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之诉与耕读之说
——兼说江西稻作文化
彭兆荣
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昭示天下的国家，“社稷”为其形象表述。农业文明以“禾谷”为重、为先，这不独为粮食生产之故，亦为文化之重。中国稻作技术引领世界，南方不仅是世界稻谷栽培起源之地，栽培技术亦领先于世。古代传统的“耕读传家”构成了乡土社会重要的表述范式。无论是嘉禾之诉还是耕读之说，江西皆可为范。今天，中国正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继承厚重的农耕文明遗产，我辈责无旁贷。
［关键词］ 禾；水稻；庐陵；《禾谱》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传统的国家，“禾谷”无论是作为耕作对象，即人民果腹的粮食生产，还是作为国家“社稷”的政治性代称，抑或“和谐”（“和”者从“禾”）的社会伦理目标和秩序维持，皆与之有关。故，从古至今，“国政”之“大政”从“农正”中来。《说文解字》释：“正，是也。”《说文解字》又释：“政，正也。”“正”也是官名，《尔雅·释诂》：“正、伯，长也。”郭璞注：“正、伯，皆长官也。”［1］（P167）这样，农业—政治—社稷的逻辑关联清晰地链接起来。这些都昭示了“嘉禾”无可替代的功能、作用、价值和符号意义。
值得特别一说的是，稻作文明起源于中国。稻作是南方的主要农业生产产品，而江西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也带动了历史上江西耕读传统的繁盛。然，笔者认为，学界对个中诸关系，包括南方稻作文化、耕读传家范式、“耕”与“读”之间的内在关联，或三者之间的轻重失衡问题，都缺乏深入研究，有些问题的研究非常薄弱，比如农业知识与儒家学说之间的关系等。
用SPSS 18.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所有数据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两两比较用LSD-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需要对农业传统有足够的认知和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上的农耕、农事、农作、农具、农史、农著等的全面研究，这对当代“三农”的转型、创新和提升都有所助益。反之，如果对耕读传统缺乏精细的了解，我们便不能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农业文化遗产，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亦愧对“社稷”，因为“社稷”就是指在土地上耕种粮食的国家。
国内外对知识融合的研究主要有3个方面：知识融合的模型或框架构建研究、知识融合算法或机制研究、知识融合在不同领域的应用研究。较之国外，我国的知识融合理论与实践研究水平仍有待提高。而目前构建的知识融合框架大多以一个特定的应用领域作为研究背景，还未形成一个权威的、能够为多领域所通用的体系结构。
一、嘉禾与中和
无论是作为水稻的发源地，还是在水稻的品种种类，抑或是水稻的推广与传播方面，江西在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江西区域而言，万年吊桶环遗址和仙人洞遗址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早期遗址之一，其制陶技术和水稻栽培是已知世界最早或最早者之一。这似乎表明，在农业社会的初始阶段，包括江西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并非后来者，而是较为先进的区域。［14］而且江西的水稻品种也曾对南方的许多省区产生重要影响。江西的水稻品种，在明清时期除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还对周边省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湖南、广东、贵州、四川、河南等，都有“江西早”这一水稻品种。［4］（代自序，P6）
传统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去除有机物、营养物质和病原体等，在实际污水处理过程中，这些物质能够被持续有效地去除，但对EDCs的去除效果往往较差.因此，为减少这些具有潜在危害作用的微污染物释放到环境中，对污水处理过程中EDCs的归趋及其去除情况进行评价，对优化其处理过程十分必要.
“禾”有泛指和特指之分，泛指为谷类的总称，特指为稻子。甲骨文“禾”
的文字形象似垂穗的庄稼，该字的下面即“木”形代表植物，上面是下垂的穗子形象。有的甲骨文将此下垂的穗子形象简化成一曲笔。就形象而言，可知“禾”象禾苗之形，上象禾穗叶，下象茎与根。［3］（P777）造字本义：结穗的谷类作物的总称。在古代，“禾”与“谷”常常连用，属于“稷”的范畴。《齐民要术·种谷》云：“谷，稷也，名粟。谷者，五谷之总名，非指谓粟也。然今人专以稷为谷，望俗名之耳。”《尔雅》曰：“粢，稷也。”《说文》曰：“粟，嘉谷实也。”郭义恭《广志》曰：“有赤粟、白茎，有黑格誉粟，有张公斑，有含黄仓，有青稷，有雪白粟，亦名白茎。又有白蓝下、竹头茎青、白逮麦、擢石精、卢狗蹯之名种云。”郭璞注《尔雅》曰：“今江东呼稷为粢。”孙炎曰：“稷，粟也。”［2］（P47-48）
“禾”的特指是稻米。中国幅员广阔，南北的地理地貌差异甚殊。而粮食作物种植和生产的前提是“土地”。以中国之情形，北方“旱地”，南方“湿地”，农业作物自然不同；故人们常说“北方麦作/南方稻作”。相比较而言，稻和粟，虽然一个被称为大米，一个被称为小米；一个产自南方，一个产自北方（当然不能绝对言之，北方也有水稻种植的考古证据和历史记述，即使在今天，北方有些地方仍然种植水稻），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稻在南方，和粟在北方一样，也被称为“禾”或“谷”。汉字中的“禾”，更多的时候指的是植株；谷，则是稻所结之实。谷脱壳之后，称为“米”。只是由于稻米的颗粒较粟米大，所以称稻米为大米，称粟米为小米。［4］（P3）“稻”作为粮食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稻在五谷之外，稻列五谷之中，稻成五谷之首。［5］（P23）
农耕文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涉及时间和空间两个重要维度。比如在汉代以前，中国农业主要的谷物食物是稷、黍、麦和稻。稷和黍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物，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它们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食物。只是到了战国时期，麦和粟才获得了基本食粮的地位。稻米主要限于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那里多沼泽的地形为人们提供了水源充足的天然稻田。因此，在中国北方，也就是曾经的“中原”所指的范围，即“一点四方”之“中”，主要作物为旱作物，水利对于它们不像对种植水稻那样重要。［6］（导论，P3）至于交流方面，稻谷起源于中国，而小麦、大麦为外来作物，中国古代谷物从“禾”旁，唯“麦”从“来”旁，说明其为外来。［7］（P28）从西域来的物种，古代通称“胡”。［7］（P47）大约4000年前，小麦从西亚传入了中国，并在中原腹地推广，因为小麦产量是粟的数倍，小麦逐渐替代粟成为整个中国北方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5］（P24）
“天时地利人和”，在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传统社会里，纪时至为重要。而最具代表的表述为农历。有意思的是，它与嘉禾生长有涉。众所周知，农历以“天时与地辰”为依据编列而成，其中“年”为四季的总括。中国古代的“年”是根据天时与地利的协作配合而产生的，其基本的结构因素之一是农作物。甲骨文“年”属“禾族”，甲骨文的“年”
即禾（借代谷物）加人（农人）构成的，表示农人载谷而归。造字本义：将收获的谷物搬运回家。“年”在古时亦写作“秊”，《说文解字》：“秊，谷孰也。从禾，千声。《春秋传》曰：‘大有秊。’”即年指的是禾谷成熟。《春秋传》说：“大有收成。”《诗·周颂·丰年》有：“丰年多黍多秊。”可知，一年四季的最终“评估”依据是农作物的成熟和丰收。
所以总体上说，古代的物候计时体系就是根据天时与农事的关系形成的；具体而言，“天时”与“物候”之间相互参照和对照。所以，天象，特别是星辰的变化成为早期人们观察和观测的重要对象，因为天象与天时是契合的。比如，人们在长期的观测中发现，某些恒星出现在天空中不同的方位，与气候的季节变化规律吻合，如北斗星座，“斗柄东向，天下皆春；斗柄南向，天下皆夏；斗柄西向，天下皆秋；斗柄北向，天下皆冬”（《鹖冠子·环流》），俨然一个天然的大时钟。［7］（P126-128）二十四节气就是天时与地辰协调的农耕指南，“天时”与“地利”相互言表。“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过程，是中国古人立足于大地对于太阳周年运行规律的不断演化过程。”［8］（P2）
“禾-和”之于农业文明，首先与土地关涉。“和”从“禾”，“禾”根植于土地；农耕之本在乎地，“和土”故为首先。在农学范畴，“和土”指“土壤达到肥瘠、刚柔、燥湿适中的最佳状态”［7］（P138），所以，“和土”对于农业来说至为重要。“凡耕之本，在於趣时，和土。”“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以此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辄平摩其块以生草，草生复耕之，天有小雨复耕和之，勿令有块以待时。所谓强土而弱之也。“春候地气始通：□橛木长尺二寸，埋尺，见其二寸；立春后，土块散，上没橛，陈根可拔。此时二十日以后，和气去，即土刚。以时耕，一而当四；和气去耕，四不当一。”［2］（P36-37）由此可知，我们今天所说的“和”（和谐、和平等）都是建立在“和土-嘉禾”之上，其逻辑是：没有“和土”，便无“嘉禾”；没有“嘉禾”，便没有“中和”；没有“中和”，便没有“人和”；没有“人和”，遑论“和谐”。
综上，我们加深体察和了解了为什么中国历来以“社稷”作为国家（家国）的之称。也因为此，从古至今，帝王和政治领袖都要亲自祈谷，或躬耕，或亲临稻田。中国许多地方还保存着古代天子祈谷（于上苍）或躬耕（帝籍传统土地）的建筑，如南宋的八卦田，北京明清宫殿建筑中的左祖（祖庙）、右社（社稷坛），天坛的祈年殿，地坛的方泽坛，以及先农坛的观耕台等，皆表明以农为政的“社稷”之重。［10］（P40）
从文中分析可知，商业银行零售网点的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在现阶段当中，我国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相关单位有较好的耐心，不断明确管理目标，改变创新策略，加强重视客户体验就能有效加快零售网点的转型。
作为稻作文明的重要源始地，中国第一部水稻专书《禾谱》也是泰和人完成的。《禾谱》共五卷，作者是北宋时期的泰和人曾安止。曾安止（1047—1098），字移忠，号屠龙翁，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时年29岁①，曾任彭泽县令。元祐五年（1090），其父曾肃去世，后曾安止也“以目疾而退”。退仕后，从事调查和著述，因有感于当时士大夫只为花木著谱，而稻未有谱，遂“周爰咨访，不自倦逸”，写成《禾谱》。成书约在元祐五年至绍圣元年（1090—1094），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水稻品种志。
莱考夫认为概念隐喻在数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指出，基础隐喻和关联隐喻提供了两种类型的隐喻数学思想：一种是基础隐喻产生的基本的、直接的基础思想。例如：加法是把物体(objects)加到一起(collection)，减法是把物体从一堆东西中减去，集合(sets)是容器，集合中的数字是容器中的物体。莱考夫指出，这些通常几乎不需要说明。另一种是关联隐喻产生的复杂思想，有时也称为抽象思想。例如，作为线上的点的数，作为代数方程的几何数字，作为代数运算的等级(classes)运算。与基础思想不同，莱考夫指出，这些则需要明确说明。[2]53
3.1 基于RS和GIS技术。运用RS的监督分类中最大似然法进行遥感影像的解译，提取研究区2000年和2015年两个时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土地利用类型分别是耕地、林地、草地、水体、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并分期制作土地利用现状图。利用GIS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得到两个时段的土地利用和空间变化图，据此分析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变化情况。
概言之，中国的农耕文明素以天地人“三才”为观照，嘉禾既与“中和”互表，又与“社稷”相衬。
二、嘉和与故土
水稻作为农作物，起源于中国，这是世界公认的结论。［11］（P7）1992年，中美两国的农业科学家在江西调研，“美方于1996及1998年已发表两次报告，证实长江中游是世界栽培稻及稻作农业的摇篮，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的居民距今一万六千年前已以采集的野生稻为主要粮食，至晚距今九千年前被动定居的稻作农业业已开始”［12］（P1）。对于中美联合调查组的材料，学者们在使用时似乎有不同的说法。百度的“水稻”条目载：稻的栽培历史可追溯到约公元前12000—16000年前的中国湖南。在1993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世界最早的古栽培稻，12320±1200—14810±230年。［13］笔者倾向于认为，水稻栽植的发源与行政区划之属地不契合。关于中国稻作的起源，特别是栽培稻的本土起源，农史专家告诉我们：江西是最具说服力的地方之一。［4］（P275）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以农耕为本。中式农耕文明的机理是“天时地利人和”之“三才”相互配合默契，并始终贯彻融汇于整个中华文明的遗产之中。其中至为重要的政治伦理之理想固为“中和”，《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原与“嘉禾”——“禾-和”相生相属。《说文》曰：“禾，嘉谷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之中和，故谓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2］（P71）由是可知，中华文明之“天地人和”的宇宙观与农耕互证。
当然，江西水稻栽培和种植的种类、发明、更新等也呈现出多种样态，有些甚至具有创新性“品牌”价值，在历史上具有引领作用。明代江西奉新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了吉安地区一种特殊的稻豆轮作方法：“江西吉郡种法甚妙，其刈稻竟不耕垦，每禾稿头中拈豆三四粒，以指扱之。其稿凝露水以滋豆，豆性充发，复浸烂稿根以滋。已生苗之后，遇无雨亢干，则汲水一升灌之。一灌之后，再耨之余，收获甚多。”这种点豆方法一直流行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4］（代自序，P1）
耕读应该包含哪些基因和内容？公元2世纪时崔寔所编撰的《四民月令》③残篇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古代“耕读”雏形的参本。内容大致分为八类：一，教育祭祀和社交活动；二，不同时令的农活；三，关于蚕桑、衣服裁制、洗染、缝补等；四，饮食制作、酿造和食物储存；五，房舍修建和水利建设；六，野生植物，特别是草药的采集；七，家什的保养维护；八，诸如卫生用品等杂项什物的买卖。这种自耕农的小规模经济能保证“自给自足”的生活。［6］（P65）当然，在这个“耕读”的版本中，还没有明显地掺入由科举制度所制定的“读”的范式和内容。众所周知，汉武帝时才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先是在朝廷里面以儒家为独尊，进而逐渐向民间扩展。《四民月令》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耕读的“原始版本”。
中国的南方雨水充沛，但地形复杂，水稻的灌溉方式也形成了极具特色，特别是因地制宜的方式。水利灌溉，包括水利工程，灌溉的用具，特别是用于农业灌溉的农具，灌溉的作业方式等都值得一表。比如清代关中农学家扬屾所编著的《知本提纲》关于灌井的记述：
水利最多，惟井之养人，其功无穷。盖井养宜于平地，易成区畦。凡深至六丈者，皆可引灌。其法：深井俱宜长开，一梁可安辘轳四、五副，日能灌地一亩四、五分。若至三、四丈者，可作水车，日可灌地二、三亩。愈浅所灌愈多，或灌禾，或灌蔬。自能力致胜于旱田十倍。［15］（P53）
说江西是水稻的一个发源地，有一个重要的文化依据：江西在历史上对农耕文明的这一物种——“稻禾”的观察、记录、研究整体上处于领先的地位。比如历史上的庐陵地区历来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稻米之乡。［4］（序，P7）以庐陵地区的泰和为例，其以“地产嘉禾，和气所生”而得名，东汉末年建县。据光绪《江西通志》载：西晋太康五年（284）秋，“七月，豫章嘉禾生”；同书还载：“禾山，在泰和县西北五十里，唐时尝生嘉禾，故名”。［4］（P297）换言之，“泰和”就是因“嘉禾”而生的地方。“嘉禾”的种植地，自然有其独特的土地原因。吉泰平原为赣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河谷冲积平原，整个平原地表松散，沉积物巨厚，地势平坦。吉泰平原四周有群山环抱，平原内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降雨充沛，河网纵横，因而农业和养殖业发达，宋代已为赣中粮仓、鱼米之乡。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Graphpad Prism 5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ANOVA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禾谱》第一部分对水稻的“总名”、“复名”、“散名”作了论辨，清晰地指出古今水稻名实之间的联系与差别。特别是作者能对古今水稻的异名进行辨析，比较古今水稻品种之间生物学特性的差异。在记载水稻品种时，该书也并非简单地记录名称，而是对水稻的生育期、外形、原产地等均有记载，现存《禾谱》载有籼粳稻21个（其中早稻13个、晚稻8个），糯稻25个（其中早糯11个、晚糯14个）共46个，加上被删削的，共有56个。《禾谱》所记稻品，以泰和地区为主，又并非泰和一地所专有。现存《禾谱》中有8个品种分别见于南宋8种方志。《禾谱》所记稻品，还反映宋代水稻品种资源发展的历史。如当时泰和传入占城稻才四五十年，已有早占禾、晚占禾之分，反映出占城稻在江西传播的情况。《禾谱》所记泰和水稻品种资源数量之多，说明赣江流域是宋代重要水稻产区。《禾谱》对研究中国水稻栽培历史以及宋代粮食生产有重要意义。［16］
元代王祯在撰写《农书》的过程中，深受《禾谱》和《农器谱》②的影响。曾雄生在《中国稻史研究》中有这样的记述：
王祯完成《农书》（时间当为1295—1298年）后，到江西永丰任职（时间当为1300—1304年）。永丰隶属江西吉安，即传统的庐陵地区。成书之后，王祯本想用活字嵌印，得知江西官方已决定刊印而作罢。据《元帝刻行王祯农书诏书抄白》所示，江西官方决定刊行《王祯农书》获得批准，时间是在大德八年（1304），当时王祯在永丰任上。《元诗小传》记载：“王祯，字伯善，东平人，大德四年知永丰县事，以课农兴学为务……著有《农器图谱》《农桑通诀》诸书，尝刊于卢（庐）陵（今江西吉安）云。”又据康熙《永丰县志·贤牧传》，王祯“著有农书，刻于庐陵”。因此，江西最早刻印农书的地方大概是在庐陵，而庐陵正是曾氏农书作者的故乡。［4］（P149-150）
概而言之，南方有嘉禾；禾谷之繁衍，江西自古为先——不独于水稻之起源，不独于《禾谱》之奇书，而是鱼米之乡的典范。
例（1）是一个典型的双及物构式。动词“sent”本身是个右向动词，与构式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该语义值很容易被投射入整合空间与构式空间进行整合，从而在浮现结构中得到这样的解读：“Tom”将一个苹果递给了“Joe”；例（2）中的“bake”是属于“制作”类动词，它本身没有方向性。但在整合空间内，构式的右向信息使动词“bake”具有了方向性，并进而产生了右向性的解读：“Mary”烤制蛋糕，并试图将其送给她的弟弟；例（3）中的“borrow”是个左向性动词，和构式语义方向不符，所以例（3）不成立。
三、耕读与传家
中国既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又是礼教社会，强调耕读文化便自然而然,并由此演化成为最为普遍的耕读传统。在此，“耕”不只是下田耕作，泛指农耕基础上的所有生产活动，如渔、樵、采、集、殖、织等。“读”亦非简单的读书，泛指有关道德礼义、教化伦理的全部内容，如教育、科举、孝悌、祭祀、红白喜事等。“耕读”与其说是具体行为，不如说是文明价值。换言之，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催生出耕读传家的伦理模范，而农业的兴盛与耕读的繁荣相辅相成，互为言表。其中似乎潜匿着这样一条线索：农业发展健康稳定，读书传家的世风就昌盛。
作为农耕文明，单是“耕”就不简单。“耕”者，文字分类为“田族”；由“耒”（农具）与“井（田）”组合而成。［17］（P977）《说文解字》释：“耕，犂也。从耒，井声。一曰古者井田。”其实“井田”大致有两种意义：一，历史上所说的“井田制”；二，古代村社和家乡的泛称。对于前者，学界有不同看法：“中国古代有无井田确切性质，至今是纷挐难决的问题，自从《孟子》提起井田制度的构想以后，学者一直在努力弥缝各种相互抵触的叙述。”［18］（P123）这也反映在对“耕”的阐释上，日本学者白川静认为“耕”的正字为“畷”，而学术界认为“耕”等于“耒”加“井田”的假设未能得到证实。由于缺乏古代原始字形资料，目前无法确知“耕”与“畷”的构成原委。［19］（P138）“耕”字在甲骨文中未见，从目前的文字资料看，始见于篆文。不过，无论“耕”的最原始的本义是什么意思，都不妨碍对这一个字的意会语义：耕作、耕种、耕田。从其造字字形看，已经进入牛耕的时代，即农耕文明已经进入到了用牛替代人耕于木耒的时代。更有甚者，“耕”的耒犁形象与天象之大辰星有关，指喻“农详”。［20］（P282-284）
众所周知，农作生产离不开水。对农业而言，哪怕是“旱作”，也是针对“水”而言的——相对水少。故，“水利”由是成了“社稷”之重要保障。德国学者魏特夫甚至认为中国封建专制与水利存在着逻辑关联。［9］（P87）稻作于南方的一个重要条件依据是“水”，故人们称之为“水稻”，乃“种谷”需水。
部编版的口语交际教学，我们在实施时首先要根据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及学情。要善于激发学生的“说”的兴趣，在合理情境的创设中，在师生、生生及亲人的交流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倾听及口头表达能力，在言语整合表达中发展思维，向日常生活延展，使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交际习惯，最终使学生的语文素养得到全面提高，达到培养学生正确运用祖国语言文字沟通交流的最终目的。
既然耕读一体，说明二者相互证明。所以，中国古代某个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二者并荣者方可言表。江西在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长时段里不啻为范。以吉安所代表的庐陵文化便可为例。唐宋以来，庐陵地区，耕读繁荣，人文荟萃，以“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堆花香”而著称于世。吉安府不但考取天下第一多的进士和数量众多的状元，而且在明代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和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中鼎甲3人均为吉安人，这种现象在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吉安甚至有“一门九进士，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的说法。庐陵属地泰和更是因“地产嘉禾，和气所生”而得名，清光绪五年刊本《泰和县志》引清同治十一年高廷桢序称：“泰和为声名文物之邦，忠义孝友之邑。山川挺秀，甲第云连。溯自宋、元，迄明以来，英贤崛起，勋业昭垂；经济文章，卓著千古。”仅据清光绪元年《吉安府志》卷二十一《选举志》统计，明洪武四年(1371)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的104年间，泰和共出进士213人；贡生更多，明代达625人，清代也有200人。
耕读传统的景观，尤其是“读”，必然反映在教育方面。仍以泰和为例，据清光绪元年《吉安府志》卷十七《学校志·泰和学校》记载，泰和县历史上有相当完善的学校体制，包括州学、县学、乡学、村学。作为一县最高学府的县学规模宏大，建置完整，内有道义门、攀桂楼(建于宋代)、增斋堂(建于元代)、明德堂、尊金阁、棂星门、明伦堂(建于清代)等建筑，并且修建频繁。据府志统计，泰和县学宋代为六建四修，元代一建一修，明代二建十修，清代二十修。完善和正规的学校系统，使得泰和县历史上文风极盛。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里，宗族起着社会管理的重要作用，对乡村教育更是如此，几乎每个乡村都有宗族祠堂和宗族运作管理体制。在宗法制的传统农村里“耕读传家”是人们根深蒂固的生活理想。宗族教育是宗族事务的一件大事，每个宗族都期望自己的族人有读书人，能出个秀才、举人或者状元，所以私塾、学堂、书院在乡村是很普遍的。“耕为本务，读可荣身”，“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等家训教化都反映了古代耕读文化在乡村的兴盛，也反映了耕读之家的文化传统与传家寄托。耕是衣食来源，是仰侍父母、俯畜妻子的立足之本；读是入仕之阶，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经之路。教化民风，“百艺莫如耕读好，千金难买子孙贤”。有些古村落中的书院、义塾、读书楼、文昌阁、进士碑等设施都是村中学龄儿童接受教育的地方，是耕读之读的主要场所之一。
概而言之，“耕读”作为中华文明之基本照像，反映了中国自古而来所形成的传统。江西作为耕读传家发达与繁荣的范例，无疑是这一传统的缩影。
四、小 结
南方有嘉禾，这不是简单的诗文赞美。中国南方作为稻作起源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考古发掘。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把中国稻作的起源一下推到了7000年前。至21世纪，考古又有了新的发现，特别是在长江流域。从现在的考古材料看，中国稻作的起源已经突破了万年前。④对于农业社会而言，农作物的栽培、推广、发展、创新等，必然会带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嘉禾之诉”与“耕读之说”遂成逻辑。
耕读传统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基因”，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应对和适应新形势变化的机制，恰恰相反，耕读传统既然能够延续数千年，说明这一传统具有承受大量和多样变迁的可能性。面对今日之形势，耕读传统中的许多因子都将产生变化和变革，如何继续发挥其“自变量”的可能性，比如农业的产业化，城乡的一体化，乡村城市化等，都将面临挑战。任何历史都是“继承的创新”，任何文明都是“传统的发明”。中国正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继承、发扬、创新耕读传统之机理，是保证这一战略顺利推展的重要依据。
注释:
我每天傍晚的时候端着酒杯木然的站在窗前，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对面的小洋楼。可是女人并没有如我想像的那样，一连几天，她都没有回过七里坪的小洋楼。
①有的文献记载曾氏28岁考取进士。
②《农器谱》由曾安止的侄孙曾之谨撰写完成，农史上称“二谱”为《曾氏农书》。
③“四民”指士子、农民、手工艺者和商人，参见（美）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④斐安平《长江流域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曾雄生《中国稻史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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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9）05－0247-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探索研究”（17AA001）
彭兆荣，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重庆 401331）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王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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