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公私合营进程中的影片业同业会的生发状况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业论文,进程论文,状况论文,影片论文,公私合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业发展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以下两种研究路径：在宏观层面关注国家如何对于私营电影业进行调整、改造，将其逐步并入公有制经营的范畴；在微观层面，对于私营电影公司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境遇与对策进行史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大部分电影学的研究者无论是基于政府层面的宏观产业研究，还是基于市场个体的公司个案研究，都忽略了同业会的存在及其影响。
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学术范畴来看影片业同业会的研究态势，笔者发现，近十年来，同业会研究成为一个受到经济学、法学、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普遍关注的对象，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深圳大学等一大批学者从同业会成立的动力源、同业会兴衰历史、同业会在中国转型期的作用等层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广泛的研究。至于电影学界对于同业会关注度不够的主要原因在于，电影学研究较其他学科时间短、积累少，对于电影历史的梳理尚且存在很多空白之处，电影史中又对于同业会提及较少，不过，同业会的档案资料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影片业同业会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且在组织结构、制度建设、职能配置方面有着严密、系统的构建。该组织在调节私营影片业与政府的关系，促进行业自律、协调会员利益、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等层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后，影片业同业会开始筹建。它是在何种背景下被何种动力推动筹建的？它建立后与政府、私营电影业的关系如何？它具有哪些职能？这些职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何种作用？
一、建国后影片业同业会筹建的背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权结束，这意味着中国电影产业将面临一次深刻、广泛的调整，上海的私营电影业将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转折。回顾建国前夕的电影业发展，自1948年国统区经济陷于全面崩溃的局面后，上海电影业，尤其是私营电影业，除了少数具有实力的电影公司外，几乎都陷于难以为继的产业困境。
处于政权更迭时期的复杂时代背景之下，私营电影公司的经营陷入混乱无序、空前迷茫的状态。此时，新中国政府对于私营电影业的政策并非打击和限制，而是鼓励其生产。而且，当时新政权对于资本主工商业的态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使与其进行合作，同时继续允许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生长与发展。不过，必须时时处处注意对其不利于国家社会主义前途的作用加以“限制”，而且应当争取在“限制”和“利用”的过程中，迫使其一步步“改造”，以适应自己迈向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①
对于鼓励私营电影业的生产，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考察，在资金方面，大部分私营公司背负了巨额债务。“四大私营制片业主之一的大同电影制片公司，突然于一月十二日宣告，因受高利贷影响，经济周转困难，而要停顿工作，消息传出，震惊上海影剧界，大同职工为解危机，不支报酬，可是大同负债太重，闻单以前利息已累欠三千余万元。”②另外，国泰公司也“在一月二十六日亦宣布暂停工作，国泰建国后的三部新片，卖座不佳，外欠债务，工资年将均拖欠。柳中浩宣布停产后，工人十分着急，为安抚而提出暂开大锅饭而伙食费自付一般而未能。”③
截止到1950年7月份，国家对于帮助私营电影企业恢复生产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在扶助与指导私营电影业上，人民政府曾给予发行、放映及其他贷款共约四十八亿，帮助其渡过春节前后的难关与进行再生产。”1949年10月起，“上海银行上海分行曾先后贷与昆仑等四公司发行贷款二十亿零九千万元，又贷给大同、国泰、昆仑三公司生产贷款二十二万个折实单位。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二月，又由新华银行等十三家公私合营和私营银行联合贷给上述四公司生产贷款共二十亿零五千九百万元。同时，人民政府文化部中央电影局对昆仑、文华等公司，曾供给负片(印拷贝用的原料)八万英尺，代做押汇二十万元港币，并代为发行到香港、南洋等地，使私营影片公司渡过了九个月的困难。”④
尽管如此，这些举措并没有使私营电影业的情况呈现出乐观、明晰的前景。其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新政权对于如何平衡国营电影业与私营电影业在资源配置与经济运行中的利益尚且缺乏经验，私营电影业发展面临着如原材料短缺、剧本创作在题材上与国营电影厂重叠过多，发行不畅，资金短缺等诸多问题而难以维系；另一方面，新政权建立之初，为了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对于私营电影业的发展给予了政策上的保护与支持，但与这些政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或欠缺影响了政策在实践层面的执行与效果。表面上看来，私营电影业在政策层面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在当时的文化政治氛围(《武训传》的大批判)与实际的产业格局与发展链条中，私营电影业正在逐步地被边缘化，濒临崩溃的绝境。
影片业同业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筹建成立的，1950年由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华东区公司、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江昆仑电影制片厂、长江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昆仑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文华影片公司、国泰影业公司、大同电影公司、大中华电影公司、大光明影业公司、华光影业制片厂、中国电影照相器材供应公司等三十多家公司联合组成上海市影片业同业会，聘吴邦藩、张菊生、任宗德、凤昔醉、李伯龙、柳中浩为主任委员。
二、影片业同业会与政、企业的关系
最近的同业会研究成果表明，如果从动力源作为分析的一个视角，可以分为三种基本路径：一是企业自主推动的同业会；二是政府主导推动的同业会；三是政府与企业合力推动的同业会。按照这三种路径来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影片业同业会的成立是企业自主推动的同业会，不过，它的建立在实际上满足了新政权与电影行业发展的双重需求。有研究成果表明，由企业自主推动的同业会，一般来看，既与工商联⑤的活动有较大联系，又与本行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
上海电影业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度陷入混乱失序的状态，但是它的产业基础尚且优于其他地区，且具有商会发展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影院业同业会、戏剧同业会等相关组织的存在。加之此时新政权对于电影业的发展给予了一定的空间，私营电影业拥有一定的生产、经营、销售的自主权，不过，他们对于新政权的文化、经济政策尚且存在隔膜，对于新时期该如何发展也较为迷茫，同时，新政权对于私营电影业的规划有一部分政策是建立在对于苏联模式的仿效之上，难免有不适应当时私营电影业发展之处，问题需要解决，意见需要上达，行业在新时期需要新的秩序与规范。
显然，影片业同业会的筹建情况较为复杂，它的成立既有企业自身需要，也有政府推动的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分析其成立的原因。这一组织与新政权、企业是什么关系呢？同业会的产生，不仅要满足电影行业个体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政府的需要，同业会与企业、政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他们的关系中是否可以找到行业协会与企业、政府的内在逻辑关系。
在新政权对于上海电影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接管过程中，保证其经济稳定是重中之重。因此，从稳定经济这方面来说，新政权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友好的，希望争取他们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对于这一问题，刘少奇四月间在天津视察的时候也指出：“今天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对资本家不仅不应当做斗争对象，而且应当成为争取对象，伤害资本家就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⑥
9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给予民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拥有当家作主的地位，主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其他各种经济成分有分工合作，主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其他各种经济成分有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权利。⑦此时，中共中央更是把新政府的经济政策简明扼要地归纳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也大体上决定了上海接管电影工作的基调——在联合私营电影业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逐步纳入到公有制的范畴中。
可见，新政权对于上海电影业的接管工作是细致和谨慎的，对于私营电影业的态度也是极其温和的。在这一氛围下，影片业同业会的筹建对于新政权来说，毫无疑问有利于其对于电影业的控制与管理。对于行业个体来说，同业会服务的第一对象就是电影行业个体，为会员提供周到的服务，这是其应履行的职责，也是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同业会要想真正解决生存发展、职责范围、社会地位等问题，关键是要向企业提供他从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所得不到的服务。只有在此基础上，企业才有履行交纳会费，支持协会活动等义务。⑧
同业会中大部分成员是私营电影公司，他们集中在一起进行政治学习、业务探讨、政策分析。通过同业会议、座谈，会员聚集起来分析产业前景与困难所在，加强对于新中国政治形势的学习，与主流电影机构形成具有张力的关系，提出自己在制片、发行中一些实际困难。电影局针对电影业同业会提出的问题也适时对电影政策做出调整。同时，影片业同业会也向国家电影局提出了许多与促进私营生产有关的建议，希望在计划经济为主的产业体制中获得自己应有的生存空间，在逐步被纳入到公有制范畴的过程中，他们并不轻易地由于发展中的一些诸如资金、胶片、剧本、票价等相关问题而放弃自身独立合法的地位和发展的空间。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也经历了一个挣扎与选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影片业同业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私营电影公司积极拓展发展空间的同时，电影局针对私营电影业的面临诸多经营困境的现状继续加大扶植力度，并在当年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应该“实行企业化管理经营，加强节约，扩大剧本取材的范围和剧本供应之组织工作与机构，实行摄制日与有效尺数制度，一切制作上合理化建议应予以接受，达到尽量节流，符合企化的目的。”⑨在对待私营与国营的立场上，政府坚持公平的原则。以排片为例，为了保证公私两利、防治发生偏向的问题，在上海公私合营及私营制片业研究会电影局要求各影片经理公司与各片公司签订具体合约，详细规定基本项目：关于排映戏院映期，营业状况及其他有关情形，经理公司应尽量接收片公司的意见；各经理公司与片公司处于同等地位，应照顾双方的利害，经理公司应把握政策，认识任务，不应盲目主动，应听取片公司的意见协商决定。⑩经过新政权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政策引导和切合实际的扶持步骤，私营电影公司曾一度渡过危机，并有了较为客观的电影产量。
由此可见，维系同业会与企业良好关系的基本要求应该是：生产、发行和放映等事务由电影业自行承担，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同业会的任务是协助电影业的发展，为其最大限度获取利益提供各种服务。鉴于同业会成员中不仅有私营电影公司，还有国营电影公司，会员成份已经不是民国同业会中的单纯的私营行业个体，它承载了更多计划经济体制下新政权对于同业会的约束与管制，需要处理政府与企业、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等多方面的矛盾与问题。
三、影片业同业会的职能
影片业同业会的职能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代表职能、维护职能与服务职能。所谓代表职能是指影片业同业会代表成员企业的合法权益，向社会和政府表达成员企业的意愿，反映行业的利益要求。代表职能主要表现在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通过这种影响力，便于参加协会的企业争取和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利益。(11)例如，在1951年5月讨论购胶片全体会员大会上，议决事项有四项：
1.关于胶片问题由建有摄影棚之九家公司将现有存底六至九月所拍摄影片之名称编导的姓名，估计每月尚缺胶片若干以及其他各会员之存片，无具体制片计划，分别列表报会以便由电影处特请中央电影局设法解决；
2.推举长江曹懋唐、昆仑杜思念、文华马青源、国泰柳和纲，大同柳和清、东华叶逸芳、大光明赵家瑞、合作沈默、华光申梦世九位组成收购胶片小组，于十六日下午二时举行小组会议，讨论如何收购事宜；
3.建立片库事先由公会拟定租赁办法，再付讨论；
4.印花税营业税问题由文华起稿，集体要求有关部门合理解决。(12)
其中，1和4就属于代表职能范畴之内，影片业同业会代表行业向新政权申请解决胶片问题以及印花税问题。
又如，1951年5月九代表小组会(长江曹懋唐、昆仑杜思念、文华马青源、国泰柳和纲、大同柳和清、东华叶逸芳、大光明赵家瑞、合作沈默、华光申梦世)关于国内胶片收购办法的议决事由有四项：
1.各公司自即日起不再单独购买胶片，全部通过公会请求电影事业管理处委托华东贸易局统一收购，统一议价，统一会报，并由电影处会同公会协商解决分配办法；
2.各公司自报六、七、八三个月胶片缺数预报保证信通公会请求电影处向银行贷款委托贸易局收购并将购订胶片交银行作为抵押品使用先还款然后用片，至今还清为止；
3.请求电影处向金融公会调查胶片押款数量并通知银行如有将胶片来押款，非制片业公会员不得将影片原料进行押款；
4.九大委员会推派叶逸芳、夏兆忠、马青源三人为代表专办此事。(13)
其中，1和3项就属于同业会履行代表职能，代表行业请求电影事业管理处委托华东贸易局统一处理胶片问题，且对胶片押款数量进行调查。
维护职能是指企业既有自身的利益，在行业发展上又具有共同的利益。在市场转型时期，行业和企业利益往往因不规范市场运作和政府有关部门过多干预而受损，同时，同行业企业之间也容易发生利益纠纷。为了保护成员企业和行业的合法权利不受损害，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实现。行业协会的维护职能主要表现在建立行规行约、实行价格自律、保证质量维护行业信誉、协调成员企业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开展公益活动等方面。(14)
例如在1951年3月会员全体大会上，经过会员讨论决定：
1.新片预告登刊办法：
(1)新民、大公、解放、文汇四报发刊每天之行数均依照下表，唯最后两天每天之行数必须严格遵守，其余天数，为照顾实际情况，如将每天行数减少而延长天数，但最多连最后两天在内不得超过七天，如因映期延后以改登之天数和行数，不在此限。
(2)如愿减少刊登行数或不登可个别办理。
(3)与院方协商新民、大公争取与预告最后一天同样大小。
(4)在实施此项办法前先登启事说明统一行数之意义。
(5)启事用公会名义，费用由各公司分担。
(6)此项办法定于四月六日起实行。
(7)自实施之日起，倘有违反此项办法者按照违反业务公约论处(如下表)。
2.上映广告：全部广告费用由院方负担，片方不予津贴，头轮依上条办理，二三轮争取统一刊登。二轮至少四行，三轮至少三行。其他形式广告，如路牌、橱窗、霓虹灯等，费用由片方负担；
3.映期：新片头轮至少七天，旧片协商决定。
如上决定是同业会基于电影发行的现状对新片预告刊发办法、上映广告费用、新片映期等进行行业内部规则的制定。
又如在1951年6月为影片送审及捐献飞机大炮事座谈会上，同业会员讨论决定：
1.捐献飞机大炮除星期日早场义映全体通过外，更使捐献力量增强起见，每会员公司将本身出品之较佳影片至少一部以原则由华东公司义务代排义映一天，全部收入作为筹备一部影片的基金，如基金筹足，即将开拍影片摄成后，全国的收入将用来捐献。有厂房的公司负责摄制，无厂房的公司负责并担负该新影片其他费用。令上推派代表前往电管局请示。
2.中央文化部命令将摄成影片送京审查，办理全国上映执照。为全部按照中央命令，各公司将遭受严重困难，比如摄成影片送京时间周转将影响排片日期，并且编导及有关人员必须随带拷贝赴京以至妨碍生产，因第一部影片审查时间周转而影响排片日期，延长生产，资金周转困难，银行贷款利息遂将增加等，为挽救此项危机，由会上推选代表五人文华吴邦藩、长江曾懋唐、国泰柳中浩、永华李大深、大光明赵家瑀前往电管局请示能否在上海设立影片审查处以免进京等种种困难或者由上海颁发临时执照，上映后再将拷贝送京审查颁发全国执照在其他地区上映，以此办法可挽救目前的一切严重性危机。(15)
如上决定就属于同业会在行使协调行业内部与外部的关系的职能，维护行业形象，支持爱国公约，保证行业利益。
再如：在1951年10月的各公司负责人座谈上会，为争取更广大的观众，加强教育力量，深入各个基层，影院票价降低为：
头轮戏院：进步片分为3000元、4000元、5000元三个档次；普通片分为4000元、5000元、6000元三个档次。楼下票价一律按照进步片3000元，普通片4000元收费。
二轮戏院：进步片最低票价2000元，最高票价3500元；普通片最低2500元，最高4000元。
三轮戏院：进步片最低1500元，最高2000元；普通片最低2000元，最高2500元。(16)
这一决定是同业会对于电影票价进行调整，以吸引观众，提升电影教育意义。服务职能是指参加同业会的企业，既希望得到成员企业的相互帮助，更需要同业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以便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管理能力，最大限地获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以同业会对于胶片购置问题的处理为例，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进出口业务受到一定限制，影业公司的胶片是由电影管理处转托中国进出口公司华东区公司代为订购，手续较多，过程也较为复杂。胶片是电影生产重要的原材料，能够保持胶片购买的渠道畅通也是电影工业链条保持顺畅的重要因素。对胶片购置环节的产业统筹政策对私营电影公司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1950年私营公司购置胶片为例，私营影业公司通过影片业同业会集体向香港杜邦公司订购底片一百二十万尺，声片一万尺及副片五百万尺，约定年底以前可以运到一部分，又订购比利时三角牌副片一百五十万尺，订年内抵沪。另外，柯达公司王文秀已向贸易局请得许可证购有底片十五万尺，声片二十八万四千尺，副片一百五十完尺，胶片抵沪时再与王商榷购买。(17)按照同业会规定：按照新片比例分配，各公司不得囤积，不得抬价转卖。在原材料匮乏的阶段，同业会对于遏制私营公司恶性竞争起到了一定的调节、制约作用。由于各私营公司在原料的购置环节上需要依靠同业会疏通渠道，因此，对于同业会的规定大多数积极执行。
除了胶片问题的困扰之外，私营厂电影摄制的设备也急需改善和更新，而且均为工作上确属需要并非日常使用的设备。不过，昂贵的价格让私营公司感觉到资金的匮乏。如洗片黑房设备、录音设备、背景放映机，购置设备及其房屋建设大约需要二十万美元。但是私营公司只能负担费用的半数，另外的需要获得政府的资助。只有资金到位才能保证1953年前完成设备更新的计划，影片业同业会建议组织机构专司们办理这类事物，经济独立，会计健全，作为一个新兴的企业，各公司需要时就可向它租用。(18)
到了1951年，胶片短缺的问题依然存在，影片业同业会将拥有摄影棚的九家公司，将现存六月至九月所拍摄影片之名称，估计每月尚缺胶片若干以及其他会员之存片，无具体制片计划，分别列表报会以便由电影处特请中央电影局设法解决。(19)大会推荐长江推举长江曹懋唐、昆仑杜思、文华马青源、国泰柳和纲，大同柳和清、东华叶逸芳、大光明赵家瑞、合作沈默、华光申梦世九位组成收购胶片小组专门讨论如何收购的事宜。
至1951年5月16日，各电影公司不再单独购买胶片，全部通过公会请求电影事业管理委员会委托华东局统一收购、统一议价、统一汇报，并由电影处会同公会协商解决分配办法。并且公会向电影处提出两条申请：
第一，各公司自报1951年六七八三个月胶片缺数，预报保证信通公会，请求电影处向银行贷款，委托贸易局收购并将购订胶片作为抵押品使用，先还款然后用片，至还清为止。
第二，请求电影处向金融公会调查胶片押款数量并通知银行如有将胶片来押款，非制片业公会会员不得将影片原料进行押款。(20)
虽然同业会对于胶片购置、设备更新与购买等层面提供一些建议性的服务措施，但是，鉴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从1950年开始到1951年，私营电影公司所需胶片逐步从部分依靠电影处帮忙代购，到完全由电影事业管理处华东贸易局统一收购，国家通过对电影生产的原材料进行调控来逐步将私营电影公司纳入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范畴中来。
上文大致勾勒了新中国成立后影片业同业会建立的背景、与政府、企业的关系、具体的职能实现。通常意义上，在市场经济范畴中，同业会类似于一种管制方式，借助于它，同行企业相互联合，并将权利授予一个中心组织，以增进共同利益，管制行业内行为，并使产业内成员及那些其战略和行为可能危害行业利益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有序化。(21)
民国时期电影业同业会基本可以认为是这样一种行会组织，以电影院同业会为例，在它的章程第三条明确规定：本会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校正弊害及辅助教育交流中西文化提倡高尚娱乐为宗旨。第五条对于本会的任务有明确的认定：
1.关于商品之共同购入运输保管及其他必要之设施；
2.关于会员盈利之统则；
3.关于会员营业之指导研究调查及统计；
4.关于办理本章程第三条所揭示宗旨之其它事项。
新中国成立后，影片业同业会在政府过多行政干预的前提下，无法真正发挥它实际的职能。通过上述对于其筹建背景的勾勒、分析其产生的主要推动力及其与政府、企业的关系，阐述它的具体职能，笔者发现：该同业会由于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同业会对于政府依赖性较强，自治能力被削弱。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看，政府是行业协会发展的外部组织，处理行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是确保行业协会职能建设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要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这一制度建设本身就与同业会的职能建设存在矛盾，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政治至上的指导原则，很难实现同业会与新政权良好的互动。影片业同业会是电影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依法设立的具有独立主体地位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虽然，表面上看来，政府与行业协会应该是两个具有独立法人的主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也不是指导与被指导、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同业会不接受新政权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尽管同业会提出了很多事关电影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预期效果。新中国成立后的影片业同业会的功能与民国时期的影片业同业会有了很大不同，削弱了其对于行业内部自制、自律的功能，更多的是协助政府管理电影业。此时的同业会所应具有的民主性和民间性并没有完全实现，对政府有极大的依附性，它实际成为政府行政职能部门的延伸，甚至变相成为政府部门的一个内设机构。
注释：
①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
②载《青青电影》1950年第3期。
③载《青青电影》1950年第6期。
④《文化部负责人发表讲话 阐释有关电影事业五项暂行办法》，《人民日报》，1950－7－12；《在政府扶植下的上海私营电影业》，《人民日报》，1950－7－27，转引自《上海电影制片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2)》张硕果，《电影艺术》第324期。
⑤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于1949年8月，又称中国民间商会，全国各地都相继成立了工商联。各级工商联既是参政议政的人民团体，又是具有多种服务职能的民间商会，依靠同业公会和行业商会加强当地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⑥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4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第7－10页。
⑧徐家良《双重赋权：中国行业协会的基本特征》，《天津行政学院学报》，第5卷第1期，第36页。
⑨《于伶关于中央文文化部电影局第二届扩大行政会议的报告提纲》，1950年10月30日，档号：B72－4－42－33，上海档案馆。
⑩《电影事业管理处召开上海公私合营及私营制片研究会的业务小组会议》，1950年，档号：S317－4－2，上海档案馆。
(11)(14)徐家良《双重赋权：中国行业协会的基本特征》，《天津行政学院学报》，第5卷第1期，第37页。
(12)《讨论购胶片全体会员大会上海档案馆》，1951年5月15日，档号：S317－4－2，上海档案馆。
(13)《九代表小组会议纪录》((长江曾懋唐、昆仑杜思念、文华马青源、国泰柳和纲，大同柳和清、东华叶逸芳、大光明赵家瑞、合作沈默、华光申梦世)，1951年5月16日，档号：S317－4－2，上海档案馆。
(15)《为影片送审及捐献飞机大炮事座谈会会议记录》，1951年6月11日，档号：S317－4－2，上海档案馆。
(16)《各公司负责人谈话》，1951年10月26日，档号：S317－4－2，上海档案馆。
(17)《各公司负责人座谈会》，1950年10月23日，档号：S317－4－2，上海档案馆。
(18)《公司同人座谈会》，1950年9月14日，档号：S317－4－2，上海档案馆。
(19)《讨论购胶片全体会员大会上海档案馆》，1951年5月15日，档号：S317－4－2，上海档案馆。
(20)《九代表小组会议纪录》((长江曹懋唐、昆仑杜思念、文华马青源、国泰柳和纲、大同柳和清、东华叶逸芳、大光明赵家瑞、合作沈默、华光申梦世)，1951年5月16日，档号：S317－4－2，上海档案馆。
(21)余晖《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转型期的发展》，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