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考古学创新的几点认识——2006年6月2日在大连召开的“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河论文,考古学论文,大连论文,几点论文,流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政府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国家，这就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创新，考古学也要创新。下面就有关考古学创新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抛砖引玉，和朋友们交换意见。
一、创新的类别与层次
考古学创新有类别之分，暂且区分为考古发现创新和考古研究创新。
先谈考古发现创新。就考古发现创新来说，我们几乎天天、月月、年年生活在创新之中。每年评出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之所以被认为是新发现，是考古者对其考古对象进行了研究，确认这发现是“新”。故“新发现”是对考古者对考古对象的认识，而这认识是通过研究得出来的。故“考古新发现”既包含了考古的客体，又包含了考古者的主体认识。当然，能否被评上“十大考古新发现”，不是考古者说了算，是评委表决说了算。这些年来的评选十大考古新发现证明，被评上的基本上是考古新发现，但也有新发现没能被评上的情况。所以，我国每年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往往多于被评选出来的“十大考古新发现”。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一是考古新发现的学术意义，存在着层面层次之分；二是正是考古新发现以及考古新发现的不断积累，才推进着考古学的发展。
关于后者，以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工作来作说明。
1935年，日本人滨田耕作发掘赤峰红山后遗址，这是于西辽河流域年代最早且有一定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次考古发掘提出了两种考古学文化，即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的认识。1960年，刘观民发掘了夏家店遗址，区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这次发掘的意义，是修正了滨田耕作将两类不同时期、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混为赤峰第二期文化的错误。接着他又于1962年于巴林左旗的富河沟门遗址，确认出富河文化。随后，在刘观民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考古工作队，于1983年和1986年发掘了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与赵宝沟遗址，确认出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1974年，李恭笃于敖汉旗小河沿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小河沿文化。1995年，郭治中发掘了敖汉旗水泉遗址，确认出以水泉遗存为代表的文化，至此，经历60年的考古新发现及其不断积累，我们才基本上认识了西辽河流域归属燕国版图之前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并为研究其社会的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考古新发现的学术意义，存在层面与层次之分。如前所言，考古新发现包含了客体和主体两类成分。如就客体而言，其学术意义在受学术背景制约的前提下，也取决于主体的认识能量。不同类型的遗存，往往产生出不同层面的学术意义，同一类型的遗存所出现的学术意义，往往存在着层次之分。
安特生于1921年发掘仰韶遗址开创了中国考古学，是以考古学寻找“中华之远古文化”的肇始。1931年，梁思永以土质、土色区分地层，于后冈遗址揭示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文化”的三叠层，挑战了安特生的学术体系，是地层学上的革命，又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转折点。1951年，苏秉琦于客省庄发现的“文化一（仰韶）”、“文化二”和“文化三（周）”的层位关系，呼应了梁思永发现的“三叠层”，同时，也挑战了夏鼐于1951年发掘仰韶遗址时作出“这里的文化是一种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的认识。50年代先后发掘的半坡和庙底沟遗址而确认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为解析“仰韶文化”揭开了序幕。老官台文化的确认，开启了探索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先河，和为探讨仰韶时期诸文化的源头打开了新局面。“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提出，为研究“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启迪出新思维，改变了以往关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关系的传统认识。洛阳中州路东周墓的发掘，不仅为东周考古学文化分期树立了标尺，同时，也为考古学探讨社会历史变化开创出新路，成为了从葬制探讨社会历史变化的模范。元君庙墓地的发现，构建出解析墓地和研究社会结构的范式。正是这些被列举和没有被列举的考古工作，引领中国考古学走向前方。
至于考古研究创新问题，前面说过，考古新发现本身已包含了研究，那么，这里所说的考古研究又是什么意思呢？一般而言，是指基于考古新发现包含的研究的综合基础上的升华或创新。这含义非常清楚。凡是具此含义的论著和著作，都当被认作是考古研究的创新。但那些貌似考古简报或考古报告，或介于《简报》《报告》和论著、著作之间者，如《后冈发掘小记》《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考订》《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和《白沙宋墓》《洛阳中州路》及《元君庙仰韶墓地》，均可归入考古研究创新之列。不仅如此，这些作品无论是以考古简报、报告来看，还是从论著、著作观之，均当视为范文或经典。
考古研究与考古发现不同，是研究已发表的资料，较之考古发现仅面对其手铲下的地下遗存来说，人的能动性较大，能见度显然大了许多，所以，与考古发现相比，研究者有着较大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和较大的预见性，其创新的学术意义，既与考古发现一样存在着层面与层次之分，又和考古发现不同，还存在全局或局部之别。且层面的广窄和层次的深浅，比考古发现，其间的差距较大。宏观出于考古研究。这里所说的宏观，也存在层面与层次之分，例如学科领域和学科整体等等。但有的考古发现也能牵动宏观，且创新之始源则往往寓于考古发现之中。研究不同类型遗存与研究方向、领域或课题的区别，产生出不同学术层面的意义；研究同一类型遗存和同一研究方向、领域或课题，其学术意义，则往往存在着层次之分。同时，学术的层面与层次，也常常出现交错现象，尤其是进入宏观研究更是如此。邹衡之《试论夏文化》与其《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俞伟超的《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和他的其它的秦汉考古论著，徐苹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同他的其它的古代城市论著，严文明的《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与《姜寨早期的村落布局》，都是前者较后者於学术层面上扩大了广度和在学术层次上掘进了深度。苏秉琦从《瓦鬲之研究》和牛河梁遗存的探讨，分别走到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即考古学文化谱系学说，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理论，两者之间的差别，犹如天壤和天渊。
考古研究创新，就是走出学科已在的前沿。学科各领域均有各自的前沿，学科整体或全局，也有其前沿。领域与整体之间，存在着层次与层面的差别，学科整体是学科领域之综合。故各个学科领域创新的积累，可达至学科整体的创新。从纯理论上观察，应是如此，但于实践上观之，则常常是由一、二个学科领域的创新，达到学科全局性思维的变化所形成的学科整体意义上的创新，然后由这变化了的全局性思维，引航滞后学科领域跟进，进而形成学科整体创新的趋势，当尚未形成这一阶段意义上的学科整体创新之时，却又出现了新的全局性思维引领滞后学科领域跟进的情形。如此反复，推动学科不断前进。这当中并无某一阶段的划一或并齐意义上的学科整体的创新，有的仅是全局性思维的创新。所以如此，乃事务发展之不平衡使然。这当是学科进变的常规，我们要创新，就该说清楚是拟在学科领域创新，还是拟于学科全局性思维创新。若拟于学科领域创新，就该了解该领域的学术前沿在那里，若欲在学科全局性思维创新，就得知道它的前沿在那里。前者门类很多，不能一一在此说清楚，后者乃是苏秉琦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论和文明论。从整体看，中国考古学还处在苏秉琦时代。中国考古学要从整体上创新，就需走出苏秉琦时代。中国考古学必将走出苏秉琦时代，何时走出，既要看客观条件，又要看主观的努力。
二、创新的客观环境
要创新，得有创新的客观环境。什么是创新的客观环境？或客观条件？在这方面，我想指出的是如下三点。
其一，我说过：“自由、自主思考的社会环境，是科学，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生存、繁荣、发展的前提。”一般来说，专制政治体制不能提供这样的社会环境。实行皇权为核心官僚本位主宰的集权专制政治体制的秦汉皇朝，秦始皇崇尚法家，焚书坑儒，“以吏为师”，汉武帝尚法尊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大革命时期，推行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万马齐瘖，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唱着独角戏。但也有例外，最典型的便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发展的社会势态，要求变革政治体制，是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可能出现创新的时期，时势要求从已发展起来的士人阶层中涌现出“百家”。凡称得上“家”者，都得有独立见解。只有独立人格的人，才可能实现自由、自主的思考；只有实现自由、自主思考的人，才可能产生出独立见解，才可能成为“家”。“百家”是争鸣的前提，而争鸣则是产生“百家”的环境，又促进“百家”的发展。战国时期所以能实现百家争鸣，在于专制政体诸国之间彼此不能制约的势力平衡的局面，使得“百家”能保持住自由游离于诸国之间的空间，从而逼使诸国为变法图强、称雄、兼并它国，实现中国统一而招揽人才，只能执行较为宽松的礼宾政策，不能实行“一朝委质，终身为臣”专制的用人制度，这就为能游离于诸国之间的“百家”保持住了一定的能实现自主、自由思考的独立的人格。总之，战国时期和春秋晚期一起，所以能成为中国的古典时代，在于能出现百家争鸣，所以能出现百家争鸣，在于其时存在能自主、自由思考的社会环境。
自西周以来，中国已走过了具有根本性变革的创新时期，即战国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现在我们正经历着第三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适时地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我们不能因追求自主、自由思考的社会环境，倒退到分裂的战国时期和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时期，只能往前走，坚持国家统一，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能保证思想多元的民主制度，完善自主、自由思考的社会环境，以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建设创新型国家，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其二，相关学科及其手段的状况，新的社会思维和思想及其所构成的氛围，也是学术创新的客观环境，我以往发表的一些文字对这一问题已稍有涉及。
西方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与传播，促使人们运用地层学和分类学去研究地下遗存，才产生出考古学。考古学本身也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西方产生的考古学，创新了西方史学，受西方考古学的影响，中国金石学出现了创新，出现了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金石学。中国引入西方考古学，使中国古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考古学引入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审视考古学遗存，才生成和完善古代环境、生业乃至产业的研究。受生物学或民族学启发，将其谱系概念引入考古类型学，更新了考古类型学内涵，使之成为苏秉琦为代表的学人的考古类型学。苏秉琦正是站在这一制高点上，进而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亦即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理论。考古学人引入民族学乃至社会学的观念、理论、方法，解析考古学遗存，研究遗存所表述的古代社会结构，才使考古学能“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蔡元培给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写的《序》说道：“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何止是中国哲学史，进而言之，于辛亥革命前后兴起的，而成熟于上世纪20—30年代的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何尝不是由于西方学术和西方思想的传入，才促使中国学人审视中国传统学问，使之得到改造，然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问。可见，引入相关学科的手段、方法、观念、理论、思想乃至思维方式，既可创造新学问，又可推动既有学科的发展。
上面只是举些例子，正面说明相关学科状况及其手段和社会思维与思想所构成的学术环境，对学科创新的作用。但也存在反面的情形。关乎此，除请诸位对上举例证作反向思考外，也请参考我写的《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于此就不作进一步讨论了。还需进一步说明的是，一是上举学科之间以及学术环境与具体学科的关系，既是相互的，又往往存在着互动的促进关系；二是在引入手段、方法、观念、理论、思想和思维方式时，既要审慎了解它们的现状与能量，又要严谨地注意怎样移植、嫁接或结合的问题。
其三，是相关材料及其传达的信息的积累程度，是学科能否实现创新的内在环境，是学科能否实现创新的土壤。
西方考古学的影响，推动了中国金石学的进步。同时，我们只要看看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中的《中国器物的源流》和《甘肃考古记》中的《甘肃远古文化之绝对年代》，便会认为中国金石学的发展乃是西方考古学所以能传入并转化为中国考古学的土壤。相对于中国金石学与传统史学来说，西方考古学的传入，便是创新。
中国考古学之于商文化研究，似乎也走过这样类似的旅程。小屯之被定为殷墟，就与甲骨文发现，和罗振玉及王国维之追寻甲骨出土地点及对甲骨文之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王国维在《说殷》中说“殷之为洹水南之殷墟，盖不待言”。“今龟甲兽骨出土，皆在此地，盖即盘庚以来殷之旧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以将小屯作为首选的发掘地点，如其《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所说的那样，是以王国维的小屯殷墟说为据，用考古的方法，全面研究殷墟，和由此得出可靠年代的坐标基点，使“殷墟知识不啻为其他古墟作度量也”。这是因袭，更是鼎新革故。殷墟发掘揭出了商代后期文明，达到了史语所设定的两个预期。50年代初期，通过郑州二里冈的发掘，考古学找到了商代前期文明。邹衡在二里冈及人民公园和殷墟发掘的基础上，于50和60年代分别发表了《郑州与安阳商文化遗址的年代分期》和《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建立了从郑州二里冈下层至殷墟晚期商文化考古分期的基本完整的年代体系。接着，他又于70年代后期，完成了《试论夏文化》和《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两文的著述。在后文摒弃郑州商城隞都说和确认郑亳说的前提下，《试论夏文化》在一系列夏商遗址考古发掘所积累的资料基础上，确认出先商文化，并将先商文化分为“漳河型”“辉卫型”和“南关外型”。自1928年发掘殷墟至1977年著出《试论夏文化》，经历了50年，才经邹衡20余年的研究，终于确立了从先商至商代晚期考古学分期的基本完整的年代体系。这一研究成果十分重要，它是一把纪年标尺。人们依据这把年代标尺，去度量那些考古遗存或那些考古学文化，处于商文化的那一期。邹衡正是依据这把标尺，加上他作的历史地理考证，断定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时期夏人的文化。
再说周文化的研究，也走过类似于商文化研究那样的路程。在徐旭生先生主持下，为探索“周民族与秦民族之初期文化，及与之有直接关系之各问题”。苏秉琦于1934年发掘了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他撰写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将瓦鬲墓时期分为“初期”及“中期”和“晚期”，又将“中期”分为一、二两期，进而指出“中期”“继承前期（瓦鬲墓初期）的葬制”和“我们由相似成分的存在，可以看出中晚两期间在文化传统方面的联系”。无疑，苏秉琦已认为“瓦鬲墓时期”的三期存在着传承关系，拿现在的话来说，他已认识到这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三期。关于“瓦鬲墓时期”的族属问题，限于材料，苏秉琦的态度相当谨慎，仅说了瓦鬲墓中期的“折足瓦鬲，经逐渐改进的结果，至此期末叶已发展成为颇近周式铜鬲的形态”这样一句话，来表白他认为“瓦鬲墓时期”属于周文化的倾向性的认识。这是至上世纪40年代末期考古界关于周文化认识的最高水平了。1956年，苏秉琦通过《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一文，发表了他于50年代初在西安郊区考古调查的部分结果。该文将“文化三”，归入周文化，其中的M2，当属于斗鸡台“瓦鬲墓时期”中晚期。可见，他已将“瓦鬲墓时期”中晚期明确归入了周文化。1959年10期《考古》发表了《1955—57年陕西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该文将沣西的西周墓“细分为五期”，“粗分为早晚两期”，将前两期归入早期，其它三期则为晚期，并指出“一期墓葬约在成王和康王时代”，二期的年代“属穆王或略晚于穆王”，“晚期墓葬的下限断在西周末年，其中最晚的或者是春秋初年的”，至此，我们对西周时期周人文化才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1960年，我参加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编写《中国考古学》的工作，负责《商周——青铜时代》中的《西周前期》和《商周时期的边区青铜时代文化》的编撰时，正是依据苏秉琦“瓦鬲墓时期”的分期与沣西西周墓的分期与年代的推定，才将斗鸡台“瓦鬲墓时期”“初期”的9座墓葬，指定“只能属于先周文化的范畴”。这之后又发现了属于“瓦鬲墓时期”“早期”的几批重要资料。1980年，邹衡发表了《论先周文化》一文，对先周文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认识。至此，中国考古学才建立起自先周到西周末期考古学分期的基本完整的年代体系。
从上述商周文化认识过程可以看出，考古新发现推动着材料及其传达的信息的积累，而材料及其传达的信息积累的数量与质量，则是连接原认识和创新认识之间桥梁，可见，只有一定质量的材料及其信息的积累，才能实现学科的创新。然而，且只有那些具备认识材料，或具备接纳材料辐射信息的能力的学者，才能走到那创新的彼序。
三、创新的主观条件
即使存在着创新的客观环境，不是什么人都可创新，只有具备了主观条件的学者，才能创新，机遇在人们面前，谁能抓住机遇？只有那些能识出机遇，具有抓到机遇能力并敢于去抓机遇的人，才能抓住机遇。这就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也，创新的主观条件很多，这里仅主要指出如下几点。
一是，要在中国考古学或这一学科任一领域创新，首先应知道它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其前沿或生长点在那里。但有这点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突破前沿或连接生长点的能力。与中国考古学相关的学科，一般来说，是历史学、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制度史，以及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等。至于中国考古学某一领域的相关学科，则视那一领域而定。例如研究新石器时代，则需上知旧石器时代，下晓商周考古，左右还得掌握或知晓古史的传说时代、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体质人类学以及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测试或鉴定的一般技能和发展现状。又如要和国外相关学科领域作联通或比较研究，当然还得深入了解国外相关学科旁及有关学科领域的情况。总之，知识面要广。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手段，都是能力。知识面广，往往能产生新的视角或新的思维方式这类能力。
二是，关注的问题，要多于研究的问题；研究的问题，要多于写出文章探讨的问题。只有这样，写出探索问题的论著，才能达到深透。同时，要从对材料的观察或搜集中发现问题，切忌跟着他人或学界讨论的问题走，更不能跟着热门话题走，顶多只能从中得到某些灵感。总之，找到或发现的问题，应具有原创性。发现问题后，就要围绕发现的问题进一步系统而全面搜集、整理资料，同时，要一边搜集、整理资料，一边思索，一边酝酿，在搜集、整理资料和进行思索酝酿过程中，不能回避出现的矛盾，尤其是出现的与原来设想认识的矛盾，还要特别注意发现新的问题。从发现问题，经系统、全面搜集、整理资料思索和酝酿，到写成文章，少则三、五年，多则需10年左右的时间。要感到非写出文章不可，不写不行、不写睡不着觉的时候，才动手写文章，写文章时要有灵感，要有激情，同时，不要回避写文章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尤其是与原先设想、认识相矛盾的问题，并应予以认真的解决，总之，应将从发现问题到写出文章视为一个研究过程。这样的论著，才有较大的创新分量。
三是，虽然发现的问题、研究的问题出自己发表的著作，同时，文章的写作，虽也是在室内完成的，但是，问题的根子则在田野考古，同时，是否正确地回答了问题，也得受田野考古检验。蹲考古工地时间不长的学者，或基本依靠技工做考古发掘的学者，难以熟习田野考古理论、方法与技术，不深知田野考古理论、方法和技术的人，则难以读透考古报告，不能读透考古报告，则不能从报告中找到问题和找准问题，甚或不能使用报告发表的材料进行学术研究。故优秀的考古学者，首先应是田野考古工作者。凡谋求创新的考古学者，既要全面、系统地搜集、研究已发表的材料，又需带着问题或课题去从事田野考古，心怀全局，以相当多的时间蹲在考古工地，将调查、勘探和发掘视为探索、研究、解决问题和发现新问题的过程，同时，应深谙田野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并能根据探索、研究的需要，选用田野考古方法与技术，或改进田野考古方法与技术。
四是，要创新就得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见到的历史，是史料表述的历史，故只能通过对已有的史料和不断发现的新史料的研究，去接近历史的真实。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唯一途径。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就能摒弃任何成见和先验论。这叫实事求是，或曰务实求真。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就要求研究者无自我立场，只做研究对象的代言人，真实地代研究对象说话。为能真实地代研究对象说话，就得搞清遗存、人、时间、空间的四维关系，观察出其差异与矛盾，找到其间的内在联系与组合和其变异及演变的逻辑。这就是考古学的真谛。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就能与材料俱进，与材料俱进，就是创新。
五是，应坚定地保持自主、自由的思考空间。凡能做成学问的人，无不都保持了自主、自由的思考空间。学问是探索真理，发现真理，不能走现成的路。保持了自主、自由的思考空间，才能另僻蹊径，走出新路，达到新境界。要保持自主、自由的思考空间，有能自主、自由思考的社会环境更好。但能自主、自由思考的社会环境，并不一定都能使人保持自主、自由思考的空间，因为任何社会总是有主见的人少，无主见的人多，还是趋时、趋势、跟着潮流走的人多，逆潮流而动的人少。真理都是被少数人甚至个别人首先发现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乃至个别人的手里。所以，学问之事，既不能搞民主制，更不能搞民主集中制，只能让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舸争流，自由发展。在遭到权势打压甚或多数人不理解乃至反对的情况下，这少数人甚或个别人能否保持自主、自由思考的空间，甘居寂寞，付出代价，乃至作出牺牲，去探索真理，坚持已发现的真理？可见，能否保持自主、自由的思考空间，贵在自觉、自为。只有无私无畏、有魄力坚持独立人格的人，才能保持住自主、自由的思考空间。所谓坚持自主自由的思考空间，就是不能让别人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要牢牢地让自己的脑袋占住自己的肩膀。自己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就不会盲目崇拜权威。权威是人，不是神，要尊重权威见识，不能盲从权威，只能据事实思考，勤思、慎思、善思，唯事实是从，唯真理是从，即谓“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也。只有具有创追求或创新意识，艰苦奋斗，能保持自主、自由的思考空间，勤于思考，善于思索的人，才能实现创新。
上述五点，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只有集此五点的人，才能做出大的学问，搞出大的创新。同时，应指出的是，要做好学问，就得做好人，做人与做学问是相通的。
王巍要我讲话，会前无准备，会中凑个提纲，就讲这些，目的是寄希望于中、青年朋友能创出考古学新局面。
附记：这讲话录音，经朱乃诚同志整理，最后于06年10月26日16点15分改成此稿，费时约10天，记于小石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