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学说史上几个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学说论文,几个问题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5)02-0007-05
近几年来，我在编写一本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西方经济学简史》过程中，对经济学说史上一系列观点重新作了认真思考，发觉我们过去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从今天市场经济的视角考察，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现在选择三个问题谈些看法，供大家讨论。
一、关于萨伊的生产论
对于19世纪初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Say,Jean-Bartiste Leon)的生产理论，过去我国经济学界一直基本持批判、否定的观点。萨伊说：“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1]这一定义，既否定了重商主义的生产观（认为只有流通活动尤其是对外贸易才是创造财富即货币的生产活动），也否定了重农主义生产观（认为只有增加物质本身的农业才是生产的），并且与亚当·斯密(Smith,Adam)的观点也有重大区别。斯密的生产观是二重的：既认为只有创造能把劳动凝结于其中的物品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又认为只有能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劳动才是生产的。马克思肯定了斯密的后一种说法，而对萨伊的生产定义彻底加以否定。马克思认为“说到生产，总是指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2]这就是说，所谓生产，总是指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抽象掉生产关系谈生产一般，是资产阶级学者惯用的手法。萨伊把生产定义为创造效用的活动，也是这样一种手法。应当认为，马克思的评论是对的。但也要看到，正如任何真理总是相对某一标准而言是正确的一样，这里，马克思判断任何经济理论是否科学，都是用该理论是否符合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而是否能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历史暂时性作为衡量标准的。因此，他认为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我们过去所有经济学说史教材、著作和论文都是据此编写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从市场经济视角考察，萨伊把生产定义为创造效用。
第一，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活动都是有偿交易，交易中的任何买卖，其实都是效用的买卖。正如萨伊所说，“当一个人把一件东西卖给别人时，事实上等于把这东西的效用卖给别人。买者买这东西，也只因为它具有效用，可把它拿来使用”。[3]尽管我们不能说商品价值和价格就是效用决定的，但效用对商品价值来说有着决定性意义，或如马克思所说，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担当者。有效用不一定就成为商品，不一定有价值和价格，但没有效用的东西一定不能成为有价值的商品。生产了无用的废品，就没有价值，其活动也不算是生产的。创造效用，确实是生产的本质特征。
第二，萨伊本人根据生产的定义，不仅认为农业、工业都属生产范围，还认为商业和一些提供服务的活动也属生产之列。生产不仅创造有形产品，还包括创造无形产品的种种活动（如医生、律师、乐师等人的活动）。一句话，他没有把生产局限于创造物质产品的活动，凡是创造效用的活动，都是生产活动，不管是通过改变物质产品形态提供效用、改变产品空间提供效用（如运输）、改变产品时间提供效用（如保鲜仓储），还是通过服务形式提供效用的活动，都属于生产。当然，这里提供效用的活动不包括贩毒、赌博、娼妓之类危害人类社会的活动，而指一切满足人们合理需要的活动。马克思主义从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立场认为，资本家管理企业的活动是剥削活动，不是生产活动。但同时也说，所有生产活动都必须有人协调管理，就像乐队一定要有指挥一样。因此，从市场经济观点看，这类活动也是生产的。如果不是把生产定义为创造效用，就无法理解第三产业为什么可以当作一大产业。
第三，实际上，萨伊之后西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理论都是沿着“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这一命题所规定的方向发展起来的。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效用论、生产论以及厂商理论都离不开这一命题的框架。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同样如此。现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采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称SNA核算体系和方法。这一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就是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而三要素论赖以建立的根据正是“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在批判萨伊的生产论及三要素论，另一方面又采用了他的生产论和三要素论。这岂不成了两面派作风吗？不是！我认为，从揭露萨伊生产论和三要素论的资本主义辩护性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但从发展市场经济需要角度看，萨伊的生产论和三要素论又是有用的，应予承认和采用，因为从市场经济看，财富确实是能够提供效用的东西，而财富的创造必须有三要素的投入。萨伊的错误不在生产定义本身，而在于脱离了资本主义关系来讨论生产，用抽象的生产一般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本质。
二、关于新古典主义最大化厂商模型
新古典厂商理论是西方微观经济学传统的主流理论。它由马歇尔(A.Marshall)打造基础，经希克斯(J.R.Hicks)、张伯伦(E.H.Chamberling)和琼·罗宾逊(J.Robinson)等人补充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理论体系，其核心是各类厂商都会把产量和价格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基本原则，决定在利润最大化水平上。这是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厂商在市场经济中进行决策的一个基本原理。然而，这一基本原理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起就不断遭到批评和挑战。
一是来自实践的挑战。英国经济学家霍尔(K.L.Hall)和希契(C.J.Hitch)于1939年在《牛津经济学文献》上发表了一个“牛津经济组”通过实地调查得到的报告，指出所调查的38家厂商中有30家的价格决定，或多或少是根据“完全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可容许的利润），而不是根据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的原理。他们还列举了厂商这样做的理由是，厂商考虑的是长期利润而非眼前利润，同时，厂商也无从知道边际收益曲线，并且即使知道边际收益曲线，也不肯按边际分析原则经常调整产品价格。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R.A.Lester)是又一位从实践方面挑战新古典厂商原理的经济学家。他在1946年3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工资—就业问题上边际分析的缺点》一文中公布了他于1945年6月对美国南部58家厂商调查结果，显示了企业在决定就业量时，市场需求远比工资率来得重要，企业对工资增加的反应很少是减少产量（从而减雇工人），而通常是改进管理和激励方式以提高内部效率，这同新古典厂商理论认为就业量决定于工人边际生产力和工资率的相等的看法大相径庭。
二是来自理论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沿着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现实与利润最大化原则之间的矛盾这一方向展开。许多经济学家根据现代企业制度中两权分离日益成为普遍的客观现实情况明确指出，新古典厂商理论关于利润最大化模型只适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的业主型企业，不一定适用于现代股份制企业。针对现实情况，他们提出了多种企业经营目标理论，主要有：1.威廉·鲍莫尔(W.J.Baumol)的销售总收益最大化模型，认为寡头厂商目标是在获取某一“最低”限度利润水平约束下，实现销售量（总收益）最大化，这不仅是因为销售量和经理薪金有直接正相关关系，还因为销售量下降就意味着丧失顾客和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能力，丧失分销商和更多复杂行业关系，因此，利润和销售量发生冲突时，企业几乎总是优先考虑销售量。2.彭罗斯(E.T.Penrose)和马里斯(R.L.Marris)的增长最大化模型。这种“增长最大化”可满足厂商经理们追求权力和威望的要求，而且较高增长率也总与较高的经理薪酬相关。为此，他们总要在排除被并购威胁的前提下追求最大增长率。3.威廉姆森(O.E.Williamson)的效用最大化模型，认为经理们管理企业的目的是使他们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厂商利润的最大化。厂商经理的效用是对企业各种资源的支配权、声望、地位等。有时经理办公费和管理费支出增加并不利于利润增加，但能体现经理声望和地位，经理们会偏好于增加这些支出。
向传统厂商理论的利润最大化模型作批评和挑战的，除了上述管理者企业论，还有一类被称为行为派企业论，认为企业从事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而是次优行为，这里又主要包括两种：1.西蒙的满意化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H.A.Simon)认为，新古典厂商模型假设决策者具有完全理性、掌握全部可供选择机会、知识完备、能准确预料所作选择（决策）的结果，而实际上，这种假设不现实，人不可能有完全理性，只有“有限理性”，他们决策时不可能掌握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和全部备选方案。各方面实际条件的限制，使他们不可能具备求得“最优化”的条件和能力，只能尽力作出“令人满意”的决策。“令人满意”的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适量利润”和“公平价格”等，而新古典模型的所谓最大化利润水平或者最大化选择行为至多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实践中只是“空中楼阁”。2.马奇(J.G.March)和塞尔特(R.M.Cyert)的行为派理论。这种理论是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的补充和应用，认为企业行为不可能做到最优，只能是次优，原因是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及企业中不同集团（股东、经理和员工等）的目标冲突。各个集团都会认为自己目标最要紧，结果只能通过各群体之间的博弈和协商来解决问题，从而不可能达到最优化目标（有关这方面材料可参考张培刚著《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第八章第三节，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对于上述各种对新古典厂商理论的挑战和修正，该怎样认识？我的看法是：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按边际分析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模式，可能并不像西蒙所认为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而应当说也是对市场经济中厂商活动的宗旨和目标的揭示，这和厂商在实际经营中能否按利润最大化原则来做并不矛盾。实际上，许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确实不是照边际主义行事的，而是按完全成本定价法则来做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新古典厂商理论关于边际分析的基本原理。厂商经营总要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一定会如此做，也只能这样做，这不仅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决定的，也是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他们这样做的。新古典厂商理论的最大化模型，不过是把企业这种实践上的要求上升到经济理论高度加以认识和肯定而已。
第二，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掌握企业经营实权的经理层确实可能不按股东（所有者）利益和要求办事，而有自己的效用函数，直接关心自己利益，包括薪金、在职消费、声望和地位等，为此，要求把企业规模尽量做大，扩大市场份额，追求企业尽快成长等。这样，企业经营目标似乎多元化了，利润最大化的新古典模型过时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误解。应当认为，这些多元化目标与利润最大化目标并不矛盾。实际上，利润最大化目标是基本目标，其余的多元化目标只是派生目标，都要受基本目标制约。这是因为，盈利或者说经济效益，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命运来说，都是命根子。老实说，认识这一点即使对我们今天国内许多企业来说，意义莫大。现在我们不少企业，不是把争取效益放第一位，而是一味追求做大做强，拼命扩张。结果是规模和产值上去了，效益和利润下来了。这决不是司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应当说，企业规模要做大，市场份额要扩大，企业要尽快成长，都必须建立在尽量盈利的基础上，并且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增加盈利。如果没有高盈利，什么高薪、高在职消费、企业家声望和地位等等，都只能是泡影。当然，也不能因此贬低销售额最大化模型、增长最大化模型及经理效用最大化模型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尽管不能把这些模型看作是对新古典厂商理论的否定和替代，但也确实是经济学家根据现代企业制度（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实践情况对新古典厂商理论的补充、发展和完善。就是说，尽管新古典利润最大化模型并没有因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而过时，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模型确实会有更加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
第三，应当认为，在市场经济实践中，企业按完全理性决策，确实绝无仅有。由于信息不完全，由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更由于人们知识有限，企业的经营决策确实只能按有限理性办事，难以达到最佳境界，能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就不错了。从这一点上看，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确实是企业经营实践的真实反映。但我认为，“有限理性”和“令人满意”与“完全理性”和“最大化”并不是对立的。如上所述，新古典理论中的“完全理性”和“最大化”是理论上一种抽象，也是企业经营决策追求的一种目标和方向，在实际行动中，它表现为力求“尽量最好”，但并不是“不达最佳誓不休”。人们在决策中通常总会在有限的备选方案中加以权衡比较，尽量挑一种最佳方案，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讲的第一总比第二好。好比人们在乱草丛中要寻找一根散落在中间的最尖的铁针一样，尽管目标是找一根最尖的针，但有限时间和有限条件下能否找到这样一根针则是另一回事。人们的实际做法是尽量找一根尖一些的针，但这一做法并没有否定寻找最尖的针这一目标。同样，企业决策时可能常常只能按“有限理性”原则行事，但这并不是否定尽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根本目标。
三、关于“折衷综合”的意义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影响较大的所谓“折衷综合”：第一次以约·穆勒为代表，第二次以马歇尔为代表，第三次以萨缪尔森为代表。
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第一次“综合折衷”发生在1848年约·穆勒(J.S.Mill)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一书中。在这本书中，穆勒把斯密等人的劳动价值论、生产费用论、供求论、马尔萨斯(T.R.Malthus)人口论、李嘉图(D.Ricardo)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理论和级差地租论、詹·穆勒(J.Mill)的工资基金论、萨伊的销售论、西尼尔(N.W.Senior)的“节欲论”等各种理论来了一个大综合。尽管该书中每个基本观点，几乎都有前人的痕迹，没有什么理论创新，但毕竟也力图把多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捏在一起，构建一个理论框架。这不能说毫无意义，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这本书在以后差不多半个世纪中能作为一种主流的经济理论占领经济学的大学讲坛那么多年。他所“综合折衷”的各种理论观点尽管已有明显差异，但从总的倾向看，基本上还没有离开从生产成本的角度探讨价值、价格和收入分配的理论轨道。正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界一致地把到约·穆勒为止的西方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
第二次“综合”发生在1890年阿·马歇尔所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这是比约·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思想、观点、内容和方法上要深刻得多的又一次“综合折衷”，因为在这本书中，马歇尔把两种完全对立的价值论结合在一起，以生产费用论说明商品供给价格，以边际效用论说明商品的需求价格，再把成本和效用以及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建立了一种均衡价格论，不仅用来说明商品价值的形成，还用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分配。应当认为，这种“折衷”绝不是什么简单的拼凑，而是一种理论上的创造。正是有了这种创造，市场经济中许多现象才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然而，过去，我国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把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说成只是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和供求价值论的一个折衷主义大杂烩，毫无理论创新，从而没有什么科学价值。我以为，这是一种很不公道的评价。第一，马歇尔的折衷，并不是两种对立理论的半斤八两式的调和。诚然，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五篇第三章里说过，在讨论价值是由效用决定还是由生产成本决定，和讨论一块纸是由剪刀的上边裁还是由其下边裁是同样合理的一样，很难说究竟是供给还是需求起的作用。然而，由于他加进了均衡的时间因素，因此，他就正确回答了供求双方在价值（均衡价格）形成中所起的作用问题。他认为，在短期内，需求在市场价值形成中更起作用；在长期内，商品正常价值形成时，供给起决定性作用，而正常价值才是商品价值的基础。这样，他就肯定了供给一方的生产费用在价值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正因为如此，马歇尔才被认为是古典路线的继承者，他只是要用边际效用论的新思想来充实和完善古典价值论而已。因此，他的学说才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第二，马歇尔用生产费用说明供给价格，用边际效用说明需求价格，应当说是一种理论创新。众所周知，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中边际革命以来，价值决定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传统的生产成本决定论，二是新兴的边际效用决定论，两种观点无法沟通，并且边际效用论大有吞没和替代生产成本论之势。这时马歇尔出现了。他的深刻的洞察力雄辩地说明，商品价值其实是市场上供求双方竞争的结果。在竞争中，卖者供给商品必须收回成本，获取利润，而买者需求商品，必须满足需要，取得效用，就是说，供给背后是成本，是生产费用，需求背后是效用，是边际效用。于是，他把边际效用转化为需求价格，把生产费用转化为供给价格。通过这种转化，把边际效用从本来难以捉摸的心理规律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需求规律，这既有理论上的依据，又有市场现象作支撑，从而实现了一次理论创新。第三，马歇尔的综合不等于简单拼凑，而是一种用各种已有观点作原材料创造一种新理论体系。比方说，人们把砖块、木料、钢筋、水泥建造成一座大厦，就再不能说大厦还是砖、木料、钢筋、水泥等。经济学说史上各种不同的观点，本来不过是经济思想演进长河中一个个支流，最终会一次又一次汇合起来。这种汇合而成的新理论体系，不能再把它看成是原来各种观点的机械拼凑，犹如长江是无数细小江河汇合而成，总不能说长江还是支流的相加。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确是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和供求价值论的综合，但这三种理论—经综合成均衡价格论，这种新理论就不再是原来的旧理论了。
第三次“综合”发生在保罗·萨缪尔森(P.A.Samuelson)在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一书中。应当认为，这是一次比第二次综合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综合。在第二次综合中，尽管马歇尔已经完成了把生产费用论和边际效用论这两种对立观点综合成一种全新的均衡价格论的转变，但均衡价格论所阐明的，毕竟还只是经济资源如何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实现优化配置，它献给人们的也只是一支自由竞争的赞歌，而且相互竞争的也只是私人生产经营企业。可是，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时代越来越显示出经济学的任务不仅要解释资源配置问题，还要解释和解决资源能否充分利用问题，不仅要说明市场的经济功能，还要说明政府的经济功能，于是，凯恩斯经济学应运而生了。凯恩斯经济学从理论、方法到政策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实现了一场革命，并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而成为新的正统经济学。然而，有了这场凯恩斯革命，传统理论是否就此寿终正寝了，该彻底被否定了，彻底被抛弃了？
以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革命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理论。凯恩斯自己也说过，市场经济制度的主要缺陷在于其在保证充分就业方面的明显无能，一旦通过管理恢复了充分就业，则“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古典学派所“分析的私人的利己动机如何决定生产何种产品，以何种比例的生产要素来进行生产，以及如何把产品的价值在生产要素之间加以分配”[4]等等，都无可非议。萨缪尔森等认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尽管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但只是从不同角度来说明统一的市场经济现象。现代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既需要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也需要政府发挥调控和管理经济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凯恩斯经济学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但可以综合，而且应当综合。于是，他们就把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加以调和折衷，构筑了一个全新的、从微观到宏观的统一的经济理论体系，这就是“新古典综合”。这次综合之所以称为“新古典综合”，是因为萨缪尔森等人把新古典理论综合到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中，并且他们也因此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应当说，“新古典综合”从其基本倾向看，还属于凯恩斯主义，但由于有了这样的“综合”，才构筑起一个有机地统一说明混合经济体制的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完成了经济学既说明资源配置又说明资源利用的全部使命。
“新古典综合”一出世，就遭到新剑桥学派的激烈批评和攻击。现在，它又受到形形色色新自由主义和其他非主流经济学派的挑战。也可能正是在这样不断接受挑战的过程中，它才不断“综合”进各种不同新理论而使自己得到丰富、完善和发展。萨缪尔森等人现在还摆出这样一种架势：他们的学说，已不仅综合进新古典理论，还能综合进现代经济学各流派中他们认为值得吸收的一切有价值东西。也可能正是这一原因，目前已出版到第17版的这本《经济学》能在全世界畅销不衰，每一次新版，都意味着一次新的“综合”。这种“折衷综合”，并不是餐桌上的简单拼盘，更不是什么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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