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大同世界发展模式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同世界论文,模式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同世界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为许多人所推崇，也对毛泽东影响颇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正是在承继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共产主义革命政纲，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并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有所建树。
一、毛泽东基于传统大同思想和“三民主义”创立共产主义革命政纲
1.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大同理想
毛泽东最初接受的是以儒家经典为主的私塾教育，“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使毛泽东产生了对“大同”世界的思想萌动。毛泽东积极发展了洪秀全“均贫富”的太平天国理想。从《井冈山土地法》中的土地“共同耕种，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到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所规定的“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再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都表现出对洪秀全思想的积极发展。毛泽东还传承并找寻实现康有为、梁启超所构想的世界大同之途径。“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达《大同书》主要思想，即一切生产资料归全世界人民共同所有；全球统一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如农业劳动者收入约分十个等级，工商业劳动者收入约分二十个等级；取消现存国家，成立全球政府，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甚至微观至家庭，其中也有‘去家界’具体的操作建议。康有为采用国学的语言如‘去财产界限’，与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不谋而合，早于十月革命而提出。虽然他出身于封建社会，但留学归来，站在全世界的高度，主张的是全球社会主义类型的经济社会模式。”①仰慕大同世界的个性解放与公正和谐，把压迫统治阶级的“国家”列为恶魔，正是因为毛泽东受到《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等的具体描写所影响。所不同的是，康有为寄希望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因而“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则指出，实现共产主义大同理想世界“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②
2.基于“三民主义”创立共产主义革命政纲
孙中山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试图按照他的三民主义建国，毛泽东当时也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精神鼓舞。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最初是在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后，建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的，而且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924年，孙中山将以往的三民主义进一步阐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认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朋友”。③毛泽东在继承新三民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三大基本纲领：一是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关键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以及民主集中制的政体。毛泽东声称：“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④二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其关键是走孙中山倡导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之路；三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其关键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也同孙中山嘱托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扶助农工”等思想一脉相承。
毛泽东认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后开始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是一个长期的分阶段的历史过程。它在民主革命阶段除了与三民主义有相同的部分外，又有高于三民主义的四大优点：一是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二是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四是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⑤
作为共产党人追求的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施政纲领究竟是怎样的前景呢？毛泽东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新中国的蓝图及人类进步的远景进行了勾画：未来的新社会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⑥毛泽东在这里指明了实现大同理想世界要分成三个阶段：一是确立人民共和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社会；二是运用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力量，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并逐渐建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三是仍运用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力量，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并且指出了两个根本标志，一是不平等的阶级对抗的消灭，从而为实现社会平等公正创造根本的政治条件；二是全世界的大同，而不仅是一国的大同。显然，毛泽东这种实现大同社会的发展模式构架是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及共产主义发展阶段论的，其合理性已为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所证明并将在未来的实践中继续得到证明。
二、毛泽东对到达“大同境域”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⑦“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⑧为此，毛泽东带领早期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战火纷飞的残酷环境下不畏艰险地展开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
1.到达“大同境域”的革命道路探索
“五四”以来的中国民主革命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属于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为实现这条总路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
探讨建立统一战线策略。首先，争取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组成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毛泽东对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建立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称赞此为“聪明的孙中山”⑨的明智之举，并将新三民主义定为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举行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基础。其次，抗战爆发后，又积极争取蒋介石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定“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⑩同时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争取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内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发展道路。大革命失败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照搬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搞城市暴动，结果纷纷失败。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受挫后，正确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于10月中旬到达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井冈山这块自给自足的革命根据地，就为毛泽东实践他的“大同”理想世界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毛泽东强调公平分配土地的思想，从农村土地改革入手，亲自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部土地法，其主要内容包括：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并以农民个别耕种、农民共同耕种、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三种方式进行分配。分配后的一切土地禁止买卖。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土地分配以乡为单位，以人口或劳力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11)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既有自留地又有集体合作经济，大家过着安稳的太平日子。同时，在政治上强调保护民主权利。实施公平分配土地和保护民主权利制度的结果，是使苏维埃政府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极大拥护。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保护革命政权。他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基础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揭示出中国民主革命的法宝。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前进和革命浪潮迭起，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敏锐地洞察到，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建设。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12)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在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进而系统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成为共产党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各种运动的行动指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经验证明，主要由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国革命发展的科学理论。
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种过渡的而又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国家成立后，又必须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按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共同纲领》精神，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实践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构想。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又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以“一化三改造”为核心内容的总路线，体现了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在实行这种第二步革命时，毛泽东于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观点，形成了先通过互助合作实现集体化，然后在集体化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列宁的合作化理论。
2.到达“大同境域”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在全国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党内不少领导人也因此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全国呈现一派经济过热、表面繁荣的景象。大炼钢铁、大量砍伐森林等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为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埋下了祸根；沿用过去熟悉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以致后来又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严重挫折后，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仍坚持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在领导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毛泽东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尽管有的还是不够成熟的设想，有的并没有付诸实施，有的在实践中未能坚持下去，但它们都为后来的探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3.到达“大同境域”的过渡条件
毛泽东认为，要实现共产主义大同理想世界，就必须争取做到：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13)结合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整体考察，笔者体会到，其蕴含如下深刻内容。
主体力量：以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为主体的统一战线。实现这种大同理想世界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及其以共产主义整个思想体系亦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依靠力量是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团结国内各族人民的力量，还要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充分发挥国内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的作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结合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总结革命经验主要是两条：“（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14)
时间条件和手段：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工作，创设条件。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5)为建立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和文化上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以及过渡条件，毛泽东认为不仅要充分发挥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作用，“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16)还要作相当长时期的准备。新中国的成立虽然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但经济文化非常落后，还远未实现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富裕，创设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政党的条件则需要长期的努力奋斗。因此，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就告诫全党，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固然不易，然“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17)在全国胜利后，要预防“不拿枪的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要坚持“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8)
政治前提：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首先要在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阶级对立，包括旧式分工，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与体力的劳动差别。其次，“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19)“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20)也就是说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机器将随着阶级被彻底消灭而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从而自然而然地自行消亡，尽管仍存在一定的社会组织机构发挥处理社会公众事务的职能。最后，随着阶级对抗和国家暴力机构的消失，作为阶级政治集团的政党也失去维护政治统治的必要，从而也自然而然地自行消亡。
空间条件和途径：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21)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宜采取什么样的途径？综合毛泽东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可作这样的理解，宜采取三条基本途径。
一是引导人类进到大同精神境域，即用共产主义科学思想武装头脑，促进人类追求共产主义精神境界。在共产主义社会，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完全超越了“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22)，成为具有高尚情操和优秀品德的新人。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实现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且是全社会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精神境界是一个逐渐提高的历史过程，共产党人应当教育人民，用共产主义科学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武装人们的头脑，帮助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为追求共产主义精神境界而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不断增强人们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自觉性。
二是争取让人类进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社会境域，即争取让全人类彻底解放而广泛开展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人类进到大同境域意味着人类的彻底解放，不仅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一国的解放，而且是全人类的解放，使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从而使人们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社会关系的主人和社会意识的主人，“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23)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将来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彻底解放全人类，这既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同时需要全世界劳动者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共同为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社会制度而积极投身革命运动。
三是鼓舞人类为进入幸福的大同社会而共同努力、共同享受，即推动人类共同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和享有物质条件。毛泽东指出：“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24)由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再进一步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更加幸福美满的社会。然而，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需要世世代代人们的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毛泽东曾提醒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应当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们开辟了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上相应地变革生产关系、进而变革上层建筑，同时相应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才能推动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冒进，而应当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积极创造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上，促进本国和谐乃至世界和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调动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积极性，合力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着共产主义迈进。
毛泽东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信念。统观整个世界，“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25)
三、正确看待毛泽东的大同世界发展模式及其重大意义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创造性地揭示了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统一体的大同世界过渡的发展模式，我们应当科学地理解其要义，高度重视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1.应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大同世界发展模式思想
第一，对中国传统大同理想应加以扬弃。中国传统大同理想既有积极的因素，亦有消极的成分，我们应当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人们针对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和地主剥削制度弊端，提出“均贫富、等贵贱”的理想就是很高的标准了，但同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特征则相差甚远。
第二，对毛泽东提出的共产主义革命政纲及其道路的探索应当充分肯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等宝贵精神财富，为建立新中国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其历史价值，并在进一步探索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革命道路中，继续发挥其指导作用。
第三，在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对党内领导人发动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则应看成不合时宜。列宁当年在打退国外帝国主义进攻、基本平息国内暴乱后，及时地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推行新经济政策，并认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会经历一个较长时期。毛泽东当年在比较封闭的井冈山地区搞小范围的共产主义试验区，短期是可以的，但在全国推广则不行。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一革命根据地和共产主义的试验只得放弃。特别是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毛泽东一再强调此时已不能搞彻底的土地革命。在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巩固阶段。尤其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一穷二白”的底子，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此时再沿袭井冈山时期的土地改革经验和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旧方法，搞“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显然是不合适的。人民公社的提出，就其出发点和思想动机来说应当是好的，它体现了毛泽东等一代先辈为实现中华民族共同富裕和国家迅速强盛的殷切希望；就其经济形式而言，在将来发达生产力基础上可能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好形式，但在当时则不具备条件，操之过急。
第四，对毛泽东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模式探索应当在坚持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中许多合理的、今天仍需要借鉴的宝贵思想，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对其“进入大同境域”的基本思路应当科学理解，即对其发展模式的基本构架和实现的条件和手段应当积极的响应，并作出积极的努力；对具体实现的路径必须结合现时代的特点、矛盾状况、发展要求选择适合的策略；对未来的发展前途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探索和综合创新。
第五，对毛泽东倡导的“大同境域”可以作为理想信念加以推崇，但不可盲目冒进。毛泽东的“大同境域”，其理想状态和轮廓源于又高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写的景象，是值得人们追求的远大理想，其具体构架需要在未来社会中进一步加以完善。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仍很落后、制度还不完善不成熟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将它作为追求的目标和动力，但切忌急于求成盲目冒进。
第六，对毛泽东的大同思想应作系统的整体把握。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是一个科学体系，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对于毛泽东大同思想应统观毛泽东前后一系列的思想以及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思想，并结合革命实践的检验加以系统概括、理性抽象和历史证明，对其真理性的认识应毫不迟疑地纳入科学体系范畴。断章取义只会曲解原意，照抄照搬只会导致实践的失败，忽视理论的科学价值，只会埋没真理，盲目地多走弯路。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全面理解，系统把握，基于实践的坚持与发展相统一，回归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谛。
2.应高度重视毛泽东大同世界发展模式的指导意义
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和革命纲领，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毛泽东又提出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尽管这种探索未能成功，但也启发和激励着当时及后来的共产党人继续探索。
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谐社会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追求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平等共享，是中国世世代代人们所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我们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古为今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当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应当从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需要出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应当也只能制定作为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低级阶段的纲领和方案，而不能超越阶段。如：我们现在还需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过于注重享受；只能倡导人的全面发展而不能过早地提出自由发展的要求；只能倡导按劳分配而不能要求按需分配；只能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不能实行单一的社会公有制。
为我们探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未来的社会主义较高阶段及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发展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26)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及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作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决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冒进。
总之，毛泽东倡导的“大同境域”是一种成功地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消灭了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前提下，实现平等公正、人性解放、和谐幸福，通过不发达阶段到较发达阶段的发展，达到世界范围内“天下为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状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理想状态的实现路径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期探索，逐渐形成了由一系列宏伟目标、基本纲领、总路线、主要步骤、基本途径等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基本框架，为推翻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也为我们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探索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发展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
注释：
①陈叶军：《程恩富论马克思主义：“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兼论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创新原则和思维方针》，http://www.people.com.cn/理论频道2009年2月12日。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7-68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5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1-652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7页。
(11)《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3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8页。
(17)《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143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1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7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3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6页。
(26)《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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