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训中的道德教育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训论文,道德教育论文,探析论文,古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学校教育不发达的古代，教育子女的责任，主要落在家庭这一社会的基本组织上。古人相当重视家庭教育。宋代的家颐在《教子语》中开宗明义就提出：“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老学究语》更明确指出：“不怕饥寒，怕无家教，惟有教儿，最关重要。”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人们不断摸索、积累、总结教育的经验，有的用口授耳听的方式传给子孙后人，有的则付之梨枣，公诸于众。这样日积月累，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宝藏中，就产生了一批“家训”、“家诫”之作。据《中国丛书综录》所列书目记载，我国古代“家训”一类著作，公开印行的就有117种之多，其中南北朝1部，唐朝2部，宋朝16部，元朝5部，明朝28部，清朝61部，民国初年4部。这既反映了我国古代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也说明了我国从封建社会中期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家庭教育科学理论的体系，并具有相当的水平。这是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拟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家训”，既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家庭教育理论研究不可缺少的历史材料。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笔宝贵的遗产作一番探析。
家教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古人的家训中也必然包括了多方面的思想。本文着重探析的，是家训中所体现的道德教育思想。
从大量的“家训”、“家诫”来看，古人是把“立志”作为德育的首要目标。西晋文学家嵇康在《家诫》中教训子孙说：“人不立志，非人也。”明代大儒者姚舜牧说：“凡人须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总是虚浮，如何可以任得事？”（《药言》）清代有“第一清官”之称的于成龙，在《治家规范》中也训示子孙道：“人贵立志，念念向上一径做去，有志者事竟成矣。”他们还普遍认为，不但士大夫须立志，“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这就表明，全社会所有的家庭，都负有督促、帮助孩子立志的责任。
什么是“志”呢？朱熹对它作出这样的解释：“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性理精义》卷七）学习尧舜，就是要做一个道德品质符合封建伦理最高规范的人。这样的人，从大的方面讲，忠君爱国忧民，就像宋代的范仲俺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朱熹盛赞范仲淹“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从小的方面讲，就是重视自身的修养，包括重义轻利，安贫乐道，暗室不欺等等。具有这种远大志向和高尚情操的人，必能安邦治国、抚民施政，以天下为己任，以气节自许，必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正如明人许相卿告诫子弟的：“士幼而绩学业，以尧舜君民为志，壮而入仁，固当不论尊卑，一以廉恕忠勤，报国安民为职。持此黜谪何愧？”（《许云屯贻谋》）有了崇高的志向，不论升迁还是贬谪，位高还是处卑，都可以处之泰然，安之若素。
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不少爱国志士、民族英雄，他们早年几乎都耳濡目染，受过良好的家庭道德教育，从小就志存高远，有的还以自己的经历来训导子孙“立起志气”。明代兵部侍郎杨继盛因弹劾奸相严嵩，被捕入狱，受尽酷刑折磨。他在狱中作《绝命诗》云：“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表现了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他给儿子应箕、应尾写信说：“人须要立志……你发愤立志做个君子，则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气来。”明末清初有“云间才子，江左神童”之称的少年英雄夏完淳，他的父亲夏允彝是著名的抗清义士，兵败自杀前在遗书中写道“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励后人。”夏完淳深受父亲爱国精神的熏陶，15岁参加抗清斗争，17岁英勇牺牲。此外，班超“投笔从戎”，祖逖、刘琨“闻鸡起舞”，岳母的刺字，徐霞客的远游，无不是古人重立志、早立志的例证。
当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有一些家庭向子孙们灌输“学而优则仕”，“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腐朽庸俗的思想，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确有不少有识之士是把将子孙培养成胸怀阔大、品质高尚的人为终极目的的。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封建社会何以涌现出星光灿烂般的杰出人才。
不可否认，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变化，封建家训中“志”的内涵，也必然带着历史、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如前文所提及的那许多民族英雄、仁人志士在和入侵的异族统治者、奸邪、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气节、志向，无疑都是我们民族值得骄傲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发扬的优良传统。
教子孝悌，是古代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孝，即对父母的敬重；悌，是对兄长的友爱。强调孝悌就是强调家庭中长幼有序、和睦相处。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孝是人们日常行为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传统文化认为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所以它不仅是日常行为的道德准则，也是政治行为的准则。《论语·学而》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汉代选官制度中，孝悌与否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标准。“孝廉”便是选官之一。所以在历史家训中，人们一向十分重视孝悌教育。
姚舜牧在《药言》中便提出“孝悌是人之本，不孝不悌，便不成人了。孩提知爱，稍长知敬，奈何自失其初，不齿于人类也”，这就是说，要从小培养孩子对父母的孝顺之心，对兄弟姐妹的友爱之情。明清之际的学者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告诉孩子们：“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固结而家道隆昌，此不必卜之气数也。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人人凌竟，各怀所私，其家之败也，可立而待，亦不必卜之气数也。”这里把维持家庭中正常伦理关系，和“齐家守业”这个宗法社会的头等大事联系了起来，确实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的关键。在宗法观念中，凡以父系血缘相关联者都称为家族或宗族。同宗同族在共同的宗庙、祖坟、祠堂中祭祀共同的祖先，同甘共苦，互帮互助，和睦相处，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强调孝悌、就是保证家族利益的不受损害。将这种道理引申到强调国家内部成员的团结，一致抵御外侮，便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教育了。所以司马光在《温公家范》中举了吐谷浑首领阿豺叫儿子折箭，并说“单支易折，众者难摧”的故事，告诉子孙：“彼戎狄也，犹知宗族相保以为强，况华夏乎？”
从小就教育儿童尊敬长辈，孝顺父母，和兄弟姐妹相亲相爱，这无疑是一种非常美好的道德教育思想。它虽然产生在宗法社会里，但在今天和将来，都具有深刻意义。很难想象，一个对父母、兄弟粗暴蛮横、冷酷无情的人，会对社会承担什么义务，会有什么爱国、爱社会其他成员的情感。“孔融让梨”的故事之所以一直成为家教的优秀教材，也是因为这种美好的情操始终未失去它感人的力量。何况古人对于“孝悌”的理解也未必尽如“24孝”中所宣扬的那样“血淋淋”，这可以司马光的《家范》来说明。
司马光在《家范》中对子孙辈的首要要求是孝。他指出子孙不孝有五种表现：“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戳”；“好勇斗狠，危父母”。这“五不孝”虽是针对子孙对待父母而言，但若是放在社会上，这些懒惰、酗酒、赌博、贪财、自私、放纵耳目之欲、好勇斗狠等行为，也实属干扰社会、财坏道德之劣行。如果人人都摒弃这些劣行，那他不但是家庭中的孝子，也是社会上的良民。
司马光还认为，子孙孝父母，首先要做到敬。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仅仅赡养父母，这是连动物都做得到的，重要的在于敬重，“冬温夏清，晨昏定省”，照顾周全，听从父母的教诲，注意自己的名声，在精神上给父母以安慰。
司马光还提倡“孝而不失规劝”。他认为子女规劝父母，是为了补救父母的过失，父母的话是对的，子女不听从是不孝；父母的话不对，子女却听命顺从，这是把父母推到罪恶中去。这种子女不过是不相干的路人罢了。这种对待孝的态度，是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陈腐观念的大胆突破，比起“子孙受长上诃责，但当俯首默受，毋得分理”的愚忠愚孝来，不知开明了多少。《温公家范》是宋代以后很有影响的一部家训著作，如南宋赵鼎的《家训笔录》就在第一条指出，子孙要将前人遗训及“司马温公家范各录一本，时时一览，足以为法”。从此也可略知人们对待孝悌的态度，是渐转科学、开明。
教子节俭。这是古代家训中普遍注意到的问题。司马光的《训俭示康》与清初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是两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
由于北宋统治者对外奉行妥协忍让政策，所以当时战乱较少，社会经济比较繁荣，士大夫生活崇尚奢靡。司马光有感于世风日下，于是写了《训俭示康》一文教育儿子勤俭。他首先提出俭是一种美德，并举宋仁宗时宰相张知白的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说明富贵不能常保，应该深谋远虑，为子孙后代计，提倡节俭，留下一个清白的家风，为了进一步阐述事业成败与人们对待物质生活态度的关系，司马光又引用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意思说，凡是品德优良的人，必是以俭朴、恭俭为基础，因为一个人欲求小就不会为物质需求所累，就可以沿正道做人行事，反之，一个人追求奢侈，就会走上邪路，招来灾祸，甚至身败名裂，可以说奢侈是最大的恶德。
司马光不但劝诫子孙节俭，自己一生也在身体力行。他日常“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在编修《资治通鉴》这一部历史巨著时，虽然一切费用都由朝廷供给，但是后人在1961年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中发现，他所用的稿纸竟然是将旧的稿纸上的字迹用淡墨涂掉后再写！一个封建社会的高级官吏，这种以身作则奉行节俭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司马光为他的后人，也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克己奉公、俭约的范例。
《朱子治家格言》是清朝初年一部有口皆碑的家教读物，全文只有516个字，而且文风平实，何以受到社会上普遍的欢迎？因为这部格言的精华，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着眼于“勤俭”二字。而勤劳、节俭本是中国传统的美德，是古人一向重视的道德教育内容。《朱子格言》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器具质而洁，瓦罐胜金石；饭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这些言简意赅、易育易记的条文，虽然没有揭示节俭的原因和意义，但贴近日常生活，名为“格言”，确是恰当。
此外，如陆游在《放翁家训》中提出：“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明代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提出：“治家舍节俭，别无可经营”，“勤俭作家，保身为上”等，这些不同时代的人，都看到奢侈必导致祸患，俭省是保身良方。许多家训的作者，也象司马光一样，为子孙树立节俭的榜样。如东晋的殷仲堪身为荆州刺史，吃饭时饭粒掉在桌上，也捡起来吃掉。北朝的崔国，自奉节俭，却将所得的俸秩分给亲戚故旧，临终遗命节葬，只要求尸体和棺木不暴露地面。父祖提倡节俭，身体力行，这给子孙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古人倡导节俭，固然是从自身或家族的利益考虑，担心招来灾祸，但节俭毕竟是一种美好的品德。我们今天从培养接班人的角度、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出发，也应该大力提倡、发扬节俭这一传统品德。
古代家训的作者绝大多数是士大夫和文人学者，他们的家族中几乎都有当官或将要当官的成员，因此告诫子侄当好官，成了古代家庭道德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这用今天的话来讲，也就是培养子弟的敬业精神。
当好官第一要清廉，这是古人对这一个职业的要求之一。
东汉的杨震为官清正、廉洁，有些老朋友想替他治家产，他说：“使后世称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以清白遗子孙，这是作官的父辈给后代的一笔丰厚的遗产。自杨震以后，“以清白遗子孙”就成了我国古代家教的一个优秀传统。
唐初房玄龄的父亲房彦谦，家有旧业，资产雄厚，又前后当官，但生活一向素俭。他对儿子说：“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清白”这一份传家宝的确使子孙终身受用不尽，如房玄龄后来位至宰辅，以廉洁著称，名垂青史。
中国民间有口皆碑的“包青天”包拯，有一份著名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莹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包公之所以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廉洁。当时北宋京师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说，要想贿赂包公，打通关节，是万万不能的。包公不但自己为官清廉，也要求子孙后代世世保持清白的家风。一个封建官吏这样严于律己，这样洞悉为官清廉的重要性，实属难得。
更为可贵的是，从家训中我们看到有许多妇女深明大义，在教子清廉无私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
东晋大将陶侃在当浔阳县吏的时候，曾送了一瓦锅鲊给母亲。陶母马上写了封信，连同钱寄还给陶侃，责备他说：“你做小官吏而把公物送给我，这对我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增加我的忧虑。”
唐朝崔玄
的母亲告诉当了大官的崔玄说，儿子做官的，有人来说他贫困得无法生活，这是好事而非坏事。如果听说他钱财很多，乘肥马穿皮衣，这才是坏消息。你如今坐享国家给你的薪俸，已经十分荣幸了，如果不忠诚清廉，如何生活于天地之间？
像陶母，崔母这样有卓越见识的妇女，在古代家庭教育中处处可见。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够产生那么多杰出的人物，和这些情操高尚的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的母亲为中华民族培养造就人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今天的母亲们更应该高瞻远瞩，为新的历史时期培养造就品格高尚的人才，也让后人效法才是。
当好官，务须尽职。这是第二个要求。
唐朝颜真卿在被贬时对子女们说：“政可守，不可不守。”就是说为官不可不守本职。他还表示自己虽然因为向朝廷直抒己见，得罪了权贵者而遭贬斥的命运，但并无可耻之处，他希望子孙们领会他的心志，恪守自己的职责。颜真卿是颜杲卿的弟弟，颜杲卿在被安禄山抓去后，大义凛然，骂贼而死，颜真卿和他哥哥一样，在安史之乱中据城守敌，指挥若定。在李希烈叛乱时，他以76岁的高龄，骂贼而死。兄弟俩都是忠于职守的官员。
南宋胡安国在家书中屡屡教导儿子胡铨为官的道理，他说为官“当一日勤如一日，深求所以牧民共理之意，勉思其未至，不可忽也。”意谓要勤勉，努力探求治民之道，切不可疏忽。胡安国还警告胡铨：声望业绩一旦败坏，要重振旗鼓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兢兢业业，事事处处警惕。在胡安国的教导之下，胡铨立身朝廷，刚正不阿。金人南侵时，他大力倡言抗金，被秦桧诬陷，编管福州、新州，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气节。
古代家训中关于“职业道德”的内容，虽然大都局限在当官从政的范围内，但对我们培养子女的敬业、清廉，还具有启迪的作用，有的在今天也还不失楷模的意义。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家训中把教子谦让也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教育内容。“谦让”即行为为美。它体现在语言上，就是讲话和气、谦虚；体现在处事上，就是要宽容、多谅解。关于“谦让”，最有名的一段话是唐朝朱仁轨所说的：“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一个人一辈子给人让路，不过多走百步而已；一辈子让田界给人，也不会失去一片土地。那么又何必斤斤计较呢？推而广之，大家都谦让了一些，既不会失去什么，人与人之间又好相处。北宋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希望子弟待人要宽恕，对己要严格，这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他说：“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一个人如果能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宽容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那就达到圣贤的境界了。这既表现了范纯仁思考问题的深度，也体现了他对己、对子弟的道德标准和要求，真不愧是范仲淹的儿子。
清代桐城派著名的古文家吴汝纶在家书中对忍让作了一个解释，那就是要有孟子的“三自反”精神。《孟子·离娄下》中说：假如有人对我横逆无道，君子就自问：我是不是有不仁或无礼之处？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如果觉得自己已经讲仁义有礼节，而他还这样蛮不讲理，君子又要自问是否还有不忠之处？如果自己觉得已经忠诚，而他还是纠缠，那么君子才说，这是一个无知作妄的人。吴汝纶提出，人生在世，哪有可能都是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所以要学会忍让、谦和。
这样看来，古人的谦让并非无原则地一味迁就。他们提出忍让、谦让，是根据一定的社会生活实际和培养人的情操和需要。首先，青少年血气方刚，动不动就因小事而动武，甚至酿成悲剧。讲忍让，可以缓和矛盾，减少无谓的争端，这无论对家庭还是社会，都是一件好事。其次，先检讨自己有无过失，一再反躬自省，这既提高了个人的修养，也或可化干戈为玉帛。
当然，古代家训中也不乏训诫子弟采取消极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中的矛盾的话。如流传甚广的蒙学书《增广贤文》中，只要子弟“忍”，所谓“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亏人是祸、饶人是福”，不讲原则，只讲退让。这种回避矛盾、调和矛盾的态度，无疑是一种明哲保身、自私自利的处世哲学的表现。
古代家训中道德教育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除以上阐述的几方面外，诸如教子诚实勿欺，教子谦虚无自傲等，都是家训中处处可以见到的金玉良言。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古代家训中所宣扬的消极、腐朽，甚至是反动的道德思想。如有的家训认为子女“不用父言，便是忤逆不孝”；要求女子“笑休高声，说要低语；下气小心，才是妇女……”；要求儿孙“守分安命，顺时听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等等，这一切无疑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说教。我们在接受古代家训的精华之时，一定要剔除这些糟粕，以科学的态度继承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开创新时代的家教事业，培养适合新时期道德规范的一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