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纪念李维汉诞辰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作制论文,诞辰论文,中国共产党领导论文,周年论文,李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维汉是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著名的理论家和卓越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他除了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还先后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建立、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年6月2日，是李维汉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特撰此文，以示对李维汉同志的纪念和缅怀。
一 光辉的探索实践
早在延安时期，李维汉就开始致力于共产党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问题的探索。1940年后，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即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非党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种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雏型。当时，李维汉先后担任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为贯彻党的“三三制”政策、处理好共产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作了大量的工作。1940年9月，他写了《关于政权的三三制》一文，发表在党刊《共产党人》上。文章对“三三制”的内容、政治基础和作风以及怎样推行等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尊重法制，以身作则，做奉公守法的模范；共产党人要接受非党人士的长处，关心他们并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彼此间发生政策上和政治上的严重分歧时，通过协商和政府会议或民意机关去解决；共产党人要善于自然而然地同非党人士进入精神上的接触、往来和接近，感人以诚、动人以理。[①]在实践中，他采取了“民主合作”、“生活照顾”、“适当让步”和“必要的斗争”等措施和做法，团结了李鼎铭、贺连诚、霍子乐等一批党外知名人士和中间分子，激发了他们的爱国心、正义感和主人翁感，从而推进了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为日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建立和推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建立起来。制度初创，一系列方针政策亟待明确解决，党内部分同志暴露的相当严重的关门主义和清一色思想，有待教育克服。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李维汉先后于1950年3月和1951年4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第一次全国政府秘书长及省市政协秘书长会议，并分别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和《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他根据建国初期的形势和任务，说明了继续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各方面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尤其是，他正确提出和解决了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为正确处理多党合作共事关系奠定了初步基础。为了巩固和发展同各党派的合作，李维汉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党内外深刻阐明了我国民主党派的性质和特点，论述了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他支持和帮助各民主党派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会议，总结历史经验，确定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纲领和方针任务。各民主党派在会上都作出决议，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他还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支持和推动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中重大问题的协商讨论，参加土改、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等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以及国家建设的实践，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他积极帮助各民主党派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策，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发展民主党派同我党一致的一面，缩小矛盾的一面，使团结合作不断得到加强。建国初期，多党合作共事关系处理得很好，这跟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分不开，也跟李维汉同志的努力分不开。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开始进入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李维汉及时地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指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向工人阶级缴械投降了，“各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②]。他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把教育工作作为今后七年统战工作的中心任务。在李维汉的倡导下，北京举办了社会主义学院作为党外人士的“高级党校”，各地普遍举办政治学校，有计划地大批地组织党外人士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这对于帮助他们初步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李维汉积极贯彻这一方针。在1956年10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他就民主党派的工作问题作了多次讲话，总的精神就是要充分认识民主党派的进步与变化，放手支持他们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进一步密切我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他的这些讲话，曾以《中央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草案）分发各地统战部征求意见和试行，并准备报送中央会议讨论批准，只因后来反右派斗争的开展，这个文件草案被搁置了下来。
1957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反右斗争扩大化使一大批民主党派成员受到不公正的处理。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李维汉也曾不可避免地有过“左”倾失误，但他很快经历了一个由失误到逐步认识并积极纠正失误的过程。1958年下半年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他逐渐把纠正“左”倾错误，改善合作共事关系提到统战工作的重要位置。如在1958年结束党外整风运动，1959年反对在党外人士中开展反右倾运动，三年困难时期，他采取和风细雨的“神仙会”的方法，帮助民建、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党派召开中央会议，在会议中坚持倡导实行“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政策，使他们解除疑虑、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把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极大地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1962年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李维汉主持起草了《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书面意见。他根据周恩来广州会议讲话精神，分析了各民主党派的性质，指出：“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党派”，今后“一般不再称他们为资产阶级性的党派”[③]。他指出，几年来在我党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问题上虽然有所改善，但是还存在相当多的缺点，甚至存在相当严重的错误，如“敷衍应付”、“冷在一旁”、“课以责任却不给必要的权力和条件”以及错误批判等。李维汉在会上多次强调要调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关系，提出要按中央的有关精神，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对于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对于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斗争或戴了帽子的，对于1958年以后其他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处分或戴了帽子的，一律经过甄别，予以平反。李维汉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对于改善共产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巩固多党合作制度，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这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却被说成是投降主义、修正主义。李维汉因此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并被撤掉了统战部长的职务，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
在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时期，李维汉仍然为发展和完善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操劳。他提出了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们进行复查平反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采纳，使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终于得到了纠正，为党赢得了民心和挽回了声誉。晚年他还撰写了数十万字的回忆录，认真总结了建国后多党合作发展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每当历史转折时期，李维汉总是作调查、提建议、定方针、作计划、抓落实，为使统战工作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巩固和完善倾注了满腔心血。实践证明，他的探索是成功的。
二 杰出的理论贡献
在领导统战工作、处理多党合作共事关系的实践中，李维汉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不但正确地指导着我国多党合作的实践，同时也为毛泽东思想关于政党的理论增添了新的光彩。
（一）深刻阐明了建国后民主党派的性质和多党合作的必要性。
1948年5月，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它们的领导人应中共之邀陆续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1949年9月，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参加新政协，共同创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他们中许多人担任了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领导职务。根据这种情况，李维汉指出：“它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参加者”[④]，“它们都参加了民主联合政府，都宣告以共同纲领为自己的纲领，并接受中共领导。这就说明它们基本上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⑤]。李维汉论述了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存在和多党合作的必要性。他指出：第一，“各民主党派都是新民主主义政党，新民主主义时期还相当的长”，我们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需要民主党派一同努力。“在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时，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前进”。[⑥]第二，各民主党派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他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代表性，这些民主阶级既然存在，那么代表它们或联系它们的政党也就毫无疑义地应该存在。[⑦]第三，民主党派同共产党有过合作的历史，今天“继续巩固这种合作”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新中国的革命事业上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第四，各民主党派在团结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第五，民主党派是“干部性的集团”，它们中有许多知识分子，有各方面的人才，不少人是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专家。因此，继续保持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十分有利的。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李维汉敏锐地观察到这个变化，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存在了，小资产阶级也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知识分子从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上说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随着其阶级基础的劳动人民化，各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党派”[⑧]，一方面，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它们可能联系和代表的一部分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接受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进而采取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因此，共产党将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下去。
李维汉对民主党派性质及其长期存在发展必要性的论述，为我国实行多党合作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二）科学论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原则和方法。
毛泽东曾经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⑨]在统战中，李维汉反复强调要遵循毛泽东这一教导，并把它作为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关系的总原则。在这个总原则下，李维汉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要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性和平等地位。李维汉指出：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是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但是，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我们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决不意味着我们党有超越它们之上的权力，决不意味着我们党可以把它们当作附属的团体，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命令、干涉或者控制他们。因为民主党派都有它们组织上的独立性，它们同我们党之间是平等的友党关系。”[⑩]李维汉认为，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主要靠我们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靠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靠我们认真地、诚恳地同他们进行政治协商。至于民主党派自己的各种事务，从方针政策到具体措施，都应当由它们自己独立处理。
第二，要沟通政策思想。李维汉指出：“行动的统一靠政策思想的一致，行使职权而无偏差，也倚靠政策思想的一致，政府工作人员既是来自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而各人的社会经历、教育经历、政治经验和工作经验又互不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别，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实现统一行动和谒诚合作，就更需倚靠沟通政策思想。”[①①]他强调，共产党员要主动同党外人士沟通政策观点，积极同他们协商，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加以认真的分析，正确的，接受过来，不妥当的，加以解释。
第三，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李维汉指出：“党外人士既然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即应享有与其职务相当的权力，履行与其职权相当的责任。”[①②]“一份职务，一份权力，一份责任，三者不可分离。”[①③]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应当要求共产党员首先尊重非共产党员的职权，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使他们有可能与闻一切应该与闻的事情，同他们商量一切应该商量的事情，向他们报告和请示一切应该报告和请示的事情，同时还要积极帮助他们能够履行责任。[①④]
第四，共产党员要主动地团结党外人士。李维汉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要求自己的党员在党与非党关系上负起最主要的责任”[①⑤]，共产党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把自己的手热情地伸向那一切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人们，同他们建立起诚恳的友谊关系。
第五，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之间的矛盾，达到团结进步。
实践证明，这些原则和方法，不仅是科学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三）强调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帮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
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是搞好各党合作的关键问题之一。李维汉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对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作了许多理论阐发。
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他说，在我国，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而是参政党，各民主党派应该参加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参加对国家政治生活重大事情的协商、决定和执行。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也是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的重要机构。因此人民代表大会“要采用充分的协商办法，使代表们有充分发言的权利，能够毫无顾虑地提出任何意见和批评”[①⑥]。要虚心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在采取重大措施的时候，如果没有同有关党外人士进行充分的协商，宁肯慢一点作决定”[①⑦]。
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特有作用，即通过它去影响、教育和团结它所联系的人们。民主党派是一定的阶级和阶层的代表，它可以代表和反映这些阶级和阶层人们的意见和要求。我们可以通过民主党派及其在政府机关、学校和企业中的基层组织，督促和帮助它们的成员和它们所联系的群众，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通过它们去影响和教育所联系的对象，团结他们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周围；通过它们推动和帮助所联系和代表的人们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他尤其强调，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对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作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民主党派工作的基本方针。李维汉深刻阐析了这一方针，指出：互相监督，首先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①⑧]民主党派在“今天和将来都联系和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基础，他们能够反映社会上一个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因此，他们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①⑨]。因此，我们今后应当有意识地创造条件，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
民主党派的建设和发展是多党合作的前提条件。为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搞好多党合作，李维汉提出和阐述了帮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在组织上，李维汉指出：要“尊重它们的独立平等地位，由它们自己去决定方针和步骤，在它们所联系的社会基础上自由发展。”并“尽可能给它们以必要的和适当的帮助”。在思想上，李维汉强调，要帮助民主党派提高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以适应社会发展前进的需要。除了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解决“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变革外，更应该帮助他们逐步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事物与处理问题。
李维汉的上述论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理论，不仅成功地指导着过去我国多党合作的实践，而且对今天加强和改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仍然有着重大借鉴和指导意义。
三 良好的工作风范
李维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其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建国后多党合作的工作实践中，养成了良好的工作风范，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严谨的科学态度。多党合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制度，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轻率。李维汉总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开展工作。1949年筹备新政协期间，李维汉担任筹备会秘书长和第一组组长，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代表单位及代表名额的工作。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关系到我们将实行的多党合作制能否成功的大问题。为此李维汉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夜以继日地广泛接触党外人士，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代表和个人分别谈话，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明和教育。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协商、酝酿，终于形成了一个包括23个单位662名代表的名单。这个名单包罗了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国外华侨的代表人物，具有极其广泛的代表性，同时又体现了政治标准的严肃性，拒绝了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这份名单的拟定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称赞，为我国多党合作制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注重调查研究。李维汉担任统战部部长期间，一年总要做几次大的调查研究。平时处理、解决一个重大问题，除了看材料，听汇报，他还要亲自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经反复研究，提到部务会上讨论通过后，再报中央审批。他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特别要注意专题调查研究，发现新的事物、新的情况、新的经验、新的问题，在政策上、措施上求得新的结论。”李维汉提出的许多观点，都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独创性的见解。
李维汉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工作作风值得我们学习的很多，限于篇幅，即不一一列举了。
注释：
① ③ ⑤ ⑧ ⑩ ①⑨《李维汉选集》第151—152、436—437、222、309、331、327页。
② ⑥ ⑦ ①① ①② ①③ ①④ ①⑤ ①⑥ ①⑦ ①⑧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144、22、23、38、12、12、39、40、13、170、158页。
④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93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