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的崛起与承诺——一功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是论文,历史主义论文,克罗论文,当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历史主义正在中国文坛变得越来越炫人眼目，新历史主义正在崛起，并成为一支大军，这是众人有目共睹的事实。
在论述本题以前，对于题目概念，有一个交待的必要。关于本题，有人称之为新历史题材小说或新历史小说，我则倾向于涵括力更强也更切近实践的“新历史主义”这个概念。
当我们提到新历史主义概念时，有必要提及下列一些作家与作品：苏童《妻妾成群》、《红粉》、《米》、“枫杨树故乡系列”；余华《鲜血梅花》、《活着》、《一个地主的死》、《呼喊与细雨》；叶兆言《追月楼》、《半边营》、《日本鬼子来了》；刘恒《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冬之门》；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池莉《预谋杀人》；方方《祖父在父亲心中》；格非《迷舟》、《敌人》、《大年》；北村《施洗的河》；吕新《抚摸》；孙甘露《呼吸》；李晓《相会在K市》；张炜《古船》、《九月寓言》；张承志《心灵史》；陈忠实《白鹿原》；乔良《灵旗》；莫言“红高粱系列”；周梅森《军歌》、《国殇》等等。这是一串长长的不厌其烦的名单，从这些作家作品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到一股回归历史的大潮扑面而来。在新历史主义旗帜下几乎会聚了中国新时期文学所有的充满创造力与希望的作家，在新历史主义作品中几乎融汇了新时期文学所有的激动人心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作家作品中所触摸到的历史，再不是正统的历史教科书的图解，而是被重新赋予了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个人性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因而呈现在作品中的历史也是五花八门的，没有统一的概念与规律可循，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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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考察新历史主义时，有必要回顾一下整个的新时期文学。“文化大革命”过后，全国人民从重压之下解放出来，痛定思痛，舔舐伤口，开始出现“伤痕文学”，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等小说相继出现，人们在温故“文化大革命”给民族造成的灾难同时，开始进行反思，对整个的10年动乱进行反思，于是出现了《大墙下的白玉兰》、《爱是不能忘记的》、《绿化树》等一系列“反思文学”逐渐开启了新时期文学中返归历史的先河。有些人还将笔触伸到了“文化大革命”前甚至反“右”时代，《芙蓉镇》等力作纷纷出现。这时候人们反思历史，主要是从社会政治层面进行反思，对政策失误导致的可怕后果进行再度反刍。
当时间推进到1985、1986年左右，整个社会兴起一股文化热、方法热，文化热潮对民族文化、民族更深远的历史、民族劣根性、惰性等进行更为彻底的反思。我们民族历经磨难，面对现代化的重任，一些有识之士，试图寻找民族之根、文化之根，欲对文化来一次彻底的清查，于是文学上出现了“寻根文学”。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纷纷出现，一新天下人耳目。与此同时，哲学美学上的方法热，也把西方各种名目繁多的方法引进过来，一些人加以吸收，引入文学，逐步出现先锋派小说，马原、格非、余华、莫言等纷纷于此时立足新文坛，他们在文本中操持各式西方话语，以形式代内容，以叙事代抒情。他们同样将眼光投向了过去，叙写过去时光中沧桑风尘的人与物，叙写家庭的兴衰变迁，而他们所操持的文学技巧，又都受到了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罗伯──格里耶等人的影响。也在他们这儿，新文学中反思历史的潮流出现了质的变化。如果说此前人们反思历史是采取正面审视的话，至此则开始从侧面进行省视与观照，甚至代为书写历史，出现了“异端”思维倾向。他们眼里的历史观已开始发生偏移，个人主体性质愈来愈突出。
寻根与先锋文学发展到1987、1988年，在高峰突起之后日趋低落，而苏童、余华、格非们仍然以自己老道的笔力书写历史。1989年之后、90年代初、新写实文学出人意外其实又是情理之中地出现在文坛，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以对鸡毛蒜皮凡人小事的细腻描写，带给人们一股生活忙碌而温馨的感觉。在品味了现实的酸甜苦辣之后，他们又无一例外地将目光投向了过去，方方写作了《祖父在父亲心中》，还有池莉《预谋杀人》，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刘恒“食色系列”等，无不充满了对历史的再度反思，当然这种反思带有了更为现代的因素。
当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在当代文坛画面中纷纷淡出、淡落下去时候，新历史主义的大旗却愈来愈清晰、愈来愈浓墨重彩地凸现在众人面前。百川归大海，汇入新历史主义的洪流，滚滚前进。在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我们要说：新历史主义已经崛起在文坛。
在新历史主义旗帜下，除了余华、苏童等所谓先锋小说家及刘恒、刘震云等写实作家及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之外，另外一支劲旅，便是军事文学。军事文学也不例外地汇入了新历史主义的洪流中。80年代初乔良的《灵旗》如一匹黑马闯入文坛，作家通过一个老人的眼光来回顾30年代的湘江之战以及那汉子的英勇。之后，从莫言的“红高粱系列”，“我奶奶”与土匪余占鳌、罗锅大叔等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感情纠缠及充满民族正气与大义的抗日行为，再到周梅森《军歌》、《国殇》等描写国民党军队步入绝境之后，面对生死考验的煎熬，一无例外的生命大逃亡，还有一系列军事报告文学等，他们都将眼光投向了并不遥远的过去，将军事文学引入了新历史主义的潮流。
在回顾了新时期文学之后，我们可见新历史主义文学是与整个新文学相联系的，它是新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它酝酿于整个新时期文学，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则萌芽肇始于1985、1986年之后，它与寻根、先锋文学相伴随，然后又经过新写实的过滤，终于在90年代冲出了历史的地表，成为蔚为壮观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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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反思历史的眼光在一步步深入，如果说伤痕、反思文学，还只是写10年“文化大革命”的话，那么，新历史主义则将笔触延伸到了解放战 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甚至更远。在他们的眼光中，许多一度处于历史盲点的事物都重新凸现在众人面前，尤其是抗日及共产党领导革命以来的历史。
历史是一部苍茫的大书，丰富复杂的生活在共时状态下杂象丛生。面对过去，人们有无数种解读的可能。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家路易·芒特罗斯就说：“我们的分析和我们的理解，必然是以我们自己特定的历史、社会和学术现状为出发点的；我们所重构的历史，都是我们这些作为历史的人的批评家所作的文本建构。”①当我们熟稔了一种固定模式的认可方式之后，在个人意识逐渐觉醒的20世纪末的中国，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时，主体意识的介入必将引发五彩缤纷的历史构图，这里面无疑有一种巨大的解放精神与勇气荡漾于其中。
历史总是要不断被重新书写的，当1988年左右，陈思和等提出“重写文学史”概念时，已经包含了这种渴望与努力。“只要时间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实社会经历连续的变化，使得历史的不断重写成为必要。”②再则在一个如巴赫金所谓“众声喧哗”的时代，已不可能强求声音的一致。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新历史主义作家笔下的历史是如此的与我们过去的固态认识不同。格非的《大年》、《迷舟》、《敌人》等在繁杂的叙事之后，将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地主、老百姓等杂置于一个共同背景之下。一个流氓无产者的吃大户行为中掺杂了如此多的“阶级”纠结，以致于篇完奏终，个中三昧仍然暧昧不明（《大年》）。在紧张战斗之间，一个军阀神秘失踪，却在一个小山村上演了一出情欲渲染的仇杀（《迷舟》）。在周梅森《国殇》中，无论投降变节者，反叛者，个人阴谋者，抑或正义者，在生死关头上演完紧张的杀戮之后，一无例外地被标以“为国捐躯”而载入正史。叶兆言《追月楼》中丁绅士以一日日本不退便一日不下楼来反抗。张炜《古船》让人看到阶级斗争之后更多的人性恶，而这正是涅洼镇的历史。余华的《活着》在一股道家开悟的心态下轻描淡写地点化苦难，在历经沧桑之后品味着“活着”二字真言。而这些，无不都是历史，你不能否认它们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甚或这便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当这些新历史主义作家从历史的尘土中挖掘出、翻晒出另样的历史杂碎之时，我们应该体味其中的勇气。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新历史主义作品中写了那么多的偶然性。马克思曾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③恩格斯也说：“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④李晓在《相会在K市》中，写追求革命的学生刘东被化装成敌人的革命者误作奸细而杀，而原因却在于知情人偶然吵架被捕。《国殇》中师长在功败垂成之际，却在小解时被人所杀，于是全局皆变。《活着》中主人公因赌博输掉所有的财产而成为贫民，土改中便逃脱了地主的成份。格非在《锦瑟》中对偶然性导致的命运不可捉摸作了说细的论述：“人们总是无法预料自己什么时候会突然背运，无论你考虑得多么周全，无论你贵为天子，还是贱若乞丐，恶运都会出其不意地撵上你，像水蛭一样吸咐在你身上甩都甩不掉。”也许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⑤，当我们侧目于这些“新历史”时，恰恰它们便是历史的一部分。
在这里，人们完全可以看出一种解构的弥漫，一种消解精神的张扬，同时也是一种解放。如果说福柯书写历史便是为了消灭历史，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新历史主义作家追寻历史也是为了消灭固定成见的历史。在这种消解精神的驱使下，他们给我们展示了另一样的历史，有人称之曰“稗史、秘史和野史，充满了对历史中非正统现象和非常规性因素的探赜索隐”⑥。其实这正是新时期以来，在痛定思痛之后，人们反思精神的进一步深化和拓进，并且在这种深化当中，注入了更多的现代性因素。
在消解的背后，新历史主义文学更注目于人性、人情的开掘。历史在他们那儿不过是一个幌子，更重要的还是对人类性情的关怀，从各个方面，对我们民族的民族性、民族文化进行重新观照与审视。雅斯贝尔斯曾说历史是回忆，“倘若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消失在虚无迷惘之乡，而要为人性争得一席地位，那么这种对历史的回忆，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苏童在长篇力作《米》中，将五龙从一个长工发展到米店老板，再到匪首及其败亡的过程描述出来，在胜者王败者寇的短剧中，将“恶”暴露得彻底无遗。《妻妾成群》中颂莲、梅琦、如芸等的勾心斗角被展示得淋漓尽致，在一片江南的青瓦白墙之间，人欲如罂粟般邪恶鲜艳。余华《世事如烟》中的老中医，不惜用童女的贞操来取阴补阳，延长自己的生命，甚至还要盗取自己儿女的阳寿。《现实一种》中，兄弟间毫无杂念的残杀，已没有令人发指的触动。新历史主义作家似乎对人性恶更加青睐。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⑦这或者可作为新历史主义作品中“恶”的一个注脚。其实在善的方面，新历史主义也不乏力作，《祖父在父亲心中》中祖父的凛然正气，《一个地主的死》中的最后迸发等，都可令人窥视到另外一个层面的“善”。在善与恶的剖析中，新历史主义将民族的人性人情进行了重新检讨。
在新历史主义对人性人情关注的背后，实际上蕴含了他们的人文关怀与价值追求。兰德曼认为“人是历史的存在，人是文化的存在”，在历史文化的反思中，新历史主义作家袒露了他们的心怀。叶兆言《追月楼》中老绅士的执拗，池莉《预谋杀人》中丁宗望的宽容与遗训，余华《一个地主的死》中地主的醒悟等等，无不在表述作家们对人类的关切之情。苏童的《妻妾成群》，并不仅仅是一个妻妾们勾心斗角的故事，而是要通过她们来鄙弃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与残渣。在发霉的老房里一群群青春鲜亮的生命被迫日趋腐朽，怎不令人痛心！颂莲初入陈家时的清丽眉目在篇终时却已成了无聊的邋遢！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则将故乡的苦难咀嚼之后，引起人们的审视。展示人性恶，思考国民性，重新省察历史，引起人们对善与理性的追求与向往，这种终极关怀精神应该说是他们的目的之一。
新历史主义作品 画得比较多的一面是权力的争斗。福柯曾说：“一切事物都可以总结为两个词：权力与知识”，“在人与人的亲系中，无论是怎样的关系……总有权力存在。我是说在这些关系中，此人欲指挥彼人的行为”⑧。按照他的理解，实践总是受权力与知识的控制。而在新历史主义作品的中，权力控制的实践，又加进了东方式的家族争斗成分的纠葛，对权力争斗的描写似乎成了作家们的一个普遍倾向，权力斗争也成了人性善恶表演的舞台与竞技场。《故乡天下黄花》将阶级斗争进行了再度书写与解构，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为了一个村长的职位，竟然引起了几代人的恩恩怨怨，仇仇杀杀。《妻妾成群》中妻妾的争宠，也是为了压倒别人，独揽家务大权，只不过女性的阴柔更令人毛骨悚然。《国殇》中新22军的互相残杀也是为了夺取军权。《米》中的五龙始终在为成为米店老板与地方一霸而谋划。将权力斗争以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加以重新观照，这是新时期文学中新的题材与模式。
对人的文化的关注，使新历史主义作品中如雕刻般的心理刻画与描写尤其令人瞩目。余华、苏童、格非、莫言、刘震云等都是这方面的大手笔。莫言《红高粱》中肆意渲染的心理剖示如浓墨的山水，格非《大年》中毕剥可闻的心理阐释今犹在耳，苏童在枫杨树故乡蓄意制造一片片繁盛糜烂的心理耀人眼目。在这些作品中，无疑都留下了先锋派犁翻过的痕迹。
同时，新历史主义作品中又融汇了新写实小说对细节的细腻刻画的功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纠偏作用，使他们从纯先锋的空中楼阁回到了生活的实地，更接近于大众的心理，因而也更受钟爱。刘恒《伏羲伏羲》中惊心动魄的细节描写，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中絮絮的倾诉，都让人产生实在的感觉。显然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等新写实小说作家的细腻笔力已被新历史主义作家普遍接受。在余华的《活着》中，已没有想引人误入歧途的预谋，更多的是平实的描写叙说。在苏童的近作中，如《城北地带》，也没有了扑朔迷离的营构。在经过一定的纠偏之后，新历史主义的叙事正逐渐接近把握文学之谜的内脉。
在新历史主义作品中，又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先锋小说对叙述模式及结构探索的优点。马原、洪峰等人刻意营造的迷宫已有一定程度的隐蔽，人们在新历史主义作品中已可初览作家叙述结构的匠心，而不是谜语般的胡猜，或者如进入大观园四处无归路的感觉。余华的《活着》、《一个地主的死》，及苏童、格非、叶兆言的转变，以及新写实作家群，现实主义作家群对他们的吸收等，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可读性的增强，并不一定是缴械让步，或许恰恰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在新历史主义作品中，有两部作品是值得特别一提的，即张承志的《心灵史》与陈忠实的《白鹿原》。《心灵史》作为一部哲合忍耶散史，以浓厚的血泪书写，呈现出与正统史书完全不同的面貌，书中不断地拿清史与教史对照，展示民间教史的原生态。这部作品由于其宗教、由于其虔诚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例证。《白鹿原》在1993年的文坛上被炒得炙手可热，被人誉为一部新时期的整合性力作。它的笔法有人说是现实主义的，但其精神内蕴无疑是新历史主义的。作者并不在乎要写一部白鹿原的正史，而是为了写一部秘史。作为题记的巴尔扎克的话说得很明白：“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既是秘史，作者更关注于民族文化的开掘，更关注于民族民俗的展示。作者曾经自我表白：“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那种思索……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作者对民族历史的反思，终于成就出当代新历史主义的鸿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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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曾经如此告诫我们。当新历史主义作家重新书写历史时，只不过是要借历史来表述当代的精神与情绪。“他们涉足历史，是试图借助历史这具木乃伊，抒发自己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感慨。”⑨在当代语境中，主体意识的不确定，被迫使其移入幻想中的故国宫殿，用当代话语来书写所谓的历史故事。这是一种消极与无奈，同时也是一种方法的积极。
新历史主义思潮，应该说是民间情绪的表现与作者文本虚构的统一。“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⑩新历史主义作品借“历史”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在现实的无奈下，退隐至历史领域，力求在处江湖之远的民间，逃避主流意识形态的侵入，追求一种活泼的原生态的自由，用民间眼光来重写历史，还原民间，从而为人们提供另样的价值标准。陈晓明曾谓：“他们企图改写历史，把历史引入一个疑难重重或似是而非的领域。”(11)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海登·怀特就认为：“从逻辑上说是无法论证从某个理论出发比从其他的理论出发写出的历史更符合真实的。”(12)因此，对于这种民间历史，也还是应视为有其认识价值。
新历史主义也是思想解放的结果。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学评论家弗兰克·林特利查就说：“找到一个自由空间，从而使我们从那个强迫我们成为我们所不愿意成为的样子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并且我们正是在那些产生和使我们成为自我的那些制度那里找到我们的不满。”(13)美国新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斯蒂芬·格林伯雷也呼吁:“蔑视社会珍视的正统观念，拥抱那些被正统文化认为是讨厌或可怕的东西。”(14)他们的这种精神，正在成为新历史主义作家们一种实践努力。新历史主义将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潮，各种新观念、新思想，都以具体的文学形式表述出来，体现了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的实绩。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同时也是思想解放发展到一个更高层次的表现。新历史主义借着这股思潮，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无声无息地汇成一股洪流。在新历史主义中，令人看到了90年代中国文学的希望。
新历史主义并不是传统历史的改写，而是现代情绪的具体化。詹姆逊曾说，“每时每刻都要历史化”(15)，福柯也说要“给现在写史”。在新历史主义作品中表述的主题，更多的是现代、后现代情绪。偶然、荒诞、冷漠等等充满世纪末的恐怖，同时追求杂样繁多的历史，体现了巴赫金所谓“众声喧哗”的时代追求，消解一元，追求多元，这是后现代的表现。但他们在消解历史的同时，又追求深度，追求立体化，这又是现代的表现。或许我们可以说，新历史主义在中国融汇了现代与后现代思想，二者泾渭的模糊，恰恰是中国现实的表现。
我国的新时期文学几起几伏，带给人们过多的期盼与失落，一次次的寄予厚望，一次次地跌落深谷。历次的文本实验，各种旗号粉墨登场，又一次次嘘声四起。关键问题是未能把握时代与文学共振的脉搏，只有当二者切合时，才可达到尽善尽美的效果。新历史主义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坛历经磨练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一支劲旅，它会聚了各路精英，融合了各派的优点，有继承也有选择，逐步步入了文学的正轨。也许新历史主义还不是我们最理想的文学模式，但无疑它是中国文坛终结世纪时的一次大总结与大整合，在新历史主义旗帜下会聚了中国目前几乎所有的最有希望的作家，它或者是一次进军前的大会师。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历史主义将把我们带出低谷，走上一条康庄大道，步入一个新的境界，创造出我们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跨世纪文学，从而再塑文学的辉煌！
面对未来，我们期待着这种承诺的实现。
注释：
①转引自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第2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②布鲁克·托马斯：《新历史主义与其他过时话题》，转引自《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4页。
⑤《〈人间喜剧〉前言》，《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678页。
⑥白烨：《“后新时期小说”刍议》，《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0页。
⑧真理与权力》，见《法国社会科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页。
⑨钟本康：《新历史题材小说的先锋性及其走向》，《小说评论》1993年第5期。
⑩司马光语，转引自《管锥编》第1卷第271页。
(11)陈晓明：《反抗危机：论“新写实”》，《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12)转引自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第2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44年1月版。
(13)(14)弗兰克·林特利查：《福柯的遗产：一种新历史主义》，见《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57、1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5)《政治潜意识：作为社会符号行为的叙述》，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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