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美会传教士亮乐月的小说创作与翻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教士论文,小说论文,亮乐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2)03-0094-(08)
亮乐月(Laura M.White，1867-？)是美国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传教士。她1887年来华，在南京创办汇文女校，受李提摩太邀请在1912年-1929年期间担任《女铎报》第一任主笔，1931年因健康原因回美国，结束在华传教生涯。她中文著述十分宏富，办报办学异常活跃，为人们留下了18种汉文小说，却一直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本文拟就亮乐月的小说创作与翻译展开讨论，考察她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贡献，并以此观照亮乐月所代表的西方女性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一、宗教小说
19世纪大批美国妇女投身海外传教士事业，实与当时流行于美国社会的女性意识密切相关。亮乐月作为美国女性传教士的代表，其在华宣教活动中显现出女性的特质，折射出了女性主义对19世纪美国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19世纪初期，女性教育在美国逐渐普及。教育不再被视为诱导妇女从政的工具，而是被看作帮助妇女爱护家庭、捍卫社会的必要手段之一。美国社会的女性意识也随之提高，美国文化逐渐产生女性化导向。选择做一名传教士，尤其是常驻海外的女传教士，成为19世纪美国妇女的一种新兴职业。与当时美国妇女在国内能从事的少数职业如教师、护士相比，传教被视为一种生命奉献和终身的事业，给美国女性带来成就感。她们不但能由此净化社会，而且能将基督教的天国建立在大地上。①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发生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大批学生赴海外传教，其中就包括很多女性。到1900年，美国派出的传教士人数已居欧美各国之首。1920年在华外国传教士6636人，其中来自美国的就有3305人，而女性传教士又达2104人。
亮乐月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华，其首要的目标在于“引领中国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之各阶级女子，归向基督，与基督之嘉言懿行潜移默化，俾各知奋勉，造就人格”。②因而，亮乐月的小说当中，首先应当被提及的是宗教小说。其宗教小说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则推《五更钟》。检视学界已有的重要小说书目，可以发现樽本照雄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书目》、陈鸣树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1897-1929)、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刘叶秋、朱一玄、姜东赋主编的《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江苏省社科院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都收录了此书。
关于《五更钟》的宗教寓意，其笔述者陈春生在凡例中称：“书原名《五次召》，盖书中寓有上帝五次召人回头之意，故名。惟此名用在中国，未免深晦，人不易明，故改为今名。盖五更清钟，寓有警醒世俗之意，与原名虽微有不同，而意实一也。其浅显易明，较之原名多多矣。”具体地说，书中的五次警示是：
是书第九回如遇凤兮早书斋谈论圣道，此第一次警钟也。第八回书九如进一古庙，自怨自艾，深自忏悔，欲往平安村问道，此第二次警钟也。第十五回九如由天津回家，独坐车中，自悔未能早往平安村问道，此第三次警钟也。第二十一回书九如得凤兮之信，又得更生女士之感触，乃立志欲往平安村问道，此第四次警钟也。第二十四回书九如独坐书斋，回想一生失败之事，乃屈膝祈祷，坚心归主，此第五次警钟也。③
书中多处引用《圣经》中的大段文字，为在人生道路上迷茫、彷徨的主人公指明道路。④《五更钟》在《通问报》连载后，引起读者关注，致函报馆要求出版单行本。1907年4月《通问报》第249期刊载书讯：“《五更钟》现已付印，约于下月可以出版。出此布告，以慰诸君殷盼。”中国河南彰德府长老会信徒王士瑛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写的《五更钟》“题记”中，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肯定了该书的可读性：“仆当一二年前，阅《通问报》，每期见有《五更钟》小说一段，为之心醉，与二三朋友叙谈，辄言念及之，以未得窥全豹为憾。及至去年此书出版，仆劝古牧师多购此书，以馈通人。”⑤从1908年10月《通问报》第323期刊登的广告《五更钟之新介绍》来看，王士瑛的建议果然被采纳，古约翰牧师后来购买了300多本《五更钟》，广为散发，反响很好：“是书乃《通问报》馆译著，自出版以来，颇为教界所欢迎，有目为救世金针者，有目为《圣经》二膳者，有目为天路阶梯者，有目为中国之《新天路历程》者，种种褒奖，不可尽述。即发起满洲奋兴会之古约翰牧师，已先后共购三百余部，散于各地教会。并谓因阅是书信道者，颇不乏人，诚传道于上等华人之唯一利器也。”
其实，早在1901年，亮乐月就已经翻译了宗教小说《狱中花》。该书原为法国散颠氏(Xavier Saintine，1798-1865)所著小说Picciola，由亮乐月译，余铁庵述。书中述及法国拿破仑时期的历史，但主要是关于主人公夏迩年在狱中因花悟道而信仰上帝，终得释放，以达其生平志愿的故事。亮乐月在书后的“跋”中明确揭示了《狱中花》的宗教主旨：
这本书的大旨，是证明上帝怎样用着有形之物来化人们无形之新，怎样将现在的祸变作将来的福，都是为人所料不到的。夏迩年因为一向不信上帝，所以疑心世上没有一个仁人君子，因此他那狂傲、顽固、多疑、放荡的心，一天深似一天；至于他怎样造到这个地步，书里并没有明说，想来这种人，到处都有，所以不来细说了。看这本书的人，应当知道夏迩年怎样由绝境到了佳境，由苦海而登了道岸，他的起点，实在是在他狱院中不忍践踏一枝花呀。这种不忍之心，就是爱神爱人的发轫，上帝因此慢慢去了他的狂傲，成了他的谦卑，去了他的顽固，成了他的柔和，又看见革海底、脱月色这些人都是仁厚诚实，心里起了爱敬！因为爱了有形的人，就爱到无形的上帝，到后来竟能知道世界上一切的真理，都不能逃出仁爱之外的，所以古今各国，一切人类为人之道，都可以用几句话来包括着说：你当尽你的心，尽你的性，尽你的力，尽你的意，爱那主宰你的上帝，有爱众人，也要和爱你自己本身一样。西历一千九百○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美国女教士亮乐月。
1913年，亮乐月编写《圣迹抉微》(Scenes from Ben Hur and Other Tales of the Christ)，通过《苦尽甘来》、《海上风波》、《饶恕了七十个七次》、《独一无二之代庖先生》、《不速之客》5个彰显救世主圣迹的故事，赞美救世主。《圣迹抉微》的文学性较强，故事惊心动魄，人物刻画、场景叙述都十分精彩，显示出亮乐月后期著作的特点，即宗教色彩淡化，文学性加强。亮乐月还翻译了小说《铁十字架》，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施长子通过宗教的感召力，在他被钉上铁十字架，即将被枪毙之际，使德国士兵放下武器，德国为势所迫只好收兵。那些联盟国也因此事醒悟，彼此宽恕相待。于是交战双方将领当夜和谈，几万兵丁跪在十字架前祷告，最终和平来临。
上述作品虽然属于宗教小说，但实际上具有社会现实的指向性，是亮乐月针对当时中国社会情形而进行的创作或翻译，意在指出拯救与变革中国社会的道路。从其作品的实际社会影响来看，流传颇广。亮乐月的学生李冠芳在纪念《女铎报》创刊20周年的文章中，深切缅怀老师，提到她为改变中国妇女界状况的自觉努力，欲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女子指一明路而撰著译述，孜孜不倦。其所作《五更钟》、《狱中花》都是难得的佳作，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颇具启发性，因而受到读者欢迎：
吾师美国亮乐月女士，初执教鞭于中国，垂二十余年，于我国风土人情，日益熟悉，尤以对于中国女子之思想习惯，知之尤深。当其执教鞭时，女士即觉中国女子教育，程度幼稚，女校稀少，一般女子，体质孱弱，知识浅薄，至于道德，则仅偏重温柔贞静耳。终身禁锢深闺，如春蚕之蛰伏茧中，昏迷暗昧，直不知何所谓生活，身且不知修，遑论齐家治国？然中国女子之禀赋，忍耐劳苦及勤俭有为之气节，与世界诸文明国之女子相较，诚有过之而无不逮。不幸而隶于此种社会环境，其默然而逝者，未知竟有几许人也。虽近亦有三五闺秀，栉沐美雨欧风，乃自命维新，高唱女子解放、男女平权、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等等论调，其随声附和者，即铤而走险，因以失足成千古恨者，又焉能胜数。女士对于此前过后与不及之现象，亟思有以矫正之，启迪之，作光明之导线，引领中国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之各阶级女子，归向基督，与基督之嘉言懿行潜移默化，俾各知奋勉，造就人格，庶能真正从事于根本之改革。故女士恒于课余之暇，努力撰著译述各项书籍。首先刊行者，为《五更钟》、《小英雄》、《狱中花》等。由其作品，可知其见闻之广、学识之深、品德之纯。至于文章，有缜密构造之才具，淑静幽雅之感情，真扣读者心弦。如女士者，在来华西国女差会中，实仅见也。⑥
二、妇女小说
到19世纪末为止，中国女子教育仍未正式纳入官方教育体系，受过教育的女性人数很少，更谈不上教育质量。而来华女传教士通过组织各种妇女团体，创办妇女杂志，发行妇女读物，提升了中国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也起到了一定的教育普及作用。亮乐月创办的《女铎报》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份由书局出版的中文妇女刊物，1912年开始由广学会在上海出版。该报的初衷是希望在中国混乱的时局中发出甜美悦耳的声音，呼吁妇女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表现出基督教的节制，弘扬社会美德。1917年的《差会年鉴》如此描述《女铎报》：“在一片混乱中，可以听到一种温馨而清亮的声音，要求妇女承担起家庭义务、照顾抚养儿童、养成基督教的性格、形成社会美德。这种声音来自《女铎报》。这份基督教杂志，在妇女美德的形成、妇女的觉醒、实用的改革等方面起着领导作用。《女铎报》己开办6年，就我所知，这是由书局出版的最早的中国妇女刊物。无论如何，这是现存妇女刊物中存在时间最长的刊物。”美国北长老会差会总部还曾拨专款，为每个女传教士订上一份《女铎报》。⑦
与《女铎报》一样，亮乐月的许多小说作品也表现出女性的特质，以引导妇女扮演好其在家庭中的角色作为福音传道的中心工作。她的很多作品是指导妇女如何当好母亲、教育好孩子、管理好家务的，小说的性别特征明显，可以归为妇女小说一类。1913年亮乐月创作了《改良家政小史》，“本书以母亲应具之学识及技能写出小说，并以中国人及风景为背景，说出在中国的基督化家庭生活的故事。书中的插图是采用中国的照片。全书共分九章，指示妇女们如何勤力，如何俭省，如何尽本分，方得在家政上和教育上求进步，是做母亲的不可不读的一本书”。⑧在该书开篇，作者开宗明义地提出妇女管理好家政是家庭兴旺的关键：
大概人家，所以兴旺，所以衰败的缘故，固然是由于男子，实在是由于妇人。有好妇人管理家务，他的家必兴旺，没有好妇人管理家务，他的家必衰败，这是一定的道理。果真是有好妇人，就是他的家本来衰败，也必定变成兴旺的。这并不是我的私见，实在有个证据的。证据是什么？就是当初高师母的一段故事。⑨
作者接下来叙述了高师母到上海看望她的老师兼朋友简师母。这位简师母是个外国人，把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孩子健康活泼、礼貌大方，夫妇和睦恩爱，家中整洁舒适，饮食合理。简师母的西方治家观念给高师母很大启发。回到九江的家之后，她将简师母的许多理念运用到治家上，重新布置家中环境，关爱家人，家庭十分幸福。高师母还影响了周围的许多妇女，其中很多是她以前在教会高等学堂的同窗，现在或陷入贫困、或因丈夫抽大烟濒临绝境。高师母都施以爱心，诚恳相助，使这些家庭获得新生。1914年亮乐月又翻译了美国作家切纳瑞(Susan Chenery)1901年出版的小说《树苗弯了》(As the Twig is Bent; A Story for Mothers and Teachers)。该书书名源自一句英语谚语“Just as the twig is bent，the tree’s inclined”，即“苗歪树不直”，是专门写给母亲和老师们看的教育小说。该书由亮乐月译，袁玉英述，题为《蒙养准绳》，1914年先在《女铎报》连载，1915年广学会出版单行本。书中包含了13个关于孩子教育的小故事，“在旧礼教破坏之后，新礼教未建立之先，对父母将何以为蒙养准绳，是今日新中国儿童教育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故作者本乎此旨，用小说的体裁回答这一个问题，使父母和教师有所遵循。作小说看可，作儿童教育看亦无不可”。⑩《韦师母在包菜园》(Mrs.Wiggs of Cabbage Patch)，译于1917年，由美国作家余爱思(Mrs.Alice Hegan Rice，1870-1942)著。“本书是余爱思的一本著名的小说，经亮乐月女士就中国的环境译成中文。以韦师母——一个朴素的人——表现卓识和真善心，最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全部故事的妙处是平实的描写。把一个贫穷的寡妇带着两个儿子、三个姑娘，苦度日月；大儿子辛苦耐劳，负担家务，卒至不起；二儿子以及三个姑娘都一个个的成人；韦师母本人除克勤克俭外，怎样热心主的工作，写得非常逼真。是妇女们一本很好的小说。”(11)书中的韦师母正是亮乐月企图为中国妇女树立的女性榜样。
从表面上看，这些小说的主旨在于帮助妇女改良家政，重点集中在家庭领域的福音布道工作。然而西方传教士的女宣工作，实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以儒、释、道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伦理，如“三从四德”、“七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主张女性接受良好的教育，凭借知识、智慧和爱心，理性地、健康地治家，成为家政管理中的主角。《改良家政小史》中，高师母将身边的女性组织起来互帮互助、共同学习，是当时女传教士的真实写照。西方女传教士借由教会女学，与中国女助手、女传道、女信徒试图建构一个跨文化的妇女性别空间，并以此将妇女差传的触角由校内延伸到校外。在教会有形的支持与宗教信仰无形的影响下，妇女组织志愿团体，彼此不再孤立于自我的家庭之内，而是借由教会主导的社会活动来帮助建构起一种姊妹伙伴关系。女传教士由此帮助中国妇女提升了她们的社会性，使她们进入社会改革议题的公共空间领域，参与到近代中国社会如火如荼的变革当中。
亮乐月翻译的小说《乱世女豪》(Romola)，(12)体现了她对女性进一步发挥社会作用的期待，希望书中的女英雄罗麦娜能成为中国各界青年妇女效仿的榜样。亮乐月在书的序言中明确揭示了这一点：
这本小说，是一名女乔治·爱那特所做的。那时城中首领为意大利各城中著名的长官，很保护这些美术，他名为麦德西·罗仁叟(Lorenzo de medizi)。只因那时罗仁叟新死，佛连色城奢华太甚，教士萨弗罗特为出而传道，要用他的灵性，改变全城风俗，所以他一生愿为教会受苦，甚至牺牲生命亦所不惜。他的宗旨，无非要把基督传遍佛连色城，成一真正上帝的天国。书中情节，正合此时中国社会现状。中国当此时代改变之际，一般好古的学士，专崇拜一切古时书籍和美术，见新文化的运动，觉得非常悲惨。此种人正与书中巴多略略相似。我知此种人死后，那些新学家必不能继续他们的位置和工作。不但如此，中国最大危险，就是许多青年新人物，虽受过很多的教育，各抱莫大志愿，然往往不肯牺牲一己，为国家谋公益，反要牺牲国家，为个人得权利。此种人与书中的梅提多又很相同。所以这提多结果，应当给一般青年人做一面镜子，并使他们见了提多妻子罗麦娜，知道一国的女子，若都有道德，都是强壮的，其国家必不致演出衰败及将要灭亡的景象。我今最大盼望，就是在我们中国女同胞的道德及强壮，故命二三女弟子共将此书译出，贡献全中国各界青年妇女。所望诸位读了以后，能够仿效这罗麦娜为人，如此，就可对我们的家、对我们的国、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上帝了。此书是英文文学中极有价值之作；但其中有许多事实，不合中国社会情形，故有几处删去、几处节短，还望阅者参考原本，有以教之。美国亮乐月谨识于上海静妙园。(13)
值得一提的是，《乱世女豪》与《蒙养准绳》、《韦师母在包菜园》等译作一样，针对中国社会现状对原著进行了改写和删节：“本书系亮乐月女士将原书中一切不合于中国人情的地方一概删去不译，俾使中国青年女子多多得益也。当然啰！有好多的地方可以在原书中找出。本书的主要人物是提多与罗麦娜二人。罗虽女流，但对社会、对家庭，无不示人以模范，驱除黑暗而得光明。提多只知求一己之幸福，卒至临于绝地，反赖罗麦娜维持调护，诚给今日中国青年男女的当头棒喝，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好社会小说也。”(14)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使小说对中国女性读者更好地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在急剧变化的晚清社会中，女性传教士的工作目标已不仅仅是让中国妇女成为按时上教堂、参与教育事工的虔诚信众，而是希望她们成为受过教育、关心社会运动的读者。女传教士借由教育、女宣工作，与不同种族的中国妇女进行性别对话，通过出版妇女杂志和书刊，介绍新知，并鼓励她们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通过培养女性作家，帮助妇女作家与妇女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文字导向的性别网络，同时，也给妇女作家经济自主的可能，使她们更能发挥知识的力量，成为妇女读者的性别模范。此外，随着女性意识的普遍化和社会需求加大，妇女的教育品质得到提升。(15)如北京、天津、镇江、九江、广东等各地女校学生纷纷给《女铎报》投稿，季理斐、丁铃、蔡陈汉侠等都是《女铎报》的重要撰稿人。亮乐月本人则影响了当时的一批女校学生。如南京汇文女校的袁玉英、高掌珠、刘发芝、洪麒麟、周澈朗、陈凤姿、黄馥秀、李贤贞、李乐吉、高华珠、徐珠宝，上海圣马利亚女学的郑申华，金陵女子大学的朱懿珠、邝瑞生、胡自华、李濬、赵铁梅、刘美丽，浙江胡郡女学的沈骏英，上海中西女塾的谢祖仪、李志实、潘慧元以及李冠芳等，都先后跟从亮乐月学习。其中袁玉英、周澈朗、郑申华、朱懿珠、邝瑞生、刘美丽、沈骏英、李冠芳等人后来成为职业编辑、高产作家或翻译家。
三、儿童小说
亮乐月对教育的重视非同一般。她在一篇讨论欧洲各国王室教育的文章中甚至提出，和平解决战争的关键乃取决于教育：
此时正值欧洲酣战的时候。论者或论各国的计划谁优谁劣，或论各国的器械谁精谁粗，于是预为断定谁处必胜，谁处必败。但我对于现在欧战，却别有一种观念。因为国家何以不能平安，以致激出战争？既有战争，何以不能设法使之和平解决？其中所有缘故，不在目前，在于各国家平日的教育。故我今日不问他们的战事，且论各国王家教育的状况，以供中国诸姑姊妹研究。(16)
因而在译介文学时，亮乐月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教育性强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其译著中数量最多，也最具文学价值，尤以美国女作家步奈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1849-1924)(17)的《小公主》(Sara Crewe)、《小英雄》(Little Lord Fauntleroy)、《秘园》(Secret Garden)等多种小说译本最为引人注目。步奈特笔下的小主人公显然十分契合亮乐月的教育理念，包括儿童性格的养成、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培养、强健体魄。1903年亮乐月翻译了《小英雄》，“本书虽写一个宽宏、仁慈、怜贫、孝顺的活泼小伯爵藩特那悦的故事，但作者明明指示藩特那悦的美德都是受他慈母的精神、品行的影响。因他的人格克服了祖父的暴性，抓住了人们对他的好感，虽有人来冒亲，终究是他承袭了爵位。文笔巧妙而有曲折，使读者百读不厌。诚是一部家庭教育的好故事书”。(18)在亮乐月看来，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很重要的，藩特那悦的种种美德，正是得益于母亲的影响。亮乐月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所作的序言中自述译书缘起：
此书乃美国步奈特夫人所作也。出版以来，人争购阅，诚近今小说界中之铮铮者。欧洲各国，及远东之日本，已各译此书为本国文字，以便尽人传诵，其声价谅可概见矣。闻之步氏，慈爱为怀，教子有道，其子亦克遵懿训，宅心仁孝。本书小少爷藩特那悦之品行言论，多半本之。论者谓步氏为今日美洲之孟母云。客岁广学会领袖李提摩太先生之夫人，以此书嘱余译为华文。因夫人自入华以来，视译书为己任，匡救中国，输灌文明，其功已彰彰在人耳目。
亮乐月和李提摩太夫人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欲通过译书“匡救中国，输灌文明”。
《小公主》译于1913年，“写一个小女孩在学校里读书，家庭富有的时候，校长等是如何地优待她；家庭中落的时候，校长等是怎样地冷淡她；同时女孩自己在这转变的环境中是如何地善于处置，一路写来真实淋漓尽致，将世态炎凉描写得深刻次(应作‘刺’)骨。最奇的这女孩又由贫而富，是一本鼓励女子进取的小说，是青年女子不可不读的书”。(19)小说将撒拉的成长置于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叙事情境中，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儿童形象。撒拉除了言行举止表现出公主般的气度和修养，还有着基督徒的仁爱。有一天下午，撒拉奉命外出办事，衣服尽湿，中膳又过了。忽然她幸运地在路边的水沟里捡到一枚一角的硬币，恰巧旁边有家面包店，撒拉刚要进去，“忽见路边一小乞丐，饥寒交迫，形容枯槁，说：‘此乃小民，我是公主，公主应当怜恤小民’”。于是撒拉走进店里，问卖面包的老板娘，硬币是她掉的吗？老板娘见她可怜，让她留着买面包，并给了她6只面包。撒拉把其中的5个都送给了小乞丐，只留下一个给自己。最后，连老板娘也受了她的感染，请小乞丐进店来到炉子旁烤火取暖。撒拉表现出的牺牲之爱与互爱，正是基督教所倡导的宗教伦理。亮乐月试图通过该书将撒拉的坚强、勇敢、乐观、仁爱传递给中国小读者。
《秘园》译于1914年。书中的病孩库林出身于伯爵家庭，体弱多病，终日卧床。这主要不是由于先天的原因，而是因为库林的堂兄密谋夺取其继承权，所以以医生的身份建议他长年卧榻修养，实际上是想将库林囚禁在室内，使其慢慢衰弱死去。后来库林的表妹马利亚因父母双亡投靠舅家，即库林之父，引库林至他家中的秘密花园游玩，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活动筋骨，使他身体逐渐得以康复。马利亚这样劝解库林：
此后兄宜日出游玩，稍事运动，使筋血流活，饱吸清气，使肺部扩张。若终日囚此室内，不见日光，不事运动，不死亦将死矣。余在印度时，一般富贵女子，终日禁锢闺中，不见天日，是以非筋骨疼痛，即血气衰弱，百病丛生，不离药石，仍是骨瘦如柴，坐而待毙，尚不若下等女流之筋力强健也。吾初至英，亦患瘦弱，后以日在院中游玩，随意寻乐，今不仅体力似较前强健，尤觉寻胜访幽，其乐无穷。(20)
《秘园》的翻译方式一如亮乐月的其他译作，译述与改写并行，与原作文字出入较大。这段话基本上是译者的自我发挥，表达的是翻译者自身的观点。这与中国传统的童蒙教育一味强调道德培养相比，体现出了新的教育理念。此外，1903年出版的《贫子奇缘》(The Broom Merchant)也是本著名的教育小说，作者为英国艺术批评家、社会思想家勒斯根(John Ruskin)，(21)由亮乐月译，岘山樵人批评，述一贫儿卖扫帚起家，“其中含有知足、耐苦、爱人诸善德，故得有意外之奇缘，诚说部之佳品也”。(22)
需要注意的是，亮乐月还编译了不少儿童宗教故事。如《东方一夕话》是关于耶稣降生的故事；《各国童谈》让各国孩童讲述本国圣诞情形并介绍本国风俗；《客店无空房》为中英文对照，讲马利亚投入客店事；《圣诞贫儿宴》讲述一富户于圣诞节宴贫儿。这些儿童读物都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表明亮乐月始终恪尽职守地在履行其传教士的责任，引领中国儿童归向基督。
著名神学家刘廷芳(Timothy Tingfang Lew，1891-1947)，曾谈及儿时阅读亮乐月的作品，深受感染。亮乐月的才能深受李提摩太赏识，受邀为女界创办《女铎报》：
刘廷芳博士曾屡告人：“我幼年所阅之书籍，其能使我起景仰受感动者，为梁任公、谢洪赉、亮乐月等之著述。”于斯可知亮女士才学之蕴藏丰富、嘉惠后进矣。广学会先总干事英国李提摩太博士，与亮女士相知有素，亦慕其才德，力请编一定期刊物，为我国女界之引导。女士以义不容辞，乃创刊《女铎》，假天命之所在，而喻振聩聋、矫积弊、育英俊、作指导之意。(23)
中国传统的童蒙教育重在人格的培养和道德行为规范的树立，而亮乐月的教育观，注重愉悦儿童的身心，培养宗教信仰，养成良好的性格与品质，启发心智，强健体魄，融入了西方现代儿童教育的诸多新元素。特别是其强调了对女童的教育，鼓励女童与男童从事一样的心智活动，从而弥补了中国所缺失的女子教育这一部分。教育原本是19世纪末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公共议题，而以亮乐月为代表的西方来华女传教士借由各种宗教团体、志愿组织、社会运动、政治诉求，通过书籍的编译、出版，将这一公共议题女性化了，使之主要成为女性的责任。综观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过程，其历史时空与西方女传教士来华的历史时空几乎重叠。
四、结语
亮乐月的小说，将宗教传播、女性教育和儿童教育交织在一起。在宣教的同时，亮乐月有意识地创作、译介女性读物和儿童读物，“这并非受个人野心的驱使，而是受牺牲精神的鼓舞，要鼓励她们崛起而不是骄横，给予而不是索取，服务而不是控制，养育而不是毁灭，扶持而不是破坏，在必要时舍命而不是苟活”。(24)因而，论述女性的社会和家庭作用、提升女子修养、治理家务、哺育和教育孩子、劝善信教，构成了亮乐月小说的主要内容。在当时中国女性读物、儿童读物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亮乐月的小说起到了有益的思想上的引导作用。
注释：
①参见林美玫：《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27页。
②李冠芳：《女铎月刊二十周纪念之回顾》，《女铎报》1931年6月1日卷20第1期，第7页。
③陈春生：《小说大凡八则》，亮乐月译、陈春生述：《五更钟》，美华书馆1909年第3版。
④参见林惠彬：《晚清基督教汉文小说〈五更钟〉初探》一文，《澳门文献信息学刊》2011年第4期。
⑤王士瑛：《读五更钟书后并题》，《五更钟》，美华书馆1909年第3版。
⑥李冠芳：《女铎月刊二十周纪念之回顾》，第6页-7页。
⑦"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Shanghai)",Annual Reports,1919-1920,p.456.
⑧《广学会图书目录》目录分类第十九“故事”，广学会1938年，第8页。
⑨亮乐月：《改良家政小史》，广学会藏版1918年，第1页。
⑩《广学会图书目录》目录分类第十九“故事”，第8页。
(11)《广学会图书目录》目录分类第十九“故事”，第10页。
(12)《乱世女豪》为英国女作家乔治·爱那特(George Eliot，为Mary Ann Evans的笔名，1819-1880)著。
(13)《乱世女豪》“序”，广学会1917年。
(14)《广学会图书目录》目录分类第十九“故事”，第9页。
(15)参见林美玫：《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第24页。
(16)亮乐月：《论欧洲各国王家之教育状况》，《女铎报》1916年2月1日第47期。
(17)“步奈特”也译作“伯内特”、“柏涅特”等。
(18)《广学会图书目录》目录分类第十九“故事”，第4页。
(19)《广学会图书目录》目录分类第十九“故事”，第8页-9页。
(20)《秘园》第五回，《女铎报》1918年4月1日第73期，第39页。
(21)现在一般译作“拉斯金”。
(22)“介绍佳书”，《女铎报》1912年11月1日卷1第8号。
(23)李冠芳：《女铎月刊二十周纪念之回顾》，第7页。
(24)“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Shanghai)”，Annual Reports，1919-1920，p.15，转引自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