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的转机——第三届华南经济发展国际会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南论文,国际会议论文,第三届论文,转机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继在中国深圳、香港两地分别召开两次国际研讨会以后，以“华南经济的现状和迈向21世纪的课题”为主题的第三届华南经济发展国际会议，于1998年9月9日—11日在日本国冲绳县那霸市（NAHA）召开。来自会议主办机构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香港理工大学的与会代表，就东亚金融危机与华南地区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讨。
从东亚地区开始并进而波及全球的货币危机、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对包括中国华南地区在内的东亚各国或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震荡，同时也暴露出相似发展模式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因此，在深刻分析危机爆发原因的基础上，评价危机爆发后东亚地区的发展现状，探寻克服危机的再新之道，便成为与会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由此构成会议的主题。
二
与会代表首先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评述了在金融危机中日本、台、港及华南地区的现状及其未来趋势。
代表们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反映了重大突发经济事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快速扩散、持续震荡、反复冲击现象。分析和评价各国或地区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应当从这一高度来展开。
对于日本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日本学者承认，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在金融危机打击下，不但日本经济出现萧条，而且日元汇率不稳定，也给东亚各国或地区产生不利影响。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小岛明指出，日本正面临着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考验，需要重新寻找适合未来发展的模式。只有如此，被视为衰退时期的90年代才能成为日本进入新世纪的“助推阶段”。金泽浩一研究员认为，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奇迹的问题，但也带来转机，各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取决于现在所采取的模式，今后应有更大的变化。冲绳国际大学的富川盛武教授指出，在金融危机打击下，东亚地区应开始探讨“后雁形”发展模式，以适应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金融危机对台湾的冲击相对较小，对此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麦朝成院长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台湾产业结构提升和贸易结构转型、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经济主体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台湾提出的亚太营运中心包括制造、金融、电讯、媒体、海运和空运等6个中心， 其中制造中心最为重要，目前台湾已成为科技岛，而金融中心是为制造中心服务，最终才逐渐实现国际化和自由化。由于资本帐户逐渐放开，因而受外来金融危机的冲击就相对较小。从台湾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来看，其经验在于，首先是当局设立工业技术院，吸引滞留国外的人才、提供低息融资等优惠政策，然后把开发的成果市场化，当局在证券市场上用创业基金收购价位不理想的高科技股，或者通过银行联合贷款，共担风险。
关于金融危机对香港的影响，香港理工大学的陈文鸿教授指出，金融危机后香港经济出现衰退，主要是由服务型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下降引起的，后者主要受制于外围因素的影响。展望香港的前景，他认为，一是要推动制造业升级和转型，其中特别是要促进香港已转移到内地的港资制造业转型；二是要降低香港本地经济运行成本，改善和提高资源配置，三是要加强与周边地区包括华南、台湾、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的协作。在研讨中，陈教授还多次对全球供给过剩下的投资、生产前景表示担忧。朱文晖教授从香港经济结构转型所面临的长期危机角度，认为金融危机加剧了香港这种结构性危机，未来将进入一个较长的调整阶段，需要从总体上为香港经济迈向21世纪作好准备。来自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谭刚研究员，则在实证比较金融危机前后香港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上，指出金融危机并未改变香港的根基，加强与内地特别是以港深合作为代表的华南地区的合作，是未来全面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对于华南地区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理事长马洪指出，尽管金融危机并未直接冲击这一地区，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南地区经济健康发展的根基和趋势，但东亚金融危机仍对华南地区和全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带来许多启示和教训，也对这一地区提出严竣挑战。如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压力上升并导致由出口推动的经济体系面临动力不足、引进外资的难度增加并导致推动经济增长的另一动力源不足。为此需要加强与港澳地区合作，建立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区域合作及经济发展机制，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
三
华南地区迈向21世纪的发展趋势与前景展望是本次会议的又一议题。与会代表较为集中地讨论了以下3个问题。
1.东亚模式问题。东亚金融风暴爆发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在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也对创造东亚奇迹的“东亚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李罗力教授指出，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是东亚国家以“雁行阵序”先后实行的外国直接投资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无必然联系，但本次金融危机暴露出这种模式存在着基础上的脆弱性和经济上的依赖性这一根本缺陷。前者表现为当外国力量对其实行转移或限制时便失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后者表现为外国资本和本地厂商随时有可能撤离，从而影响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长期发展。
经过研讨，与会代表赞同马洪理事长对东亚发展模式的如下评价：第一，东亚各国（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多形成以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为特征、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对带动东亚地区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形成“东亚经济奇迹”，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必须予以肯定。第二，任何发展模式只能适应一定条件和特定时期，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能产生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模式的必然产物。第三，不能因为东亚发展模式没有及时调整而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就轻易否定东亚发展模式的作用，同样也不能轻易认为依赖于东亚发展模式出现的东亚经济奇迹就不复存在了。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东亚地区能够重现生机，仍将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活跃的地区。
2.关于东亚及华南的未来前景。与会代表对东亚地区的未来发展仍然抱有信心。大家认为，只要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发挥东亚模式中成功的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找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路向，应对现有危机，那么包括华南在内的东亚地区仍将极具发展潜力。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星野进保指出，在探讨东亚地区的未来发展前景时，应当提升东亚模式，其中特别要重视欧盟，其运作模式与经验值得东亚国家或地区学习，从而形成与欧盟模式相比拟的新东亚模式。
对于日本学者提出的“后雁形”发展模式，有代表指出，过去日本在按“雁行理论”对区内其他国家或地区转让技术和产业时，大多属于传统型，影响了东亚区内的技术与产业传递。从金融危机的启示来看，如果日本及新兴工业化国家仍然转让传统技术而不是适当转让先进技术，就有可能出现东亚地区雁行发展的断裂。特别是在雁阵中头雁受伤或失去方向时，美国等区外国家可以直接与区内后发展国家或地区建立协作关系，结果原来领先的日本或四小龙可能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局面，后发展国家或地区可越过日本或四小龙而直接与美国等合作，从而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3.关于华南地区的发展方向。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加强区域合作是包括华南地区在内的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对策。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林凌教授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指出，海峡两岸暨香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香港奋起反击，台湾灵活处置，中国内地则力撑全局，表现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少有默契。他在文章中特别强调，海峡两岸暨香港需要总结成功经验，改进各自的金融体系，加强监管制度，在抗拒外来风险的同时，扩大内需，加强信息交流，共同建立预警系统，防范金融风险。
在研讨中，对于华南地区应对金融风暴冲击的对策及未来发展方向，与会代表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看法。一是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优化经济结构。在产业政策上，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不断提高经济中的科技含量，并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同时大力发展各种民营经济，加快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二是整顿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努力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重，建立稳定有序的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高企业和金融机构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确保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三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引资渠道，同时引导外资合理投向，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创汇能力的增加。四是组成国内低成本区域协作生产，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代表们认为，加强与东亚经济体系特别是与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合作，是华南地区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在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华南地区应继续加强与港澳台及其他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建立以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为主体的区域发展机制，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
会议代表还提出了未来发展的一些对策性建议。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陈丽英研究员指出，海峡两岸制造业存在着竞争和协作关系，形成未来发展的挑战。黄耀辉研究员从台湾税收政策角度，着重分析了税收政策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作用与影响。叶新兴研究员则提出华南经济圈的农业合作建议，以支持大华南地区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客座研究员张海燕在总结发达国家建立风险资本的经验后，提出华南地区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时，一定要培育和建立风险资本。此外，岩濑忠笃研究员和富川盛武教授还分别就冲绳地区与台湾、中国大陆的经济合作问题，提出了具体设想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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