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1）－01－0090－07
太平天国有着激烈的反满倾向，不仅见诸其纲领，而且付之于行动。研究者们于此都知道，但迄今专门论及者甚少。1950年代以降，太平天国研究成为显学，报刊杂志发表的相关文章（包括学术刊物的研究论文）汗牛充栋，但仅范文澜等老一辈学者对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稍有论及，而其主旨仍在论述太平天国乃至各地各族人民之反抗满清政府的革命斗争。究其原因，乃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学说。毛泽东于此有一句名言：“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① 反满问题既已与反抗官府压迫、反抗清王朝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研究者们自然也不会将其作为问题单独列出予以论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研究禁区虽已逐步打破，但民族关系问题依然较为敏感，而太平天国研究的本身，随着时间的流逝业已不再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并逐渐淡出人们关注的视野。相关的专门论述，自然也不可能出现。我于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亦无专门研究，但以往接触过一些史料，乃撷其要者，略加爬梳，将其归结为太平天国反满的纲领性文件、攻占南京后对旗人的屠戮、后期对满政策的转变等三个问题。现不揣粗陋，胪列于下，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太平天国反满的纲领性文件，
1850年11月（按中国旧历为庚戌年十月），已有数万信徒的拜上帝会② 于广西桂平的金田村发动了拥戴洪秀全为太平王的武装起义，公开打出太平天国的旗号。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③ 根据清方的奏报，金田的起义者在此后不久即已有“帖伪示诱胁”，即张贴文告以动员群众的举动④。考其具体内容，应是以起义领导人杨秀清、萧朝贵两人名义共同发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示》、《奉天讨胡檄》以及《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三篇文告。这三篇文告不仅以《颁行诏书》为题汇集一册，多次刻印，而且直到癸好三年（1853）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初还曾张贴过。在现存《颁行诏书》的几种不同版本中，一些字句的内容颇有异同，甚至杨秀清的头衔也越加越多，可见已经过多次的修改⑤。然而这些修改都属于枝节的或技术性的，其总体内容、总的精神始终未变。这三篇文告，首篇讲起义缘起，次篇论反满革命，末篇谕全国人民，内容各有侧重，但又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它们既可能是按时序先后分别发表，也可能是于起义后同时公布。由于现存《颁行诏书》的最早刻本迟至壬子二年（1852）才面世，我们对后两篇文告最初公布的时间已无法加以准确判定。但至少列于首篇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示》应是揭帜起义之初即行公布的文告。
三篇起义文告都涉及反满问题，但其主要论点集中于第二篇题为“奉天讨胡，檄布四方”的檄文中。这一檄文开篇即强调：
嗟尔有众，明听予言。予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国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中国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衅，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自满洲流毒中国，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巨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
以此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满姿态。
随后，檄文即以极为激烈也极为自大的语言，对被其称为“胡虏”、“鞑靼妖胡”的满人进行了讨伐，而其所列数的罪状，按照中国传统惯例，亦有十条之多：
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予谨按其彰著人间者约略言之：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竞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
其首条即为迫令削发编辫，“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其他罪状则有改变中国衣冠，淫乱中国女子，改变中国制度、语言，不恤水旱灾害，纵容贪官污吏，压抑英俊，镇压异己，等等。
复次又以极不可靠的传闻，对满人的种族来源加以侮辱性的渲染：
昔姚弋仲，胡种也，犹戒其子襄，使归义中国。符融，亦胡种也，每劝其兄坚，使不攻中国。今满洲乃忘其根源之丑贱，乘吴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极恶穷凶。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乘中国之无人，盗据华夏。御座之设，野狐升据，朝堂之上，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犁其庭而锄其穴，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号令，甚至文武官员贪图利禄，拜跪于狐群狗党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艴然怒。今胡虏犹犬豕也，公等读书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诸公之所熟闻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
最后则为普遍性的号召：
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征。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华夏，恭行天罚。言乎远，言乎迩，孰无左袒之心；或为官，或为民，当急扬徽之志。甲胄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男女，据公愤以前驱。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执守绪于蔡州，擒妥欢于应昌，兴复久沦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或有能斩其首级来投者，或又有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盖我中国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岂胡虏所得而久乱哉！公等世居中国，谁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诛妖，执蝥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在世英雄无比，在天荣耀无疆。如或执迷不悟，保伪拒真，生为胡人，死为胡鬼。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各宜顺天，脱鬼成人。公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其何以对上帝于高天乎！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咸使闻知。⑥
不仅宣布了“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表白了“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的决心，并号召四方英俊，速拜上帝，擒斩“狗鞑子咸丰”或“一切满洲胡人头目”，以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
民族压迫、民族反抗的记忆是根深蒂固的。满洲统治者之逼令汉人剃发编辫，改变衣冠，是最使汉人男子痛心疾首之事。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地区为此曾一再掀起抗清的起事。而洪秀全的家乡广东花县的花山一带，正是南明抗清的最后基地之一。康熙二十四年始析南海、番禺二县之地置花县，并因花山而得名。两广又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三合会）长期活跃的地区。对于《奉天讨胡檄》的发布，不能不考虑到上述的反清背景。
而《奉天讨胡檄》和其他两篇起义文告的发布，更有其极为偏执的宗教色彩。由洪秀全所创立而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参与发展的拜上帝教，本于由西方传教士传入的基督教，但又掺杂了不少自以为是的内容。其中之一便是对作为上帝的对立面的魔鬼的称呼及其界定。据夏春涛对太平天国相关文献的统计，拜上帝教之于魔鬼的称呼计有魔鬼、邪魔、邪神、妖魔、老蛇、蛇魔、阎罗妖、东海龙妖、东海老蛇、鞑靼妖胡、满洲妖魔等近40种之多⑦。其中除魔鬼、邪魔、邪神、妖魔、老蛇、蛇魔等为《圣经》中译本以及华人传教士梁发编撰之《劝世良言》中原有者外，多为拜上帝教所自创。其中阎罗、龙王等本是佛教神祇。“将民间妇孺皆知的佛教神祇斥为妖魔头，这突出反映了太平天国排斥一切异教神的强硬立场。”⑧ 拜上帝教之敬拜独一尊神而排斥其他一切“邪神偶像”，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即已开始。但公然将满洲统治者乃至八旗等“非我族类”者直斥为妖魔，还是在其公开揭帜之后，并初见于上述《奉天讨胡檄》等三篇起义文告之中。
应该说，太平天国的这几篇起义文告，因其宗教色彩的过于明显，并未达到其应有的动员效果。反而是随之而起并充斥于各地的属于天地会系统的“伪”文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53年3、4月间，也就是太平军占领南京前后，在上海的英文《北华捷报》曾先后分四期译载了“叛军文告”，分量之重，前所未有。但这些所谓叛军文告，实际上只有杨秀清、萧朝贵会衔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示》（也即后来与其他两篇起义文告合载于《颁行诏书》中的第一篇），真正属于太平天国。并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报纸的编者们偏偏对此唯一真品印象欠佳。该报3月12日的一则编者按语说：这三篇文告（指该报当天译载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总理军机镇守湖北等处地方大司寇郭”的晓谕和杨、萧会衔的《救世安民谕》）“阐发了叛军反对鞑靼统治的行动的准则。前两篇似乎相当有道理，后一篇则大量充斥了盲信的狂热。假如造反真是对现王朝民族仇恨的结果，它的扩展将是无可怀疑的……但从造反的主要领导人物，即所谓‘太平王’的团体的实质来看，很像是一派没有得到公众感情上认可的阴谋集团”。文告的译者麦都思在其译后记中也说：“这些布告中的最后一篇，就其风格而言，远逊于前两篇。”⑨
《颁行诏书》中的三篇起义文告，尤其是《奉天讨胡檄》很值得继续深入探讨。比如其所谓“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的提法，事涉南北方言差异，且究竟何为华夏正音的认知问题。事实上，根据中古音韵所拟的唐诗读音，便与今日的广东方言也即粤语极为相近。⑩ 指粤语为唐代正音并不为过。然而以“京腔”为代表的北方方言，覆盖了几乎整个长江以北乃至大西南的川云贵腹地，在有清一代却也已是不争的事实。再如其论及中国人口，“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云云，亦不符合19世纪中叶之中国人口已高达四万万之众的实际。这些错误的认知，加上对北方直隶地区不甚了解(11)，应是太平天国定都之初即以区区数万部队匆忙北伐，结果造成这支太平军精锐主力全军覆没的主观方面的因素。
二、攻占南京后对旗人的屠戮
在1853年3月攻占南京以前，太平军虽已与清军多次交锋作战，甚至攻占了湖北省会武昌，但真正与驻防的成建制的旗兵交手，是其兵临南京城之后。南京为明代陪都，清初虽将南京（南直隶）降格为江南省，后又分为安徽（省会安庆）、江苏（省会苏州）二省，但南京之准首都的地位并未因此而稍减(12)。清廷更是派驻旗兵重点防守。太平军进军南京时，驻防的旗兵约有五千之众，加上家属，应有二三万人。但在号称百万之众的太平军面前，五千旗兵是根本无法与之抗衡的。
1853年3月19日凌晨，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北城仪凤门城墙。少量部队即由此先登，两江总督陆建瀛欲遁入满城，却为江宁将军祥厚所拒绝，终被赶来的太平军路斩于小营。在守城清军的反击下，太平军的这支先头部队不久又循原路退出城外，但已牵动了清军其他各处守城兵马，甚至祥厚的旗兵也一度反击至仪凤门。城南的太平军部队乘虚支云梯攻入，并撤去塞城土袋，打开城门。大队人马遂由南城鼓角而进。当日南京城内除满城外的各街区均已为太平军所控制。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等战死，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等被杀于街市。上元县令刘同缨“公服坐大堂”，将库项及宦囊所蓄银两堆桌前，嘱攻入的太平军收此银为城中百姓开一生路。太平军对于穿戴清朝官服的人员本当一律处死，至此亦认为此人是好官，“不忍加害”，但这位效忠于清王朝的官员后来还是自杀身死。(13) 于是太平军齐会满城，进行攻坚。“满城为故明内城，颇高固。满洲妇女亦娴枪箭，俱登城佐守。”(14) 在攻城的太平军付出重大伤亡后，满城终被攻占。江宁将军祥厚乃至都统、固山章京以下绝大多数战死。突出重围而出的八旗官兵约仅800余人，经将军苏布通阿奏请集为一营。而到1864年这支旗兵终于回防江宁时，更仅存400余人，其中有官29员，马甲336名，步兵61名。(15)
两军作战中的人员伤亡，尤其是冷兵器时代的刀矛互搏，本无可厚非，似不必以“屠戮”称之。问题是战斗结束后对旗人妇孺的大开杀戒。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后余满妇数千人，贼驱出朝阳门外，围而烧杀之。”(16)
陈作霖的记载稍有不同：“（太平军）屠驻防婴孺无遗，复驱隐匿之妇女出聚宝各门尽于桥上杀之，河水皆赤。”(17)
以上为清方的记载。再看当时为太平军人士的说法。陈思伯在《复生录》中提及：“贼掘开大南门放贼入城，与驻防旗兵男妇巷战三日，死悍贼数千，城内兵民死者数万。内城旗营，则男女老幼无不被害，尸身咸弃南门外河中，流出淮河……”(18)
按此处的淮河即秦淮河。陈思伯于武昌为太平军所“裹挟”，此时正在南京，所述当为其耳闻目睹的事实。
又有一化名“上元锋镝余生”者，写了一篇《金陵述略》，内中说：“逆匪来时，乡中有不识顺逆者，献以财物，希图苟免。贼见财物，以为积资必多，因大搜括，酷虐百端。城破后坐此被害尤惨者不少，然悔恨已莫及矣。哀哉！”
此文本身并未提及对旗人妇孺的屠杀，但此段之旁有另外一人的批语：“乡中百姓有人进财者，登名注册，愚人毫无有犯。其惨者棋［旗］下人，无论男女俱皆杀尽。”(19)
“棋下人”当为“旗下人”的笔误，也即旗人。经考证，“上元锋镝余生”为曾署任松江府知府的洪玉珩的化名(20)。太平军攻占南京时，他正在城内，后伺机逃出。而那位作旁批者，则应是熟悉内情的太平天国人士。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当局决策者对于旗人妇孺的屠戮，虽系出于对“非我族类”的满人的仇恨，却未能得到汉人一致的拥护，甚至其内部人士亦不以为然。
可是当时的记载，无论是站在什么立场，都认为南京的旗人（旗下人）除少数突围者外，都被杀绝了。然而事实却非如此。据攻占太平天国北伐军连镇营垒的僧格林沁等人奏报：在其所俘获或投诚的太平军人员中，有“年未及岁者数十名，内有江宁驻防旗人二名，业交泰宁镇总兵庆祺顺带赴京，呈送奉命大将军，发交该旗，妥为办理……”(21) 由此可见，旗下之人不但有幸存者，甚至还有被编入太平天国北伐军的主力部队之中者。
死难的旗兵及其家属名单人数，在光绪年间修纂的《续纂江宁府志》有相当详尽的记载。下表是侯竹青博士据该府志所载名单重新制作的统计。当然，这依然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三、后期对满政策的转变
太平军之见官服顶戴之人即杀，见满人（旗人）即杀的政策，在攻占南京后即已有所改变。而在太平军于长江中下游连续征战，兵锋极盛之时，清方官员中亦有主动投向太平天国者，其中最为有名的为前庐州知府胡元炜。这位在官场倾轧中失势的已革知府，于1854年初太平军围攻庐州（今合肥，时为安徽临时省会）时，即以所部兵勇与太平军里应外合，并趁势投向了太平天国。
1856年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但其后又一度振兴。在1860年二破江南大营以及随后东扫苏常的军事行动中，乃至在1861年冬太平军第二次攻打杭州之时，太平天国杰出的军事统帅忠王李秀成不仅注意招降清方官吏中的汉员，且能十分理性地对待清方的旗员以及作战的旗兵。
李秀成后来在回忆1860年6月攻占苏州时的情形时说：
自我收得稣（苏）城，兵得五六万众，未杀一人，清朝文武、候补大员无数，满将夛（多）员，具（俱）未伤害。各欲回家，盘川无，我给其资，派舟其往。非我参是好言，光我之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各散回家，亦有夛（多）回北京。满士谅有传声，必可悉也。(23)
李秀成的相关叙述，乃是其于1864年7月天京城破被俘后在曾国藩的牢笼中亲笔所写。虽不免有迎合谀美之辞，但其所叙善待满员之事当为不虚。
以下乃李秀成本人所记1861年冬太平军围攻浙江省会杭州，并终于1861年底在围城两月后将其攻克的曲折过程：
……
四门被我紧困，外救独有张玉良一军，由候潮门水道而来。那时我军已重屯凤山门，离候潮门二三里之远，见张玉良兵到，出军拦扎，绝断杭城，内外不通，内外押（夹）战未下。城内无粮，民亦无食，军民之心甚乱。那杭郡巡抚王有龄甚得军民之心，甚为坚守。我困城之时，射谕入城，分军民、满汉分别言语，顺言而化，肯降者即可，不肯降者，不足为要。浙江瑞将军带领满众，我亦愿放。
我为（围）城七日之前，具本恳我天王、准赦满军回国，文由浙江来往二十余日，御批未及下来，我先破大城，破入大城四日上（尚）未攻其满城，专等御照下赦。一面与瑞将军和议，云愿放其全军回家，其总未信。我奏准天王、御照降下，准赦满人，其亦不信，开枪打死我兵千百余人，然后攻其内城，各男女、投水死者有之，被获者有之。后瑞将军及都统之死，当即差员、在河下寻其尸首，用棺木埋之，其本不信我奏，准放其回国，不欲加害，我亦射谕入城，城内军民可悉。我云：“尔奉尔主之命镇守杭城，我奉我主之命来取。各扶其主，尔我不得不由，言和成事，免伤男女大小姓（性）命之意。愿给舟只；尔有金艮（银），并而带去，如无，愿给助资，送到镇江而止。”其实不从，从者、放满人定也。满州（洲）之人，过我大国为帝，此是天命而来，非而自成。满待汉人，其情本重，今各扶一君，两不得已，存我之心而为此事也。被获满州（洲）兵将，当即传令诸军，各获有满人、落在营中者，不准杀害，私杀害者培（赔）命。各愿投营者，即在营中，不愿者，准其回国，给资其往。后有满官大胆者，即到府与我谈及，给费回家。为兵胆小者，各自夜逃。自去亦有。落在营中者，与营官日久，两家想（相）好，营官自行给费、放者亦多。此之为非我虚言，杭省军民可悉，谅满州（洲）人众，必有之（知）情。(24)
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情节：李秀成恳请天王洪秀全“御照”（按即圣旨）准赦满人，为此不惜推迟了进攻满城的时间；而那位沉湎于自己所构建的宗教体系之中不能自拔的太平天国最高领袖，居然也同意了李秀成的恳请。尽管杭州将军瑞昌拒绝了李秀成的劝降，最终于满城被攻破时自杀身亡，但李秀成还是恪守了自己的诺言。而李秀成所谓“尔奉尔主之命镇守杭城，我奉我主之命来取”的说法，也体现了太平天国的这位军事领袖已能平等地看待自己的敌手，而不再将其视为异类的“妖魔”了。
然而李秀成在东部战场所取得的胜利，并不能改变太平天国西部战场在湘军攻占安庆之后的颓势。而清朝当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签订了屈辱的和约之后，也已下定了与外国侵略者联手镇压“心腹之患”太平天国的决心。外国侵略者则早已撕下中立的面具，站到了清王朝的一边。此时离太平天国的覆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收稿日期］2010－09－12
注释：
①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见《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
② 本文在述及拜上帝之人的组织时，从习惯称其为“拜上帝会”，而在述及其宗教时，称为“拜上帝教”。
③ 按：“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自身文献中的特定用语，大意是指以金田为中心的各路拜上帝人马团营举兵，“共扶真主”，也即仗义起兵勤王。所谓“起义”用的是其本义，与今人所理解的“起义”内涵是不一样的。金田起义的发动者是杨秀清和萧朝贵等人，起义之时洪秀全“密藏”于山人村，直至起义成功方才公开露面。而在此前的1850年4月3日（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洪已在桂平的平山秘密“登极”，参见拙文《金田起义再辨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和《洪秀全“登极”史实辨正》（《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④ 《李星沅奏报抵广西暂住柳州及沿途探访统筹战略情形折》，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⑤ 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192页。
⑥ 以上所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的檄文，见《颁行诏书》，载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横排版，第108-110页。
⑦ 见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7页。
⑧ 夏春涛前揭书，第83页。
⑨ North China Herald,No.137,p.126,Mar.12,1853.
⑩ 参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之附录《唐诗拟音举例》，中华书局1956年5月版。
(11) 如《贬妖穴为罪隶论》中即有“其地苦寒，妖多而人少”，“北方之地，风沙无际，寒暑过严，乃天朝罪奴之所也”等语，见前揭《太平天国印书》，第443、449页。
(12) 参见拙文《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清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3) 《时闻丛录》，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五），第85页。并参见其他时人纪事。
(14)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694页。
(15) 参见蒋启勋等修，汪士铎等纂：《续纂江宁府志》，卷三，光绪六年刊本；莫祥芝、甘绍盘等修，汪士铎等纂：《上江两县志》（一），卷九，同治十三年刊本。
(16) 张汝南前揭文，载同前。
(17) 陈作霖：《金陵通纪》（二），卷三，光绪三十三年刊本，第545页。
(18) 陈思伯《复生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345页。
(19) 上元锋镝余生述，目击者批谬《金陵述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五），第81页。
(20) 参见拙著《太平天国〈百姓条例〉考》，原载《盐城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21) 《僧格林沁等奏报移营高唐日期等情折》（咸丰五年正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7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22) 据侯竹青：《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苏人口损失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4月），第二章第三节《江宁战区军人死亡数》。
(23) 据《李秀成书供原稿》1963年影印本第32叶下之原文录入。括号中为正字，下同。
(24) 据《李秀成书供原稿》1963年影印本第41叶下至第42叶之原文录入。
标签：李秀成论文; 太平军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太平军北伐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杭州南京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