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世界民族问题“热点”的消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热点论文,民族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等研究报告及其所涉及的全球性问题引起世人关注以来，人类社会的变化似乎在以加速度运行。东西矛盾的缓和使人们的和平理念迅速增强，南北矛盾的加剧使人们的发展愿望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伴随着信息时代到来而出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着全球化现象与日俱增。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格局的瓦解使人们从战后形成的意识形态对抗和核威胁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交通、通讯技术等的发展与变革快速地缩短着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种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距离，“远程参与”、“世界变小”和“地球村”之类的话语流行一时。世事促使人们的视野不断扩大。
然而，当世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注视整个人类社会时，却发现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正在成为新的困扰，并直接影响着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大势。生态失衡、物种消亡、人口爆炸、温室效应、臭氧空洞、国际犯罪、恐怖活动、难民浪潮、核扩散、金融风暴等问题接踵而至，让人目不暇接。可谓“厄尔尼诺先生”尚未离去，“拉尼娜小姐”已姗姗而来。在这一系列世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中，民族问题随着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及其所引起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对南侵略战争而成为20世纪末最引人注目的重大国际事件。在世纪之交的门槛，民族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突显及其对新世纪的影响无疑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
20世纪的百年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就民族问题而言，先后出现于一战、二战和冷战结束前后的三次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不仅从根本上结束了自18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对世界的瓜分和占领，而且使民族国家模式成为世界国家格局的基本单元。当然，民族国家早期的那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神话，尽管至今仍有一些民族极端主义势力执著于这种虚无的追求。但是，作为现实的民族国家，主要体现在政治学意义上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那些诸如国徽、国旗、国歌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上面，而不是从民族学意义上所偏狭理解的所谓“单一民族国家”。这也是现今世界的国家格局不仅以多民族国家为主流、而且也是数以千计的民族分别归属于数以百计国家的现实。即便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单一民族国家”（如日本、蒙古等）或曾自我宣称的“单一民族国家”（如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其中也都比例不同地包含着一些世居的少数民族或外来移民群体，并存在着民族矛盾甚至激烈的冲突。
民族问题是人类共同体形式演进和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十分普遍的一种社会问题。作为多个民族依托于一个国家而存在的现实，民族问题无疑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重大事务之一。同时，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和国际性特点，使其也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所以，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问题是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这两个层面展开的。从20世纪百年的民族演进过程来看，世纪之交民族问题的消长表现为如下态势：
一、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国际层面的民族问题基本得到消解但余波尚存
1.由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性扩张引发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20世纪国际层面民族问题最广泛且最典型的冲突。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少数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亚、非、拉各国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形成数次高潮，其余波延续到90年代。1994年贝劳宣布独立，联合国的委任托管宣告结束；1999年底澳门回归中国彻底结束了亚洲的殖民主义统治历史；由于印度尼西亚在葡萄牙撤出后对东帝汶的侵略和占领使这个前殖民地的独立进程迟滞了24年。在20世纪结束之际，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可以说总体上已经结束。当然，现存的一些前殖民主义帝国所属的“海外省”或“海外领地”仍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如法国的海外领地新喀里多尼亚的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仍在为独立建国而斗争。
2.西方殖民主义所引发的全球性民族矛盾的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的领土分割和边界划分所遗留的后患，造成的诸多争端仍在继续，如英国同阿根廷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端、英国和西班牙关于直布罗陀问题的争端、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关于欧加登地区的领土纠纷、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领土争端等。至于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大陆等地区的这类问题仍是影响21世纪国际形势和地区安全的因素。这些问题都包含了种族、民族、部族和宗教的背景。例如，中东问题实质上是领土问题，但是其中包含着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之间的矛盾。非洲的领土和边界问题中也存在大量的部族冲突背景。这些地区的问题由于大国插手而变得十分复杂。90年代以来，中东问题随着巴以和谈总体上趋于缓和，但是非洲问题的高潮尚未到来。在这方面，1947年英国殖民主义统治者撤出南亚次大陆时遗留下来的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可谓是集民族、宗教和领土问题于一体的冲突“热点”。
3.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上的国家普遍存在土著民族问题。如美国的印第安人问题、加拿大的因纽特人问题、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问题、中美洲的印第安人问题，此外，还有诸如北欧国家的萨米人问题等。这些问题虽然没有形成尖锐的冲突，而且有的问题也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如加拿大为因纽特人划定自治区和北欧国家萨米人地方议会的成立等），但是出现少数热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例如墨西哥1994年元旦爆发的印第安“萨帕塔”解放军同政府军的武装冲突至今尚未完结，澳大利亚土著人权利问题的斗争仍在继续。
二、帝国霸权的地缘政治争夺所引起的民族问题消长参半
1.中东欧地区在经历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发生的领土分割、民族迁徙和国家裂变之后，国际性的民族问题有所消解。如匈牙利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斯洛伐克之间有关境外匈牙利人问题和领土问题，捷克与德国的苏台德德意志人问题，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关于保国内的土耳其人问题，阿尔巴尼亚与希腊之间的希腊族和阿尔巴尼亚族问题，保加利亚、希腊和马其顿之间的马其顿族及其国家问题，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俄罗斯人、加告兹人的独立建国问题，波罗的海三国和独联体一些国家中的俄罗斯人问题等，虽然没有完全消除，但是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缓和。这一地区力求加入北约的国家，也试图通过缓和国内矛盾（特别是民族问题）和改善国家关系来创造符合北约条件的环境。但是，北约成员国内部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民族问题并没有因为加入北约而解决，希腊和土耳其两个北约国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民族冲突和国际争端仍是这方面的突出问题，由此也可以预见这一地区的那些急于加入北约的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民族问题、领土争端仍有可能再起波澜。
2.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对抗和社会制度分野所造成的民族和国家分裂问题有所消弥。南北越17度线的消除、东西德柏林墙的倒塌、南北也门的统一、三八线分割下的朝鲜半岛和谈进程、中国台湾海峡两岸“一国两制”的统一大势等已经消除和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在谈及中国的统一大业时所指出的：这首先是一个民族感情问题。当然，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仍旧保持着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心态，朝鲜半岛和中国的统一问题依然受到它们的干扰和影响。这也是李登辉从“七块论”到“两国论”乃至鼓吹国际社会重新认知台湾地位等分裂主义行径的国际背景。冷战对抗造成的民族和国家分裂问题，是一种特殊的民族问题，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是解决这类民族问题的唯一道路。
3.前苏东地区的国家裂变所引发的民族冲突和内战在西方霸权主义干涉下增加了新的危机。前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的内战，不仅造成了波黑国家“穆—克联邦”加塞族国家的变异体制，而且在克罗地亚境内遗存克拉伊纳塞尔维亚族的问题，在波黑遗存布尔奇科的归属问题。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问题，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武力干涉，变的更加复杂和前途未卜。西方霸权主义通过武力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现状不仅没有为巴尔干地区的安全、稳定以及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任何可预期的成功模式，反而为这个地区埋下了新的祸根，并为世界其它一些地区存在的民族、宗教极端分离主义势力提供了借助西方霸权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的“炮舰政策”来制造事端、扩大势态的行动指南。
4.在苏联解体期间，俄罗斯、前苏联高加索地区以及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冲突和极端分离主义以及领土争端问题仍在继续。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问题，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均未解决，而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沙俄帝国征服高加索地区的历史背景，又有前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错误积弊，但是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伊朗、土耳其等国对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争夺是造成这些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西方霸权主义通过推动北约东扩图谋控制欧亚大陆“巴尔干”的目的，除了麦金德的传统地缘政治理念驱使外，主要是为了争夺新的战略资源（石油）地，从而降低它们对中东、波斯湾石油资源的依赖。而伊朗、土耳其等国对这一地区的染指和渗透，则是为了推动“绿化”的伊斯兰扩张和泛突厥主义理念。这些争夺都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极端势力提供了国际化扩散的契机，使阿富汗等国的极端暴力武装分子和雇佣兵以“圣战”的名义在亚德里亚海、黑海到高加索这一民族、宗教冲突频繁的地带异常活跃，成为跨国界犯罪的重要因素。
三、国内层面民族问题的缓和与冲突并存而“国际化”的趋向明显
1.顽固坚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实现了种族和解；困扰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问题在民族区域自治模式下明显缓和；比利时的佛莱芒人与瓦隆人表现在语言争端而实质上是经济利益的民族冲突，在国家联邦化的分权体制下得到缓解；英国的苏格兰、威尔士问题在地方议会形式和自主权利扩大的条件下趋于平稳；加拿大魁北克独立势力受挫，虽有卷土重来之势，但难以再成大的气候；法国的布列塔尼问题和科西嘉民族独立组织的恐怖活动起伏不定，但是难以形成热点；印度尼西亚的华人问题在瓦希德主政的格局下已经表现出良好的开端。
2.斯里兰卡泰米尔独立运动与政府军的武装冲突难以消停并高潮再起，但是政府的和平谈判主张已为解决这一问题敞开了大门；菲律宾棉兰佬穆斯林分离主义武装同政府的对抗仍在继续，拉莫斯时期达成的民族自治区方案尚难启动，埃斯特拉达政府通过对棉兰佬的经济开发来消除当地民族、宗教冲突以实现和平的计划表现出治本的特点；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独立运动的军事冲突随着库尔德工人党党魁厄贾兰被捕和该党表示放弃武装对抗而得到缓和，但是中东的库尔德人成立“库尔德斯坦”国家的民族独立要求，仍将是土耳其、伊拉克国内民族问题的热点；土耳其国内的亚美尼亚人的独立运动和武装斗争无法形成规模，但在短期内也不易消解，而且易受到亚美尼亚国家形势变化的影响；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随着“埃塔”宣布废除停火协议而可能再度激化；非洲大湖地区的部族冲突在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的维和控制下得到缓和，但是西方殖民主义留给非洲大陆的部族仇怨和领土争端，在所谓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和经济困难的影响下再起高潮的可能犹存，1999年末刚果、尼日利亚、苏丹等国的冲突再起即是信号。
3.印度的教族冲突问题尚未平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印度教与锡克教之间的矛盾仍有引起重大冲突的可能；印度尼西亚国内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黎巴嫩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矛盾并未消除；伊斯兰教内部的冲突问题更为普遍，阿富汗内战中的冲突各派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教派政治冲突，阿富汗问题由于大国的插手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盛行而难以得到解决；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亚齐，穆斯林极端势力的独立运动对印度尼西亚国家的领土完整构成突出的威胁，而且也会促使印度尼西亚其它地区存在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地方分离运动高涨，其中西伊里安问题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
4.随着前殖民地移民和难民浪潮对原宗主国的冲击，西欧地区的种族排外主义甚嚣张，德国、奥地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新法西斯主义势力已成为种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重要因素；澳大利亚前议员汉森鼓吹的种族主义，一度引发了对亚裔移民群体的排斥思潮，她下野后组建的“一族党”仍在继续种族排外宣传活动。在澳大利亚全民公决否定共和制力求跻身“亚洲”大国之列的影响下，这种种族主义思潮仍会有一定市场；美国的种族问题由来已久，在传统的白人与黑人问题基础上，拉美裔问题、亚裔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亚裔华人问题在“李文和事件”上形成“热点”，美国的种族问题呈上升之势。
5.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图谋构建“单极霸权”世界秩序的“新干涉主义”推动下，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将国内民族、宗教问题“国际化”的趋向日益明显。尤其在科索沃问题之后，车臣问题的高潮再起不能不说是一种对“科索沃模式”的响应。而类似的问题在“人权高于主权”的霸权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会有增无减。同时，某些泛民族主义和泛宗教主义的极端势力，不仅在通过暴力恐怖活动来扩大事态从而造成民族、宗教问题的“国际化”方面表现突出，而且已经成为霸权主义干涉他国内政加以利用的工具。
综上所述，20世纪人类社会的民族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历史上的帝国征服，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和殖民主义统治所造成的，是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过程中加剧的。这些矛盾的主要部分虽然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而得到消解，但是由于殖民主义的历史影响和霸权主义两极体制的争夺，这种消解遗留了诸多后患。这些后患增加了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难度。所以，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留给世人的重要启示是，要深刻认识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
就以多民族国家为主流的世界国家格局来说，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科学、是否正确是民族问题消长的决定因素。民族平等的美好理念至今得到的实践程度仍然是有限的，这也是民族问题普遍存在的基本原因。
民族共同体是人类群体形式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民族这一演化进程目前达到的最高阶段。但是，由于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各民族的人文特征和社会发展程度千差万别，这种差别在阶级社会人与人不平等的实质影响下，放大为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从而必然地引起民族矛盾。历史上或现实中那种通过武力征服、种族屠杀、驱赶围困、歧视压迫、强迫同化、怀柔羁縻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前苏联等国超前判断社会发展阶段而简化民族过程的盲目实践，事实证明也是失败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在于通过民族的和社会的发展来消除民族不平等的根源。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而也决定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民族问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问题，是人类群体形式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人类的民族过程与社会进程从理论上来说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和各个国家社会进程的差别而造成民族过程与社会进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谓比比皆是。这些矛盾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以民族问题的复杂性非一般的阶段性社会问题或单一专项的社会问题那样容易解决。尤其是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民族感情与宗教信仰的结合所引起的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因此民族问题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它的复杂性。
民族问题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属于所在国的内部事务也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问题得以很好解决，是靠该国家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平等的民族政策来实现的，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所取得的成就即是证明。当然，世界上有很多民族由于历史上自然的和社会的原因分布在祖籍国之外的国家。他们作为所在国的主体民族或少数民族首先是这些国家的公民，他们同所在国其它民族的关系是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种族）问题。但是，对于数以千计的民族分属于数以百计的国家这种世界国家格局来说，一国之内的民族问题解决不好引起与毗邻或其它国家的国际关系问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里所强调的民族问题国际性特点即是对此而言的。在当今世界各国开放发展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一国中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重大社会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是不可避免的。正如1998年印度尼西亚发生针对华人的大规模暴行后，中国政府予以关注，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进行抗议，国际社会加以谴责一样。但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印度尼西亚国家的内部事务。这类民族问题的国际性现象不属于干涉内政之列。
民族问题的国际性特点并不意味着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其本质的区别在于“国际化”属于干涉他国内政。如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极端势力宣布独立建国，得到阿尔巴尼亚政府的支持和承认，这当然是干涉南斯拉夫的内政，因为这种支持和承认直接损害了南斯拉夫的主权独立，危及了南斯拉夫的领土完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利用科索沃问题推行所谓“人道主义干预”政策，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战争，则使这一国内民族问题的“国际化”达到了顶峰。这种利用民族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所谓“国际化”已经成为危及新世纪和平与发展大趋势的重要因素。所以，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不仅事关国内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事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带给人们的伤痛和启示是深刻的。面对新的世纪，民族问题的基本走向脱离不开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尽管这两个问题在世纪之交的年代中并没有解决。但是，和平的理念和发展的愿望所形成的国际共识，绝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能改变的。“科索沃模式”并没有普遍推行的实际意义，事实上它是美国“新霸权主义”的一次失败实验，不过这种失败带给世人的启示和警醒是适时而深刻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将成为新世纪表现在国际层面民族问题的主题。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平等发展权利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国家民族主义将因此而高涨，其中包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抗拒。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需要通过社会发展和构建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机制逐步解决，通过加快经济文化发展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方式调解民族关系和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选择正在成为主流趋势，“仇必和而解”的辩证法在民族冲突方面已现端倪。
在全球化进程中开放发展、互利合作、密切联系，必然成为各国、各民族的选择，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促使联合国、WTO等世界组织加强平等机制的建设，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需要将推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共生、共容、共存的合作。当然，民族问题的特殊性不会像解决全球性的Y2K问题那样一朝一夕，但是发生在20世纪那种国家裂变式的民族主义冲突不会再次重演，多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国家格局代表了人类整合的必然趋势，极少数新建国家如东帝汶、巴勒斯坦等的问题只是20世纪留下的余波。那种认为加入联合国或地区性国际组织就意味着国家主权的部分转让和内政问题“国际化”的观点，是对全球化时代到来的肤浅认识。国家之间日益密切和卓有成效的合作基础，是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
作为跨世纪的民族问题“热点”，俄罗斯的车臣问题最具代表性，而且这种代表性或许会成为一个与“科索沃模式”完全相反的维护内政不容干预原则的“车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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