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睡虎地秦简看秦朝奴隶与唐代奴婢的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奴婢论文,秦朝论文,异同论文,唐代论文,奴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多年来，许多学者对秦汉至隋唐刑法的沿革，对睡虎地秦简与唐律，分别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正象日本学者堀毅所讲，“作为说明唐律各篇目和各部份条文之溯源问题的专论，还十分缺乏”。（注：［日］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68页。）关于秦汉法律与唐律中奴隶、奴婢身份的对比研究，除日人崛敏一稍有涉猎外，（注：［日］堀敏一：《均田制研究》（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其他中外学者尚无专文涉及。因而将这两个时期法律中的奴隶、奴婢身份地位进行比较研究，对于认识当时社会特别是唐代社会中奴婢的身份地位，认识中古良贱制度的历史渊源，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注：本文之所以分别称“秦朝的奴隶”与“唐代的奴婢”，仅是为行文的方便，其实两个朝代对奴隶、奴婢的称谓是相通的，并无严格区别。）
一
自秦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中国是一个有着延续性的社会，因而中古良贱制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奴婢制度方面，与秦汉社会的奴隶制有着种种联系。
在传世文献中，关于秦朝奴隶的记载不多且不系统，这曾经限制了不少史学家研究中古良贱身份制的视野。而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关于秦代奴隶的资料。其中直接涉及奴隶的律文即不下数十余条，在《法律答问》部分及《封诊式》的案例中，亦有数十条涉及到秦朝的奴隶制度。在民间所用吉祥占书《日书》中，也有不少反映秦朝奴隶的内容。（注：2002年夏，在湖南龙山里耶发现大量秦简，其中有不少关于秦代社会身份的资料。目前简文尚在整理中。）尽管秦简反映的主要是官奴隶的情况，但与中古时期特别是唐代有关奴婢的律文相比较，仍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及同异之处。
这里我们首先考察秦律与唐律中有一定继承关系的奴隶、奴婢制度律文。主要从奴隶、奴婢的来源、性质、法律地位等几方面展开讨论。
从睡虎地秦简与唐律的对比来看，秦朝与唐朝，官私奴隶的来源十分相近。
从官奴隶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1.因本人犯罪，籍没为奴隶。早在先秦时代，《尚书·甘誓》、《汤誓》中，已有“予则奴戮汝”之言。《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裴豹，隶也，著于丹书。”杜预注云：“盖犯罪没为官奴者。”在秦简《法律答问》中，规定可以没为奴隶的罪名很多：有因“盗”而“耐为隶臣”者；（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54、166页。）有“以剑及兵刃”伤人而“耐为隶臣”者；（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4页。）有以“耐隶臣诬人”而“耐为隶臣”者；（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2页。）有因盗食官府祭品“当赀以下耐为隶臣”者。（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61页。）唐代对于一般犯罪者，多处以杖笞或徒刑，而罪重尚不至于死刑者，则予以籍没。如武则天执政时，“天下犯罪籍没者甚众”。（注：《旧唐书》卷64《高祖二十二子传》。）
2.因亲属犯罪，籍没为奴隶。先秦时代即已有没罪犯家口为奴隶的制度。（注：谋反谋大逆者家口没官之制产生甚早。《周礼·秋官》载：“古者，身有大罪，身即从戮，男女缘坐，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稿。”“古者”系指何时虽难以确指，但《周礼》一书，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秦汉，故将谋反等罪犯家口没为官奴婢之制自三代已存在。）秦国亦有此制，《史记·商君列传》载：商君之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索隐》曰：“末利，谓工商也……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秦律中因亲属犯罪籍没的律文很多，如隶臣“将城旦”逃亡者，“收其外妻、子。”（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1页。）唐代亦有没罪人家属为奴婢的专门规定：“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注：《唐六典》卷6《刑部都官》。［日］广池本，横山株式会社昭和四十年印行。）“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注：《唐律疏议》卷1《名例》，中华书局1983年版。）《新唐书·刑法志》亦载：“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在唐代社会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唐前期，因罪籍设家口为官奴婢者甚众。
3.籍没私家奴隶为官奴隶。秦律中有一《封守》案例，反映犯罪者籍没其财产，包括“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49页。）而唐代凡籍没罪犯财产，无一例外皆包括家内奴婢，如“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注：《新唐书》卷56《刑法志》。）
4.官奴隶所生子女仍为官奴隶。在先秦时代，奴隶的后代，仍为奴隶。秦朝依然如此。（注：《史记》卷48《陈涉世家》载：“周文率军击秦，至戏地，秦会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人奴产子生”，《汉书》卷31《陈胜传》作“人奴产子”。《史记集解》引服虞注云：“家人之产奴也。”《汉书》颜师古注云：“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服、颜二注的训释是正确的，奴产子就是奴隶的后代，秦统治者在急迫情况下，解除奴产子的奴隶身份，驱使他们同农民起义军作战。《史记》、《汉书》的这一材料可以确切地说明，秦奴隶之子仍为奴隶。）这在秦律中也可得到印证。《厩苑律》“将牧公马牛”条提到“小隶臣疾死者”，（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3页。）《仓律》“隶臣妾其从事公”条提到“小城旦、隶臣”和“小妾”，（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9页。）“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条提到“小隶臣”，（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0页。）《工人程》“冗隶妾二人当工一人”条提到“小隶臣妾”。（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74页。）据《仓律》解释：“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9页。）这些小隶臣、小妾、小城旦都是未成年的男女。《仓律》还提到“妾未使”者，即未达到役使年龄的幼女。秦律中这些幼小的男女奴隶，不可能是由于本人犯罪而成为奴隶的，因为秦律规定，幼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如《法律答问》说：“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击（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可（何）论？当完城旦。”（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3页。）。身高六尺时，还未成年，尽管犯了盗牛这样的重罪，也只是拘系，等到身高六尺七寸时，即成年后，才量罪定刑，完为城旦。《法律答问》中还规定：“甲谋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可（何）论？当桀。”（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0页。）甲不是亲手杀人，但要处以车裂刑，原因在于偷盗杀人的乙尚未成年，刑事责任主要由成年人甲承担。可见，秦律中出现的年幼男女奴隶，大多应不是自身犯罪而沦落为奴隶。他们成为奴隶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家长或亲属犯罪而被抄没为奴，另一原因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为奴隶，他们继承父母的身份，仍为奴隶。唐代情况依然如此，官奴婢之子女仍为官奴婢。身份不得改变。实际上随着中古良贱等级的森严，无论官私奴婢，其奴婢身份是世代相袭的。唐人颜师古注《汉书·陈胜传》“人奴产子”时云：“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史书中反映唐代家生奴数量不少，《唐律疏议》亦有大量相关律条。
5.战俘及战场上的逃兵，皆没为官奴隶。秦律规定：“战死事不出，论其后，又后察不死，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寇降，以为隶臣：”（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46页。）“寇降者”，当是指战俘，“不死者归，以为隶臣”，显然指逃兵。唐代亦明确规定“入钞之俘，归于司农”。（注：《新唐书》卷50《兵志》。）唐政府中主管奴婢事务的刑部都官职责之一即是“掌配没隶，簿录俘囚”。（注：《唐六典》卷6《刑部都官》。）唐前期，以战俘为奴婢的制度依然存在。历次战争中的俘虏，被没为奴婢者仍有相当的数量。
二
在私人奴隶、奴婢的来源方面，唐朝与秦朝亦大体相似：
1.由买卖而获得奴隶。奴隶买卖，首先秦就已存在。《周礼·地官》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债者质剂焉。”所谓“人民”即是奴隶，与牛马一样在市场上出售。秦代亦有买卖奴隶的市场。《汉书·王莽传》载：“秦为无道……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阑，制于臣民，颛断其命。”其实，“奴婢之市”在秦朝以前即已出现。上引《周礼》的记载即可为证。另外，从秦简《告臣》爰书有“令少内某、佐某以市正贾（价）贾丙丞某前”一语来看。（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59页。）秦代奴隶交易有一定的制度，有所谓“市正贾（价）”，即市场上的官定常规价格。在秦简《日书》中，有不少关于购买奴婢、牲畜吉日的记载，如：建日，“可以入人”；（注：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8页。）收日，“可以入人民、马牛、禾粟”；（注：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第28页。）戊子，“不利出人”；（注：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第72页。）辰曰，“入人奴妾；”（注：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第260页。）这些都说明，秦代奴隶交易是相当经常、相当普遍的。
私人奴隶许多来自买卖市场。如《封诊式》的《告臣》爰书中，即讲到“某里士伍甲”的奴隶丙，凭“丞某”作“中人”，以“价若干钱”买来，因丙“骄悍”，欲卖给公家。（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59页。）在奴隶交易市场上，出卖的既有私奴隶亦有官奴隶。如《法律答问》讲到某“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1页。）政府拟将其妻子儿女出卖，但因为隶臣之子年龄太小，离不开母亲，所以规定“弗买子、母”。显然，官府也买卖奴隶。私人亦可从官府购买奴隶。
唐代政府亦在各地设立奴婢市场，一般情况是将奴婢与牛马牲畜设在同一行中，称为“口马行”，同时官府亦规定有“市估价”即常规价。（注：见张勋燎《敦煌石室奴婢马匹价目贱纸的研究》，见《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朱雷：《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估〉考》，见《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买卖的手续更有严格规定：“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两和市卖，已过价讫，若不立券，过三日，买者笞三十，卖者减一等。”对于市司不及时为私人买卖奴婢立券者，亦规定了处罚办法：“卖买奴婢及牛马之类，过价已讫，市司当时不即出券者，一日笞三十。所由官司依公坐，节级得罪。其挟私者，以首从论。一日加一等，罪止仗一百。”（注：《唐律疏议》卷26《杂律》。）由此可见，唐代私人奴婢的来源之一是市场，交易的奴婢有官定的市场价格，其买卖手续与制度是十分严格的。如果说秦代的奴婢市场还曾受到王莽等人抨击的话，那么，在中古时，人们已视奴婢的交易与牛马的交易一样正常。
2.由官府赏赐而获得奴隶。自商鞅变法以后，立有军功者既可获得爵位，又可受赐奴隶。《商君书·境内》载，攻城围邑或野战中斩敌首达到一定数目者，“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虏”即是战俘。获赐者的“虏”显然成为私家奴隶。除军功以外，有其它功劳的，有时也被赐与奴隶。如《法律答问》载：“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隶臣二人，击（系）投书者鞠审谳之。”（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74页。）可见，能捕获投匿名信者，可获赐两个奴隶。在唐代，特别是在唐前期，皇帝因各种原因赐与臣下奴婢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唐初李靖因平江南受赐物千段、奴婢百口、马百匹。（注：《旧唐书》卷67《李靖传》。）李孝恭因平江南受赐甲第一区，女乐二部、奴婢七百人。（注：《旧唐书》卷60《河间王孝恭传》。）
3.由私家奴隶繁育获取奴隶。在秦简《法律答问》中，多处提到“人奴擅杀子”、“人奴妾苔子”之事，秦朝法律明确禁止奴婢“擅杀”及“笞”其子女。这是因为奴婢生育的子女，并不为其父母所有。作为财产，他们仍属于奴隶的主人。奴隶所生子女，系私人奴隶的来源之一，历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情况依然如此。唐律明确规定：“奴婢即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辄将其女私嫁与人，须计婢赃，准盗论罪。”（注：《唐律疏议》卷14《户婚》。）律文说明，奴婢所生子女为主人当然之财产，奴婢无权处置。违者有罪。唐代奴婢所生“家生奴”是唐代私奴婢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一点与秦代可以说一脉相承。
由以上对比可见，秦朝与唐朝，在官私奴隶的来源上是很相近的。
三
从秦代奴隶与唐代奴婢的性质来看，他们都同属于财产。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的《封守》篇载：“乡某爰书：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鞠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甲室、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妻曰某，亡，不会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畿讯典某某、甲伍公士某某：‘甲党（倘）有［它］当封守而某等脱弗占书，且有罪。’某等皆言曰：‘甲封具此，毋（无）它当封者。’即以甲封付某等，与里人更守之，侍（待）令。”（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49页。）
该简册反映的是根据某县县丞文书，查封被审讯人某里士伍甲家人财产的情况。从文书所列查封财产名单可以看出，奴婢是与衣物、牲畜等列在一起的。秦代的隶臣、臣妾明显具有财产的属性，这也可从其它文献得到证明。如前引王莽所言：“秦为无道…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奴婢与牛马一起出售，其财产性质确实无疑。
中古时期的奴婢，同样属于财产，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如《唐律疏议》卷6《名例》明确规定：“奴婢贱人，律比财产”。“奴婢畜产，即同资财。”卷14《户婚》规定：“奴婢即同产，即合由主处分。”卷17《盗贼》规定：“奴婢同资财，故不别言”。同书卷3《名例》规定：“其奴婢同于资财，不从缘坐免法。”卷18《盗贼》规定：“奴婢比之资财，诸条不同良人。”中古奴婢财产的属性当是继承秦汉而来。
从法律地位来看，秦代与唐代，奴隶、奴婢地位都十分低下，这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第一，奴隶、奴婢都没有任何诉讼权利。
秦简《法律问答》载：“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可（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96页。）
该律文反映奴婢没有任何诉讼权利，即使主人擅自杀臣妾，亦不准告发，告者有罪。
《唐律疏议》卷24《斗讼律》规定：“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可见唐代除了主人有“十恶”之罪外，奴婢是不能告发主人的，否则将被处以极刑。在不许告父母、主人这一点上，唐律与秦律是相同的。
第二，奴隶、奴婢身份须世代相袭，不得任意改变。
秦代隶臣之子仍为隶臣，《法律答问》规定：“女子为隶臣妻，有子焉，今隶臣死，女子北其子，以为非隶臣子也，问女子论可（何）也？或黥颜颧为妻妾，或曰完，完之当也。”（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25页。）此律反映，隶臣死，其子仍不能脱离隶臣的身份。若私自改变身份，要处刑罚。同样，按唐律规定，贱人身份亦是世代相袭，非经主人许可并“经本属申牒除附”、在官府削籍，是不能改变身份的。
第三，奴隶、奴婢虽可以拥有自己的小家庭，但法律上并不承认与保护这种所谓婚姻的合法性。奴婢可以拥有自己的小家庭，这显然是宗法家长奴隶制度的特点。关于秦代奴隶拥有家庭这一点，吴荣曾先生早已引用秦律加以说明。同时指出，“秦的这些情况，在有些关东国家也同样存在。”（注：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2页。）在唐代，奴婢组成小家庭也是极为普遍的。但这仅是简单的同居，只是为主人生育新的劳动力而已，法律上并不承认与保护奴婢婚姻的合法性。
第四，奴婢所生子女的所有权属于主人，奴婢无任何处置权利。
在秦代与唐代，奴婢子女同样是主人的财产，奴婢虽身为父母，亦无权处置自己子女。如秦简《法律答问》规定：“人奴擅杀子，城旦黥之，畀主。”“人奴妾治（笞）子，子以枯死，黥颜颧，畀主。”（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3页。）可见，奴婢是不能擅自处置、惩罚自己子女的，因为奴婢之子女是属于主人的。前引唐律同样规定：“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妾者，准盗论。”该律疏议曰：“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辄将其女私嫁与人，须计婢赃。准盗论罪。”（注：《唐律疏议》卷14《户婚》。）奴婢嫁己女与人，被视为盗主人财产，可见奴婢对自己的子女毫无支配权力。在这一点上，唐律与秦律显然有一定继承关系。
第五，一般情况下，奴婢作为权利客体，无刑事责任能力。
秦律规定：“‘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可（何）谓同居？户为同居，坐隶，隶不坐户谓也。”（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60页。）也即是说，奴隶犯罪，主人要负刑事责任，反之，主人犯罪，奴隶则不负刑事责任。在唐代，奴婢亦是权利客体，奴婢犯罪，主人要负刑事责任。
第六，奴婢死亡须由官府验实并削籍。
秦律规定：“将牧公马牛，马［牛］死者，亟谒死所县，县亟诊而入之，其入之其弗亟而令败者，令以其未败直（值）赏（偿）之。其小隶臣疾死者，告其囗囗之，其非疾死者，以其诊书告官论之。”（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3页。）律文反映，奴隶死亡与马牛死亡一样，必须向官府申报。虽然这里是指官牛马与隶臣，但估计私人奴婢死亡，也有同样规定。唐朝政府也规定。奴婢死亡，主人须向官府报告，如吐鲁番出土64TAM35:31(3)《证圣三年婢杏女死亡牒》曰：（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42页。）
1 户主李康师婢杏女
2 右件婢今月中旬死
3 牒件状如前，谨牒（后略）
阿斯塔那206号墓亦曾出土《唐勘问婢死虚实对案录状》，（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板，第270页。）这些文书都反映唐代对奴婢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秦律的有关规定显然是唐代此制的渊源。
第七，私家奴婢须代主人服役。
秦简《司空律》规定：“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赏（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居官府公食者，男子参，女子驷（四）……人奴妾居赎赀责（债）于城旦，皆赤其衣，枸椟欙杕将司之；其或亡之，有罪……百姓有赀赎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4、85页。）该律反映，凡有罪愿以财产赎罪或欠官府债务的，可以服劳役抵偿，亦可以自己的奴婢服城旦劳役抵偿。唐代亦有此规定。据《唐令拾遗》赋役令二三载，唐代“遣部曲代役者听之”。注引《赋役令岁役集解》曰：“唐令，遣部曲代役者，即知是家人也，案奴婢亦听耳”。又引《日本养老赋役令》第四条曰：“若欲雇当国郡人及遣家（人）代役者听之……即于送簿名下，具注代人贯属姓名”。（注：〔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中译本），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671页。）看来这种以私人贱口代主人服役的制度在秦代已经形成。
第八，奴隶、奴婢犯罪，所受处罚较他人为重。
为了保护奴隶主的利益，秦朝与唐朝政府都曾制定了不少惩处奴隶犯罪的律文。例如，秦《法律答问》规定：“‘臣妾牧杀主。’可（何）谓牧？欲贼杀主，未杀而得，为牧。”（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4页。）简文中“牧”即“谋”，“臣妾牧杀主”即奴隶谋杀主人。此简证明秦律有奴隶谋杀主人罪。唐律规定，“诸部曲、奴婢谋杀主，皆斩。谋杀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已伤者，皆斩。”（注：《唐律疏议》卷17《贼盗》。）
再如，在伤害罪方面，秦有奴强奸主罪、殴主罪等，《法律答问》规定：“臣强与主奸，可（何）论？比殴主。”（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3页。）“强与主奸”与“殴主”罪相同。其处罚亦相同。唐律规定：“其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之期亲，若期亲之妻者绞，妇女减一等。强者，斩。即奸主之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者，流；强者，绞。”（注：《唐律疏议》卷17《贼盗》。）据唐律来看，秦律还应当有奴与主通奸的处罚规定，唐代对此方面的规定较秦律要细密严谨，其基本原则当源自秦律。关于奴殴主罪，唐律未见明确规定，但从部曲奴婢殴伤旧主人要处绞刑，诸部曲、奴婢殴伤良人各加凡人罪一等、二等，皆处死刑的情况来看，奴婢殴主人可能亦处死刑。其处罚基本同于奴婢强奸主人。这些规定与秦律同类犯罪的处罚基本相同，可见它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四
以上我们比较了秦律与唐律中奴隶、奴婢制度的一些主要方面，由此不难看出，秦朝与唐朝，两个朝代虽然相隔八百多年，但在奴婢制度上是有相同之处的。其制度上的渊源关系是很明显的。
下面再分析秦朝与唐朝在奴婢制度上的相异之处。
第一，秦代良贱界限尚不十分严峻，而在唐代良贱界限则极为严格化。
秦代奴婢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但良人与奴婢之间仍可通婚。如秦简《司空律》规定：“隶臣妾、城旦舂之司寇、居赀赎责（债）击（系）城旦舂者，勿责衣食；其与城旦舂作者，衣食之如城旦舂。隶臣有妻，妻更及有外妻者，责衣。人奴妾击（系）城旦舂，贷衣食公，日未备而死者，出其衣食”。（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7页。）此律反映奴隶有外妻即身份为自由人妻子的，其衣服由其外妻提供，这说明隶臣与自由人的婚姻是得到法律认可的。
《法律问答》亦规定：“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子小未可别，令从母为收。可（何）谓‘从母为收’？人固买（卖），子小不可别，弗买（卖）子母谓也。”（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1页。）该律文反映，隶臣监领城旦而城旦逃亡的，则将隶臣完为城旦，其自由人身份的妻子，亦没为隶臣妾。这些事实反映，在秦代，奴良界限尚不十分严峻，在汉代，亦未见严禁平民与奴隶通婚的规定，而在中古特别是在唐代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唐律明确规定：“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因而上籍为婢者，流三千里。疏议曰：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注：《唐律疏议》卷14《户婚》。）可见奴婢只能当色为婚，娶良人为妻是非法的。唐代的良贱界限显然比秦代严格了许多。
再如，秦代官奴隶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出借于私人。如秦简《仓律》规定：“妾未使而衣食公，百姓有欲假者，假之，令就衣食焉，吏辄柀事之。”（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8页。）即未成年女婢可以由百姓“假”之。在唐代，官府对官奴婢的控制则严格得多，律文明确规定私人不可借用官奴婢。《唐律疏议》卷15规定：“诸监临主守以官奴婢及畜产私自借，若借人及借之者，笞五十；”《疏》议曰：“监临主守之官以所监主官奴婢及畜产，私自借，谓身自借用，若转借他人及借之者，或一人、一畜，但借即笞五十。”从唐律上述规定看，除非上级官府特许，一般情况下，官奴婢不许借给私人役使。犯者有罪。
第二，秦代奴隶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而唐代，非经主人许可及官府放免，身份不能改变。
如前所述，秦代法律规定：“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土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公。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93页。）再如《仓律》规定：“隶臣妾欲以人丁邻者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臣妾欲以丁邻者一人赎，许之。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女子操民红及服者，不得赎。边县者，复数其县。”（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4页。）《司空律》规定：“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非谪罪也，而欲为冗边五岁，毋尝（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或赎迁欲入钱者，日八钱。”（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91页。）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隶臣妾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改变身份。有的学者据隶臣妾身份可以改变而否认隶臣妾的官奴婢身份，（注：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0页。）但从前述隶臣妾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其财产的属性及身份一般世袭来看，其属奴隶无疑。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在斩敌首、冗边等条件下身份的改变，似更应从秦朝奖励军功、“一断于法”的法家指导思想来考察。（注：汉代奴隶，据沈家本分析：“当日之奴婢，无论为官奴婢为私家之奴婢，未尝令其世世为奴婢也，后世奴婢，但有主家放出及本人赎身之事，而国家无赦免之文，亦刑法中一缺典也”（《沈寄移先生遗书》，中国书店海王邨古籍丛刊，第171页）。）
唐代没有通过冗边、归爵而改变身份的规定。至于以自由人代赎奴隶、使自由人与奴隶身份互换，在唐代是绝对不可想像的。唐代私奴婢身份的改变，必须完全由主人决定。必须由家长及长子手书并报请官府除附，或由官府赎买及强令赦免，如此方可成为良人。作为奴婢本人及其亲属，一般是很难改变其贱人身份地位的。官奴婢身份的改变，官奴婢自己更无权决定。至于以良人取代奴婢，更受到法律的严格禁止。
第三，在有关奴婢的法律规定上，秦律尚不够严密，许多规定显得较为简略甚至有些粗疏，而唐律有关奴婢的规定则较秦律要全面、详密得多。
从现已出土的秦简来看，秦律中有关隶臣妾、臣妾的条文，在全部秦简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讲是比较多的，但以秦律对臣妾各方面的规定与唐律有关贱民的规定相比，秦代以及后来汉代的有关规定就显得较为简单，甚至可以说它是粗线条的。从战国到秦汉，是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历史时期，因而虽然社会上存在着大量奴隶，但编户齐民以及奴隶之间，其身份尚不十分固化，流动性较大。由平民转化为奴隶及由奴隶转变为平民，似无太多法律上的障碍。因而即使是无公侯之尊的素封之家，只要其财力允许，占有多少奴隶并不受法律严格限制。此时，像中古那样在法律上对贱民身份作出系统、严密而全面的规定、贱民身份严重固化、地主占有奴婢数量多少主要依其身份而定的情况尚未出现。这一方面反映秦汉的奴隶使用相当广泛，另一方面也反映其奴婢制度尚未发展到严密、完善的程度。
综上所述，可以确切地说，唐律中有关奴婢的许多律文、亦即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的许多律文，源自于秦律。这与史书所载唐律源自于魏晋之律，魏晋之律源自于秦汉之律的记载，完全吻合。（注：《晋书》卷30《刑法志》。）另一方面，中古社会与秦朝社会相比，历史条件毕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身份等级系统与秦朝相比亦发生很大变化，因而在奴婢制度上也有着相当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