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视角下的中学生良心 ：内涵 、结构及测量
黄大炜 王张君 刘 莉 程生风 韩 华 曾练平
(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贵阳 550001)
摘 要 此次研究首先通过文献研究的方式，确定了良心的定义及结构。良心包括五个维度，分别是恻隐心、羞耻心、厌恶心、敬让心及是非心。以演绎法为主，归纳法为辅，在贵州、江苏选取两所初中，两所高中，发放开放式问卷211份，完成良心原始题库编制。选取初一年级43人进行通俗度检验后，在贵州省内选取初、高中各一所，回收问卷331 份。通过项目分析(题总相关，鉴别度，因素解释率)与结构分析(平行分析，最小平均偏相关，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初步确定了29个题项，五个维度的正式良心问卷。随后在贵州、江苏、安徽回收数据613份，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检验良心问卷信度，采用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基于SEM的聚敛与区分效度及效标关联效度来检验良心问卷效度。结果发现：中学生良心问卷信效度良好，可以作为中学生良心特质水平的测量工具。
关键词 良心；中学生；项目分析；信度；效度
1 问题提出
从世界的层面来看，道德危机是普遍且客观存在的，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自然也无法幸免(戚万学, 唐爱民, 2016)。在社会快速转型、多元文化及西方价值观的不断渗入的新环境下，中国青少年的道德出现危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开展青少年道德教育以及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现状如何等问题亟待解决(史佳露, 刘济良, 2017)。
研究者认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功利化、知性化、规训化等倾向，导致了当前的德育困境(陈理宣, 尹达, 2018)。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当前的道德教育更多体现了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要求，而结果并不乐观。就在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都束手无策时，德性伦理学重新登上伦理学舞台(方熹, 江畅, 2017)。德性伦理的复归说明了孟子良心思想在当下的重要意义。德性伦理学以好、善、德性作为基本概念；追求德性的修养；强调人存在的状态，而不是人的行为；反对将伦理学看作特定情况下的说明书(高国希, 叶方兴, 2015; 李慧子, 2014)。孟子良心思想与之不谋而合，关注人的存在(思诚者，人之道也)，追求自身德性修养(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另外，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使得心理学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性中积极而美好的事物，注重人自身潜能的开发，追求个体的成长性和向上性(梁爽, 2014)。从孟子良心思想来看，其核心观点就在于“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仁、义、礼、智是人自身所具足的，需要不断的修养扩充。“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在认真修养的基础之上，就会明了人的本性，进而实现人的超越。也即是说，孟子的良心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积极心理学意义(张云龙, 李沫, 2016)。从中国文化背景出发，良心一直是中国人在道德评价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属于中国道德文化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汪凤炎, 郑红, 2011)。文化心理学认为，心理现象与个体文化背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汪凤炎, 2017)。良心最早由孟子所提，随后一直沿用至今。即使是现代社会的中国人，仍然可以从许多言行中发现其影响(徐玲, 2016)。即，孟子良心已经成为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文化图式，它必然对中国人的道德心理产生特定的影响(李玮, 王振东, 蔡宝鸿, 杨晓峰, 申荷永, 2017)。
总的来说，无论是从伦理学还是心理学的角度，良心思想都显示出了它自身强大的生命力。更为重要的是，良心思想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更容易被中国学生所接受。深刻理解孟子良心思想，正确认识良心概念，有效地开展心理学视角下的良心研究，对开展中学生道德教育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就国内外研究而言，国外有关良心的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内疚，羞耻两个方面，与孟子良心思想出入较大，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被试群体(邱小艳, 燕良轼, 2016)。国内研究者李霞等人(2010)编制的良心问卷中，其下属维度为道德认知、道德意志、道德情感、道德行为，将良心直接等同于道德，该做法可能有失偏颇。邱小艳(2016)的研究较为全面，但也没有完全从孟子良心结构出发，而是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直接从中学生群体意识中挖掘良心结构，其研究结果与孟子原本良心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揭示孟子良心结构的存在，此次研究完全从孟子良心思想出发，分析良心思想的心理学意义，编制中学生良心问卷，同时对其信效度进行探究。
2 良心的理论基础
良心最早见《孟子·告子上》，“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此处，孟子以牛山之木为比喻，对前文“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进行了说明，即良心本性，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杨泽波, 2000)。结合上下语境，良心在此处应是指代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恭敬)之心及是非之心，至此，良心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构。但是，很多研究者认为羞恶之心是两个概念合在一起的，虽然孟子原文并未见明文论之(陈乔见, 2016)。中外研究者较为认同朱熹对孟子思想的阐述，“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即：羞，是指对于自己做了不道德的事感到愧疚；恶，是指对别人作出不道德的事感到厌恶(陈乔见, 2016; 戴兆国, 耿芳朝, 2016; 罗诗钿, 2010; Yearley, 1990)。即是说，羞恶之心其实是羞耻之心与厌恶之心合在一起组成的，孟子四心即是由五个因子构成的一个概念。
而良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字面意思而言，焦循及朱熹认为良心就是“好心、善心”的意思(焦循, 2017; 朱熹, 1983)。许多研究者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对良心一词进行了研究，大都认同“良”与“心”连用时，“良”一词是表示价值判断意义的，即“好”，“善”(唐代兴, 2015; 汪凤炎, 郑红, 2011)。展开来说，良心一词中的“良”更多的是形容词义，修饰“心”字，“良心”的本质意义还要回到孟子语境中去解释(徐复观, 2014; 杨泽波, 2000)。从《孟子》原文可知，“良心”指代的是上文中的四心，那么其本质也应该从四心的角度来分析。
2.1 恻隐心的心理学基础
恻隐之心，源自《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先是以“不忍人之心”开始论述，进而由“孺子将入于井”这一例子，自然地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不忍人之心”最先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有人牵着牛去行祭，齐宣王看到牛瑟瑟发抖的样子觉得很可怜，让那人用羊把牛换掉。孟子把这件事说给齐宣王听，他认为齐宣王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也即是说，这里的“不忍心”体现了一种对动物痛苦情绪的感觉。在恻隐之心的例子中，孟子设想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小孩就要掉落到井里面去了，但凡看见这一幕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产生恻隐之心。在这个例子中，孟子强调了一种对他人遭遇不幸所产生的自我情感体验，它是切身体会到痛苦的一种感受。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共情是指对他人情感或状态产生间接体验并理解的能力(李玮,王振东, 蔡宝鸿, 杨晓峰, 申荷永, 2017)，这一概念定义与恻隐之心的定义相符(竭婧, 庄梦迪, 罗品超, 郑希付, 2017; 潘彦谷, 刘衍玲, 冉光明, 雷浩, 马建苓, 滕召军, 2013)。
人类共情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共情对人类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能力之一。高共情个体会偏向做出更多亲社会行为，对他人的情绪理解也更强，社会适应性更强(颜志强, 苏彦捷, 2017)。共情使得人与人之间构建起情感和信息传递的桥梁，创造出更为积极的社会环境(De Waal, 2012; Keysers & Gazzola, 2014)。从孟子所举例子来看，恻隐之心正是一种基于理解他人状态基础之上做出的，自发且无情绪感染性的共情反应，属于消极共情。综上，此次研究将恻隐心定义为，当个体知觉或者想象他人处于不幸状态下时，所产生的利他性情绪。
2.2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各项指标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术后出血量、月经恢复时间、住院时间显著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血清β-hCG恢复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2 羞耻心的心理学基础
参考历代方家所注，大多认为“羞”在《孟子》原文中为羞耻之义(戴兆国, 耿芳朝, 2016)。如，朱熹曾言：“羞，耻己之不善也”。另外，从羞耻与害羞的意思来看，羞耻是一种典型的道德情感体验，而害羞则是一种难为情的情绪状态，范围更广(陈英敏, 高峰强, 2012)。结合《孟子》原文所述而言，孟子更侧重于道德情感体验。综合而言，羞耻之心是指对于自己做了不道德的事而感到愧疚(陈乔见, 2016; 朱熹, 1983)。
在心理学研究中，与羞耻较为相近的概念是内疚。原因有二：其一，西方文化之下的羞耻，更多的是因为自身能力不足或者是自卑情绪的体现(Ferguson, 2005)，而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羞耻则更为强调其道德意味(高学德, 2013)，也即是说《孟子》书中的“羞”并不等于西方心理学领域中的“shame”。其二，内疚是个体的行为或思想违背了自身遵照的道德准则时所体验到的一种道德情绪(何华容, 丁道群, 2016)，与羞耻之本义较为贴合。综上，此次研究将羞耻之心定义为：在真实或者想象状态下违背自身道德准则，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
2.3 厌恶心的心理学基础
《说文解字》将“恶”，解释为“过也”，即不好，不当的意思，“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广韵》中说，“恶，不善也”，“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还有将之解释为憎恶，厌恶之义，“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单就孟子所述羞恶之心而言，虽然书中未见详述，多数学者认为，其意为对别人做出不道德之事的厌恶感(戴兆国, 耿芳朝, 2016; 朱熹, 1983; Yearley, 1990)。
前人研究认为，厌恶最初源自人类生存繁衍中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属于负面情绪的一种(Davis, Oaten, Occhipinti, Chambers, & Stevenson, 2016; Prokop & Fan
oviová, 2013)。但是，有研究者通过口头报告的方式发现，与厌恶相关的词汇不仅仅有腐烂、肮脏及疾病等，许多道德方面的词汇同样高频出现(如， 乱伦、 背叛及虐待等)(Olatunji & McKay, 2009)。而且Rozin和Singh(1999)发现，如果个体认为吸烟是一件不道德的事(危害别人健康)，那么他也会对吸烟这一行为感到厌恶。因此，许多研究者认为道德厌恶是厌恶的重要形式之一(Amar, Dan, Carmon, & Yang, 2018; Giner-Sorolla, Kupfer, & Sabo, 2018; Hauskeller, 2013)。 Eickmeier, Hoffmann和Banse(2017)通过问卷调查研究证实了道德厌恶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综上，此次研究将厌恶之心定义为：对别人不道德行为所产生的厌恶情绪。
2.4 敬让心的心理学基础
就《孟子》原文而言，辞让之心与恭敬之心分别出于《公孙丑》及《告子》等篇目。戴兆国教授(2016)通过语义分析发现，辞让与恭敬背后的主旨都是“礼”，辞让之心即谦逊礼让的意思，恭敬之心即谦恭有礼的意思。即是说，辞让与恭敬更多的是表达方式的差异，其核心内涵是一致的。只是前者更多强调“让”义，后者更多强调“恭”义(戴兆国, 耿芳朝, 2016)。那么礼的功用是什么呢？《论语》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从这句话可以很明显看出，孔子认为，礼之用，不在于它的流程或形式有多么华丽繁复，而是为了表达内心中的情志(张树业, 2012)。孟子也引用过孔子的话“人而不仁，如礼何？”，人如果没有仁，要礼来做什么呢？因此，礼的本质就孟子四心而言，并非重点，而是在于辞让或恭敬，与恻隐之心是一脉相承的(冯兵, 2010)，是属于情志的一种表达方式。
但是，情绪的表达方式有很多，孟子强调通过礼的方式表达有什么意义呢？就前文而言，恻隐、羞耻及道德厌恶都是属于情绪性因素。国内研究者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情绪理论加以比较发现，有两个要点是一致的(傅小兰, 2015)：(1)情绪是一种心理状态的集合体，主要包括生理唤醒、外部表现及主观体验；(2)情绪是任何人类心理模型的关键特征之一。从生理唤醒的角度来说，持久或者过度的情绪反应会加速机体能量消耗，使自主神经系统产生持久而严重的改变，甚至会造成相应的器官病变，如心肌梗塞(O’Cleirigh & Safren, 2008)。因此放肆的情绪表达，对自身是一种不利的行为。此外，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人类在社会交往中的情绪表达也需要顾及别人的感受，进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与制约。由此，礼被提了出来，正如孔子所述“发乎情，止乎礼”。
综上，情绪心理学的研究说明了情绪控制的必要性，进而说明了以礼抒情的必要性。为了适合研究需要，将敬让心定义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恭敬、谦让的态度。
2.5 是非心的心理学基础
《孟子》原文对是非之心没有太多详细的说明，历代注释也少有细论，这可能是因为“是非”一词在古代汉语中较为常见(戴兆国, 耿芳朝, 2016)。“是非”一词从语法结构上分析，是并列结构。古代汉语用义有三种：一指对和错。如《荀子》所言：“天下不以是为隆正也，然而犹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韩非子》有云：“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二是指评论好坏。如《史记》所书：“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三是指口舌议论。如《庄子》载：“摇唇鼓舌，擅生是非。”此外，在先秦文献中，“是非”多取“对”“错”之义。如《荀子》：“是非不乱，则国家治。”《礼记》有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综上，“是非”在《孟子》文中应表正确和错误之义。因此，“是非之心”的原意当为对人、事、物的正确与否的体认和分辨，对善恶、美丑等的价值判断是其引申义。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非之心所对应的正是道德判断这一概念。认知心理学家Piaget及Kohlberg均认为，道德判断是一系列道德推理过程之后的结果，因而也被称为理性道德心理学(叶红燕, 张凤华, 2015; 俞国良, 郑璞, 2013)。是非之心的意义较为复杂，这是由道德判断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情绪在道德判断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江伟, 路红, 刘毅, 彭坚, 2015)。研究发现，特质厌恶启动下的个体，更容易将嫌犯直接判断为犯罪分子，并施以严刑(Wanglee, 2013)。反之，道德判断会促进个体道德情绪的产生。如：当个体意识到自己或者他人做出不道德行为时，自然就会产生相应的内疚或者厌恶情绪，意识到不道德行为这一过程已经包含了道德判断(傅小兰, 2015)。至此，道德判断的意义也就清晰了：使个体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减少不道德行为的发生。综上，将是非心定义为个体对道德行为的认同感。
3 良心的定义
综合前文所述，良心包括五个方面，包括恻隐心、羞耻心、厌恶心、敬让心及是非心。恻隐心是指当个体知觉或者想象他人处于不幸状态下时，所产生的利他性情绪；羞耻心是指在真实或者想象状态下违背自身道德准则，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厌恶心是指对别人不道德行为所产生的厌恶情绪；敬让心是指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接受与认识，具体表现为与人交往过程中展现出的恭敬、谦让，这代表了个体的社会化程度；是非心是指个体对良心的内化建构，体现了个体对良心的自我认同。这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恻隐心、羞耻心及厌恶心是良心的情感基础。恻隐心可以看作个体道德启动的情感刺激，羞耻心和厌恶心监督个体实际道德行为的产生。在恻隐心的启动下，没有做出道德行为的羞耻感会促使个体产生积极的认知重评，进而使得下一次的道德行为发生机率增大。而厌恶心则体现了一种对外的监督，某种程度上构建了一种道德行为产生的外部条件。辞让之心代表了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接受程度，体现了个体良心的社会化。最后是非心，是个体对情绪性良心的补充，也是理性良心的体现。总的来说，五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整体。良心，以人的情感天性为本质，社会建构为基础，统一于个体的道德判断。
4 中学生良心问卷初测题目编制
此次研究已经有了较为确定的理论构想，因此以演绎法为主，归纳法为辅的方式编写问卷条目。从《孟子》原文来看，对于良心及其维度并未有详细论述，正如文章综述部分所言，结合后人对孟子思想的研究来看，多数人从语义分析与文本分析的角度对之进行了一定的阐述。综合分析之后，从心理学角度确定了良心的五因子结构及其内涵。
恻隐心对应为心理学研究中的共情概念，共情子问卷的初测题项除了结合共情概念的涵义以外，还参考了前人编制的相关问卷。如从詹志禹(1987)修订的同理心量表，借鉴了其中的“对那些比我不幸的人，我经常有心软和关怀的感觉”，“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当软心肠的人”等条目。羞耻心对应为心理学中内疚的概念，羞耻心子问卷同样参考了胡金生(2008)修订的内疚量表。厌恶心对应为心理学领域中的道德厌恶概念，鉴于孟子将羞耻与厌恶视为对应的概念，因而其问卷形式同样参考了羞耻子问卷。敬让心在心理学研究中并未发现较为贴切的概念，因此结合前人论述，从尊敬、谦让等角度编写题项。是非心在心理学研究中，对应的是道德判断这一概念。因此，此次研究主要从知错就改，明了是非的角度来编写是非心子问卷的题项。
在贵州、江苏选取两所初中，两所高中，发放开放式问卷211份。初一 52 份，初二 55 份，高一 50 份，高二54 份。删除无效作答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96份，有效率92.89%。运用内容分析法，编码出与前文理论相符的关键词句，组织形成初测条目。原始题库生成之后，参考专家意见，修订删除，最终形成包括五个维度，75个题项的中学生良心初测问卷。第一个维度是恻隐心，包括11个题项，六点计分(完全不赞同～完全赞同)，具体项目如：看到有人受伤时,我很不忍；第二个维度是羞耻心，包括17个题项，六点计分(极度内疚～极度不内疚)，具体项目如：当我不遵守承诺时，我会感到……；第三个维度是敬让心，包括13个题项，六点计分(完全不赞同～完全赞同)，具体项目如：进门时，我会让别人先进；第四个维度是是非心，包括17个题项，六点计分(完全不赞同～完全赞同)，具体项目如：如果冤枉了别人，我会诚恳请求原谅。第五个维度厌恶心，包括17个题项，六点计分(极度厌恶～极度不厌恶)，具体项目如：当别人说其他人坏话时，我会感到……为了保证题项均能被理解，选取贵州地区某中学初一某班级学生43名，对75个初测题项进行阅读，发现个别学生对2、8、51 题有疑问。之后，对此三个题项进行修改，方便选取五名初一学生进行访谈，均表示能够良好理解修改后题项。
5 初测问卷分析
5.1 研究对象
样本一(初测样本)：在贵州省内选取初，高中各一所发放初始问卷 350份，由班主任在自习课上统一施测，回收问卷331 份。经整理，共录入有效问卷 304 份，有效率为 86.86%。其中，男生 195 人，女生 107 人，2 人性别变量缺失；七年级39人，八年级46人，九年级41人，高一 50人，高二 70人，高三 58人。
5.2 研究方法
在此次研究中，采用SPSS 22.0对 304 个有效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包括题总相关，鉴别度分析，因素负荷量分析)；R 3.4.1的项目包paramap1.5完成平行分析(Parallel Analysis，PA)，最小平均偏相关分析(Mini-mum Average Partial，MAP)；Mplus 7.4完成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SEM)分析及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研究的事后统计功效检验；GPower3.1.9.2完成独立样本t 检验和皮尔逊相关的事后统计功效检验。
5.3 项目分析
5.3.1 项目分析
在数据分析之前，采用序列平均值的方法处理缺失值，随后采用题目总分相关法、极端组检验法及因素负荷量判断法对304份有效问卷进行项目分析。
结果显示，在题目与总分的相关分析中，2、10、13、16、35、41、43七个题项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40，应予以删除；在校正后的题总相关中，2、10、13、15、16、35、36、37、38、41、43、44十二个题项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40，应予以删除(邱皓政, 2013)。鉴别指数显示，仅第2题项鉴别指数为3.14，未达到建议水平，应予以删除(邱皓政, 2013)。就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FA)而言，多数专家认为，因子负荷量在0.71以上为优秀项目(因素解释率约为50%)，考虑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此标准较难达到，所以也有研究者认为因子负荷达到0.40以上就可以(因素解释率为16%)(罗胜强, 2014; 邱皓政, 2013; 王孟成, 2014; Geiser, 2013; Wang & Wang, 2012)。综合考虑，此次研究选取0.45为因子负荷标准(因素解释率约为20%)。在SPSS中进行EFA，分析方法为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MLE)，固定抽取一个因子。结果显示，KMO =0.88,p <0.001,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杨强, 叶宝娟, 温忠麟, 2014)。共计26个题项未达到0.45的标准，应予以删除。
厌氧批次实验的接种污泥来自于半连续实验反应器，半连续实验用于普通小球藻厌氧消化的实验研究。对于半连续实验，其接种污泥来自于实验室稳定运行的中温厌氧反应器，此中温厌氧反应器用于市政污泥的厌氧消化研究。
经综合考虑之后，共计24个题项予以删除，余下51个。
5.3.2 样本量分析
样本量直接关系着数据分析的统计检验力，决定了研究质量的高低。一般认为，统计功效在0.8以上，说明对应的样本量能够得出较为准确的参数估计(王孟成, 2014)。
虽然这部《神奇动物在哪里》上映时间晚于《哈利·波特》系列，但是故事设定的背景却早于小魔法师哈利·波特。《神奇动物在哪里》的主角纽特·斯卡曼德是《哈利·波特》中的传奇人物。他创作的神奇动物的研究专著是霍格沃茨的教材。电影的故事便是从纽特为了寻找写作灵感，来到美国纽约后展开的。
(1)鉴别指数统计检验力结果显示，两组样本为304*27%=82；显著性水平选取 0.05；鉴于区分度检验中，高低组间差异较大，效应量值选取0.50的水平。GPower结果显示，统计检验力为 0.89，超出了0.80的水平，说明该样本量下的参数估计较为稳健，区分度检验结果较为可靠。
(2)题总相关统计检验力结果显示，样本量为304；显著性水平选取 0.05；鉴于题总相关需达到 0.4，相关的效应量使用Fisher转换后的q 值选取 0.5的水平。GPower结果显示，统计检验力为 0.99，超出了 0.8的水平，说明该样本量下的参数估计非常稳健，题总相关检验结果非常可靠。
(3)因素分析的统计检验力研究结果
在模拟研究中，确定样本量为304；设定随机复制样本总数为1000；各条目的因子负荷设定为0.45，种子数为默认数值。
表1 因素分析的蒙特卡洛模拟分析拟合结果
由表1可知，AIC 、BIC 、RMSEA 和SRMR 的期望值与实际观测值差异很小，说明模拟模型质量较好(Wang & Wang, 2012)。模型结果显示，各因子负荷的95%覆盖率都在0.93之上，统计功效都达到了1。为了模型估计的稳定性，设置种子数值为5210和27480，其他条件不变，再次进行模拟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说明该样本量下的因素分析能够得出较为稳定因素负荷估计(Wang & Wang, 2012)。
第二个因子包括18、19、20、21、22、23、24、25、26、28共计十个题项，第18题(当我胡乱动其他人东西时)与第22题(当我说其他人坏话时)与其他题项的含义相差较远，考虑予以删除。最后保留19、20、21、23、24、25、26、28八个题项，所有题项，均体现了违背自身道德感而自我惩罚的心理，因而命名为羞耻心。
ofo后又通过抵押动产（单车）的方式获得阿里17.7亿元贷款。“这是个折中方案，阿里给了一些现金救急，借款不需要滴滴签字。但这需要签对赌协议，ofo需要在一年内盈利1000万元。”Raven说，从目前的情况看，这几乎不可能。
6.1.4 重测信度
由表4可知，各因子间相关系数在0.35～0.50之间，为中等程度相关，各因子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63～0.81之间，均属于高相关，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较好。
(1)平行分析和最小平均偏相关检验
6.1.2 研究方法
PA结果显示，在第5个因子后，第6个因子的原始特征值1.51明显低于95%水平的随机特征值1.62，说明保留5个因子较为恰当；最小平均偏相关检验发现，在抽取到第5个因子时，平方和降到最低0.00954，之后开始上升，四次方和值在第7个因子时降到最低0.00029。综合而言，此次研究的数据保留5个因子较为合适，详情见表2。
表2 平行分析及最小平均偏相关检验(N =304)
结合上述分析结果，确定因子数后，进入下一步分析。就以往研究而言，多数研究者在这一步都是通过EFA来确定各因子所属题项(韩会芳, 2016; 卢聪, 2016; 杨晓晓, 2016)。但就当前研究而言，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为这一阶段的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
(2)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
许多研究显示，EFA所得的因子结构很多时候在CFA上很难得到支持(麦玉娇, 温忠麟, 2013; 王孟成, 2014; Marsh, Liem, Martin, Morin, & Nagengast, 2011; Asparouhov & Muthén, 2009)。此外，EFA无法提供模型拟合指数，也就谈不上模型比较了(麦玉娇, 温忠麟, 2013)。ESEM在CFA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因子旋转的功能，能够计算出每个题项在所有因子上的负荷量，从而实现了CFA与EFA的整合，弥补了上述缺点。在评价指标上，目前ESEM仍然沿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的模型拟合标准(王孟成, 2014)。
指定因子数量为5，使用Mplus7.4运行ESEM，结果显示：AIC =42959.81,BIC =44249.62, χ2(2245.20)/df (1030)=2.18,CFI =0.81,TLI =0.77,RMSEA =0.06(90%CI =[0.06, 0.07]), SRMR =0.04。照前文所述，以0.45作为因子负荷的临界值，因子负荷大于0.45的题项予以保留。从结果来看，因子结构较为清晰，不存在交叉负荷，符合理论构想，保留题项共计37个。
第一个因子包括，1、3、4、5、8、9共计六个题项，但第4题(对那些比我不幸的人，我经常有心软和关怀的感觉)与第5题(看到别人无助的样子，我很想去帮助他)意思较为相近，综合考虑删除第4题。最后保留1、3、5、8、9五个题项，所有题项，均体现了对他人的同情心理，因而命名为恻隐心。
5.3.3 结构分析
学校与有关医院合作，组建由双方负责人、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有关专家组成的校院合作工作指导委员会，全面统筹、规划和协调校院合作工作，研究确立校院合作指导思想、工作机制和方向。校院合作工作指导委员会下设校院合作办公室，具体负责校院合作事宜，制定各种校院合作计划，形成实施、反馈、总结等一系列科学流程。各系（部）建立专业级校院合作工作机构，专人负责各系（部）校院合作工作。
第三个因子包括60、61、62、65、68、69、71、72、73、74共计十个题项，第61题(当别人捡到东西不主动归还时)与第62题(当别人借东西没归还时)内容存在歧义较难理解， 考虑删除。最后保留60、65、68、69、71、72、73、74八个题项，所有题项，均体现了看见别人作出不道德行为时，个体所产生的厌恶感，故而命名为厌恶心。
此次研究采用SPSS22.0, Mplus7.4从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关联效度三个方面对中学生良心问卷进行效度检验。
必修3统计章节包含抽样方法（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总体分布的估计（频率分布表、频率分布直方图与折线图、茎叶图）、总体特征数的估计（平均数及其估计、方差与标准差）、线性回归方程．选修2-3章节包含独立性检验（统计量）、回归分析（随机误差、线性回归模型、相关系数）．
第五个因子包括54、55、56、58四个题项，均含有道德判断，好善恶恶的态度，故而命名为是非心。
到达阵地后，夏国忠指挥士兵们抓紧时间抢修工事。他让战士们利用地势地形，构筑起一条环山掩体，每隔几米挖一个防空洞，以防鬼子飞机大炮的轰炸。
最后，将余下29个题项再次使用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AIC =23419.34,BIC =24110.70, χ2(401.85)/df (248)=1.62,CFI =0.95,TLI =0.92,RMSEA =0.05(90%CI =[0.03, 0.05]), SRMR =0.03，模型拟合情况较好(Wang & Wang, 2012)。最终形成包括5个因子，29个题项的中学生良心问卷。
6 正式问卷的信效度分析
6.1 信度检验
6.1.1 研究对象
样本二(正式施测样本)：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样，在贵州、安徽、江苏共计4所中学发放正式问卷700份，由教师统一施测，回收问卷665份，回收率 94.31%。经整理后，最终录入有效问卷613份，有效率为87.57%。被试平均年龄16.06±1.65；男生295人，女生314人，4人缺失性别变量；七年级65人，八年级89人，九年级46人，高一91人，高二177人，高三142人，3人缺失班级变量。
当前研究者认为，PA与MAP能够在遵循客观性、简约性与完备性的前提下，抽取能够有效解释观察变量变异因子(刘相英, 2016)。使用余下的51题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数据结果显示，KMO =0.91，bartlet =7453.14，df =1275，p <0.001，表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五阳矿76采区2号专用回风巷北部为正在回采的7607工作面及已经回采完毕的7601、7603、7605等工作面，南部为尚未完全稳定的7605采空区。该巷作为沿空留巷巷道，经历多次强烈采动影响，矿压巨大。工作面的采动会产生较大的水平应力，这是巷道顶底板和两帮发生巨大变形的主要原因。76-2号专用回风巷底板深部(基本底)处于坚硬的岩体之中，两帮煤体强度远低于底板，巷道在采动超前支承应力、较高的水平及垂直原岩应力等多种应力作用下，两帮煤体率先发生破坏，进而导致上覆岩层的重力通过弹塑性区的围岩传递到底板岩层，在由采动产生的水平应力作用下底板向巷道内挤压、凸起，产生破坏，形成底鼓。
Analysis of causes of cracks in a concrete roof of basement
采用 Mplus7.4、SPSS22.0 等软件来分析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
6.1.3 内部一致性信度
中学生良心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2(401.85)/df (248)=1.62,CFI =0.92,TLI =0.91,RMSEA =0.04 (90%CI =[0.04, 0.05]), SRMR =0.04, 数据模型拟合良好，能够满足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使用的前提(吴瑞林, 袁克海, 2012)。作为对比，此次研究还计算了各维度及良心问卷总体的α 系数。
表3 中学生良心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N =613)
注：CR 表示组合信度。
表3结果显示，单个维度的组合信度均在0.71以上，中学生良心问卷总体组合信度为0.93。就α 系数与组合信度的差异而言，单个维度差异较小，总体问卷的α 系数与组合信度差异稍大，低估了0.02个单位。总体而言，中学生良心问卷信度较好。
实际上，智能矿井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生产过程都与地理空间有关，信息化建设必须满足监控实时化、系统集成化、数据海量化、控制协同化和决策在线化的实际需求，很多事故的发生都是多专业、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结合空间信息技术，如何实现大数据技术与复杂系统具体业务的集成应用，从而开发大数据集成分析平台，使之服务于智能矿井安全生产、减人增效、管理升级等方面，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和将要解决的问题。
模型分析部分主要是在项目分析的基础之上，确定问卷因子结构。就理论基础而言，此次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的理论结构，许多研究者建议此时应该直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进行模型评估(邱皓政, 2013; 王孟成, 2014)。但同样有研究者认为，CFA对条目因子负荷的限制过于严苛，会导致因子间相关过高，还会对外部变量的关系产生估计偏误(Asparouhov & Muthén, 2009)。在这些情况下，CFA很难得到较好的模型拟合，所以，研究者常常使用模型修正的手段来提升模型拟合指数，但这一做法遭致了诸多批评(麦玉娇, 温忠麟, 2013; 王孟成, 2014; Wang & Wang, 2012)。其中，最大缺陷在于，它使得CFA成为了探索性的手段，理论驱动变成了数据驱动，违背了结构方程模型从理论出发的初衷(Browne, 2001; Schmitt, 2011; Wang & Wang, 2012)。
以支付宝生成密钥为例，首先根据开发语言选择密钥格式。其次选择密钥长度，一般新建应用使用2048位。利用支付宝提供一键生成一对RSA密钥。再点击“生成密钥”，会自动生成商户应用公钥和应用私钥。如图2所示。
在样本二选取初中一个班，共计45人，重测时间为三周。剔除无效数据3份，回收42份。采用皮尔逊相关法检验此次问卷重测信度。结果显示，良心问卷总体重测信度为 0.81；恻隐心为0.78；羞耻心为 0.70；厌恶心为 0.74；敬让心为 0.74；是非心为 0.71。总体而言，良心子问卷与总问卷的重测信度均达到0.7以上，符合心理测量需要。
6.2 效度检验
6.2.1 研究对象
与样本二相同。
6.2.2 研究方法
第四个因子包括32、33、34、39、42、46、50共计七个题项，其中，第42题(我会认真履行和别人的约定)，第46题(捡到东西，我会主动还给失主)及第50题(我很乐意帮别人寻找丢失的东西)与其他题项意思相差过大，考虑删除。最后保留32、33、34、39四个题项，所有题项均体现了恭敬，礼让的含义，故命名为敬让心。
6.2.3 内容效度
在问卷编制之初，就有相应的专家便于随时咨询。专家团队包括基础心理学博士一名，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八名。能够保证题目内容及维度划分合乎理论结构，确保良心问卷的内容效度。
图书管理员是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的任何发展都离不开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支持，图书管理员日常的基本工作职责就是收集、整理、保存图书馆的书籍资料[9]。医院图书馆为更好的开展继续医学教育，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职业也有了一定的改变，除了以前的单机式归纳整理书籍外，还需要对书籍资料的潜在价值进行开发利用，以便书籍资料能够及时被医务人员阅读、学习。随着当今社会的网络信息技术发达程度不断升高，大量信息充斥网络世界，图书管理员便需要从中收集有用的资料进行整理然后发挥其用途，这也是新时代管理员需要履行的职业责任[10]。
6.2.4 结构效度
此次研究通过因子间测量分数的皮尔逊相关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来验证良心问卷的结构效度。各因子及总分的相关见表4。
表4 中学生良心问卷各因子及总分的相关(N =613)
注：
p <0.05,p <0.01,p <0.001，下同。
综上，结构分析仍然从探索性的角度出发，同时根据理论结构不断调整，以期获得更为准确的数据结构。从理论建构来说，此次研究中的中学生良心问卷包含五个维度，分别是恻隐心、羞耻心、厌恶心、敬让心及是非心。如果EFA的结构与之相符，也能够从侧面论证这一结构的有效性。
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χ 2(401.85)/df (248)=1.62,CFI =0.92,TLI =0.91,RMSEA =0.04 (90%CI =[0.04, 0.05]), SRMR =0.04,AIC =46777.14,BIC =47205.72模型拟合良好，再次证明了中学生良心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五因子模型拟合良好，因子间相关较强，更重要的是五因子从理论上代表了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良心，有鉴于此，此次研究试图建立以五因子为一阶因子，良心为二阶因子的高阶因子模型。结果显示，χ 2(869.69) / df (372)=2.33,CFI =0.92,TLI =0.91,RMSEA =0.04 (90%CI =[0.04, 0.05]), SRMR =0.04,AIC =46774.78,BIC =47181.27。从模型比较来看，二阶因子模型的BIC 较一阶因子模型降低了24.45个单位。一般认为，在模型比较中，ΔBIC 在2以下简约度较弱，2～6为一般，6～10为较强，10以上为超强。24.45属于超强以上，说明二阶因子模型更为适合(Wang & Wang, 2012)。模型图如下：
图1 中学生良心问卷二阶因子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
注：f1为恻隐心，f2为羞耻心，f3为厌恶心，f4为敬让心，f5为是非心，f6为良心。
6.2.5 基于SEM的聚敛与区分效度
1.2.1 问卷与量表：本研究需被试填写自编一般人口学信息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生育史、烟酒史、个人疾病史和精神疾病家族史等。同时选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贝克抑郁量表(BDI)和疲劳评定量表(FAI)对被试的心身状态进行评估。
聚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最初源自Campbell等人(1959)提出的多质多法矩阵(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 MTMM)。使用不同方法测量不同特质，就可以获得一个MTMM。就理论而言，不同方法测量同一个特质所得到的分数，应该是存在较高相关的(聚敛效度)；同一方法测量不同特质所得到的分数，应该是存在较低的相关的(区分效度)(罗胜强, 2014)。随着SEM的发展，Hair等人(2006)认为聚敛效度在SEM中是指，测量同一潜在特质的题项属于同一维度，且同一维度下的题项之间的测验分数存在较高相关。计算方法包括因素负荷量、 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及组合信度系数(邱皓政, 2013)。需要说明的是，组合信度是基于因素分析发展而来的，因素负荷量是决定组合信度大小的关键，也即是说，组合信度高意味着其因素负荷同样高(罗胜强, 2014)，因此，组合信度可以作为聚敛效度的评判标准之一。区分效度在SEM中表现为同一潜在特质下，所属各维度间的特质分数应呈中低相关。计算方法包括相关系数的区间估计法，竞争模型比较法及平均方法抽取量比较法(邱皓政, 2013)。
(1)聚敛效度
a.因素负荷
由表5可知，各题项因子负荷最低值仅为0.51，符合0.5的标准(陈维, 黄程琰, 毛天欣, 罗杰, 张进辅, 2016)。
b. 模型拟合指标、CR 及AVE
由表6可知，各维度的模型拟合良好。依照前人研究结果，良心问卷各维度CR >0.70,AVE >0.39，符合要求(陈维, 黄程琰, 毛天欣, 罗杰, 张进辅, 2016)。
综上而言，中学生良心问卷的聚敛效度达到了可接受水平。
表5 中学生良心问卷各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负荷
注：a为恻隐心的对应题项，b为羞耻心的对应题项，d为敬让心的对应题项，e为是非心的对应题项，g为厌恶心的对应题项。
表6 中学生良心问卷各维度的模型拟合指标、CR 及AVE
表7 中学生良心问卷各题项的区分效度检验
注：a为恻隐心，b为羞耻心，d为敬让心，e为是非心，g为厌恶心。r 为潜变量相关系数，aveVE为两维度的平均AVE值。
(2)区分效度
由表7可知，各维度间相关系数的95%偏差校正置信区间均不包含1，两两维度的平均AVE 均大于维度间相关系数的平方，模型比较发现CFI 与TLI 的差异量均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中学生良心问卷的区分效度较好(邱皓政, 2013)。
6.2.6 效标关联效度
感恩是指个体意识到他人给予的恩惠，从而产生正性反馈的一种稳定倾向(蒲清平, 徐爽, 2011)。就良心与感恩的关系而言，有研究者从理论层面分析，感恩行为的表现受到良心的驱使(冯开甫, 刘利才, 2014)，也有研究者从实证研究出发，认为感恩就是良心结构下的一个部分(邱小艳, 燕良轼, 2016)。此外，国内多数研究者认为，感恩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大体包括知恩——感恩——报恩三个阶段，而且这三个阶段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蒲清平, 徐爽, 2011; 魏晓华, 2008)。从这感恩过程论来说，知恩阶段无疑是与良心有着极大关系的。概言之，良心与感恩应该存在正相关。
道德脱离最早源自Bandura教授(1986)对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他认为道德脱离是指个体为了减少行为后果所产生的责任，会对之前行为进行重新定义，从而实现痛苦或者焦虑减轻的一种认知倾向。许多研究发现，道德脱离能够导致个体在行为决策方面更多地倾向不道德方面，使得其道德调节功能减弱甚至失效(陈银飞, 2013; 杨继平, 王兴超, 高玲, 2015)。而作为道德指示器的良心，应该与道德脱离呈负相关。
综上，为了检验编制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此次研究以Mccullough等人(2002)编制的感恩特质问卷及卢永兰(2013)修订的道德脱离问卷作为效标变量，使用相关分析的方法进行检验。具体结果见表8。
表8 信效度及相关分析结果(N =613)
从表8可知，良心与道德脱离的相关为-0.26， 与感恩的相关为0.51，符合前人研究，表明中学生良心问卷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
7 讨论
此次研究首先通过通俗度检验保证了题目的难度与研究对象相符，即中学生能够很好地理解题项内容，保证难度不会影响中学生的回答效果进而对良心特质的测量产生偏误。其次，从题目与总分的相关、极端组比较及因素解释率三个方面来对原始题库进行了初步筛查，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筛选出了不符合理论构想的题项，综合考虑后删去了部分原始题项。
在结构分析的阶段，仍然从探索性阶段出发，运用了最小平均偏相关以及平行分析来确定因子数，就结果而言，从数理统计分析的角度初步证实了原先的理论构想——五个因子数(恻隐心、羞耻心，厌恶心、敬让心及是非心)。以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再次分析余下项目。删去因子负荷低于0.45的题项，结果不存在交叉负荷项目且因子结构清晰，证实了理论构想。最后，通过文本分析将一些相似度过高或者与主旨有偏的题项再次删去，余下29个题项能够很明了地归属于不同维度。
为了确定项目分析的稳定性，此次研究使用了Gpower与Mplus对样本量进行了事后统计功效检验，结果发现，在对应的效应量和样本量下，能够得到较为稳健的参数估计。使用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很好，初测分析就此完结。
信度，是真分数在测验分数中的比例，良好的信度是保证测验可靠性、稳定性及一致性的前提(邱皓政, 2013)。在信度研究方面，主要从内部一致性信度与重测信度两个方面来对中学生良心问卷的信度进行评估。鉴于克伦巴赫α 系数在评估同属测量模型时并不合适，此次研究参照罗胜强教授(2014)的建议，计算了总问卷与各子问卷的组合信度，同时为了便于比较，也对克伦巴赫α 系数的计算结果予以呈现，结果显示无论是克伦巴赫α 系数还是组合信度，总问卷与各子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在0.70以上，完全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此外，总问卷的克伦巴赫α 系数低于组合信度系数，也说明了克伦巴赫α 系数在评估同属测量模型时是有缺陷的。
效度，是指测验的正确性，良好的效度说明测验结果能够很好地反映欲测内容的真实特征(邱皓政, 2013)。在效度研究方面，主要从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及效标关联效度三个方面评估中学生良心问卷。内容效度方面，问卷编制之初就完全遵循专家意见编写原始题库；在问卷编制过程中，也随时参考专家意见；简言之，中学生良心问卷从始至终均保证了很好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中，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中学生良心问卷结构拟合良好，各题项因子负荷均在0.50以上，且因子与总分的相关均为高相关，因子间相关为中度相关，说明问卷结构效度较好。运用SEM的方法，对中学生良心问卷的聚敛与区分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问卷的聚敛效度达到了可以接受水平，区分效度较好，再次验证了问卷的结构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分析显示，良心与道德推脱为中度负相关，与感恩为中度正相关，完全符合理论推导，证明了中学生良心问卷的有效性。
8 研究不足与展望
此次研究虽然对孟子的良心思想及其结构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提出了相应的定义。但是，由于孟子思想自身的特殊性(如：历代东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孟子思想的探讨与研究，《孟子》文本语言的特殊性，孟子思想随时间发展的演变轨迹，以及现代中国社会个体对孟子思想的接受程度)，使得此次研究的难度大大增加。最后，只能得出较为初级的研究结果。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以孟子思想为核心，联合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学科和领域的专家学者，更为深入地探讨孟子思想的意义及内涵，在此基础之上编制更为完善的良心特质问卷。其次，此次研究的效度分析部分，仅仅考察了同时性的效标效度。但是，对于一个成熟的问卷而言，将之纳入已有研究的因果关系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从纵向研究甚至实验设计的角度，确认孟子良心特质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
9 结论
(1)良心以人的情感天性为本质，社会道德建构为基础，统一于个体的道德判断。其包括5个维度：恻隐心、羞耻心，厌恶心、敬让心及是非心。
(2)自编中学生良心问卷信效度良好，可用于测量中学生良心特质水平。
参考文献
陈理宣, 尹达 (2018). 新时代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困境和超越. 课程.教材.教法, 38 (4), 4-10.
陈乔见 (2016). 羞恶、义与正当——孟子“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详解及其理论内涵.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6 (2), 136-145.
陈维, 黄程琰, 毛天欣, 罗杰, 张进辅 (2016). 多维测评工具聚敛和区分效度的SEM分析——以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为例.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41 (2), 136-140.
陈银飞 (2013). 道德推脱、旁观者沉默与学术不端. 科学学研究, 31 (12), 1796-1803.
陈英敏, 高峰强 (2012). “羞怯”与“羞耻”之辨析.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7 (4), 140-145.
戴兆国, 耿芳朝 (2016). 《孟子》“四心”义考辨. 河北学刊, 36 (5), 22-26.
冯兵 (2010). 生存智慧、人文理性与中和精神——中国礼乐起源与发展的内在理路. 学术月刊, 54 (2), 56-62.
冯开甫, 刘利才 (2014). 伦理视角下的感恩行为分析. 伦理学研究, 13 (3), 1-4.
方熹, 江畅 (2017). 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争及其影响. 哲学动态, 40 (3), 90-96.
傅小兰 (2015). 情绪心理学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国希, 叶方兴 (2015). 当代德性伦理学:模式与主题. 伦理学研究, 14 (1), 36-44.
高学德 (2013). 羞耻研究:概念、结构及其评定. 心理科学进展, 21 (8), 1450-1456.
韩会芳 (2016). 中学生权力感研究——量表编制及特点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何华容, 丁道群 (2016). 内疚:一种有益的负性情绪. 心理研究, 9 (1), 3-8.
胡金生 (2008). 中文版内疚感问卷的信、效度及调查结果.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6 (2), 236-238.
黄志坚 (2008). 青少年道德养成与对策研究——守护良心:青少年道德养成之根.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7 (5), 1-6.
焦循(2017).孟子正义 . 北京: 中华书局.
竭婧, 庄梦迪, 罗品超, 郑希付 (2017). 神经科学视角下的共情研究热点. 心理科学进展, 25 (11), 1922-1931.
李慧子 (2014). 儒家伦理学对西方伦理学的挑战——评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 社会科学研究, 36 (5), 16-21.
李玮, 王振东, 蔡宝鸿, 杨晓峰, 申荷永 (2017). 儒家文化中的共情观. 心理学探新, 37 (6), 483-488.
李霞, 李文虎 (2010). 《青少年良心评估问卷》的编制. 心理与行为研究, 8 (4), 268-273.
梁爽 (2014). 积极心理学教育:高校的呼唤、优势与基本思路. 学术交流, 30 (2), 221-224.
刘相英 (2016). 最小平均偏相关法和平行分析在主成分分析中的应用. 中国卫生统计, 33 (2), 319-320.
卢聪 (2016). 大学生移动网络社交动机量表编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卢永兰 (2013). 大学生道德推脱、移情和亲社会行为的特点及其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
罗胜强 (2014). 管理学问卷调查研究方法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罗诗钿 (2010). 羞何以能成为人之德性生存方式?——孟子之“羞”的“情—性”架构考察. 学术论坛, 33 (9), 5-9.
麦玉娇, 温忠麟 (2013). 探索性结构方程建模(ESEM):EFA和CFA的整合. 心理科学进展, 21 (5), 934-939.
潘彦谷, 刘衍玲, 冉光明, 雷浩, 马建苓, 滕召军 (2013). 动物和人类的利他本性:共情的进化. 心理科学进展, 21 (7), 1229-1238.
蒲清平, 徐爽 (2011). 感恩心理及行为的认知机制. 学术论坛, 34 (6), 164-167.
戚万学, 唐爱民 (2016). 相对主义道德教育思潮的困惑与澄明. 高等教育研究, 37 (11), 10-16.
邱皓政 (2013). 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邱小艳, 燕良轼 (2016). 青少年良心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 (2), 240-244.
史佳露, 刘济良 (2017). 论新世纪流行歌曲对青少年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及教育对策. 教育研究与实验, 34 (1), 80-84.
唐代兴 (2015). 良心·良知·良能的生成论思考——德性研究的另一视角. 道德与文明, 33 (2), 14-23.
唐江伟, 路红, 刘毅, 彭坚 (2015). 道德直觉决策及其机制探析. 心理科学进展, 23 (10), 1830-1842.
汪凤炎 (2017). 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意义、内涵与方法. 江西社会科学, 38 (9), 5-13.
汪凤炎, 郑红 (2011). 良心新论 建构一种适合解释道德学习迁移现象的理论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王孟成 (2014). 潜变量建模与Mplus应用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魏晓华 (2008). 中国人的报恩心理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
吴瑞林, 袁克海 (2012).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合成信度及其使用问题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27 (12), 14-20.
徐复观 (2014). 中国人性论史 : 先秦篇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徐玲 (2016). 传统儒家良心理论的得失及其当代启示.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5 (3), 5-12.
颜志强, 苏彦捷 (2017). 共情研究主题的变化——来自文献计量学的证据. 心理科学, 54 (3), 699-707.
杨伯峻 (2012). 孟子译注 . 北京: 中华书局.
杨继平, 王兴超, 高玲 (2015). 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 (3), 311-318.
杨强, 叶宝娟, 温忠麟 (2014). 用SPSS软件计算单维测验的合成信度.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2 (3), 496-498.
杨晓晓 (2016). 大学生网络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的编制及相关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杨泽波 (2000). 孟子与中国文化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叶红燕, 张凤华 (2015). 从具身视角看道德判断. 心理科学进展, 23 (8), 1480-1488.
俞国良, 郑璞 (2013). 社会性发展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詹志禹 (1987). 年级, 性别角色, 人情取向与同理心的关系 . 硕士学位论文, 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
张树业 (2012). 礼乐政教的心性论奠基——孟子礼乐论及其思想史效应. 中国哲学史, 21 (3), 64-71.
张云龙, 李沫 (2016). 试论先秦心性哲学的积极心理学之维. 浙江社会科学, 32 (12), 91.
朱熹(1983).四书集注 . 北京: 中华书局.
Amar, M., Ariely, D., Carmon, Z., & Yang, H. (2018). How Counterfeits Infect Genuine Products: The Role of Moral Disgust.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8 (2), 329-343.
Bandura, A. (1986). The explanatory and predictive scope of self-efficacy theory. Journal of Social & Clinical Psychology, 4 (3), 359-373.
Browne, M. W. (2001). An overview of analytic rotation i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36 (1), 111-150.
Campbell, D. T., & Fiske, D. W. (1959).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ation by the 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6 (2), 81-105.
Davis, M., Oaten, M., Occhipinti, S., Chambers, S. K., & Stevenson, R. J. (2016).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motion of disgust as an affective barrier to intention to screen for colorectal cancer.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Care, 26 (4), e12582.
De Waal, F. B. (2012). The antiquity of empathy. Science, 336 (6083), 874.
Eickmeier, K., Hoffmann, L., & Banse, R. (2017). The 5-factor disgust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disgust propens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33 (7), 1-11.
Ferguson, T. J. (2005). Mapping shame and its functions in relationships. Child Maltreatment, 10 (4), 377.
Geiser, C. (2013). Data analysis with mplus .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Giner-Sorolla, R., Kupfer, T., & Sabo, J. (2018). Chapter Five-What Makes Moral Disgust Special? An Integrative Functional Review. In J. M. Olson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57, pp. 223-289): Academic Press.
Hair, J. F., Black, W. C., Babin, B. J., Anderson, R. E., & Tatham, R. L. (2006).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6th ed . New Jersey: Uppersaddle River: Pearson Prentice Hall.
Hauskeller, M. (2013). Moral disgust. Ethical Perspectives, 13 (4), 571-602.
Keysers, C., & Gazzola, V. (2014). Dissociating the ability and propensity for empath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8 (4), 163-166.
Marsh, H. W., Liem, G. A. D., Martin, A. J., Morin, A. J. S., & Nagengast, B. (2011). Methodological measurement fruitfulness of 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SEM): New approaches to key substantive issues in motivation and engagement. Journal of Psychoeducational Assessment, 29 (4), 322-346.
Mccullough, M. E., Emmons, R. A., & Tsang, J. A. (2002). The grateful disposition: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topograp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82 (1), 112.
Asparouhov, T., & Muthén, B. (2009). 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16 (3), 397-438.
O’Cleirigh, C., & Safren, S. (2008). Optimizing the effects of stress management interventions in HIV. Health Psycholog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Division of Health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7 (3), 297.
Prokop, P., & Fanoviová, J. (2013). Self-protection versus disease avoidance: The perceived physical condition is associated with fear of predators in humans. Journal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 (34), 15-23.
Olatunji, B. O., & McKay, D. (2009). Disgust and its disorders: Theory,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implications . Washington, DC, U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ozin, P., & Singh, L. (1999). The moralization of cigarette smo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8 (3), 321-337.
Schmitt, T. A. (2011). Current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Journal of Psychoeducational Assessment, 29 (4), 304-321.
Wang, J., & Wang, X. (201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lications Using Mplus : Wiley Publishing.
Wanglee, S. (2013). The varying influences of positive emotions on consumption motivation.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Research, 9 (2), 211-228.
Yearley, L. H. (1990). Mencius and aquinas: Theories of virtue and conceptions of courage . New York: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附录：
中学生良心正式问卷
问卷说明
第一部分
1-5为恻隐心,无反向计分;
6-9为敬让心,无反向计分;
10-13为是非心,无反向计分;
第二部分
1-8为羞耻心,无反向;
第三部分
1-8为厌恶心,无反向;
总分=第一部分分数之和+第二部分反向分数之和+第三部分反向分数之和。
Liang-xi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ncius Thought :Connotation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HUANG Dawei; WANG Zhangjun; LIU Li; CHENG Shengfeng; HAN Hua; ZENG Lianp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China )
Abstract This study first determined the definition and structure of Mencius’ conscience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It consists of five dimensions, which are Ce-yin、Xiu-chi、Yan-wu、Jing-rang and Shi-fei. Deduotion is the main method and induction is the supplement . Two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two senior high schools are selected in Guizhou and Jiangsu Provinces. 211 open questionnaires are retrieved and the original question bank is completed. 43 students in the first grade were selected for the difficulty test of all the items. After that, one junior high school and one high school were selected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331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item analysi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item and total score, degree of discrimination, factor interpretation rate)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parallel analysis, minimum average partial, 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29 items and five dimensions were initially identified. Subsequently, 613 data were collected in Guizhou, Jiangsu and Anhui.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and the test reliability are use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cale. The validity of the scale was tested by content validity, structural validity, SEM-based convergence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d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iang-xin scale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t can be used as a measurement tool for the level of Liang-xi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Key words : Mencius Liang-x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tem analysis; reliability; validity
分类号 B841.7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2.004
基金项目: 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基金大学生项目(2018dxs23)。
通讯作者: 曾练平， E-mail: zenglianp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