殊群体，其民族身份问题也成为很多研究者不愿触碰的话题。萧乾经历坎坷、创作丰富，30年代曾作为京派文学的后起之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后来在新闻编辑和采写过程逐渐成名，80岁高龄时因翻译“天书”般的意识流小说《尤里西斯》又让人们见识了他作为翻译家的功力。虽然他的身份一直挂着蒙古族的标签，但几乎很少有人专门从民族的角度给予适当的关注。本文将通过对萧乾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分析，为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
一、萧乾民族身份的研究现状
萧乾作为作家、记者、翻译家，在文学史、学术论文论著、人物传记及新媒体资料上都有着大量的关注和研究，但从总体上看，对萧乾民族身份的认同与对他民族文化心理的认可上却处于疏离状态，其原因既包括他并不掌握民族语言和文字，也包括族群体验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进行深刻的表现，因而，至今为止并没有发现有研究者专门从民族意识的角度对萧乾进行研究，哪怕是关注。在现有的资料中，对萧乾民族身份的表现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其一，身份标注。即在提及萧乾时，在后面简单注明是蒙古族。这一般是在文学史中、一些介绍性的新媒体资料中和一些研究性的学术论文中。如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司马长风著的《中国新文学史》（香港：香港昭明出版社，1976年版）、杨义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研究性的学术论文多为硕士层次及一些期刊论文。在这些资料中，对萧乾早期小说创作中所体现的低层民众悲惨的生活和坚韧的抗争精神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对其文学创作、新闻创作、翻译成就的艺术特征和创作方法进行了分析，肯定了他作为作家、记者、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但并没有涉及其民族心理甚至是文化心理的分析。
第四步：练兵任务布置。中队长下达当日练兵项目，准确、详实的讲解练兵流程的题目、步骤、内容、标准、危险源、不安全行为等内容后，明确当日练兵安全员、观摩人员、记录人员的具体分工，按战斗班进行练兵分组。
综上所述，通过对比分析狂欢节的几个主要特征——怪诞的人物形象、全民性、等级秩序的消解，来探讨莫言的小说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发现这两者是具有可比性的。而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按照巴赫金的论述，只有渊源于“狂欢节本身”的文艺作品，才能被描述为狂欢化的。笔者认为莫言的作品与本土化的狂欢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具备了巴赫金所提出的狂欢化色彩，是一种“狂欢化”的写作。
其二，在他的传记中对他民族出身的描述。如李辉的《浪迹天涯·萧乾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傅光明的《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台北：台北智燕出版社，1990年版）和《萧乾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符家钦的《记萧乾》（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萧乾、傅光明的《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洁伟、柳琴的《少年萧乾》（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傅光明的《萧乾》（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以萧乾本人名义出版的《萧乾回忆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版）和英文版的《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著，[美]金介甫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等传记作品中，多数以萧乾本人口述为基础，经过个别考证和文学加工后完成，故书中对萧乾的民族出身的描述基本一致，包括叙述的语言都大同小异。虽然其中的叙述文字零散稀少，且大体采用例行交待的态度，但却成为对萧乾的民族心理进行分析的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此外，更有价值的是萧乾夫人文洁若撰写的《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版）。由于萧乾的几本传记（包括他本人的回忆录）在有些事件的年份记录上多有出入，文洁若女士便在她的著述中对个别可以考证的有出入的年份做了修订。同时，她还增加了对萧乾家世、尤其是他的民族血统的一些科学的考证，这是其他传记中所没有的。
其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对萧乾的表述。尽管从社会学的角度，萧乾属于族裔离散主体，只能用汉语表达他的生命体验，但少数民族文学史却并没有因此将他抛弃，如荣苏赫、赵永铣的《蒙古族文学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特·赛音巴雅尔的《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云忠的《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当代文学概论》（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等都将他位列其中。尤其《蒙古族文学史》为他单列一节，对他的小说创作、新闻特写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有层次地分析。但对比少数民族文学史中的大多数作家，类似萧乾的作家们在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只是观念地存在着，少数民族文学史对他们没有进行任何有民族倾向性地表现和具有特征性地探讨，对他们的表述放在任何一部文学史中都完全合适。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老养残”家庭中成年心智障碍人士的照料者，包括心智障碍人士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他近亲属。结合现实，本研究对“老养残”家庭这一概念进行了一定的扩展，即指由50岁及以上年龄的家庭成员照料成年心智障碍人士的家庭。本研究在前期对个别照料者进行了试访谈，进而确定问卷，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收集照料者对未来安置规划的理解和看法；而后，又根据自愿原则对部分照料者进行了个案访谈，以期从服务使用者的视角更具象地呈现这些特殊家庭的心路历程。
从以上表现可以看出萧乾作为蒙古族作家身份的尴尬，其实这也是很多类似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尴尬，更是当代民族文学研究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他们不能在作品中对本民族的特质进行充分的表达，就会使他们很难本质地存在于少数民族作家行列。而当今的现状是，由于社会城市化的推进，很多的少数民族作家正在向一般作家群体过渡，他们的创作所表达的生命体验有可能与他所属的族群无关。这样，民族文学研究就必须对作家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深入地研究，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少数民族作家群的现实存在。因此，完成对萧乾民族身份的质的认同对于从民族文学角度研究萧乾尤为关键。
二、萧乾的民族天性与后天遮蔽
萧乾民族心理的形成有先天的因素，也有环境的参与和主观的建构。这其中萧乾具有天然的蒙古族血统是毋庸质疑的。
根据萧乾自己的零散描述，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萧乾的民族出身。按照家谱的记载，萧乾的祖上是察哈尔部蒙古族，在清代的时候为“商都镶黄旗”（即今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其祖于康熙十四年重编察哈尔八旗之后才入关进京。萧乾曾在1950年上交组织的自传中写自己的父亲萧秀林是蒙古人，当年的“官职”是“牛儿詹爷——伯什户”，专司蒙古人婚丧登记的。这与他在传记中表述的父亲是东直门的守城人大相径庭，因此，文洁若女士推断这份官职很有可能是萧乾祖父的说法，更让人信服。在《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中萧乾曾这样描述他家族里进行祭祀的民族风俗：
小时候一到年下，家家都要祭祖。我的祖先牌位是供在屋角一块布满尘埃的木板上。……（牌位）上面雕的是牧民模样的肖像。另外还有一个小本本，里边曲里拐弯地写的都是蒙文，很像一条条毛毛虫。那大概就是家谱。祭祀时供的是放了牛油的小米粥。[1]这里提到的“放了牛油的小米粥”大概应该就是蒙古族的传统食品黄油炒米。而腆肚带钩的蒙古文字也确实像极了孩子眼中的“毛毛虫”。
2001年12月，中国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成立，统一协调和管理全军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事务。2009年6月，国防部维和中心成立，致力于专业培训和国际交流，充分凸显了中国对维和行动的热情。之后，在2010年9月，国防部与联合国联合推出了首个有关维和行动的高级指挥官培训课程，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正认真履行大国责任和义务，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如同拼凑父亲的形象一样，围绕着父亲，他的民族意象逐渐丰富起来：同样有着暴脾气但却多才多艺的三堂兄、因身材高大而总能赢得西方姑娘青睐的四堂兄、年节祭祖时那沾满了灰尘的祖先的牌位上牧民的样子、一本用弯弯曲曲的民族文字写成的他看不懂的传世家谱和上供给祖先的黄油和炒米……于是，作为蒙古族的萧乾也建立起了意识中本我的特征：强悍、忧郁、艺术，还有着“可能源自蒙古”的天生的“倔劲儿”[5]。
萧乾的外祖父姓吴，是蒙八旗科尔沁王吴克善的后裔。他在北京定居后，娶了个姓李的汉族姑娘。……所以实际上萧乾身上有四分之三的蒙族血统。[2]
这份资料是在萧乾去世后考证得来的，所以萧乾生前一直说自己的母亲是汉族看来是不正确的。
除天生的血缘关系外，萧乾的民族意识也是在外界的不断刺激下不断强化起来的。
萧乾是贫民家庭里的遗腹子，作为一个蒙古族家庭里“暮生”的孩子，萧乾常常受到小伙伴们的欺负，这给萧乾的童年生活留下了屈辱的回忆，使得他在谈起自己的民族身份时总不免战战兢兢。当时，在邻居眼中把他们这个蒙古族家族都看成另类，以至于萧乾那个蛮横无比的三堂兄在别人喊他“臊鞑子”时都会低头不语，在人家啐他一口，说“就凭你们也配跟汉人讲理”时也只能忍气吞声。萧乾自己也常常被周围的孩子虐称为“小鞑子”而受到追打。这样，年幼的萧乾认定这个民族身份带给他们的只有卑微和歧视。但也恰恰是这些来自外部的压力，使得萧乾在无意识中更加强化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成年后的萧乾总是创造一切机会奔赴内蒙古大草原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源头，并且利用一切方法进行着民族心理的建构。
根据麦克斯韦方程和电磁场理论,对假设仿真模型内部敏感场为似稳场且内部没有激励源。在检测区域内无电流源存在,则敏感场的数学模型为:
从表面上看萧乾迫于生存的压力有意遮蔽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但其实在内心世界里他一直有着强烈的民族归属愿望。他在自传中说，自己一心想弄清楚自己的祖先到底是“西蒙的牧民，还是东蒙的猎户”，但他更希望他们是来自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狩猎的蒙古人，“戴着大皮帽子，穿着翻毛坎肩，背了枪，在原始森林里追逐着野兽”。[4]7越是被环境排斥，越能激发人的渴望。萧乾从小的愿望就是想看一看自己祖先生活的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强烈的“寻根”意识带着他不断地去接近民族的土地。
如果不是华安来老沟林场采购木材，碰巧遇上他，滨湖就会成他永远的故乡，也许后半生就站在海拔一千三百多米的深山上，遥望南方，遥望洞庭湖畔那座叫滨湖的小城。
三、萧乾的“寻根”意识与民族心理的建构
在《一本褪色的相册》一文中，萧乾专门谈到，“在那个社会里，贫穷本身就是一种耻辱。它可以为一个人带来轻蔑、歧视，甚至鞭笞。何况在我身上还有民族的、以至习俗带来的压抑。”[3]原本朦胧的民族心理在外界的压力下生了根。为了减少麻烦，他听从了母亲的劝告隐瞒起民族身份，让那种源自生命本我的冲动压抑了下来，从此再也不说自己是蒙古族。在以后的履历中他一直填写自己是汉族，直到1950年才在档案中明确了自己的父亲是蒙古族，并于1956年正式恢复自己蒙古族的身份。
萧乾的“寻根”首先是从父亲身上开始的。他曾经根据别人的谈话拼凑出了父亲的形象：他个子高大，力大无比，性情刚猛，不苟言笑。这成为了他对蒙古人的全部想象的源头，并且，他一直深信，自己的气质特征完全出自于父亲的遗传。
2.3.4 医护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工资待遇差异 对医护工作者职业认同进行工资待遇的方差分析（见表10），结果表明：不同工资待遇医护工作者的职业情感、职业认识、职业意志维度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其他维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工资＞5 000元的医护工作者职业认同程度高于其他医护工作者，工资3 001～4 000元的医护工作者职业认同程度最低。
关于萧乾的母亲，文洁若女士经过实地探访萧乾的老邻居，得出这样结论：
两次内蒙古之行，都没有让萧乾寻访到草原的芬芳，但那如大海般宽阔的草原却一直在他心里浩荡起伏。1956年，萧乾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特约顾问，开始有机会进行脱产写作。该年五月到十一月，萧乾以该报特约记者身份，随中国作协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采访。这是萧乾第一次以蒙古族的民族身份来到内蒙古大草原。回来后，带着欢喜与满足，他连续创作了《万里赶羊》、《草原即景》、《餐车里的美学》、《时代正在草原上飞越》等表现蒙古人优秀品质和草原人民新生活的新闻特写。
他无法真正体会草原上蒙古族人的生活，就利用一切机会去亲近自己心目中的大草原。
1934年暑假，借朋友之便，萧乾开始随往返于北平与内蒙古包头之间的货运列车，在铁路沿线进行新闻采访。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草原。十岁的时候，萧乾曾经去了一次内蒙古。当时是四堂嫂和她的美国基督教朋友要去内蒙古卓资山，萧乾自然欣然同往。但那是一次极为仓促的旅行，除了匆匆地见到了蒙古包并在卓资山山脚下的大片罂粟花丛中拍了照片外，萧乾几乎就没能出得了教会的高墙。初到内蒙古，萧乾没能感受到想象中的温情，但那刺目的罂粟花却定格在了记忆当中。
童年的萧乾，曾无数次神游蒙古高原，向往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故土，想象那里洁净的天空和淳朴的人们，想象他的先祖们是如何在那无拘无束的空气里狩猎放牧。之前，萧乾也曾横跨长江黄河，也曾漂浮在黄海和南海上，但他这个被祖先遗弃到中原的蒙古后人最想做的，就是去亲近一下蒙古的土地。
此次内蒙之行，萧乾“揣着一颗渴望寻根的心。”他在回忆中写道：
那列火车仆仆风尘地朝着西北方奔去，过了张家口，站名牌上开始出现“旗”字。我意识到车已经进入蒙古境内。我的心不免悸跳起来，像是在说：蒙古，你的一个流入关内的后生又回来看你了。这回我要把你瞧个仔细。[4]370
公路路基路面防水施工作为公路工程中的重要环节，其施工质量直接关系着公路工程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路基路面防水施工对施工人员的专业性要求较高，施工环节较为复杂，因此，相关单位有必要加强对路桥施工中，公路路基路面防水施工技术的研究，促进我国公路工程质量的提升和路桥企业的健康发展。
一出关内，当看到站名牌上显示出的带有明显蒙古族地区地域特征的“旗”的字样，萧乾的心就已经开始不平静了。“旗”字，传递出的是蒙古族的文化信息，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地理称谓。由于萧乾从小对蒙古草原没有具体的认识，民族情感皆来自于自己心理内部的原始意象和想象，因此就不难理解，这种具体符号形式所传达的信息与他内在的情感形成了多么密切的联系。
共140例患者用于建模，其中按1∶1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训练集与验证集的临床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总的18个临床参数，经LASSO算法筛选后，在图1中交叉验证误差最小时的lambda处，得到5个与进展期鼻咽癌患者远处转移密切相关的参数，分别是血清EBV DNA，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NLR），治疗前血清VCA-IgA抗体，同步放化疗，诱导化疗。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萧乾父亲是纯粹的蒙古族，萧乾也是在充斥着蒙古族氛围的家庭里长大。
在《万里赶羊》中，萧乾结合自身的民族身份，关注牧业民族的人本情怀、对自然的崇拜、坚强不屈等民族性特性，将过去相对封闭性的、受到歧视与误解的少数民族生活鲜活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草原即景》记录的是作家坐着大卡车穿越锡林郭勒草原的沿途见闻。匆匆而过的自然景致与鲜活感人的人文景致共同组成了草原之景。
从民族视角来看，《万里赶羊》表现的是少数民族对于羊的特殊感情，那么，《草原即景》则更为直接、细致地描述了萧乾对草原、对牧民的情感和认识，使得一直在漂泊之中的萧乾有了一种“家”的归属。
也许由于曾有朋友说起他的祖先来自“察哈尔”的原因，萧乾此次锡林郭勒之行有着别样的心情，他觉得自己的“心灵整个被一种新鲜的感觉激荡起来”。在茫茫如大海般的草原上，一种熟悉的感受再一次浮现心头，他感到自己那么渺小，那么无助，“潜意识里会莫名其妙地发生怕把自己遗失了的恐怖”。
2）调压井口设置检验合格的电动葫芦吊篮上下人员，井内设置爬梯，作为停电应急使用。提升设备和钢丝绳按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通用安全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执行，定期进行检查、保养、维修、更换。
在行车穿越草原的路上，他看到了“穿着高粱红的长袍”在草浪中套马的牧民，那马上的雄姿让他羡慕不已，这正是无数次走进他儿时梦里的样子。1934年在平绥线上采访时，他就揣着猛烈的心跳，一心想着要把草原“瞧个仔细”，但却失望而归。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与草原进行最亲密的接触了：那些围着车子奔跑的如顽童一样的黄羊，各种颜色各种形态的草，还有草丛中晶莹奇巧的“宝石”，以及神秘的敖包、灰色的蒙古包，还有那三两成群的信天翁“斜着头对着蓝天冥想”。草原上的每一个生命都亲切地面对他，仿佛彼此早已相熟。
草原上的景致是美的，这其中既有自然之美，也有人心之美。在这场颠簸的旅途中，他看到了那个穿着绛色袍子的淳朴的蒙古老乡、英姿飒爽的蒙古族女司机、以及充满了生命活力的蒙古族小学生……二十多年前，他也曾一片痴心而来，但带走的却是悲愤，而此时，他的民族情感终于找到了安居之地。
更可喜的是，萧乾捕捉到了草原上日新月益的发展脉搏，这趟是“布帐篷”，下趟变成“大房子”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着。这在他的另一篇特写《时代正在草原上飞跃》也有表现。
这次内蒙古之旅，让萧乾彻底放下了在心里背负了许多年的心灵包袱，他不仅能够以蒙古族身份回到族群中间，还在用蹩脚的蒙古语问候中获得了民族同胞的接纳和认可，他终可以用祖先赋予他的灵性去书写这片大地的情怀了。
四、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与研究领域的实质认可
身份研究是族裔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我们找到一个作家自我认知的角度。民族身份既是与生俱来的，也有个体后天选择的因素，既有天然属性，也有理性成分、意识力量和行动能力。比如作家沈从文的身体里就流淌着汉族、苗族、土家族三个民族的血液，而他最终选择了苗族作为自己的民族身份，并在作品中多有对苗族风情的描述。而有的少数民族作家，虽然在户籍上标明了族属，但却并不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
为有效确保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需建立健全监督管理体系，明确单位的分工和权责，让相关工作得到有效的落实。在监理工作中应结合工程实际制定细致科学的监理制度，同时，在监理工作中还应制定科学有效的措施，确保监理人员严格按照制度规范的要求落实监理工作，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监理工作的价值。
基于前面两点对萧乾民族意识的建构过程进行的梳理，关于萧乾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认识：
其一，萧乾在意识上有主观的民族归属愿望。
其二，萧乾在行动上有过切实的去表现具有民族特性的生活体验的创作实践。
其三，萧乾的民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想象和体验的方式存在的。
社会中的几乎任何一个“群组”都具有“认同”和“排他”的标准，这两项标准落实到萧乾身上，可以发现，在他的童年经验中，当地民族的“排斥”、邻居孩子的欺负和一位蒙古族武师的仗义相助促成了他民族意识的最初形成。如果说这一过程多少有着被动的成份在内的话，萧乾后来对民族意象的建构和在“寻根”道路上的实践就有着更多的理性成分和主观力量在里面了。
尽管如此，对于萧乾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和被实质上的认可之间依旧存在着疏离的状态。这与萧乾的创作姿态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一直有一个浪迹天涯的梦想，希望做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有着自由、包容的文化取向，从这一角度看，他绝不会让自己的思想限定于某种特定的领域当中。萧乾的生活经历丰富，文化格局开放。他成长在京味十足、满蒙汉杂居的老北京皇城根下，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和他四堂嫂、美国人安娜学习了英语并很快掌握了这门语言，之后一直在免费的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上学，形成了他的多元文化格局。成年后，为了生存的需求和事业的追求，他的足迹跨越大江南北，之后又曾旅英赴美，还一度在二战炮火中采访。在他近七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形式从小说、散文到新闻编辑和采写，从杂文写作到文本翻译，思想内容随着视野的开拓不断变化和深入。创作风格从少年时代的忧郁浪漫到青年时代的激情澎湃再到中年时期的深刻犀利，直到晚年在散文随笔中归于温和从容。这样的生活轨迹和创作经历也同时注定了他的创作不可能像多数少数民族作家那样有着较为固定的精神原点，可以专力去抒写本民族的生存体验。因此，我们根本无法从他的创作中去求证他的民族意识而只能对他的民族身份进行一种观念上的认同。这也是他不能够被民族文学研究实质性地接纳的主要原因。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在民族文学研究过程中，虽然萧乾现象出现于几十年前，但从远离族群并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角度来看，这种现象绝不是个案。使用汉语创作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虽然不存在萧乾身上经受过的压力，但却在消除差异、寻求艺术提升和形成独特风格的过程中难免遭遇民族意识的拷问，这就需要研究者以包容的文化情怀和合理的研究方法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族群归属铺设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取同一供试品6份（0.1 g），分别精密称定重量，按样品测定方法依法测定含氮量。结果分别为：3.0071%、3.0343%、2.9642%、2.9861%、2.9617%、3.0116%，平均值为2.9942%，RSD为1.0%（n=6），精密度结果良好。见表2。
[参考文献]
[1]萧乾，傅光明.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
[2]文洁若.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47
[3]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M]//鲍霁，编.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138.
[4]萧乾.萧乾回忆录[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
[5]严文井.关于萧乾的点滴[M]//傅光明，孙伟华，编.萧乾研究专集.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7.
[中图分类号] 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215（2019）05-0014-05
[基金项目] 本文系内蒙古民族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计划项目“多元文化视阈下的萧乾研究”（项目编号：BS4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艳艳，内蒙古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
[责任编辑 邹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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