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特定结构模式中寓含深层文化思想——李斯刻石文的结构模式及其源流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结构论文,源流论文,李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吕氏春秋·孟冬纪》有如下记载： 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 高诱注：“其数六，五行数五，水第一，故曰六也。”[8]524这里还是把水与六相配，将二者整理在同一个系列之中。其中提到的颛顼、玄冥，指的是水帝、水神。《吕氏春秋·序意》篇写道：“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对此，陈奇猷先生作了如下解说： 吕书《十二纪》、《八览》、《六论》，非成于一时，亦非成于一地，《纪》、《览》、《论》各自为帙。《十二纪》成书最早，……秦以水代周之火，则秦之纪元当从庄襄王灭东周之次年癸丑(公元前二四八)起算，明此所谓“秦八年”者，系秦代周有天下之第八年，即秦始皇即位之六年(公元前二四一)庚申岁。[8]655 照此推算，《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写定是在秦王政六年(前241)，下距秦统一中国尚有二十年之久。《十二纪》以五行说为基本框架，《孟冬纪》明确地把六与水德相配，这种理念当时已在秦地生根。 《史记·李斯列传》对于李斯西入秦有如下记载：“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入秦是在庄襄王卒、秦王政即位之初。钱穆先生称：“斯初为小吏，后乃从荀卿学，入秦盖三十馀岁。”[9]551李斯任吕不韦门客是在秦王政当权的最初几年，当时正是《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编纂时期。李斯有充分可能在此期间重新接触五德终始之说，其中包括以六配水德的理念。 秦地对五德终始论的接纳，以及把秦定位于水德的做法，在《吕氏春秋·应同》篇已见端倪：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这是从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出发，把灭掉东周的秦国定位于水德。《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应同》篇的上述文字，是为秦的改朝换代、统一天下作舆论准备。对此，谭戒甫先生写道： 此盖吕氏劝秦早日受命为帝改制易色之辞，故下文曰“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意谓天数已至，如不知应之，天意又将他属矣。“水气盛”三句，即言其数已备，当速从水德王而应之也。迨后始皇混一，即用吕言。[8]685 谭先生所论极其确切。秦自命为水德，至迟在《吕氏春秋》写定期间就已经开始酝酿。在此阶段李斯先是在吕不韦门下为郎，后又在朝廷任职。李斯是辅佐秦王统一天下的重要人物，由此可以设想，他对当时认定秦为水德的思潮，必然推波助澜，努力促成它的实现。 《史记·封禅书》有如下记载： 秦始皇即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张守节正义引张晏说：“水，北方，黑。水终数六，故以方六寸为符，六尺为步。”[4]1366秦统一天下之后，那些认定秦为水德的人士，所持理由与《吕氏春秋·应同》篇所言大体相同，所增加的证据只有秦文公出猎获黑龙的传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初，李斯先是任廷尉，后为丞相，在朝廷拥有强势的话语权，许多重要的决策最终由他敲定，并且得到秦始皇的认可。既然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说秦统一前李斯是认定秦为水德、数以六为纪的有力推手，那么，秦统一中国之后，地位显赫的李斯就成了秦为水德、数以六为纪法令的制定者、发布者和执行者。秦朝自命为水德，数以六为纪属于文化改制，涉及到许多层面。数以六为纪，故以六寸为符，六尺为步，车辆以六尺为制，天子之车由六匹马牵引。数以六为纪，是法令，是必须遵循的规则，渗透到各个领域。李斯所秉持的秦为水德、数以六为纪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他在陪从秦始皇这位水德天子外出巡游，所撰写刻石文的结构模式，也在多个层面渗透数以六为纪的理念，可用下表加以显示。 ｛J2AA219.jpg｝ 从上表可以看出，李斯撰写的刻石文采用以六为纪的结构模式，可划分为四个层面。第一是七篇刻石文总体格局层面。在七篇刻石文中，采用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作品六篇，琅邪台刻石文则是两句为韵。这是把六作为基本的计量单位，三句为一节的刻石文在总量上控制在六篇。第二是作品段落层面，琅邪台刻石文、会稽刻石文均七十二句，单篇作品的句数是其他各篇的二倍。这两篇作品，由六段组成。第三是作品章句结构层面。七篇刻石文无论是三句为一节，还是两句为韵，都是每章六句，无有例外，这是单章内部的句数以六为纪。第四是用韵层面，以六韵为基本单元。李斯撰写的七篇刻石文，在贯穿以六为纪的理念方面可谓精心调遣，不遗馀力。从总体格局到具体章句，无论作品篇幅的长与短，总是想方设法纳入以六为纪的结构模式之中。就此而论，李斯撰写的刻石文，是贯彻落实秦朝“数以六为纪”文化政策的典范，是秦朝文化改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组以六为纪结构模式的刻石文，是以水德与六相配的具体实践，是以撰写刻石文的方式实践朝廷“数以六为纪”的政令。 《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叙述秦朝以水德自命的一系列文化改制举措之后写道：“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司马贞称：“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4]238这是把秦朝的严刑峻法与水德建立起因果关系，实际上，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可是，从李斯撰写的刻石文来看，秦朝自命为水德，数以六为纪，却是形成刻石文法家风格的重要契机。 秦朝刑罚酷烈，李斯是法家人物，又在秦王朝身居要职，所以，人们自然要对他的文章加以思索，力图找出属于法家的因素，近代有的文学史著作已经在这方面有所尝试。有的援引《文心雕龙·封禅》篇对刻石文的评价，称它“法家辞气，体乏泓润”，[10]104至于法家辞气在刻石文中如何体现，则缺乏具体论述。也有的文学史著作注意到李斯前后期文风的变化： 李斯说服了秦王，他执掌了秦国的大权，之后，他就成了典型的法家，搞思想文化专制，禁绝诸子之说，其文风也大变，变得质朴峻峭，无复往昔之华丽，成了典型的秦朝本色文字，如二世时李斯有《论督责书》云：……此后李斯又有一些歌功颂德的赞、铭等文，都写得千篇一律，陈陈相因，没有多少价值。[11]832 通过考察李斯政治地位的变化，指出他前后期文章的不同风格，这个思路是可取的。李斯后期文章确实具有鲜明的法家风格，是“典型的秦朝本色文字”。但是，历代对李斯刻石文所作的评论，未能涉及到它在结构模式上以六为纪的做法，因此，这组作品的法家特色也就无法揭示出来。李斯刻石文的法家风格，主要不是体现于思想内容、辞气意境，而是凝结于以六为纪的结构模式。作品的总体格局、段落划分、章句数量、押韵方式，均按照以六为纪的准则加以安排，不仅秩序井然，而且法度森严，具有鲜明的法家特色。李斯在秦二世时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上书陈述自己三十年来在朝廷所作的建树，其中第五项如下：“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4]256秦统一天下之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4]239秦朝统一度量衡的文告是由李斯起草，向天下发布，这与他撰写刻石文的结构模式以六为纪互为表里，体现的都是对秩序、法度的遵循，凡事有法可依。由于以往对李斯刻石文的观照未能从结构模式方面进行深入开掘，没有接触到数理逻辑层面，因此，这组作品在谋篇布局方面的森严法度，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它所体现的法家风格也难以得到切实的揭示。舍辞气而关注章法结构，是还原这组作品法家本来面目的必由之路。 三、三句一节、六句成章结构模式的历史原型 李斯撰写的七篇刻石文，无一例外都是六句成章，每章六句。在传世的七篇刻石文中，有六篇是三句为韵，也就是三句为一节。李斯刻石文六句成章的结构模式，主要是以三句为一节的结构单元加以支撑，以六为纪的结构模式，主要通过运用三句为一节的结构单元得以实现。两个三句为一节结构单元的组合，形成六句成章的体制。 按照数理逻辑推演，三乘二得六，属于最简单的乘法。按照这种方式组合而成的文本形态，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本经。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对于它的由来，《说卦》作了如下解释：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12]691 按照这种解说，《周易》本经每卦六爻，由两个单卦组成。单卦三爻，分别代表天、地、人。两个单卦相叠而成为复卦，便构成每卦六爻的文本形态。《系辞上》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陆绩云：“天有阴阳二气，地有刚柔二性，人有仁义二行。六爻之动，法乎此也。此三才极至之道也。”[12]548陆绩是按照《说卦》的理念对每卦六爻的由来加以解说，认为六爻生于天、地、人三才，是由三而推演出六。从《周易》本经的实际情况考察，许多卦的六条爻辞确实是以三为基本的结构单元，《乾》卦就是如此。初九以“潜龙勿用”发端，九二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至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已经基本完成一个阶段的叙事，可以相对独立。上卦九四以“或跃在渊”发端，是又一个阶段开始的标志。中间经九五的“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最终以上九的“亢龙有悔”结束，这三爻也是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乾》卦六爻，由两个三爻单卦构成，这正是三句一节、六句成章结构模式的最初形态，也是李斯刻石文三句一节、六句成章结构模式的历史原型。 李斯的绎山刻石文作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是传世刻石文写作年代最早的一篇，全文如下：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方，武义直方。 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 既献泰成，乃降尃恩，亲远方。登于绎山，群臣从者，咸思修长。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 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逌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箸经纪。[3]121 全文三十六句，每章六句，共六章，严格遵循以六为纪的准则。各章六句，三句为韵，由两个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组成，相当于《周易》本经由两个三爻单卦叠合而成的复卦，可以说是对《周易》本经结构模式的复制，是以三句一节为基本结构单元，进而实现六句成章。然而，绎山刻石文对《周易》本经结构模式并不限于原封不动地复制，而是还有扩充和伸展。这篇刻石文可分为前后两部分，每部分三章。前三章叙述秦始皇翦灭六国的历程，以及祭祀高庙、巡游远方的举措，是相对完整的叙事单元，类似于《周易》本经的单卦。后三章是又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单元，按照从古到今的顺序依次推移，展示由分土建邦引发的战乱到秦朝统一天下的历程，并对这篇刻石文的写作缘起作出交待。绎山刻石文的两个板块，可以说是《周易》本经复卦结构模式的扩展板，每个板块是经过放大处理的单卦。为了把这两个板块加以区分，在用韵上作了调遣。前一个板块三章，以王、方、强、明、方、长为韵，用的是阳部韵。后一个板块三章，以理、始、止、起、久、纪为韵，用的是之部韵。 泰山刻石文三十六句，分为六章。按照所用韵部进行划分，也可分为前后两个板块。前一个板块三章，以饬、服、极、德、式、革为韵，用的是职部韵。后一个板块以治、诲、志、事、嗣、戒为韵，用的是之部韵。泰山刻石文与绎山刻石文章数、句数相同，各章以三句一节为基本结构单元，全文则是《周易》本经结构模式的扩展板。之罘刻石文也是三十六句，分为六章，每章六句。前三章用之部韵，后三章用职部韵，全文也分为前后两个板块，每个板块三章，各用一个韵部，不相重复。之罘东观刻石文同样是三十六句，分为六章，每章六句。前三章用阳部韵，后三章用之部韵。总之，李斯所撰每篇三十六句的刻石文，都在两个层面复制和扩充《周易》本经三爻成单卦，六爻成复卦的结构模式。通过对三句一节、三章一个板块结构单元的组合，达到以六为纪的目标，几篇刻石文的结构模式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会稽刻石文七十二句，计十二章，每章六句。全文可分为六段，每段两章、十二句。这篇刻石文各章是三句为韵，六句成章，沿袭的是《周易》本经的结构模式。从全篇用韵的情况考察，前三段六章用的是阳部韵，后三段六章用的是耕部韵，也是明显分为两个板块，是《周易》本经结构模式的扩展版，与上述三十六句成篇的刻石文在结构模式上大同小异，都可以从《周易》本经那里找到它们的历史原型。 琅邪台刻石文七十二句，分为六段，每段两章，每章均六句。不是三句一节，而是两句为一节。全文六段，每段用一个韵部，依次是之部、之职合韵，锡部、阳部、职部、鱼部。体现的是六位成章理念，是这种结构模式的扩展板。 三句为一节而六句成章，这种结构模式在《诗经》中可以见到。《齐风·猗嗟》首章如下： 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清人陈奂写道： 吴惠士奇《春秋说》云：庄四年春二月，夫人姜氏飨齐侯于祝丘。其年冬，公及齐人狩于禚。齐有《猗嗟》之诗，为庄公狩而作。[13] 惠士奇认为这首诗是齐人为鲁庄公赴齐狩猎而作，陈奂赞同这种看法，其说可从。鲁庄公仪表堂堂，又精于射艺，上面这章诗就是从两个方面对鲁庄公加以刻划。这六句诗由两个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组成，形成大体明确的分工。前三句为一节，对鲁庄公作静态描写。猗，言其高；昌，言其壮。鲁庄公身体魁梧，虽然弯屈身躯却好似上扬，仍然显得伟岸高大。后三句是动态展示，从表情、行走、射艺等方面加以刻划。这是两个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加以组合，六句成章，与李斯六篇刻石文的章节结构模式是一致的。《齐风·猗嗟》共三章，后两章基本上也是采用这种结构模式。 李斯的会稽刻石文共七十二句，分为六段，每段由两章组成，各章均是六句，三句为一节，是把四个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板块。这种结构模式在《诗经》中也可以见到。陆侃如、冯沅君先生在论述《小雅·采芑》(原书误作《采薇》)一诗时写道： 此诗押韵的格式与别篇异，它是每三句押一韵的，只有第三章末段是例外，其中有误字也说不定，这种格式便影响到后来的秦刻石。[2]43 这里指出《小雅·采芑》的结构模式与李斯刻石文的关联，追溯这种结构模式的历史原型，可谓真知灼见。不过，文中对《采芑》章次的划分有误，须加以更正。《采芑》共四章，除第四章之外，前边三章采用的均是三句为韵、十二句成章的结构模式。程俊英先生对前三章所作的断句，完全是按三句一节进行划分。[14]329陈子展先生的断句也是如此，[15]587皆甚为允当。《采芑》首章如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彼菑田。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鞗革。[16]614 这章诗共十二句，由四个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组成，每个结构单元表达相对独立的意义。首节交待所在地点，第二节点明方叔率兵前来的目的，第三节描写战马，第四节展示战车、箭袋及马具。各节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同时又前后相续，构成比较完整的叙事链条。 用四个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进行连续叙事，构成相对完整的链条，这种情况在李斯的会稽刻石文中也可以见到。如前边所引这篇刻石文的首段两章，就是由四个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实现相对完整的叙事。 《小雅·楚茨》共六章，每章十二句，其中第二、三章采用的是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每章由四个这类结构单元组成。第二章如下： 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16]751 十二句诗由四个三句一节结构单元组成，叙述进行祭祀的完整事象。首节交待所用祭品，第二节讲述对祭品的加工和摆放，第三节想象神灵享受祭祀的喜悦，第四节期待神灵给祭祀者降临福祉。《楚茨》第三章采用的也是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高亨、程俊英先生完全按照三句一节进行断句，[17]322[14]426合乎作品的实际情况。由此看来，李斯会稽刻石文十二句为一段、六句成章、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也是有所本，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它的历史原型。《采芑》、《楚茨》每章十二句，有的章次全由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组成，构成相对完整的叙事链条。李斯的会稽刻石文三句为韵，十二句为一段，脱胎于《采芑》、《楚茨》的三句为一节的章次。李斯秉持的是以六为纪的理念，因此，会稽刻石文分为六段十二章，每章六句，而不是每章十二句，与《采芑》、《楚茨》上述章次的结构模式大同小异，没有本质的差别，属于同一类型。 李斯刻石文三句为一节、六句成章，以及十二句为一段的结构模式，都可以从《诗经》中找到相应的历史原型。李斯刻石文对《诗经》结构原型进行借鉴的同时，也对它有所改造。《诗经》采用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章次，基本是句句入韵，一韵到底。而李斯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刻石文，则是三句为韵，用韵显得稀疏，明显少于《诗经》同类章次。 三句为一节的歌诗句句入韵，这种样式可以追溯到虞舜时期的《赓歌》。《尚书·益稷》有如下记载：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乃赓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18]144 这三首歌诗分别是虞舜和皋陶所唱，虞舜首倡于前，皋陶应和于后。每首歌诗均是三句，句句入韵，是三句为一节结构模式的滥觞，反映出早期歌诗入韵的特点。《诗经》中三句为一节的章次基本是句句入韵，一韵到底，继承的是原始《赓歌》的用韵方式，为的是便于配乐演唱。李斯的六篇刻石文虽然采用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但是，并没有密集地句句用韵，而是三句为韵，对原始歌诗的用韵方式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作了调整。因为刻石文已经与音乐脱钩，不再用于演唱，只是供人阅读。另外，《赓歌》各句末尾用的是语气词，带有抒情色彩。前面所引《齐风·猗嗟》首章，三句一节而句句入韵，句末缀以语气词“兮”，同样带有抒情意味。李斯六篇采用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刻石文，不但用韵疏朗，而且各句全是实词，没有出现句尾语气词。李斯的这些刻石文在语气词使用方面亦褪掉原始歌诗的传统，不再把它置于诗中，从而使得作品的叙事功能得以强化。《诗经》和李斯刻石文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们在继承原始《赓歌》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同时，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与《诗经》相关章次相比，李斯采用三句为一节结构模式的刻石文，在对它的历史原型加以继承的同时，所作的改造更加明显，这是时代推移使然，也是法家特色的体现。 清人李兆洛在评论李斯的峄山刻石文时写道：“初变《诗》、《书》，一以骏厉，疏凿大手。”[19]1他是从文章风格立论，认为李斯刻石文是对《诗经》、《尚书》行文传统的改变。如果从作品结构模式方面进行审视，就会发现李斯刻石文并没有改变《诗经》、《尚书》的传统，而是以这两部经典为依托，对它们有所借鉴，使已有的结构原型再次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当然，三句一节、六句成章的结构模式在《诗经》中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不是《诗经》的正体，而是别体，李斯刻石文的结构模式，是《诗经》别体的延续。 四、从李斯的刻石文到元结的《大唐中兴颂》 中国古代碑铭与李斯刻石文遥相呼应的是唐代元结所撰的《大唐中兴颂》。范文澜先生为《文心雕龙·颂赞》篇作注，在李斯的刻石文之后收录《大唐中兴颂》，[1]163将二者视为同类作品。 《大唐中兴颂》共四十五句，采用的全是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分为十五节。开头一段如下： 噫嘻前朝，孽臣奸骄，为昏为妖。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生失宁。大驾南巡，百僚窜身，奉贼称臣。天将昌唐，繄晓我皇，匹马北方。[20]3895 这篇作品歌颂唐肃宗平息安史之乱，复兴大唐的历史功绩。以上一段叙述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唐肃宗的平叛活动。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七著录这篇作品，并且写了题跋： 右《大唐中兴颂》，元结撰，颜真卿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世多模以黄绢为图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21]1171 《大唐中兴颂》由颜真卿书写，刻于浯溪崖壁，其地在今湖南祁阳西南。《大唐中兴颂》不但是刻石文名篇，而且是书法珍品。对于这篇作品，历史上毁誉参半。欧阳修称它“文辞古雅”，所持的是肯定态度。南宋的范成大、朱熹则予以否定： 昔石湖范氏议元次山《中兴颂》不合颂体。其自述云：“恰逢健笔刚题破，从此磨崖不是碑。”而朱子直以谄子目之，至今为笑。[22]33 这段话出自清朝王懋竑所撰《白田杂谈》。范成大、朱熹分别从体式和内容上对《大唐中兴颂》予以否定，范成大认为它不符合碑铭体式，朱熹则认为这篇作品对唐肃宗有谄媚的嫌疑。如果从文学本位进行考量，这篇作品的主要价值，就在于运用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继承李斯刻石文的传统，使得生成于先秦的结构原型再次复现。但是，对于李斯刻石文的结构模式，《大唐中兴颂》并没有全部继承，而只是继承其中的一部分。李斯刻石文运用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服务于以六为纪的理念。通过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运用，取得六句成章、六段成篇、六韵成板块等效果，三句一节结构模式发挥的是基本结构单元和服务器的作用。《大唐中兴颂》四十五句，三句为一节，它的结构层次是平面的，单一的，无法与李斯刻石文多层面的结构模式相比。李斯刻石文在结构模式上以六为纪，承载的是那个时代的哲学理念，具有文化改制的性质，元结《大唐中兴颂》则是引出中兴话题，关注的焦点是在政治层面。 自《大唐中兴颂》问世之后，这类采用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诗体碑铭已经极其罕见，基本成为绝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李斯的刻石文、元结的《大唐中兴颂》，在古代不是碑铭的正体，而是属于别体，不具有普遍性。正体碑文以东汉蔡邕的作品为代表，被后人奉为楷模。而李斯的刻石文则很少有人模仿，被视为另类。其次，李斯刻石文法度森严，具体操作难度很大，后人难以模仿。实际上，后人对李斯的刻石文未能从结构模式方面进行多层面的观照，它在这方面的奥秘很大程度上处于被遮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这种结构模式撰写碑铭自然后继无人。至于元结的《大唐中兴颂》，由十五个三句一节结构单元组成，每个单元句句用韵。虽然每节用韵不同，但是，全文还是显得单调呆板，缺少应有的变化，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可。第三，中国古代诗歌具有普遍性的结构模式是两句为一节，而不是三句为一节。绝句、律诗则是四句、八句成篇，而不是以六为纪。由此而来，李斯刻石文及元结《大唐中兴颂》的结构模式自然遭到疏远，被边缘化。上述诸种原因构成的合力，使得李斯刻石文和元结的《大唐中兴颂》成为碑铭体的化石，只能作为风干的标本加以展示，而不再具有衍生的活力。 *该文正标题为原刊编辑部所加，副标题为文章原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