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相互依存与中美贸易摩擦:基于多阶段博弈模型的研究_贸易摩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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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以后,中美经贸关系得到快速发展。1979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只有25.4亿美元,2008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高达3344亿美元,30年间增加了近132倍。据我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9年美国是中国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另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国是美国仅次于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第三大出口市场。这表明,目前中美经贸关系在中美两国对外经贸活动中均占据着十分显要的地位。

不过,近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呈愈演愈烈之势,在摩擦的手段上可谓是层出不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与特保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交替使用。以反倾销为例,美国是同我国发生贸易摩擦最频繁的国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已发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例一百多起,而争执多年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目前已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关于中美之间贸易摩擦频发的原因以及中美间贸易摩擦是否会升级为贸易战,目前已引起中美两国社会各界的关注。随着中美间经贸交流的日益密切,中美贸易摩擦缘何愈加频繁?两者间是否存在必然性?中美贸易摩擦会不会升级为贸易战?这些问题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

国内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进行过研究,不过以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原因的文献居多。苗迎春(2004)认为中美贸易失衡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陈泰锋(2005)则认为世界经济衰退引起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是中美贸易摩擦频发的重要推力。蓝庆新(2007)从国际产业转移的视角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另外,韩立明、于静(2006)等文献认为中国出口企业片面依赖低价竞争的出口策略增加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概率。李丽(2005)、梁军(2005)、李春顶(2007)、王亚飞(2009)等文献研究政治因素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认为利益集团的压力、美国政府自身政治需要以及美国对华抑制战略的因素共同导致贸易摩擦不断。侯俊军和王耀中(2006)则比较了中美、日美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异同,尹翔硕(2006)、向洪金(2008)等少数学者则考察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效应。

以上研究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及其经济影响,但是,已有研究往往从静态的视角来考察贸易摩擦,忽略了摩擦双方的互动性以及摩擦事件本身的变化与发展。本文立足于中美经贸往来与贸易摩擦的现实情况,从经济相互依赖的视角,通过构建一个多阶段的两国博弈模型,从理论上揭示近年来中美经贸摩擦发生、发展、升级的内在机理。

二、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和贸易摩擦的现状

(一)中美经贸往来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中美双边贸易也恢复了正常。当前中美是世界上两个贸易大国。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美两国在贸易结构上具有极强的互补性。由于产业结构的差异,中国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地,而美国是中国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最主要的销售市场。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有比较优势。美国在战后经过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而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是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用品,这就为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提供了契机。中国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则主要集中在技术性产品上。此外,两国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图1 1996-2009年期间中美之间商品贸易额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COMTRADE)。

图1表明,在1996-2009年期间,除2009年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使中美贸易额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呈不断增加趋势,尤其是从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后,中美之间的贸易快速攀升。1996年中美贸易额为429亿美元,到2008年增加到3344亿美元,12年间增加了近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4%。

图1还表明,在1996-2009年期间,中国一直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1996-2008年期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从1996年的106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713亿美元,2009年也有1435亿美元的顺差。需要指出的是,图1是根据我国商务部向联合国汇报的统计数据得到,如果按照美国方面汇报的统计数据,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数值还要大幅上升。简言之,贸易不平衡性是中美双边贸易的一个主要特点。

(二)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度

虽然近年来快速攀升的双边贸易额表明了中美两国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考虑到中美两国在经济总量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相同的贸易规模对不同国家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双边贸易额的绝对值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双边贸易对两国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大小。为此,我们引进经济相互依赖度的概念,即利用中美双边贸易额分别与中美两国GDP之比来度量中美贸易对中美两国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依赖度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TRD表示贸易依赖度,取值在0到1之间,TRD取值越大,表明该国经济活动对双边贸易的依赖度越高;表示i国在第t年对j国的出口额,表示i国在第t年从j国的进口额,表示i国在第t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美双边贸易资料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COMTRADE),中美GDP资料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1996-2009年中美两国间的贸易依赖度见图2。

图2 1996-2009年中美两国间的贸易依赖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数据计算得到。

图2表明,(1)1996-2008年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都呈不断增加趋势,尤其是2001年后中国对中美贸易的依赖度快速攀升。1996年中国经济对中美贸易的依赖度为4.5%左右,美国经济对中美贸易的依赖度大约为0.6%,到2008年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增加到13%上下,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增加到2.5%左右。(2)相比较而言,中国经济对中美双边贸易的依赖度要远远高于美国经济对中美双边贸易的依赖度。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总量的规模要远低于美国的经济总量。

因此,图2表明,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在中美两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都在不断增加,但是,中国经济对中美贸易的依赖度更高,或者说,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存在不对称性。

图3 1996-2009年中美间反倾销指控占两国同期反倾销指控总数的比例(单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商务部和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整理得到。

(三)中美间贸易摩擦的现状与趋势

近年来在中美经贸往来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美间各种形式的贸易摩擦接连不断,而且具有愈演愈烈之势。根据WTO的统计,从1995年到2009年期间,我国已经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指控最多的国家,而美国正是对我国采取反倾销措施最频繁的国家。仅仅在2009年美国就对中国产品发起10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2起反倾销调查,1起特保调查。立案频率之高在世界贸易救济历史上都极为罕见。而无独有偶,近年来美国也一直是我国对外反倾销的主要对象。

图3表明,从2001年开始,中美两国之间的反倾销贸易摩擦案件占两国反倾销案件总数的比例呈快速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15%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60%。需要指出的是,图3只是基于中美两国每年反倾销立案数据得到,没有考虑反倾销裁决结果,以及反补贴、特别保护等其他贸易摩擦,如果将这些形式的贸易摩擦考虑进去,中美贸易摩擦占双方对外贸易摩擦总数的比率还会更高。

总之,进入21世纪以后,中美两国经贸交往日益密切,或者说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但是,与此同时,中美间的贸易摩擦也日趋频繁。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一种偶然还是具有必然的联系?本文将从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互动性出发,构建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对这种现象进行解读。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博弈分析

本文基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和贸易摩擦的现实,构建一个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利用退出成本等核心概念从理论上来揭示经济相互依赖影响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内在机制。

(一)模型的基本假设和概念的界定

鉴于贸易摩擦一般发生在两个存在经贸往来(即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国家之间,而且每一个贸易摩擦事件大体上都会经历起因、发展、升级的过程,因此,本文将构建一个多阶段的两国博弈模型。假定模型中存在两个具有经济往来的国家,为了便于分析,不妨以美国与中国为例,分别用A和C来表示,其中A(美国)为挑战国(即希望打破现状的国家),C(中国)为目标国(即希望维持现状的国家),且两个国家都是理性的。挑战国的目标在于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实现自己的某项经济诉求(例如要求对方货币升值等);而目标国则希望能够维持现状。

假设在博弈的第一阶段,挑战国A首先行动,那么挑战国有两个策略选择:或者向目标国C提出某项要求并以断绝经济往来相威胁;或者不提要求,即维持现状。挑战国采取行动后,博弈进入第二阶段,即目标国C采取行动,目标国也有两种策略选择:答应挑战国的要求或者不答应其要求。如果目标国答应挑战国的要求,则博弈结束,否则,博弈将进入第三阶段:当目标国没有满足自己的要求后,挑战国A将作出下一步的策略选择,假设挑战国此时有两个策略选择:放弃要求或者坚持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如果选择前者,则博弈也将结束,否则,博弈进入第四阶段,目标国C面对挑战国A的威胁进行应对,此时,对于目标国来说,有两种不同的策略选择:妥协并接受挑战国的要求,或者仍然拒绝其要求;如果目标国再次拒绝挑战国的要求,则博弈进入第五阶段,挑战国的威胁失败后,挑战国面临两种选择:妥协或者将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因此,本文构建的是一个5阶段的动态博弈模型,可以用图4来表示。

图4 两国之间贸易摩擦升级的博弈模型

图4表示的博弈中,博弈双方分别是挑战国A和目标国C,箭头表示博弈的顺序,黑头表示博弈到此结束,黑头下方括号里的两个字母分别代表博弈在此结束时,博弈双方的收益。本文将在上述5阶段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揭示经济相互依赖与贸易摩擦的相互关系。可以利用博弈论中的逆向归纳法来求解出上述博弈模型的均衡解(即两个国家在每个阶段的最优策略组合),不过在利用模型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对几个关键的概念进行界定。

1.退出成本。在博弈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挑战国威胁的可信性大小,因为只有可置信的威胁才会对目标国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而在本文的模型中,挑战国的主要威胁手段是断绝双边的经济交往。以往的研究倾向于采取贸易额和对外投资额等指标衡量退出成本的大小,但是这些指标忽略了中断经贸往来可能导致的巨大的机会成本。为此本文将退出成本定义为,存在经济联系的两个国家中断经贸往来后所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由于切断经济联系不仅是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中断,而且还涉及到国家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经济结构的再调整,这就需要考虑资产的专有性以及市场结构。资产专有性越强,市场结构越具有刚性,寻找替代产品和替代市场的难度越大,因此退出经济联系的成本越高。

显然,退出成本的高低是由经济往来在两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所决定,对外依赖度高的国家退出成本较高,对外依赖度低的国家退出成本也较低,退出成本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变化而变化。

(二)模型的分析框架

图5 退出成本与门槛成本比较图

2.低级别贸易摩擦。在第Ⅱ区域中,两个国家的退出成本都要大于其门槛成本,即。在这种情况下,挑战国的退出成本大于其门槛成本,因此,理性的挑战国也不会以中断经济往来为代价向目标国提出某项诉求。但是,挑战国也会考虑到,如果其以中断经济交往相威胁向目标国提出要求,由于目标国的退出成本大于其门槛成本,因此,目标国的最优选择是答应其要求。对目标国来说,由于退出成本大于其门槛成本,因此,当挑战国以中断经济往来相威胁提出某项要求时,目标国最优选择是答应挑战国的要求。但是,目标国也会意识到,如果它拒绝挑战国的要求,挑战国也不会真正愿意中断双边的经济交往,因为中断经济交往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因此,最终的均衡结果取决于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

3.贸易战。第Ⅲ区域中两个国家的退出成本都要小于其门槛成本,即。在这个区域中,对挑战国来说,其退出成本小于其门槛成本,因此最优的选择是提出要求。而对于目标国来说,由于中断经济往来的损失小于其答应挑战国要求的损失,因此,目标国的最优选择是拒绝挑战国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的摩擦升级将在所难免。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第Ⅰ区域双方将维持现状,在第Ⅱ和第Ⅳ区域,双方将经历低级别贸易摩擦,但摩擦最终升级为贸易战的概率将降低,而在第Ⅲ区域,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双方摩擦极易升级,并最终升级为贸易战。上面的分析可以总结为表1。

(三)经济相互依赖对双边贸易摩擦的影响

我们将在上述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来考察经济相互依赖如何影响两国间的贸易摩擦。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表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挑战国和目标国的决策行为。一方面,随着两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两国的退出成本都会有所增加;另一方面,随着两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挑战国的某项要求的价值对两国来说都会相对降低,从而降低两国的门槛成本。

首先来分析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变化如何影响两国的退出成本,并进一步影响两国在贸易摩擦过程中的决策行为。根据退出成本的定义,当两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后,如果两国断绝经济交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都会增加,或者说两国的退出成本都将会有所增加。从图5可以看出,当两国的门槛成本和目标国的退出成本都保持不变时,如果因经济相互依赖加深而使挑战国的退出成本增加,将导致两国退出成本组合落入区域Ⅰ和区域Ⅱ的概率增加,由于区域Ⅰ是维持现状区域,区域Ⅱ是低级别冲突区域,因此,挑战国退出成本的增加,既可能促使两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也有可能使两国之间低级别的冲突增加,具体结果取决于目标国的退出成本的大小。同时两国成本组合落入区域Ⅱ和区域Ⅳ的概率降低,区域Ⅲ是高级别冲突区域,区域Ⅳ是低级别冲突区域,因此,仅仅从挑战国的退出成本增加来看,既有可能降低高级别冲突发生的概率,也有可能降低低级别冲突发生的概率。

当两国的门槛成本和挑战国的退出成本都保持不变时,如果目标国的退出成本增加,从图5可以看出,两国退出成本组合落入区域Ⅱ和区域Ⅳ的概率增加,而落入区域Ⅰ和区域Ⅲ的概率降低。

因此,仅仅从单个国家来看,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如何影响两国的策略选择行为并不明显。现在假设经济相互依赖使两国的退出成本都有所增加。从图5可以看出,当两国的退出成本都增加时,两国退出成本组合落入区域Ⅱ概率增加,而区域是属于低级别贸易摩擦区域。因此,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虽然会导致两国间发生低级别贸易摩擦的概率增加,但是,两国会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双方的摩擦。同时,两国退出成本组合落入区域Ⅲ的概率降低,由于区域Ⅲ是高级别贸易摩擦(贸易战)区域,这表明,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会使两国之间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降低。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重要结论:

随着两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和退出成本上升,两国间发生低级别贸易摩擦的概率增加,但由于退出成本的增加,两国间低级别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的概率下降。

(四)金融危机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2009年中美两国接连不断、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使中美两国不少人士认为,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战在所难免。然而中美两国政府随后都在不同场合宣称中美间贸易摩擦只是个案,而且两国政府部门在声明中都避免使用“贸易报复”。事实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也急剧增加,但是,中美贸易战并没有爆发。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中美间贸易摩擦的现状。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攀升,美国一些行业以及政府官员要求对中国产品采取贸易制裁措施的呼声日高,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助长了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热潮。但是,中美两国在这一轮贸易摩擦中都保持了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贸易摩擦的升级。

四、结语及政策启示

近年来随着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也日益频繁,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性?贸易摩擦是否会进一步升级为贸易战?本文基于中美两国间经贸关系的现实,构建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从博弈的视角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如何影响中美间贸易摩擦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两国间发生低级别的贸易摩擦事件的概率增加,但是,低级别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的概率下降。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性含义也十分明显。根据研究结论,现阶段中美两国间贸易摩擦将会是一种常态,并将长期存在,我国出口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建立起各种贸易摩擦的预警和应对机制,贸易摩擦发生后积极进行申诉和应对,争取对我方有利的仲裁结果。同时中美两国政府应该从大局出发,注意避免贸易摩擦的泛政治化,防止贸易摩擦的扩散和升级。

注释:

①对发生贸易摩擦的两个国家来说,某项经济诉求的获益(或成本)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经济获益(损失)和政治获益(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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