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与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建设论文,新形势下论文,治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决定着中国的状况，而决定中国共产党状况的，是党的建设的总方针，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党的十八大以来，相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纲领和大政方针。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201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研讨班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全面从严治党回答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方针。 一、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 对于党的建设的总方针，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路线纲领下，有不同的概括和表述。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以后，针对如何在农村的环境中，把大量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培养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的实际，毛泽东提出思想上建党。这个时候虽然没有正式提出党的建设总方针，但思想上建党，实际上回答了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到抗战初期，毛泽东通过总结党成立十八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的党的建设任务，并提出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概念，成为民主革命时期党建总方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把党的建设放在第一条。他说：“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2]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建国初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 建国以后，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八大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八大没有正式提出党的建设方针，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八大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密切联系群众、发扬优良作风等等。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并逐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适应这样的政治路线，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踢开党委闹革命”，党的组织受到极大冲击，党的建设受到严重损害。 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不仅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通过整顿党的组织，端正党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使党的建设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但是，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给党的建设带来许多新的挑战，而且“文革”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时间解决。因此，党的十三大强调必须从严治党。提出“订立更加严格的规矩”和“严格接受党的纪律约束”。特别指出，从严治党，除了必须把少数腐败分子开除出党之外，还必须着眼于对绝大多数党员经常地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提出了“站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成为一个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选贤任能、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党建方针。 尽管如此，对于党的建设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仍然有一个深入认识的过程。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3]党的十四大以后的历次代表大会，都把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五大还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命题。到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目标任务和“一条主线、两个坚持、三型政党、四自能力、五大建设”的党建方针。其中“两个坚持”之一就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从党的历史看，党的建设体现了或者贯穿着高标准和严要求，即坚持从严治党，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严治党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有所不同。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坚持从严治党，才能把党建设好，并带领群众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为什么党的建设要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这首先是党的性质决定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4]这种先进性不仅表现为党以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表现为党用科学理论武装，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还表现为党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员不能混同于普通群众，而是阶级和民族的精英；决定了党的组织不能松散和软弱，而必须高度统一和坚强有力。 其次是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决定的。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建国初期，是要在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是要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是要带领十几亿人民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的形势和任务，没有从严治党，就不能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党的战略目标。 第三是党自身的状况决定的。革命战争年代，党的队伍绝大部分成员来自农民等非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果不坚持从严治党，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用严密的组织凝聚党员，用铁的纪律约束党员，党就没有战斗力。在和平建设时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经受的考验更多，面临的危险更大，更需要从严治党，否则党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这正是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红旗落地的根本原因。 二、全面从严治党是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迫切要求 我们党从创建起就重视党的建设，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之一。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更加重视从严治党，从严治党写进了十三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但是，党的建设形势依然严峻。这是因为，第一，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5]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一是党成为执政党，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如何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二是成为建设党，一方面繁重的建设任务要求党不断提高本领，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和各种诱惑，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严重挑战。 第二，党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和危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容易滋生理想信念动摇，组织纪律松弛，风气变坏，贪污腐化等问题。是否从严治党，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第三，从严治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看，从严治党是不能企图在短时间内解决的。这是因为，影响从严治党的条件、环境和土壤不可能在短时间得到改变。所以，习近平要求我们充分认识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保持高压态势，但仍然有人顶风违纪。如原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经组织调查，十八大以后收的购物卡就多达173张，占其收受购物卡总额近四分之一；收受商人、官员贿赂200余万元，占其受贿总额的12.1%。[6]另外，在正风肃纪取得明显成效，腐败现象受到有效遏制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为官不易”的说法和“为官不为”的现象。说明从严治党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长期坚持。 与此同时，党的建设又出现一些新的动向。首先是“潜规则”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上的这段顺口溜：“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就是潜规则的表现。在这种状况下，一些人就热衷于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搞门客、门宦、门附，搞“圈子文化”、“山头主义”。 其次，潜规则的流行，毒化了党风、社会风气，助长了腐败行为。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干部蜕变为“两面人”，“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7]出现了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官商勾结和上下勾连交织。 再次，组织纪律松弛。组织纪律与风气和腐败相互联系和影响，成为党的一大忧患。比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目无组织纪律，各自为政，内耗严重等等。对此，习近平概括了“七个有之”：“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8]都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 最后，破坏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良好的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应该是为政者具有理想，坚定信念，心系百姓，严于律己，慎独慎微，心存敬畏；应该是德才兼备者得到重用，造福于民者得到称颂。在这样的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下，好人成为榜样，一般人就会学好，坏人没有市场，甚至也要学好。 因此，从严治党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和迫切。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序幕。为什么全面从严治党要从转变作风入手？这是因为，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外在表现，换句话说，作风的本质就是党性。一方面，党的作风直接而深刻地反映了党的主张和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也首先通过党的作风来了解和认识党，来决定是否支持和拥护党，跟党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领导人民群众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和巨大成就，重要的原因就是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曾经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三大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但是，执政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逐渐滋长了一些不良的作风。这些不良作风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望，破坏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所以，习近平指出：“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9] 因此，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点，首先集中在作风建设。从八项规定到六项禁令，从反“四风”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些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上。抓住要害、以点带面、集中发力、持续用劲，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转变作风。特别是小处着手，细节发力，从超标超配公车、超标办公用房、多占住房，公款送礼，到会所、培训中心，“裸官”、“走读”、“吃空饷”、“收红包”及购物卡，以及天价培训、企业兼职，迎来送往、铺张浪费、吃拿卡要、庸懒散拖等“小事”和具体问题抓起，使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在作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重拳反腐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个着力点。各种民意测验均表明，腐败是人民群众最为反感的现象。腐败腐蚀党的肌体，丧失民心，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无例外、无死角、无空当，没有“铁帽子王”，绝不封顶设限。而且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十八大以来，截至2015年3月31日，被查处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共计100人，其中包括曾任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和30名军队高级干部，这些是前所未有的，表明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坚强决心。 全面从严治党的再一个着力点是严明党的纪律，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八大就引人注目地把“严明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作为党的建设“八项要求”之一，此后，习近平不断强调党的纪律和规矩。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他把党的纪律和规矩分为“党章”、“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国家法律”和“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四个层次，强调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等等。严明党的纪律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根据。 全面从严治党还有一个着力点是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0]那些作风上出问题，甚至贪污腐化的人，根子上是理想信念丧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所以，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习近平强调对信仰的重视不仅要体现在思想教育上，要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更要体现在组织行为上，要清除不合格党员。强调在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上，既不能“庸俗化”，也不能“神秘化”，而是要“具体化”，落实到勤奋工作、廉洁奉公、遵规守矩，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的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体现了思想上的从严治党。 在思想建党的同时，习近平强调了制度治党的重要性。十八大以来党的制度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提出要在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特别明确要制定和修订一批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方面的党内法规。 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的系统工程逐步深入展开。 四、全面从严治党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意义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且初步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理论观点。它不是简单地在党的历史上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基础上增加了“全面”二字，而是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借鉴其他国家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从新的形势任务和党的自身状况出发，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新探索，是再一次“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的长度——党的建设的新常态。在十八大以后抓作风转变之初，一些人认为不过是一阵风，吹过就完了。但到了今天，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认认真真管，实实在在严，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这是因为，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还没有完全遏制，滋生的土壤没有彻底铲除，新的体制机制没有建立完善，良好的风气没有培育起来。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充分认识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复杂性，提出重新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和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这些，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除了各种客观原因以外，在主观上，重新坚定理想信念也将是十分艰巨的，有的党员干部没有心存敬畏，罔顾规律、法律和人民意志；不能行有所止，为贪欲所惑，丧失道德、廉耻。这更是一个长期的和艰苦的过程。 所以，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新常态。全面从严治党将永远在路上，没有休止符，只有进行时。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二，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邓小平说过：“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11]是因为我们党有很好的作风，人民群众信任党，与党不离不弃。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集中在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首先是因为在这些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望，转变作风和惩治腐败，最能够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的建设的成果。而且，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如果反弹了，不仅党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而且会失信于民，丧失民心，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十八大以来的两年多时间，由于保持高压态势，坚持正风肃纪，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已经让人民群众开始重树对党的信心。据国家统计局在21个省区市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87.3％的群众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以往相比有好转，77.1％的群众认为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有力度。[12]中国社科院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2012年民众对反腐败表示有信心的是60%，2014年这个比例达到75.8%，两年时间提高15.8个百分点。[13] 第三，从严治党的尺度——党的纪律和规矩。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4]共产党靠什么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就是靠坚强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党的组织不仅包括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组织原则，而且包括纪律和规矩。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执政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和严明的纪律和规矩，虽然在实践中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但首先是严格执行。比如，1949年进城前夕，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立下“六条规矩”：“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1953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这六条规矩。这六条规矩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总之，全面从严治党也是依规治党，纪律和规矩既是从严治党的内容，也是从严治党的根据和尺度。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把规矩意识树立起来，把组织观念强化起来。以纪律和规矩为尺度，既要克服自由散漫、各行其是、圈子文化、为所欲为等现象，这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工作重点；也要警惕侵犯党员的权利，破坏民主集中制，搞层层加码，追求表面上“严”的现象，这也是违反党章和纪律规矩的。 第四，全面从严治党的广度——覆盖党的建设各方面。从严必须全面，全面才能从严。全面不仅是形式上的从严，更是内容的从严；不仅是组织纪律和制度等刚性的从严，还是思想观念等柔性的从严。党的建设五位一体，思想建设是根本，从严治党首先是思想上要严，把好这个总开关，避免思想滑坡、理想信念丧失。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是关键，使党的肌体更健康，同时取信于民，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衷心拥护。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是保证，党的组织团结统一，队伍坚强有力，制度科学完善，党的执政能力就能够得到增强。 所以，全面从严治党是五位一体的全面，也是五位一体的从严，党的建设方方面面都严起来，都健康和健全起来，党就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五，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度——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治本主要表现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思想建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今天，思想建党的主要要求就是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问题解决了，在各种考验和诱惑面前，才有“定海神针”，不为所动。理想信念坚定了，就能够始终对党忠诚，自觉践行崇高信仰。例如，原财政部长吴波早年参加北伐，1939年离开国民党阵营到延安，他是在不断追求中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年迈以后，他在遗嘱中写道：“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决定将财政部分配给他的两套住房，在他和老伴过世后，归还财政部。后来，他又专门致信财政部长项怀诚，要求按遗嘱办理后事。[15]对此，没有理想信念的人，是难以理解的。 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一刚一柔，都是治本之策。制度治党使党的建设具有规范性、稳定性、长期性，从而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在制度治党上，习近平专门论述了要加强制度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严格遵守，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要提高制度的严密性与科学性，既要有实体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既要明确规定应该怎么办，又要明确规定违反规定怎么处理，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要增强的操作性与实践性，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注重实体性规范和保障性规范的结合和配套；特别是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等等。 第六，全面从严治党的效度——取信于民，赢得民心。全面从严治党，归根到底要落脚到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上，这不仅是党的力量的源泉，而且是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思想上从严，就是让人民群众看到党的先进性的思想理论根基；组织上从严，就是让人民群众认识到党的战斗力之所在；作风上从严，就是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本质；制度上从严，就是让人民群众获取到党坚持科学规范、公正严明的信心；反腐倡廉上从严，就是让人民群众体会到党绝不容忍腐败的坚强决心。最终，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 因此，全面从严治党要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和反映强烈的问题，坚持言必信、行必果，以扎扎实实的成效取信于民，赢得民心。以人民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作为衡量全面从严治党效果的根本标准。标签：党建论文; 从严治党论文; 党的政治纪律论文; 党的纪律论文; 党的组织纪律论文; 政治论文; 坚定理想信念论文; 反腐倡廉论文; 习近平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