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与历史进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价值尺度，而历史进步在一定条件下又导致人的异化。人的异化是人的发展还是人的退化？异化的产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这个问题犹如司芬克斯之谜一直在困扰着哲学家们的头脑，而现在它又以极为尖锐的形式摆在中国思想界面前，并成为影响市场经济价值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针对完全否定异化的历史进步作用的观点，我在《从异化史观到唯物史观》（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提出：异化不是退化，而是人自身发展的一种否定性形式，因而也是历史进步的一种特定的形式。本文重申这一基本观点，并作进一步探讨。
一、人的发展是评价历史进步的价值尺度
历史是人自觉活动的结果，同时又是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这一特点决定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必然是两条：一是生产力的增长，一是人的发展；前者为客观标准，后者为价值尺度。
生产力的增长是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最终动因。生产力的提高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社会形态的更替不单纯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量的变化，而且是质的飞跃。历史上每一个新出现的社会形态都较之被它所代替的前一个社会形态更发达、更先进、更高级。历史进步过程就是生产力不断增长的过程，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形态不断更替的过程。
生产力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它以感性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且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眼光加以考察，可以用数学形式精确的加以计算。生产力状况是一种客观事实，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生产力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根据生产力状况，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并预测它的未来发展趋势。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判断历史进步的客观标准。但是，只有这一个标准还难以衡量历史进步，因为“历史进步”概念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且是一个价值判断。评价历史进步的困难之处不在于确认生产力增长这一客观事实，而在于说明我们为什么应当对生产力的增长作出历史进步的价值评价，为此必须揭示生产力的增长对人的关系和意义。
生产力的增长对人有何意义？一种最简单、最朴素的回答就是：它能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这通常被称为功利主义回答方式。功利主义者从人的需要和享乐出发判断事物的价值，认为历史进步的价值意义就在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人的需要和欲望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人的生活会得到更大的幸福。所以，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程度是判断历史进步的价值标准。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比封建主义社会更进步，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比封建主义社会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更先进的交通工具、更安全舒适的生活条件等等，一句话，为人提供了更多的福利。
显然，历史评价中的功利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感觉论。它不仅把感觉看作知识的源泉，而且看作评价是非、好坏的标准。它的缺点在于把人只看作有血有肉的感性存在，没有看作感性活动；只看作有无限需求和欲望的经济动物，没有看到产生需要和满足需要的人的创造性活动本身。在功利主义那里，人和社会是作为既成事物给予的，而不是在人的能动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中生成的；通过需要而发生的人与社会的联系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人的需要，并不一概排斥功利主义，但它并不把评价历史进步的标尺仅仅定在人的需要及其满足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评价理论包含着比功利主义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容，它提供了比“需要论”更为科学和普适的价值标准，即人类发展论。
毫无疑问，人从事生产劳动有着十分实际的目的，即满足吃、喝、住、穿的需要，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人的需要及其增长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因素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 〕生产及其在生产基础上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都同人的需要相联系。需要和对满足需要的对象的热烈渴望是促使人活动起来的思想动机，显然，没有这种动机，是任何活动都不会发生的。但是，人的需要不是凭空产生的。人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和程度是由生产决定的，因而是历史的、相对的。满足肉体生存和享乐的需要并不是劳动的唯一目的，劳动也不仅仅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人，无论作为类，还是作为个体，其劳动都有超出维持肉体生存的更崇高、更伟大的意义。不管他们本人是否意识到，他们的劳动都改造着自然，创造着人类文明，推动着社会进步和自身的发展。生产劳动不能仅仅从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来考察；在本质上，它是人的自我生成活动，是人的潜能的发挥。
人的需要应该纳入到人的发展中加以考察。人的需要及其满足，从消极方面说，是一种消费，使人得到肉体上或精神上的享受和满足，感到愉快和幸福；但从积极方面说，它也是一种生产，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构成人的自我发展的一个主观方面。人的身体和感官及其能力是在需要的推动下和为满足需要而从事的活动和劳动中形成和巩固下来的。人的才能和力量的增长引起新的需要，而新的需要又是新的才能和力量发展的推动因素。
人的发展是评价历史进步的价值尺度。从价值观上说，历史进步的标志是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是人的潜能的发挥，是人的才能和力量的提高。我们说一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更进步，其价值判断的根据在于这个社会能够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人的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不仅意味着产生了更高的生产力和更先进的社会关系，而且意味着形成了一批具有新的思维方式、优化的自我意识、较完善的人格、丰富的知识和才能的新人，一个新的社会，本意指的是“一批具有新的自我意识的新人的社会组合”，而不是一堆外在性文化事象和文化构件的堆积；如果没有新人，没有人的新的自我意识，即使有了一堆外在事物，人也不会对它们进行文化认同。〔2〕
生产力的增长和人的发展是衡量历史进步的两条不同的标准。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真理性认识，后者属于价值性评价，前者具有客观性，后者具有主观性，但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事实和评价的分离、真理和价值的对立乃是旧哲学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唯物主义消除了这种二元对立，从而把真理和价值统一起来。在实践唯物主义中，生产力的增长和人的发展不过是人类同一历史实践活动的两个不同的侧面，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社会实践，其中主要是生产劳动，是历史进步的基础，是主体和客体统一的中介。人的生产劳动既改造外部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改造人的身内自然，形成人的本质，发展人的知识和才能。生产力以及物质财富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外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和“外化”，而人及其本质力量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内聚”，是那些外在的物质力量的“人化”和“内化”。所以，立足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历史进步既是生产力不断增长的过程，又是人自身不断发展的过程。但是，二者并不总是协调的、无矛盾的。生产力虽然是人对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挥和人的创造性天赋的绝对展现，虽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和“外化”，但却以客体的形式存在，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便会与主体的人发生矛盾和背离，变成统治人和奴役人的客观的物质力量。这一矛盾从主体方面来考察，就是人的异化问题。
二、异化是人自身发展的否定形式
生产力的提高和文明的进步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必然导致人的异化，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那么，应该怎样认识异化呢？异化是人自身发展的一种特定形式，还是人的本质的退化？如果异化是一种退化，那么生产力的增长和人的发展就处于尖锐对立中，而且不只是对立，还是一种“二律背反”：生产力越发展，人就越退化。从这种观点出发，必然对以生产力的提高为核心内容的历史进步的客观事实作出完全否定的价值评价。事实上，中国的老子和西方的卢梭正是这样看的。
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是异化思想史上第一人。早在二千五百年前，老子就思考过文明的意义问题，不过他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消极和令人沮丧的。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必然摧残人性，使人退化。智慧出，有大伪；巧利行，有盗贼；仁义昌，德性亡。他主张抛弃虚假的文明，恢复人的本性，达到“返朴归真”。西方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异化使人类共同体遭到毁灭，社会被分解为一个一个的彼此敌对的原子式的个人和集团，人们之间的友谊被自私自利所取代。在他看来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不仅起了败坏风俗的作用，而且使人产生种种欲望，是奴役和不平等的根源。他对异化的批判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进步，而实际上它仍引向人类的没落”〔3〕。 当代西方的某些思想家面对后工业社会的无孔不入的异化，采取了更加激进的立场，干脆反对一切文化和文明，主张取消主客二分，使人回到中国古代哲学家宣扬的“天人合一”中去。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是同他的异化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他那里，人的发展过程就是异化和异化扬弃过程，人的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克服异化，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的真正统一。他用异化理论批判宗教和国家，批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他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揭露剥削阶级的道德和文明的虚伪性，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和关切。在异化思想史上，没有哪一个人象马克思那样严厉、全面、深刻地批判异化，但他并不认为异化是人的退化，更没有用异化去否定人类历史的进步意义。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没有离开历史主义基地，他不仅揭示了异化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肯定了异化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进步意义。这使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仅具有一般异化理论所共同具有的社会批判性质，而且具有其他异化理论所不具有的辩证发展的特征。
马克思认为异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形式，是人自身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在集中论述异化问题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特别阐明了在异化形式下发展起来的工业和科学对人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意义。他指出，在工业中人类劳动的创造性质才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4〕。 自然科学是在异化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但却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它“为人的解放做准备”〔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从分工的角度分析异化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明确肯定异化是以往历史进步的因素之一。他指出：分工造成的“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性，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打算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6〕
正确评价异化的历史作用，关键在于正确认识人的本质。老子和卢梭等人所以把异化看作人的退化，把历史进步与人的发展对立起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人的本质先验化。在他们看来，人的本质、力量、潜能不是在实践中生成的，而是先定的、固定不变的。在异化条件下，人的潜能不能如期实现，他们便认为这是人的本质的丧失和人的没落。应该指出，持这种观点的不仅是老子和卢梭，就是当代的某些异化理论家也往往犯这一毛病。
马克思用实践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人和人的本质。他抛弃了本质先定论，坚持本质生成论。他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和确证，人的本质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而不断地自我生成过程；随着劳动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人的本质不断发展，人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的需要、才能、本质等等都处于社会的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这种观点出发看待异化，那么异化就不是人的退化，而是人自身的一种否定性形式。被异化的人，显然是已经发展了的人；异化阻碍其发挥的人的才能和力量，显然是在异化形式中人已经取得了的才能和力量。异化构成人类发展过程的一个否定性阶段，相对于它所代替的那个阶段来说，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异化是人自身发展的否定性形式这一命题，至少包含以下三层含义：（一）在异化形式中人得到发展；（二）人的发展采取了异化形式；（三）异化对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众所周知，异化的典型时期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而人自身发展的主要成就恰恰是在这一时期获得的。在异化形式下人的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突破了狭隘的共同体的束缚，摆脱了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形成了独立的个人和个人的独立的人格。在原始时代和古代，没有独立意义上的个人：个人隶属于一个较大的共同体，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的才能和力量都被视为自然内在的、天然确定的。只有到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商品交换的发展，个人交往的多样化，摧毁了那些束缚人、同时又分割人的狭隘共同体，才形成独立的个人。人的活动超出狭隘的家庭和孤立的地域，在更大范围和更多层次上发生普遍的联系和社会关系，发展了人的多方面的需要和才能。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征服了自然力，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城市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使普通劳动者第一次进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政治、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的素质不断提高，形成了开放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人不仅在知识和才能上，而且在精神和道德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是，人的发展是在异化形式中取得的。马克思说：“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所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7〕异化表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表现为物对人的统治， （二）表现为人对人的统治。
在异化条件下，人的活动及其产物不仅表现为物的形式，而且表现为物对人的统治。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同人本身相分离，并转过来成为压迫人和奴役人的手段。人创造的物质财富越多，人本身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8〕。 人在生产劳动中和在生产劳动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不再直接表现为人对人的关系，而是表现为物对物的关系、商品对商品的关系，并且这种社会关系成为人不能驾驭的异己的力量。物对人的统治导致目的和手段的颠倒。人在生产劳动及其他活动中不再成为目的本身，而成为物的增值的手段。物的世界似乎被注入一种魔法，它自己成为自己的目的，并对人发号施令。人不再崇拜自己，转而崇拜物，遂有各种拜物教的产生。
与物对人的统治相联系，异化还表现为人对人的统治。人对人的统治在阶级社会里集中表现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阶级统治是造成社会不平等，造成人们之间的对立以及个人和类的对立的根源。在分工和私有制条件下，个人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相脱离，那些形成人并促进人的知识和才能增长的活动只出现在与整个社会有关的地方，而不出现在形成个人、发展个人活动独特性格方面。社会上只有一少部分个人得到发展自己的机会和条件，这就是统治阶级的个人。“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仍然是这一阶级的个人。”〔9〕就每个人而言， 在异化条件下只是发展了某一方面的才能，而其他方面的才能则被抑制、被泯灭。分工把个人安排在生产的一个专门部门里，安排在一种有限的活动形式中，全然无视每个人的兴趣，也不顾每个人的个性，人想多方面发展自己才能的愿望化为泡影。
总之，异化使人在否定的形式中得到发展，因此一方面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人的进一步发展又需要扬弃它。树立这样一种异化观，才能把历史评价中的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统一起来，揭示历史进步的价值意义。树立这样一种异化观，才能正确评价市场经济的价值意义。
三、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人发展的必由之路
市场经济与人的异化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宣布了对异化的不承认主义的自然无效性，也迫使我们放弃那种对异化问题的超然和回避的态度。我们必须正视异化问题，严肃认真地思考异化问题。必须看到，正确认识异化是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顺利转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条件。
我国哲学界近年来开展的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传统与现代化、真理观与价值观等的讨论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异化问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但却必然带来人的异化和道德退步，因此，要保持人的良好的道德风习，促进人的发展，就不能搞市场经济，而要退回到原来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去。这种观点把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完全对立起来，显然是不正确的。另一些人认为，人的异化和道德退步是搞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论”虽然不反对建立市场经济，但理论的出发点仍然是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的对立论。更多的人反对把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市场经济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人的发展，但却小心地避开异化问题，或者把一切消极方面都归之于异化概念之下。这种观点有积极的合理的内容，但也不能说对异化的意义作出了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市场经济对当代中国人的发展有何意义？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我们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所达到的发展水平作出恰当的估计。为此需要破除认识上的障碍，这些障碍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精神方面的，一是理论方面的。所谓精神方面的，就是民族心理障碍；所谓理论方面的，主要是判断人的发展状况的标准问题。
应该承认，人要对自己的发展状况作出实事求是的估计，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仅因为衡量人的发展水平缺乏精确的量化指标，而且因为民族文化心理会严重干扰理性判断。民族自尊心、爱国主义、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等，都极易使一个民族夸大自己的优点，过高估计自己的发展水平。单少杰同志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作了生动的刻画。他指出：“自尊心这种人的自然情感在近现代一部分中国人身上表现得很突出，也很特别，因为它常常与一种内在的空虚感或自卑感联系在一起，无宁说是一种虚荣心。这些人的自尊心并不是真正建立在对自己现实力量的乐观估计上，而是基于这样一种精神状况：最初起于一种对自己现实力量深感不足的缺憾，而后有一种阿Q式的自我排解意识， 促使他们转而向布满尘封的过去去寻找某种替代品，以使自己又能够在别人面前骄傲起来，至少能够在自己的心理上保持一种意念上的优越感。”〔10〕这里说的可能有点苛刻，但有一点不容怀疑：这样的“自尊心”肯定是障碍正确的自我认识的一个重要因素。
判断人的发展程度还涉及到一个标准问题。过去我们习惯于用社会制度作标准，把社会制度的区别看作人的发展程度的区别。依据这种认识，似乎我们在人的发展方面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超过了其他民族，居于领先地位。有这种不切实际的认识，当然不能承认异化的存在，更不能承认异化的进步意义，似乎我们已经消灭了异化，正在向着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迈进。这种超时代的空想，近乎“天方夜谭”的神话把人们搞得昏头胀脑，看不清、也不愿意承认自身发展的不足，甚至把需要破除的东西当作优点加以宣扬和坚持。
要认识我们自身的发展状况，首先需要了解人的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大的形态：一是人的相互依赖性时期，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时期，三是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时期〔11〕。这三大社会形态同时也就是人自身发展的三个大的阶段。这里的第二个时期，也就是人的异化时期。试问：在马克思制定的人类发展序列中我们处在何种位置？今天看来，这个问题比较清楚了。由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多方面原因，当代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时期。从人的发展来看，当代中国人正处于从人的依赖性向人的独立性转型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破除人的依赖性，发展人的独立性。如果同意对当代中国人发展状况的这一估计，那么就应该对市场经济作出肯定的价值评价。
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人发展的必由之路。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彻底摧毁人的依赖性，实现人的独立性，并为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提供广阔的场所和持久的驱动力。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宗法统治造成人的等级分割，从未形成个人的平等的独立人格。建国后实行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又使人们养成一切依赖集体和国家，缺乏独立自主，凡事盲目服从的行为习惯。长期的家长制和浓重的家庭观念使人不能以平等的精神从事社会交往，不能把对亲人之爱推及他的人民和他的同类。人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程度很低，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很低。改革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根本的一点是解放个人，培植个人的独立人格，充分发挥每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
市场经济同人的异化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把人的异化简单地看作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其实市场经济就是异化经济，市场经济中的人就是异化的人。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和手段，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以独立主体从事活动，他的劳动及其产品只有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得到社会承认，他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价值转化为物的价值，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商品与商品的关系形式，物对人的支配和统治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人与其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就会仍然存在。但是，这种异化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却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因为它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人自身发展的必经途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发展水平上，生产力的增长和人的发展、人的外在的存在和他的内在的本质只有相对的分离开来，二者才能得到发展。生产力以及一切“物化”的东西，在与人相分离的前提下，它把自身作为直接目的，才能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人只有把生产作为目的，追求物的增值和效益的最大化，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充分发展自己的某些方面的知识和才能，并且经过这种片面发展为其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彻底克服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就现有形式而言，市场经济肯定不能实现马克思的这一理想。过去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怎么样呢？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它同样不能实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确，计划经济能够避免人的某些方面的异化，但却以压抑和扼杀人的独立性为代价，其结果不是带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是更大的奴性和依赖性。克服异化是长期的历史任务，试图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体制下消灭那只有在将来才能消灭的异化，只能是一种空想。没有否定，就没有肯定，没有异化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消灭异化。对于当代的中国人来说，不是苦于市场经济太发展，人太异化了，而是苦于市场经济不发展，人的依赖性不能彻底打破，人的独立性没有形成，人的潜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根本目的是为人的发展和异化的最终克服创造条件。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探讨能够消除异化的未来的经济形式和具体道路，但在现实上我们必须肯定市场经济以及与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异化的历史进步意义。我们无意把市场经济说得完美无缺，更无意把它看作人类历史的终极选择；我们只想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市场经济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因为它是当代中国人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页。
〔2〕参阅李鹏程：《文化转型和人的自我意识》， 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4期。
〔3〕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译本，第120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9页。
〔10〕单少杰：《中国改革的整体性视角》， 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11期。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