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官、职的分与合——关于制度史的动态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制度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职官之制，史书有“名实混淆，品秩贸乱之弊……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之说。①又云：“唐制，省部寺监之官备员而已，无所职掌，别领内外任使，而省部寺监别设主判官员额。本朝尚循唐制，六部尚书、侍郎与左、右谏议大夫等官，皆空存其名而无其实。”②宋初，其官职因袭唐末五代之制，形成了北宋前期“官、职、差遣分离”常态化的权宜官制格局，也可视为“活”的官制。③ 至神宗元丰间，仿《唐六典》改革官制，结束了宋代前期官制“紊乱”的局面，使职事官之官、职分而又合，即所谓“官复原职”；临时权宜之制、即“活”的制度对《唐令》这一固定制度修补或改进的动态过程方告一段落，以令、式确定的元丰新官制颁布施行。“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④从唐高宗与武则天始置检校官、试官、员外、使职差遣，对原有的官制形成冲击算起，历唐中后期、五代至北宋元丰改制，这一段长达430余年(650-1082)的官制史，正可视为此种“动态过程”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即是对这种动态的制度史进行研究的一次尝试。 一、宋初官与职分离源于唐 已有学者指出：“宋代的官制紊乱，职事官多不负实际职务，只用以叙品阶，实际的职务，多由他官主判。”⑤其特点是官与职分离，严格地说，指职事官与职事分离，另以临时任命之差遣行职事。“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⑥ 如仁宗天圣九年(1031)，“权度支判官、右正言陈执中罢度支判官，谏院供职”。这个诏命颇令人费解，右正言已为谏官，陈执中何需待罢度支判官后，奉新命赴“谏院供职”呢？南宋史家李焘对此有一番解读： 国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职、差遣，离而为三。今之官，裁用以定俸入尔，而不亲职事。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皆须别降敕，许赴谏院供职者，乃曰谏官。⑦这就是说，陈执中差遣为权度支判官，实掌度支职事；右正言名为职事官，却无职事，是空官，但作阶官用，决定其俸禄月二十千。诏罢执中度支判官，是罢其旧差遣；以右正言“官”“赴谏院供职”，为新差遣。此时，陈执中所带“右正言”官衔，既是本官阶，又是差遣。本来很简单的事，右正言就是谏官，因受唐以来官制“紊乱”的影响，变得复杂化了：右正言非别降敕命，不得赴谏院供职。这能说权宜之制更“精致”吗？当然不是，只能说“紊乱”。 “紊乱”不止于此： (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编修中书条例所言：“内外职员人吏遇大礼加恩，并加勋、阶、检校官、宪衔；及军员、诸班、殿直、殿侍，自来加恩，或加功臣、食邑，盖袭唐末弊法，紊乱名分，并乞寝罢。……”⑧北宋前期，遇大礼加恩，文臣不论官、吏，普加勋、阶、检、校官或宪衔；武臣不论官、吏，普加功臣、食邑。因所加皆为虚衔，朝廷不予靳惜，导致滥赏。至于衙前吏，遇大赦恩，有加衔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者，俗称“银、酒、监、武”。到南宋初，有一位衙前吏的后裔不知情，竟凭此大赦恩赐告申请官户，被朝廷驳回，理由是：“元丰五年以前，官制未行时，衙校各带宪衔，止是吏职，不合理为官户”。⑨故编修中书条例所以“盖袭唐末弊法，紊乱名分”，乞请罢去。 北宋前期官制对唐制的继承，当然不会停留在三省六部制，“事实上唐的三省六部组织经五代到宋初，已经完全解体，只剩下形骸……而旁边有全新的其他组织产生”。⑩也就是说，宋初所继承之唐制已是名实不符、是固定制度与“活”的制度并存的“乱制”。诚如司马光所论： 名之宜正者，无若百官。唐初职事官有六省、一台、九寺、三监、十六卫、十率府之属。其外有勋官、散官。勋官以赏战功，散官以褒勤旧。故必折馘执俘，然后赐勋，积资累考，然后进阶。以其不可妄得，故当时人以为荣。 及高宗东封，武后预政，求媚于众，始有泛阶。自是品秩浸讹，朱紫日繁矣。肃宗之后，四方糜沸，兵革不息，财力屈竭，勋官不足以劝武功，府库不足以募战士，遂并职事官通用为赏，不复选材，无所爱吝。将帅出征者，皆给空名告身……于是金帛重而官爵轻矣。或以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其滥如此……流及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之贵，施于军校；衣紫执象之荣，被于胥吏。名器之乱，无此为甚。 大宋受命，承其余弊，方纲纪大基，未遑厘正。(11)司马光简要追溯了自唐以来历五代至宋初，《唐令》官制如何一步步受到冲击，变得面目全非的过程。固定官制受冲击，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唐高宗、武后朝使职、试官差遣开始出现算起，至赵宋之建立，已达三百余年(650-960)，这个官制执行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武后执政至安史之乱前大设试官、员外官；二是中晚唐安史之乱后，财力困竭，用职事官为赏官。(12) 需要指出的是，前后两个阶段变化的性质不同。第一阶段，即唐高宗、武后、玄宗统治时期，出于笼络人才扩大统治基础的目的，需要突破原来固定制度的编制。于是，在正官编制之外增设试官、员外官与使职等，就顺势而生。后果是对原法定官制体系造成冲击，导致滥赏、冗官与冗禄，这是负面影响；但其也有适应行政管理新需求进行调整与补充的一面，如调整编制、增设使者等，所谓“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13)许多使职，最初是从六部内部发展而来，表面上看是剥夺了六部的部分权力，实际是一种官制运行过程中的调整，可以说“六部与使职是一种合作、互补的关系”。(14)亦即固定官制与“活”的权宜官制之间合作与互补的关系。 高宗朝至玄宗开元年间官制执行过程中的变动，其社会背景是唐朝正处于皇权交接、经济发展、阶级结构和边疆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特别是武则天在夺取唐政权后，面对如何保持“贞观之治”后统一和强盛的局面，势必要对制度进行调整与改革。 这一时段官制运行，呈现出三大变化： 其一，在不触动编制的情况下，增设使者，执行特定任务，对皇帝负责，事毕即了。如高宗上元三年(676)，鉴于岭南桂、广、交、黔等州郡地方官，由所在州都督直接奏辟土人首领充职，所选非当，其行政能力跟不上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于是由中央派南选使，负责与所在督府共同选择能称职者注拟，南选使四年一差，为临时差遣： 上元三年八月七日敕：“桂、广、交、黔等州都督府，比来所奏拟土人首领，任官简择，未甚得所。自今以后，宜准旧制，四年一度，差强明清正五品以上官，充使选补，仍令御史同往注拟。其有应任五品以上官者，委使人共所管督府，相知具条景行艺能、政术堪称所职之状，奏闻。”(15)这时委派使者，非夺吏部铨选之权，而是对吏部铨选职事的补充，其目的是为了将岭南地方官的铨选之权，从州都督手中收归中央，使铨选注官符合选择才能之士的要求，以加强统一，防止地方擅权。 又如户部使之设。按唐初官制，户部是通过掌握国家户口和土地以征派赋税、徭役，这是负责国家财政收入的中央机构。然而，自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治本，故不为版籍之书”始，户口大量逃亡，田主换移，至“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16)户部原来所掌握的户籍已名不符实，几成空文，这就直接影响到国家赋税征收，财政出现危机。户部司对此已无能为力。怎么办？开元九年(721)，在户部司之外，始设检括使行户部司之职，专责以征收赋税之使命，绕开户部，对皇帝直接负责： (开元九年春正月丙寅，)监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众，请加检括。 丁亥，制：“州县逃亡户口听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归故乡，各从所欲。过期不首，即加检括，谪徙边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户口及籍外田，所获巧伪甚众……凡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17)又，“天宝中，王鉷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隐课不出，乃按旧籍，除当免者，积三十年，责其租、庸，人苦无告”。(18)户口使之外，又有劝农使、租庸使等，这些临时设置的使职，都是代行户部司征收赋税职事，并非固定的正官，户部司机构与职事并没有废置。 其二，在正员编制之外，扩大编制，或突破编制增设试官、员外官。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文武官定员编制仅643员，官制整齐划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行政管理职能需要不断扩大，加上武则天登基，政治上需要打击反对派势力，扩大统治基础，唐初规定的机构与官员编制，显然已不能满足以上两个方面的需求。于是，首先是贞观初的编制规模被突破，“开元二十五年，刊定职次，著为《格令》”，(19)官员编制已增至唐初20余倍之多： 内外官万八千八十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以降，凡十二万余员……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20)继而是试官、员外官应运而生。试官与员外官非正员官，但享有俸禄： 天授二年，凡举人，无贤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试官以处之。试官盖起于此也。试者，未为正命……太后务收物情，其年二月，十道使举人，并州石艾县令王山耀等六十一人，并授拾遗、补阙。怀州录事参军崔献可等二十四人，并授侍御史。并州录事参军徐昕等二十四人，并授著作郎。魏州内黄县尉崔宜道等二十二人，并授卫佐、校书、御史等。故当时谚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脱校书郎。” (神龙)二年三月，又置员外官二千余人……府库由是减耗也……于是遂有员外、检校、试、摄、判、知之官……皆是诏除，而非正命。逮乎景龙，官纪大紊，复有“斜封无坐处”之诵兴焉!(21) 其三，职事官阶官化。所谓“职事官阶官化”，即职事官与职事分离，散官阶之职能转移到职事官，发挥阶官的功能，称本官阶，此种角色变化，称阶官化。张国刚解释云：“内外使职所带的职事官称，谓之带职……只有使职才有实际职掌，而所带职事官反与实际事务无涉，仅仅是表示其身份地位与迁转阶序的名号，与阶官意义同，故谓之阶官化。”(22)仅举数例： 武周时：凤阁侍郎兼知政事韦承庆 中宗时：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兼修国史、判礼部侍郎事、扶阳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兼赐紫服韦承庆(23) 玄宗开元六年：鄯州都督、陇右诸军节度大使、兼鸿胪卿、摄御史中丞、太原郡公郭知运(24) 玄宗天宝九载(750)：银青光禄大夫、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兼京兆尹、京和市和糴使、长春宫使、勾户口色役使、京畿采访使、京畿关内道黜陟使、检察内作使、闲廄使、苑内营田五坊宫苑等使、陇右群牧都使支度营田使、都知总监及栽接等使、赐紫金鱼袋王鉷(25) 玄宗天宝十一载：守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学士、修国史、崇玄馆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仍判度支，及蜀郡大都府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出纳勾当租庸铸钱等使杨国忠(26)上引韦承庆官衔中之职事官凤阁侍郎(中书侍郎)与门下侍郎、郭知运之职事官鸿胪卿、王鉷之职事官户部侍郎、杨国忠之职事官吏部尚书等，都是无实际职事的空官，作为使职表示品、秩的本官阶。他们的实际职务，取决于各自的差遣：韦承庆为知政事(宰相)与判礼部侍郎事，郭知运为陇右诸军节度大使，王鉷为京和市和糴使、勾户口色役使等二十余使，杨国忠为右相及诸多使职与判度支事。 从上述可知，唐代法定的官制，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发展变化，势必有一个被动的打破原官制秩序的动态跟进。唐代财政管理机构的变化最为典型：“转运在此前一直是度支职责。”(27)旧的财政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开元中已有不适合社会经济政治需要的部分，于是转运使与出纳使应运而生，对户部诸司产生了冲击。其他行政机构莫不如此。演变到某个时段，朝廷主动推陈出新，编订新的《格令》、《官品令》，以肯定行之有效的调整和改革、废除已不适应的旧格令。这是中国古代官制史变迁的规律，不独唐代如此。 第二阶段是中晚唐安史之乱后，财力困竭，用职事官为赏官，职事官职事逐步被挖空，出现临时差遣取代职事官的趋势。 唐代还未及用实际运行中产生的行之有效的权宜之制来修订《唐令》，历史突然出现拐点，安史之乱爆发，给社会带来长期的动乱和灾难。原来平稳运行的政府职能，也遭到巨大冲击：“及安史之乱，戎机逼促，不得从容，政事推行，率从权便，故中书以功状除官，随宜遣调，而吏、兵之职废矣。”(28)加上权相、宦官争权夺利，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职事渐被挖空，职事官用为带衔、赏官，沦为本官阶；使职繁兴，致职事官用为兴利之具，这是对原固定官制的严重破坏，是非正常的动态官制演变，也是造成唐末宋初官制紊乱的主要根源。 如国家财政收支完全脱离户部、左藏库、太府寺，中央依赖由皇帝直接授命的临时使职差遣三司使(户部使、度支使、盐铁使)、转运使；地方财政已为节镇掌控，中央政令鞭长莫及，财政管理呈现一副乱象： 至德后，天下起兵，因以饥疠，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莫相统摄，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巧吏，因得旁缘，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29)中央之度支使、转运使、判某部某司事、知某事等差遣，地方之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支使等临时差遣，变成常态化的固定职务，攘夺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管理之司。“使”职既非正官，派职事充任时，多带本来的官衔，或加新职事官官衔。不唯度支使、盐铁使、转运使，判、知等中央差遣，多带省、部、卿、监之官衔，地方之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刺史及其僚佐等，在天宝之乱后，也多带中央官衔，“用以叙位的官，几乎遍及中央的重要职事官”。(30) 肃宗乾元初：右卫兵曹参军、摄卫尉寺主簿、充军器判官窦展(31) 肃宗乾元元年(758)：度支郎中、河南五道度支使第五琦(32) 代宗大历二年(767)：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江南东西福建等道知选并劝农宣慰使李岘(33) 德宗贞元十年(794)：朝散大夫、国子司业、守河东县令窦伯阳(34) 懿宗咸通九年(868)：朝请大夫、守卫尉卿、柱国、分司东都、赐紫金鱼袋刘略(35)职事官中书舍人，本掌起草诏旨、制敕。(36)可是，安史之乱后，连专职起草皇帝诏书的中书舍人，也渐渐成为空衔，皇帝临时差遣知制诰代其掌草。任知制诰差遣者，或带“起居舍人”、“谏议大夫”，或带“户部侍郎”，所带何种本官阶，无定制： 德宗贞元初：起居舍人、知制诰吴通玄 贞元七年：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37) 唐后期：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38) 职事官逐渐变为空衔而不任事，开元《唐令》之编制已遭严重破坏。上引诸例中，中央政府职事官，三省、六部尚书、诸司郎官至九寺五监官，都成为差遣所带官(本官)，“官曹虚设，禄俸枉请”而已。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致使官制紊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执行制度的人不守法制，为首的当然是皇帝。如安史之乱中，贾至“从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诰”。(39)起居郎是史官，贾至所带起居郎不掌起居之职，但决定其请俸，实际职务则是在皇帝身边草制诏书。原固定官制起居郎的职事就这样在执行中被闲置了，开了职事官与职事分离的先例。又如，安、史陷河间、信都等五郡后，逃亡政府与军队给养成了大问题。以富国强兵之术自任的第五琦，在蜀求见玄宗，表示“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请缨到江淮征赋；玄宗越过有司铨选官员考课、任用的程序，直接任命第五琦为“监察御史、勾当江淮租庸使，寻拜殿中侍御史”。(40)赋税征收自有专司，应由户部担当，然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国家机器已难按常规运行，于是就有此种在制度之外皇帝临时遣使的运作。 皇帝之外，宰相往往也在制度执行中上下其手。如玄宗朝宰相李林甫，为掌握中央与地方财政，夺韦坚的租庸转运使之权归度支，提拔杨国忠，将租庸、转运使并归判度支，从而使判度支不仅取代了户部四曹之权责，而且掌握了地方之财权，就是一例： (天宝元年)四月，(韦坚)进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勾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并如故。……三年九月，拜守刑部尚书，夺诸使，以杨慎矜代之。(41) (杨国忠)骤迁检校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监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等使。(42)宰相李林甫上下其手，终于将韦坚经营起来的转运使财政政系统给剥夺了，先是交给杨慎矜，继而又从杨慎矜手中夺过来，将转运使权归检校度支员外郎杨国忠掌握。这样，转运使事务又归于度支管了，从而达到实现其个人政治野心的目的。 五代十国，南北处于分裂时期，王朝更迭频繁，无暇顾及制度建设，其官制基本上沿袭唐末之制，承上而启下。故马端临越过这一时期，直接称：“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43) 二、北宋前期官、职分离常态化 公元960年赵宋王朝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百余年来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体制。“政事之原，莫大于官制。”(44)宋代中央集权能延续三百余年之久，行政管理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稳定人心，且忙于“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太祖、太宗两朝无暇对后周的官制进行全面改革，采取了“伪署官并仍旧”的办法。(45)但也并非全盘照搬，宋初对唐末五代的官、职分离还是进行了改造。 首先，是承袭官与职分离格局，可以唐与宋初官衔相同分类为例。白居易撰《有唐善人墓碑》，将墓主李建的仕履按官、职(差遣)、阶、勋、爵分类叙述： 官(阶官)：历校书郎，左拾遗，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员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沣州刺史，太常少卿，礼部、刑部侍郎，工部尚书。 职(差遣)：历容州招讨判官，翰林学士，鄜州防御副使，转运判官，知制诰，吏部选事。 阶(散阶)：中大夫。 勋：上柱国。 爵：陇西县开国男。(46)墓主李建初授官校书郎，为本官阶；其实际职务，乃为其外舅容管招讨使房济所辟的容州招讨判官。此种秘书省官不在京城任事，而与职分离的仕历，在唐著名诗人贾岛《送裴校书》诗中有生动反映：“拜官从秘省，署职在藩维。……使府临南海，帆飞到不迟。”(47) 宋初官员署衔，其分类与唐后期同，以官与职分离为特点。举《王公(守恩)墓志铭·建隆元年》为例： 公始从筮仕，迄至归全(宋)。所赐功臣(功臣号)：自开国、佐命、忠节至推诚、奉议、翊戴； 所授官(阶官)：自尚书右仆射、司空、太保、太尉至太师； 所授阶(散阶)：自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大夫)，历光禄(大夫)、特进至开府仪同三司； 所任职(差遣)：自东头供奉官，历洛苑、六宅、尚食、宫苑、皇城等使，至同平章事； 所授封爵：自开国男，历子、伯、侯，至许国公； 所授勋：自柱国，至上柱国； 所赐食封，自二百户，历五百、一千、二千、四千、四千五百，至五千户；食实封自五百户，历一千一百，至一千二百户。(48)上引两条唐、宋官员墓志史料显示的墓主人官衔分类相同。其所谓“官”，唐李建之“工部尚书”、宋王守恩之“尚书右仆射”等，都是法定职事官，却无职事，用作阶官；而所谓任“职”，即实际职务，唐李建为“鄜州防御副使，转运判官，知制诰”等，宋王守恩“自东头供奉官……至同平章事”，属差遣。宋初，与唐、五代相同，其所言官衔“职”，非宋前期之职名，乃指职事，即差遣，是官、职分离之职。 其次，对使职的清理，力度最大是对藩镇军事系统使职的整顿。宋廷用给予优厚待遇的手段，收回他们的实际权力，使其有名无实，继而派遣文臣京朝官出任地方长官(知州、知县)，以取代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武臣，掌治地方之权，“以尚书郎曹、卿寺官出领外寄，三岁一易，坐镇外重分裂之势。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与九寺、五监，皆为空官，特以寓禄秩、序品位而已”；(49)而原坐镇地方的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特以为右列叙迁之宠，虽有正任、遥领，大率不亲本州之务”。至于诸司使副，有东班皇城使、副等十六使副，西班宫苑使副等八使副，横班内客省使副等十使副，“独閤门、客省、四方馆(使、副)略有典掌，其他悉无所领”。(50) 第三，鉴于省、部、寺、监处于有名无实长期闲置的状态，设立较稳定的相关职能机构，阻断唐后期、五代动辄设使职差遣的随意性。即在旧机构之外，增设并立的新机构，如与户部、工部并立，增立三司；与吏部并立，另设审官东、西院、三班院、流内铨；与刑部并立，又建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与兵部并立，设枢密院；与礼部并立，建礼仪院；与太常寺并立，(51)建太常礼院；与将作监并立，建立东西八作司、都作院；与秘书省并立，设三馆秘阁(崇文院)，等等，叠床架屋。既使留用的原后周大批旧官员无实际职事，又提拔大量能为新政权效力的文官担当差遣；既保证了新旧政权交接的稳定性，又便于加强中央集权、皇帝容易驾驭操纵，从而构成了北宋前期职事官与职事名实分离固定化的特点——官与差遣(即唐代的“职”)分离。“官”，即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官司之正官；“差遣”，即临时派遣的职务名，常带“判”(如判某部事)、“知”(如知某州军州事)、“勾当”(如勾当马步军粮料院)、“管勾”(如管勾往来国信所)、“权”(如权知贡举事)、“权发遣”(如权发遣三司使公事)、(52)“直”(如学士院权直)、(53)“提领”(如提领实录院)、“提举”(如提举常平司勾当公事)、“提点”(如提点某路刑狱公事)、“提辖”(如提辖文思院)、“签书”(如签书枢密院事)、“监”(如监左藏库)等限定词。上述调整是否全部或部分已用官品令形式确立起来，目前还难以得知。但零散的事实，在残缺不全的《天圣令》中能得到印证： 《唐令·营造令》(复原)12：“诸在京营造及贮备杂物，每年诸司总料来年所须，申尚书省付度支，预定出所科备。”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营造令》宋12：“三京营造及贮备杂物，每年诸司总料来年一周所须，申三司，本司量校，预定出所科备。”(54) 《唐令·仓库令》(复原)11：“诸在京诸司官人及诸色人应给仓食者，皆给贮米。本司据见在供养，九品以上给白米。皆本司预计须数，申度支下给。”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仓库令》宋6：“诸在京诸司官人及诸色人应给食者，九品以上给白米。皆所属本司预计须数，申三司下给。”(55)上引《唐令》“申尚书省付度支”之令文，在《天圣令·仓库令》中已改为“申三司”。这是因为，尚书省户部度支司在唐后期已成空名，其权已归临时差遣度支使。度支使属三司使之一，而“三司”的确立，始于唐后期元和初；(56)作为中央财政机构，北宋予以沿用，于是《天圣令·仓库令》就改“申尚书度支”为“申三司”，这就承认了法定官制之外活的官制运行的现实，则户部度支司之权已归三司。 《唐令·狱官令》(复原)20：“诸犯徒应配居作者，在京送将作监。”(57)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清本·狱官令卷第二七》宋15：“诸犯徒应配居作者，在京分送东、西八作司。”(58)上引史料表明，《唐令》有“送将作监”，而在唐后期至宋初，将作监已成空名，不行本司事，于是至北宋《天圣令》，就改为“分送东、西八作司”了。东、西八作司是权行替代将作监部分职事的权宜机构。 《唐令·营缮令》复原30：“诸近河及大水，有堤防之处，刺史、县令以时检行。”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营缮令》宋26：“诸近河及陂塘大水，有堤堰之处，州、县长吏以时检行。”(59)《唐令》所言“刺史、县令以时检行”，是指在唐代，即使在安史之乱后，州、县长官为州刺史、县令一直没有变动，在藩镇领地内，尽管其权力受节镇支配，仍是如此。然而入宋后，为剥夺地方节度使、刺史等由武臣掌控的权力，地方州、府、县、监均差文臣知州、知府、知县、知监，刺史有其名而不临州；县令存其名，用为选人阶官；县官职事，须别差文臣知县事。故《天圣令》将《唐令》令文中州刺史、县令改为“州、县长吏”，不用刺史、县令名号。宋“州、县长吏”，即为知州、知府、知县(尚有非京官为县令者)等别称。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载：“知县系是长吏，职兼军政。”(60)《天圣令》中的官制，反映了宋前期实际行使的差遣体制也已常态化，未依《唐六典》(开元令)州刺史、县令的官制体系。 第四，一些已行之有效的使职、差遣，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参知政事，宣徽南院、北院使，三司使，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使副，内客省使、东上、西上閤门使、四方馆使等诸司使以及转运使等等，北宋前期予以保留，也成为常态化使职差遣。(61) 第五，为了弱化唐后期用职事官作为赏赐和差遣所带荣衔的功能，宋代将滥觞于唐五代之帖职，从“活”的制度，变为常态化的固定之制，创置宋代有特色的“职”(“职名”)用作内外差遣所带荣衔。(62)其职名有高下等级之分：“宰职资格者带观文、资政、端明学士，侍从资格者带诸阁学士，及以次侍从带待制，卿监资格者带修撰、直阁，及京官直秘阁，武臣带閤门宣赞舍人之类。”(63)如仁宗嘉祐三年(1058)六月富弼拜昭文相，其以官、职、差遣为核心的官衔为： 行尚书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64)其中，行尚书礼部侍郎为本官阶(月俸五十五贯)，此为“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此为“差遣”(月俸三百贯)；昭文馆大学士为首相所带殿职名(从二品)，此为“职”；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为首相所带兼职，又，因其为宰相，所带职为殿学士，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故别称“昭文相”。 侍从官带诸阁学士、诸阁待制，如仁宗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由知苏州迁权知开封府，其“职名”由秘阁校理，升为天章阁待制；其“官”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差遣”为权知开封府： 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从四品)、权知开封府范仲淹(65)南宋史家李焘对知苏州范仲淹职名升为侍从，加以评论道：“仲淹自外骤居侍从，必有故。”(66)此故，即调入京师任权知开封府重任。职名带诸阁待制以上，在宋代意味着进入侍从官序列。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差遣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知延州，职名由阁待制升为阁直学士，其地位即由侍从升为正侍从，“职”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其时“官”为吏部员外郎；“差遣”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事、知延州。综合《长编》的两条记载为： 吏部员外郎、龙图阁直学士(从三品)、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知延州范仲淹(67).至于郎曹卿监资格之官员，所带职名为修撰、直阁之等，如仁宗庆历七年王洙官衔： 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正七品)、知襄州事王洙(68)王洙时任知襄州，为实际职务，即差遣；所带“直龙图阁”，为帖职，是虚衔；尚书工部员外郎，本为职事官，时用作本官阶，决定俸禄，其月俸为30千。 宋代职名，是在固定官制以外悄然形成的“活”的官制，在职事官演变为“寄禄官”之后，(69)已难以作为滥赏之官，皇帝正好利用职名作为一种赏赐资浅权重差遣的名器。此名器在宋代得到长期运用，这也是官制长时段演变的产物。如果说“使职”是唐代产生的“活”的制度，那么，“职名”则是宋代创制的“活”的制度。 第六，宋代在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中，新增设差遣。如裭夺节度使、观察处置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州史等地方长官的实权，改以文臣知某州军州事、知某府军府事；而将唐之县令，改命以文臣京官知某县事。这是对唐代差遣的发展，差遣本是临时性的任命，为原固定的法定制度所无的权宜之策，却逐渐形成为常态化的法定官制。 综上所述，北宋前期官制，是固定官制与“活”的官制融合的产物。一方面，保留唐代职事官“官(职事官官名)”与“职(职事)”分离，以差遣取代职事官，使职事官变为本官阶(寄禄官)的权宜之制常态化；另一方面，宋代根据本身社会政治活动的需求，职名、新差遣等“活”的制度又在运作，两者悄然融入北宋前期官制运行的程序之中。唐代的“官、职分离”，在宋代已成为前述《长编》所言“官、职、差遣离而为三”的新格局。 三、官、职分离推动元丰官制改革 宋承唐制，尽管已对制度适当加以改造，使之常态化，政事运行也较为顺畅，但人们总觉得此种“活”的官制不正规，不符合《周官》、《唐六典》的传统。士大夫对当时官制名不符实、机构重叠十分不满，大声疾呼要求正名：“大中祥符九年，真宗与宰相语及尚书省制，言事者屡请复二十四司之制。”(70) 及至宋神宗进行官制改革，方使宋代官制进入了新阶段。 宋神宗目睹“国朝建官，沿袭五代……累朝因仍，无所改革，百有余年，官寝失实”的局面，显然感到新法难以通过名不符实、叠床架屋的国家机器推行，“慨然欲更张之”。熙宁末，神宗“欲正官名，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1080)，以经过校订的《唐六典》摹本颁赐群臣，“遂下诏命官置局，以议制作”。(71)是年六月，命中书设置详定官制局。八月，降诏中书，阐明改革官制的宗旨，“国家受命百年，而官政尚愧前闻”，提出“推本制作董正之原”。(72) 元丰官制改革帷幕拉开后，在神宗的直接主持下，官制局经过两年的努力，完成了《元丰官制格目》的制订，“三省、六曹、御史台、秘书省、九寺五监之法成”。(73)元丰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降诏中书，五月一日正式施行新官制：“五月朔行官制。”(74)也就是说，参稽现行“活”的官制，损益而成的新的法定官制，完成了立法程序。这是对唐高宗以来至北宋神宗朝430年“活”的官制的里程碑式的总结，是新一轮法定官制的出台。 综观元丰官制改革的内容，可分为下列几个方面： (一)元丰三年九月，颁行《以阶易官寄禄新格》(《元丰寄禄格》)。以阶易官，杂取唐及宋朝旧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定为二十四阶，(75)此所谓“寓禄有阶”。原“职事官俸赐禄料旧数与今新定(寄禄)官请给(禄给)对拟定”。(76)例如： 原职事官阶：使相 易新寄禄官阶：开府仪同三司(月俸120千) 原职事官阶：左、右仆射 易新寄禄官阶：特进(月俸90千) 原职事官阶：左、右正言，太常、国子博士 易新寄禄官阶：承议郎(月俸20千)(77) 《元丰寄禄格》为元丰改制中较为引人注目、也是影响较大的一项官制改革内容。寄禄官实由唐文散官二十九阶脱胎而来，其阶名与制秩禄功能几乎相同，有承继《唐令》之脐带。《玉海》就直称唐文散官二十九阶为“寄禄阶”。(78)这是对难以行之久远的、用职事官作为寄禄官的“活”的官制的正名性改革。新的法定官制《元丰寄禄格》，正是在经历了“活”的官制实践基础上产生的。(79)元丰新制寄禄官，就是以阶易官，即以散官阶取代原职事官为定秩禄之等阶，结束先前以职事官寓禄的不正常状态：“《神宗正史·职官志》：元丰中，酌古御今，名实始正……寓禄有阶。”(80) (二)正官名，结束官与职分离的现象，依《唐六典》复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之制，实掌职事。凡领空名的职事官一律罢去，如三省六部。 三省：宋初虽有三省，“其实政事总归中书。神宗厘定官制，分一中书为三省……始令中书省揆议，门下省审覆，尚书省施行”。(81) 六部：宋初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既为虚名，所以官冗员众。即欲正官制，当罢三司，复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员”。(82) 吏部：宋前期，文官铨选归审官东院、流内铨，武臣铨选归审官西院、三班院。元丰新制，铨注之法，悉归吏部：“以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流内铨为侍郎左选，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三班院为侍郎右选，于是吏部有四选之法。”(83) 户部：宋前期，三司总领天下户口、财计，“本部无职掌”。“元丰正官名，始并归户部。掌天下人户、土地、钱谷之政令，贡赋、征役之事。”(84) 礼部：礼部职事旧归太常礼院、礼仪院，贡举之政，领于知贡举官。“元丰定官制，始正其职，凡关于礼乐者，皆掌之。”(85) 兵部：“宋初，凡武官、军师、卒戎诸政，悉归于枢密院；其选授小者，又归三班院。”(86)本部只掌进名马簿籍之类文书，仅存空名。元丰正官名，兵部“掌兵卫、仪仗、鹵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四夷官封承袭之事，舆马、器械之政，天下地土之图”。(87) 刑部：宋前期，刑部职事为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所分割，止掌复查大辟案。元丰三年始改制，罢审刑院归刑部。但仍以知审刑院领刑部事，改刑部主判官为“同判刑部”；“五年定官制，刑部始专其职”，“掌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之事”。(88) 工部：“宋初，土木、工役，皆隶三司修造(案)，本曹无所掌。元丰定官制，始专其职。”“掌天下城郭、宫室、舟车、器械、符印、铁币、山泽、苑囿、河渠之政。”(89) 九寺与五监：宋前期“九寺五监皆为空官、持(特)以寓禄秩序位品、官失其实”。(90) 时论谓：“伏见昨者朝廷改行官制，于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置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于寺监，置长、贰、丞、簿。随官设吏，上下毕具，所以稽古立制，诚太平盛观也。”(91) 经过这一番整顿，宋中央机构面貌焕然一新。宰相机关“中书门下”、财政机关“三司”，及其余在省、台、寺、监边旁逸横生的重叠机构，如审官东、西院、三班院、流内铨、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礼仪院、太常礼院、起居院、谏院、舍人院、银台司封驳房、三馆秘阁等等，全部罢归三省、六部、二十八司、九寺、五监及秘书省等官司，机构重叠得以缓解，官与职合一。先前，三省不预朝政，给事中不领省职，左、右谏议大夫无言责，起居郎、舍人不记注，中书省常阙舍人，两省不除左、右散骑常侍，左、右司谏与正言不任谏诤，至于尚书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九寺、五监皆为空名的现象至此结束，“即用新制，而省、台、寺、监之官，各还所职矣。(元丰)五年，《省台寺监法》成”。(92) 四、元丰改制使官、职复合 元丰立新官制，以正名为重心。职事官“官复原职”，这是元丰官制改革的成果，也是对名不符实的官、职分离的“活”的制度的终结。 元丰官制以正名为核心，对在官制动态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合理部分，如差遣的行用，予以有选择地吸收，通过对“官、职、差遣”分离进行改革，将“职事官、寄禄官、职名”为核心的新官制格局以《元丰令》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样，则“官”(职事官)不再用为本官阶，而是“官复原职”；对“职”，罢去馆职，使三馆秘阁官入秘书省，保留殿职与阁职。(93) 元丰改制，将以“官、职、差遣”为核心官衔的格局，一变而为以“职事官、寄禄官、职名”为核心的格局。其后，在表述某官员身份时，必先列其“职事官、寄禄官、职”，将之视为官员身份最重要的资格，如司马光在奏议中说： 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94) 自唐以来的职事官名与实分离的局面，至神宗元丰官制改革，走向终结。元丰官制是一次以职与官复合为特征的官制立法。循名责实、官复其职，从立法的维度，结束了自唐末乱政以来职事官与职事分离的紊乱。哲宗朝右司谏王觌评论道：“夫自李唐失政，官制紊乱久矣。……至神宗慨然悯之，于是讲求历世之坠典，造新一代之成宪，正名百职，建复六联，上下相维，各有分守。”(95)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至于元丰改制之成败得失，学术界争议颇多。如刘后滨称：“从‘正名’的意义上说，三省制的格局因此建立起来了。而实际运行中的最高裁决机制，却与《唐六典》表述的唐前期三省制相差甚远。”(96)这已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容后继续讨论。 总之，唐宋官、职分与合的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史实例证，即某一时期的职官制度的执行过程，是一个“活”的动态过程。成文法必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以及因应时局的变化而有所跟进，跟进的权宜官制从开始不符合成文法到逐步常态化，从而推动了官制改革，制订出新的官制格目、官品令。制度史就是在这样一波接一波动态地向前推进。 注释： ①《宋史》卷161《职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768页。 ②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建隆元年(960)八月甲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页。 ③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说到宋代的官制紊乱，最易混淆的问题似乎来自官、职、差遣的分离。要把握这一特殊的设官分职制度，显然并非一句‘宋承唐制，抑又甚焉’所能交代，我们不得不自厘清其沿革脉络入手。”(氏著：《朗润学史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01页)孙国栋《宋代官制紊乱在唐制的根源》：“考宋代官制的紊乱，在制度上渊源于唐朝，自是无可怀疑。”(氏著：《唐宋史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6页) ④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氏著：《朗润学史丛稿》，第500页。 ⑤孙国栋：《宋代官制紊乱在唐制的根源》，氏著：《唐宋史论丛》，第256页。 ⑥《宋史》卷161《职官志一》，第3768页。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10，仁宗天圣九年七月甲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64页。 ⑧李焘：《长编》卷218，神宗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己巳条，第5303页。 ⑨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傅根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8-39页。 ⑩宫崎市定：《宋代官制序说：宋史职官志的读法》上，于志嘉译，《大陆杂志》(台湾)第78卷第1期，第12页。 (11)《司马光集》卷65《百官表总序》，李文泽、霞绍晖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61-1362页。 (12)具体论述可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页。 (13)杜佑：《通典》卷19《职官》一《历代官制总序》，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73页。 (14)雷闻：《隋与唐前期的尚书省》第4节《六部的独立化与使职化趋势》，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第3章，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15)《唐会要》卷75《选部》下《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21页。 (16)《唐会要》卷83《租税》上，第1819页。 (1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2《唐纪》二十八，《玄宗皇帝》上之下“开元九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44-6745页。 (18)《新唐书》卷145《杨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23页。 (19)《通典》卷19《职官典》一《历代官制总序》，第473页。 (20)《通典》卷15《选举典》三《历代制》下《大唐》，第362-363页。 (21)《通典》卷19《职官典》一《历代官制总序》，第471、472页。 (22)张国刚：《唐代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 (23)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神龙019·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侍郎赠礼部尚书韦府君(承庆)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20、421页。 (24)《旧唐书》卷103《郭知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90页。 (25)《旧唐书》卷105《王鉷传》，第3229-3230页。 (26)《杨国忠右相制》，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45《大臣·宰相·命相》二，洪丕谟、张伯元、沈敖大点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199页。 (27)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4册第4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28)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氏著：《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71-72页。 (29)《新唐书》卷145《杨炎传》，第4723-4724页。 (30)孙国栋：《宋代官制紊乱在唐制的根源》，氏著：《唐宋史论丛》，第260页。 (31)赵君平编：《邙洛碑志三百种》204《唐窦展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1页。 (32)《唐会要》卷59《尚书省诸司》下《度支使》，第1191页。 (33)《录文·李岘墓志》，赵文成、赵君平编选：《新出唐墓志百种》，杭州：西泠印社，2010年，第220页。 (34)李献奇、郭引强编著：《洛阳新获墓志》图版83《故朝散大夫国子司业官守河东县令窦伯阳夫人太原郭氏志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35)李献奇、郭引强编著：《洛阳新获墓志》图版116《唐故朝请大夫守卫尉卿柱国分司东都赐紫金鱼袋刘公墓志铭》，第122页。 (36)《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舍人》，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76页。 (37)《旧唐书》卷190下《吴通玄传》，第5057页。 (38)李心传：《旧闻证误》卷4引唐《李藏用碑》撰写人王源中署衔，崔文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8页。 (39)《新唐书》卷119《贾至传》，第4298页。 (40)《旧唐书》卷123《第五琦传》，第3517页。 (41)《旧唐书》卷105《韦坚传》，第3224页。 (42)《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第3242页。 (4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7《职官考》一《官制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7页下栏。 (44)《宋会要辑稿·职官》56《官制别录》，刘琳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544页上栏。 (45)李焘：《长编》卷12，太祖开宝四年(971)二月辛卯条，第261页。 (46)《白居易集》卷41《碑碣·有唐善人墓碑》(长庆元年)，顾学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04页。 (47)贾岛：《送裴校书》，《全唐诗》卷572，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册，第6635页。 (48)《北宋1》之《墓志3682》，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7册，第2页。 (49)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7《列曹尚书·宋》，《四库类书丛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8页上栏。 (50)《文献通考》卷47《职官考·官制总序》，第438页上栏。 (51)林駉：《古今年源流至论·续集》卷5《六部·宋》，《四库类书丛刊》本，第429页下栏、430页上栏。 (52)《宋史》卷124《礼志》：“(熙宁七年)官与职各该给赙赠者，从多给，差遣，权并同，权发遣并与正同。”(第2908页) (53)直官为差遣，源于唐，可参见李锦绣《唐代制度史论稿》第1部《官制》一《唐代直官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页。按：裴垍“以宰相兼修国史，奏以本官充直官”，近于带本官阶充直官差遣。 (54)牛来颖：《天圣营缮令复原唐令研究》，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65页。 (55)李锦绣：《唐仓库令复原研究》，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下册，第487页。 (56)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122-125页。并参《唐会要》卷89《泉货门·元和七年五月条》：“伏请许令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换现钱。”(第1934页)按：李氏认为元和七年，是唐载籍中最早出现三司记载的时间，但并非是始确立的年份，三司始确立时间应为元和二年。 (57)雷闻：《唐开元狱官令复原研究》，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下册，第617页。 (58)《清本·狱官令卷第二十七》，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下册，第416页。 (59)牛来颖：《天圣营缮令复原唐令研究》，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下册，第670页。 (60)胡石壁：《约束州县属官不许违法用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6页。 (61)参见《宋史》卷168《职官志》八《合班之制》，第3987-3990页。 (62)李昌宪《宋代文官帖职制度》：“宋代文官帖职制度滥觞于唐……设昭文、史馆、集贤三馆，所收亦一时文学多识之士……及至五代增置枢密直学士及端明殿学士……虽属一时之举，但却是宋代以学士兼判内外差遣制度之权舆。”(《文史》第3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收入氏著：《五代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4页) (63)赵升：《朝野类要》卷2《帖职》，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5-46页。 (64)《宋大诏令集》卷55《富弼拜昭文相制·嘉祐三年六月丙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0页。 (65)《范仲淹全集》卷16《苏州谢就除礼部员外郎充天章阁待制表》，薛正兴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42页。并参龚延明：《北宋改革家范仲淹仕履官衔系年考释》，氏著：《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9页。 (66)李焘：《长编》卷116，仁宗景祐二年三月己丑条，第2724页。 (67)李焘：《长编》卷127，仁宗康定元年五月己卯、八月庚戌条，第3013-3014、3035页。 (68)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97《宋》十六《岘山石幢题刻·王洙等岘山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77页。按：据陆氏考证，此刻石时间为庆历七年。 (69)程俱：《麟台故事校证》卷2《职掌》：“若秘书省，则所掌祠祭祝版而已。书籍实在三馆秘阁；而所谓职官者，犹今寄禄官耳。”(张富祥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2页)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8《跋宋史》二：“宋之官制，前后不同。元丰以前所云尚书、侍郎、给事、谏议、诸卿监、郎中、员外郎之属，皆有其名而不任其职，谓之寄存禄官，以为叙迁之阶而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96页) (70)《宋史》卷168《职官志》八《合班之制》，第4003页。 (71)《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74《中书门下省》，第2978页上栏。 (72)王应麟：《玉海》卷119《元丰新定官制·正官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2201页上栏。 (73)《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74《中书门下省》，第2978页下栏。 (74)李焘：《长编》卷325，神宗元丰五年四月甲戌条，第7825页。 (75)《宋史》卷169《职官志》九《叙迁之制·元丰寄禄格》，第4051-4053页。 (76)《宋会要辑稿·职官》8之3《吏部》，第3232页下栏；《长编》卷308，神宗元丰三年九月乙亥条，第7482-7483页。 (77)《宋会要辑稿·职官》56之2《官制别录》，第4527页下栏、4528页上栏；并参《宋史》卷171《职官志》十一《奉禄制上·元丰制行》，第4110页。 (78)《玉海》卷119《元丰新定官制》：“寄禄阶，隋唐二十有九，而今二十有五。元祐四年，寄禄官分左右，绍圣三年罢。”(第2201页下栏双行小字注文) (79)张复华《北宋中期以后之官制改革》：“元丰改制所创之《寄禄新格》，本系唐与宋旧制之综合，故与《唐六典》二十九阶之制相较，非仅各阶名称、次序大体相似，其作用亦同为制禄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第35页) (80)《宋会要辑稿·职官》8之3《吏部》，第3232页上、下栏。 (81)赵善沛序：《元丰官志·三省总论》，北宋元丰四年敕编，台湾“国立图书馆”藏本，第28页。 (82)刘敞等：《上仁宗论详定官制》，《宋朝诸臣奏议》卷69，第755页。 (83)《宋史》卷158《选举志》四《铨法》上，第3693页。 (84)《宋史》卷163《职官志》三《户部》，第3846-3847页。 (85)《元丰官志·礼部尚书》，第63-64页。 (86)《元丰官志·兵部尚书》，第67页。 (87)《宋史》卷163《职官志》三《兵部》，第3854页；并参《元丰官志·兵部尚书》，第67-68页。 (88)《元丰官志·刑部尚书》，第73页；并参《宋史》卷163《职官志》三《刑部》，第3857-3858页。 (89)《元丰官志·工部尚书》，第77页；并参《宋史》卷163《职官志》三《工部》，第3862页。 (90)《宋宰辅编年录》卷8，元丰三年九月乙亥，第485页。 (91)李焘：《长编》卷376，元祐元年四月癸丑条载刘挚言，第9122页。 (92)《文献通考》卷47《职官考》一《官制总序》，第438页中栏。 (93)《宋会要辑稿·职官》18之5《秘书省》：“(元丰)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诏：‘自今更不除馆职，见带馆职人依旧。’”(第3473页下栏)《宋史》卷162《职官志》二《总阁学士》：“元丰中，修三省、寺监之制，其职并罢，满岁补外，然后加恩兼职。”(第3818页)按：元丰改制罢“职名”，并不彻底，殿职、阁职皆保留。 (94)司马光：《上哲宗乞以十科举人》，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71，第784、785页。 (95)李焘：《长编》卷388，元祐元年九月癸未条，第9441页。 (96)刘后滨：《“正名”与“正实”：从元丰改制看宋人的三省制理念》，《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128页。标签：宋朝官制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礼部侍郎论文; 历史论文; 宋朝论文; 唐朝论文; 刺史制度论文; 东汉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西汉论文; 南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