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后美欧同盟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赵怀普
【内容提要】 特朗普执政后将“美国优先”作为对欧政策的主导原则，以施压与交易方式推进对欧政策调整，导致美欧同盟关系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交易性成分增多、同盟趋于松散化和竞争性的一面凸显等。特朗普政府偏执于“美国优先”及“单边利己主义”的外交政策理念是导致美欧同盟关系恶化的核心症结，而美欧对外战略调整与安全战略选择错位以及大西洋两岸社会和民众对联盟的认同度下降，使得联盟关系进一步恶化。特朗普治下的美欧同盟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并对欧盟未来的发展形成挑战，也牵动了美欧俄、美欧中三边关系的走向。衰落但有韧性的美欧同盟关系仍将继续维系和存在，中短期内仍将保持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
【关键词】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美欧同盟关系；变化；影响
北约框架下的美欧跨大西洋联盟是当今世界最持久和最紧密的同盟关系。特朗普执政后掀起对欧政策调整“冲击波”，加重了原本已经积累起来的美欧矛盾，使大西洋联盟陷入自伊拉克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一些人士认为，跨大西洋关系的黄金时代已成为过去，[1]美欧同盟甚至有破裂之势。美欧同盟关系恶化不仅直接关乎大西洋联盟自身前途，也对欧盟未来的发展带来挑战，甚至影响21世纪国际战略格局的走向。
美欧同盟关系的新变化与新特点
北约框架下的集体防务与安全合作是美欧同盟关系的基石。特朗普执政后加大施压，胁迫欧洲盟友承担更多北约防务支出，同时，不顾欧洲的利益与安全关切继续推进美国战略东移，并对欧盟深化防务合作的努力保持警惕和戒备。这些举措给欧洲带来巨大压力，引发双方摩擦升级，导致美欧同盟关系的裂痕进一步加大，并呈现交易性成分增多、同盟趋于松散化和竞争性的一面凸显等新特点。
一、北约军费之争凸显美欧同盟交易性成分增多
欧洲安全是北约防务之重心所在，二战后美国历任总统均明确支持北约及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承诺。但特朗普总统却公然质疑北约的价值，抨击北约对美国纳税人来说是个骗局，[2]上台伊始便要求盟国加快兑现军费开支占各自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北约军费问题自北约成立后就一直存在，但冷战期间美国出于联欧制苏的战略考虑，甘愿承担了北约的绝大部分防务支出，而欧洲也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冷战后，随着欧洲安全环境的改变和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美国对欧洲“消费安全”而不“提供安全”的不满日渐突出。2011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呼吁欧洲在跨大西洋安全事务中公平承担自身的政治和财政责任，并警告欧洲，未来美国的领导人如果没有冷战记忆，会质疑美国在北约框架下对欧洲巨额投资的意义。[3]果不其然，特朗普一上台便直言：“搭便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除非欧洲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变，否则美国不会再像冷战期间那样致力于欧洲防务。在特朗普的观念中，美欧之间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是一种交易行为，而非义务行为，只有当北约内的欧洲盟国向美国支付了相关费用，美国才会履行自己相应的保护职责。这种交易观念虽然与美国传统的军事同盟义务观念存在明显差别，但是却与特朗普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追求经济利益和注重交易式讨价还价的执政风格吻合。
为什么会沉默时充实，开口时空虚？因为一旦开口，就像战士冲出了战壕，将自己完全暴露于敌人的火力之下。为此，如果没有直接伤害到个人利益，许多人都会选择沉默。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至于战阵中伙伴的变化，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高升的不再下顾，退隐的不再出头，所以那些站在前边的改革者和呐喊着，会经常地感觉到苦闷和孤独。
欧洲对特朗普政府不重情谊、只顾利益的对欧交易行为颇为不满和反感，却又碍于对美安全依赖而不得不采取一些实际行动来缓解美国的指责。近两年来欧洲各国军费有所提升，预计2024年达到占GDP2%标准的北约成员国将从3个上升到15个。[4]此外，欧洲国家还承诺为美国领导的在阿富汗的行动提供更多的军队，并扩大了北约在伊拉克的反恐训练任务。而近期由于美俄关系的不断恶化，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批评似乎也有所收敛。2017年底白宫出炉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了美欧同盟及北约的重要性，并重申对北约的安全承诺。[5]与此同时，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投入也有所加大，继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要求用于支持“欧洲安全保证倡议”的资金增至48亿美元后，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进一步增至65亿美元。[6]
首先，以“美国优先”理念为底色和以“单边利己主义”为表征的“特朗普现象”是导致美欧同盟关系“恶化”的核心症结。特朗普政府把其外交政策理念界定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其实质便是打着“美国优先”旗号的特朗普主义。[10]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理念认为，维护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应不受国际制度的约束，而应将美国利益作为衡量外交决策的唯一准绳，且为达目的可以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可见“美国优先”是与“单边利己主义”相伴的，或者说后者是实现“美国优先”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冷战后美国日益将现有多边机制视为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羁绊，急欲“退”之而后快。特朗普政府在经贸、全球治理和集体安全上的“自私自利”“退群主义”和“甩包袱”之举就是具体表现，这既反映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优先”理念和单边主义思维的极端化发展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也折射了美国与欧洲在国际秩序理念和多边主义问题上日益严重的分歧，而这正是美欧同盟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安全利益分离导致美欧同盟趋于松散化
最后，大西洋两岸社会和民众对美欧同盟关系的认同持续下降。大西洋两岸社会和民众对美欧同盟价值的认同与支持是保障同盟稳定的重要基础。然而，冷战后国际环境的改变以及美欧双方实力与利益的变化导致大西洋联盟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受到削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4月的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应专注国内问题，其他国家的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持“国内优先”立场的民众比例在2010—2016年期间上升了11%。[12]鼓吹“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事实表明了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在美国进一步抬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不应由美国来继续保护远在欧洲的相对稳定的富裕民主国家。与此同时，欧洲社会和民众对美国的不满也在增加。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及其“先发制人”、政权变更等行为，逐渐消磨了欧洲对美国政治智慧和维护安全方法的信任，此后的关塔那摩监狱虐囚事件以及美国监听欧洲盟友和欧洲领导人的“棱镜门”等，更加破坏了美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13]特朗普执政后表现出的对欧洲民粹主义的支持、对欧盟的漠不关心以及贸易上对欧盟的敌意，在进一步加剧大西洋两岸社会分裂的同时，也令其本人在欧洲不受欢迎。2017年6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西欧国家民众对美国总统的“信心”急剧下降，与奥巴马相比，德国民众对特朗普的信心度从84%下降到11%，法国从84%下降到14%，英国从79%下降到22%。[14]大西洋两岸社会和民众对美欧同盟的认同下降，既是美欧对外战略调整的诱因之一，也是导致大西洋联盟裂痕扩大的一个重要变量。
限制欧盟独立防务能力发展是特朗普政府对欧盟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维护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上的主导权和对欧盟的控制能力，这与特朗普宣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对外政策总目标相一致。图为2018年11月1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右）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就美欧安全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
特朗普执政后提出并实施“印太战略”，继续推进美国战略东移。“印太战略”本质上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和升级，但其指向和目的更加明确，即谋求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美日澳印四国非正式联盟。这一新动向加剧了欧洲的忧虑：既担心美国更加忽视欧洲安全，又担心因为美欧对华政策分歧而进一步丧失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应当说，相较于奥巴马时期的“撤出欧洲”政策，特朗普版本的“撤出”对欧洲的观感冲击更为猛烈。特朗普支持英国“脱欧”、为欧洲右翼“保守势力”和民粹势力站台以及抨击欧洲的移民政策和贸易政策，甚至退出《中导条约》等一系列做法表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欧洲事务不再敏感，对欧盟的命运更是漠不关心。除了实施“印太战略”，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的举动又给美欧关系重重一击。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被欧盟视为多边主义外交的胜利，更是其维护周边稳定的重大安全利益所在。而特朗普政府2018年5月退出该协议，不仅使得欧盟引以为豪的外交成果处于崩溃边缘，也威胁到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安全。美欧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双方在中东地区安全利益的错位；与欧盟对中东地区稳定的关切相比，美国自身安全利益似乎并不直接受中东乱象影响。欧盟对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这一无视欧洲安全利益的行为极为不满，担心会触发伊朗强烈反弹，从而加剧地区不稳定。美国单方面撕毁伊朗核协议之举触发了又一场“跨大西洋关系危机”。美国学者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评论说，对于美欧关系而言，“伊朗的交易是压垮骆驼脊梁骨的最后一根稻草”。[8]
美欧在北约“域外”地区安全利益的分离对原本以欧洲安全为重心的跨大西洋联盟产生了离心力和稀释作用。作为其后果，美欧传统盟友关系或将走向某种松散联盟，其紧密程度和合作水平将根据双方在不同地区的安全利益重合度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化。在欧洲，由于美欧在联合抵御俄罗斯安全威胁方面仍存在较大利益一致性，因此联盟紧密程度和合作水平会相对较高；而在亚太、印太乃至中东等“域外”地区，由于双方安全利益的分离，联盟紧密程度和合作水平会相对较低。一言以蔽之，安全利益的分离及联盟的松散化趋势整体上反映出美欧传统同盟关系的退化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裂痕的扩大。
5.仰口线虫病。根据该病的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一般可做出初步诊断，但要确诊需做实验室诊断鉴别。粪便经漂浮法显微镜下检查虫卵，新鲜钩虫卵具有一定特征性：色彩深，发黑，虫卵两端钝圆，两侧平直，内有8～16个卵细胞。
三、欧盟防务合作深化使得美欧同盟关系竞争性的一面凸显
（88）羽苔 Plagiochila asplenioides（L.）Dumort.马俊改（2006）
冷战后美国对欧盟发展防务能力一直持矛盾态度：一方面，为减轻自身负担支持欧盟发展一定的防务能力；另一方面又担心欧盟独立防务的发展会影响美国和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因此，虽然美国认同欧盟安全防务政策，但却竭力将其纳入北约安全战略中，防止欧盟另立门户。特朗普对马克龙建立“欧洲军队”的想法极为不满，并告诫欧盟“美国将永远在欧洲，美国要求的只是大家在北约支付自己公平的份额”。“欧洲军队”争议背后体现了美欧对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争夺，欧盟虽然声称不打算变成与北约竞争的军事联盟，但是面对美欧同盟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多，却不得不采取更多实际行动以加强自身防务能力。
建立独立防务乃至欧洲军队是欧盟的夙愿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曾提出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普利文计划”，但因条件不具备而以失败告终。欧盟确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后，防务合作再起步但却进展有限。直至《里斯本条约》引入“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条款后，欧盟防务合作再获新动力。欧盟近年来设立了总额为55亿欧元的欧洲防务基金，用于扩大各成员国防务研发投入及军事装备采购；签署了PESCO联合防务协议，允许成员国在特定领域逐步开展军事合作，包括成立地区性的共同作战部队、建立共同的后勤保障体系等。PESCO合作机制的建立被认为是欧洲独立安全防务政策的巨大进步，标志着“欧洲共同防务建设的一个历史性时刻”。欧盟深化防务合作的举措带有强烈的应对美欧关系变化的色彩。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有损欧洲安全利益的举动，让欧洲感到美国作为一个安全盟友已经变得不太可靠。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完全依赖别人的日子结束了，欧洲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与美国建立自然的伙伴关系。”[9]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提出重建欧洲独立军事力量的主张，包括提议建设一支“欧洲军队”，称欧洲需要加强自卫能力而不能只依赖于美国。
美欧围绕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博弈和竞争反映了冷战后美国与欧盟关系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欧盟希望同美国建立一种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而美国虽然认同欧盟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并与之建立了对话和磋商机制，甚至在诸多领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协调、合作和联合行动，但是却不愿将欧盟视为一个平等伙伴。限制欧盟独立防务能力发展是特朗普政府对欧盟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维护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上的主导权和对欧盟的控制能力，这与特朗普宣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对外政策总目标相一致。对双边关系的诉求与定位不同是未来美国与欧盟关系的最大挑战，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双方对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争夺。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欧盟防务合作的持续深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和北约与欧盟独立防务之间的矛盾加深。
美欧同盟关系变化的动因
患者入院后即实施置管，试验组实施MMC置管，20%甘露醇通过MMC进行输注；对照组实施股静脉置管，20%甘露醇经股静脉输注。两种导管置管均严格遵循我国《输液治疗护理实践指南与实施细则》制定的置管流程进行，采用最大化无菌面，穿刺成功后严格按医院MMC及股静脉置管输注规范实施冲封管、输液、更换敷料及固定。每次输液前抽回血，见回血后再用10 ml生理盐水冲管，确定导管在血管内后方进行输液。
虽然北约军费争议有所缓解，但是其动因和影响却难以消除。2018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正在拉大美国与其传统盟友的距离。而从特朗普政府坚持“责任分担”的政策立场来看，未来美欧在北约防务责任分担问题上的矛盾仍可能会不定期爆发。未来美欧战略同盟关系或将继续保持，但是其交易性色彩会更加凸显，甚至有逐步滑向某种交易性联盟的风险。这一新变化和动向反映了美欧同盟关系的某种结构性失衡，即欧洲在安全上仍对美国具有强烈的战略和心理依赖，但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却对欧洲的传统角色不感兴趣，也不情愿履行其条约责任。这种结构性失衡构成了特朗普政府对欧施压与交易政策的重要动因，而欧洲自身硬实力不足加上近年袭来的多种危机则限制了其应对美国施压的能力。
2.2.3 给药途径不适宜 常见的不适宜用药途径如：应皮下注射的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醋酸戈舍瑞林缓释植入剂却采用肌肉注射；应肌肉注射的氟维司群注射液却采用皮下注射；应静脉推注的氟比洛芬酯注射液、注射用奥美拉唑钠（奥克）却采用静脉滴注。
当前美欧在涉及同盟关系的诸多问题上暴露出的深刻分歧已造成严重影响，不仅使大西洋联盟陷入自伊拉克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也将对欧盟的发展及美国与欧盟关系乃至更广泛的大国关系产生复杂影响。
冷战时期美欧同盟的重心在欧洲，美欧对于保卫欧洲安全拥有一致利益和目标。作为美苏较量的主战场，欧洲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极为重要。冷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萌生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的意识，这成为美欧安全利益分离的主要诱因。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随着亚太地区逐渐成为21世纪全球战略与经济重心，这里也将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美国外交在未来10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亚太地区增大投入”。[7]美国战略东移虽然并不意味着大西洋联盟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但却表明如今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和地缘政治利益最严重的威胁不在欧洲，也不在中东，而这的确意味着大西洋联盟的地缘政治意义对美国来说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欧洲担忧美国就此远离其欧洲的传统盟友，而专注于其在亚洲的朋友和敌人。中东欧国家曾对奥巴马政府停止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和“重启”美俄关系的决定表示质疑，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更多欧洲国家质疑奥巴马政府是否把欧洲受到的挑战视为对美国直接战略利益的挑战，批评美国在履行对欧洲安全承诺方面显得太软弱。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国际形势及美欧各自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美欧同盟关系持续面临调整压力。特朗普执政后美欧同盟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既是调整的延续与深化的结果，同时也带有鲜明的“特朗普色彩”。就其动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美欧同盟关系变化的多重影响
其次，美欧对外战略调整与安全战略选择错位是导致美欧同盟关系疏离的直接动因。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和就业增长放缓，贸易逆差和贫富差距加大，国防开支被迫缩减。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与其继续领导世界的雄心变得明显不相称，这促使美国大战略日趋“内向”，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更具有选择性。奥巴马政府从伊拉克撤军以及“从幕后领导”利比亚战争的做法就表明了这一点。特朗普上台后将政策重点收缩到国内，继续推进“撤出欧洲”政策，使得战略“内向”趋势更加明显。与此同时，为应对各种危机与挑战，欧盟也加快了对外战略调整步伐。2016年发布的《欧盟全球新战略》指出：“在不稳定的时代，仅仅拥有软实力是不够的；若欧盟想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可被信赖的行为体，就必须增强其在安全与防务方面的能力。”[11]特朗普执政后美欧关系的新变化使得欧洲“战略自主”紧迫性大大增强，欧洲认识到，必须靠独立自主为未来世界剧烈变化做好准备。欧盟近期在深化防务合作方面采取的一系列实际行动，反映了欧盟谋求战略自主的新动向，而就其对美欧关系的影响而言，则表征了更值得关注的变化。
首先，美欧矛盾加剧导致大西洋联盟裂痕加大、美欧盟友关系褪色。伊拉克战争后，美欧双方曾尝试修复关系，但是却无法改变美欧矛盾的结构性特征。特朗普上台后掀起对欧政策调整“冲击波”，进一步使大西洋联盟关系出现“恶化”症状。在“美国优先”和“单边利己主义”理念的驱动下，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美欧关系时坚持利益当先、责任置后，导致美欧在北约军费、美国战略东移和伊朗核协议等问题上陷入一系列冲突。虽然美国宣称仍将保持对欧洲安全的承诺，但其可靠性已无法令欧洲信服，欧洲对美国作为安全盟友的信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由于欧洲安全仍然依赖美国保护，中短期内美欧战略同盟关系或仍将继续维持，但互信水平的降低和交易性成分增多将不断侵蚀和削弱联盟的共同利益基础，因此美欧同盟关系将会变得更为现实，甚至有逐步滑向某种交易性松散联盟的风险。
其次，欧盟的发展及美国与欧盟关系将受到挑战和制约。在冷战时期，大西洋联盟不仅是欧洲安全可以依靠的稳定因子，而且也促进和保障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当前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的发展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使欧洲面临巨大压力，欧盟所依赖的多边主义、大西洋合作机制和全球化均遭到动摇，而自身又缺乏实力和工具有效应对大国博弈、“零和思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等带来的挑战。特朗普政府“退群”和收缩战略有可能在欧洲、中东等地区造成新的战略真空，从而加剧欧洲周边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这不仅会对欧盟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带来冲击，也将使欧盟在塑造自身利益、寻找伙伴的过程中面对更加不确定的国际大环境。
这个愿望就是全部的动力，而顾青，对她是真的好。会把大块的肉夹给她，自己只吃米饭和蔬菜，会在回家时带一些水果和零食，只是最便宜的东西，但温简也觉得是被宠爱的，他用了他所有的能力来待她好。
最后，美欧同盟关系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动美欧俄、美欧中三边关系的走向。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剧烈调整，欧洲的战略选择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和大国关系走向具有重要影响。诚然，无论欧盟对外战略如何调整，短期内都不大可能根本脱离与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但是基于自身的外交独立性和战略自主需求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美国压力的需要，欧盟对与其他大国的战略合作可能持更加开放的立场。目前欧俄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政经脱钩”现象，欧盟既强调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又积极寻求扩大与俄经济和能源合作。虽然自克里米亚事件发生以来，美欧联合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制裁，但欧盟对制裁也给自身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感到不满。欧洲基于地缘因素也不愿使其与俄的安全关系过于紧张，反而是美国基于其自身战略考虑不愿看到欧俄关系走近，并有意通过制造对立使欧俄关系陷于某种可控的紧张状态。而作为美欧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俄罗斯也不失时机地利用美欧矛盾来牵制大西洋关系，普京总统对欧洲建立独立军事力量的想法表示理解，称组建欧洲联军符合“多极世界”的趋势，是“值得肯定的”。未来，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将继续成为大西洋联盟的黏合剂，但同时欧俄的双边互动也将对美欧同盟关系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
在亚洲，美国近年来战略东移和欧盟加大介入东亚事务使得美欧中三边关系成为一个日益受关注的话题。虽然美欧就应对中国崛起加强了战略互动和对华政策协调，但是双方的分歧仍然明显，欧盟不愿卷入美国主导的对华遏制。特朗普执政后的对外政策调整给美欧、美中关系都带来强烈冲击，进一步触动了美欧中三边关系的神经。欧盟基于对美欧关系前景的担忧和对中欧关系之现实利益的考虑，谋求实现更大程度的战略自主。虽然美欧在某些涉华领域有相似的诉求并进行相应合作，但是在涉及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问题上则是中欧双方有更多共同点。与特朗普政府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不同，欧盟不把中国崛起视为地缘政治挑战。在当前世界趋于动荡和不确定性增加的形势下，欧盟以经贸关系为核心的对华接触战略不大可能改变，若美国今后进一步加大对华军事制衡，欧盟反倒可能加强对华接触，借此在中美之间发挥斡旋和调停作用，减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
结 论
调整、改革和重构是冷战后跨大西洋关系演进的总体特征，也是一个长期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北约框架下的大西洋联盟关系的退化是一个大趋势。特朗普执政后大西洋联盟关系的恶化代表了该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并不表明美欧同盟关系行将终结。除了仍存在较大安全利益一致性（特别是在欧洲）之外，美欧之间强大的经贸关系纽带以及仍健存的价值观基础亦对美欧同盟关系具有稳定作用。加上美欧在二战后的长期互动中积累了处理分歧与摩擦、把控危机风险的经验与能力，也有助于双方更好管控分歧，确保同盟关系不脱离大致正常的轨道。美欧同盟关系仍处在持续调整与变化中，中短期内仍将维持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
[1] Benjamin Haddad， Craig Kennedy， and Hannah Thoburn，After the West? A Positive Transatlantic Agenda in a Post-Atlantic Age， Washington， D. C.: Hudson Institute， 2018， p.3.
[2] Keith Jonson， Dan De Luce and Emily Tamkin， “Can the U.S.-Europe Alliance Survive Trump?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5/18/can-the-u-s-europe-alliancesurvive-trump/.
[3] Olaf Wientzek and Leonie Arzberger， “The Security Policy Dimension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SDP”， http://www.kas.de/wf/doc/kas_41574-544-2-30.pdf?150608113142.
[4] Jonathan Steanrs， “NATO Salutes Europe’s Defense Budget Increase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2-14/nato-salutes-europe-s-defense-budgetrise-amid-trump-pressure.
[5]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December 2017， p. 48.
[6] Jen Judson， “Funding to deter Russia reaches $6.5B in FY19 defense budget request”， https://www.defensenews.com/land/2018/02/12/funding-to-deter-russia-reaches-65b-infy19-defense-budget-request/.
[7]《希拉里•克林顿：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http://news.xinhuanet.com/2011-11/11/c_111160413.htm。
[8] 同 [2]。
[9] “Angela Merkel: Europe Must Take ‘Our Fate’ into Own Hands”，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angelamerkel-europe-cdu-must-take-its-fate-into-its-own-handselections-2017/.
[10] 同 [5]，p. 1。
[11] EEAS，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http://eeas.europa.eu/archives/delegations/south_korea/documents/news/2016/eu-globalstrategy-final_en.pdf.
[12] Xenia Wickett，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Converging or Diverging?” https://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transatlantic-relations-converging-or-diverging.
【DOI】 10.19422/j.cnki.ddsj.2019.03.001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魏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