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到清末中国两次改革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甲午论文,清末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戊戌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运动兴起的原因、改革的首要问题、以及两次立宪的考察，认为两次改革的内容基本是相同的，但其成效，后者却大大超过了前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活跃、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然而，有的论者却认为戊戌维新运动是进步的，清末新政是反动的。文章认为，必须克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才能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甲午战争到清朝灭亡的十几年中，中国连续遭受了帝国主义侵略的两次大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两次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但也促使了中国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觉醒，从而相继出现了两次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
戊戌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运动。两次运动相隔仅几年，改革内容基本相同，且都以刚刚打败中国的日本为主要模仿对象，但其成效，后者却大大超过了前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活跃、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近些年来，学术界已有不少文章对清末新政作了一些具体研究和肯定，但全面评述新政的一些论著，大多仍持否定态度，认为戊戌变法是救亡图存的进步运动，而清末新政则是为了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反动运动。对于在相同时代背景下，改革内容基本一致，目实践效果后者大大超过前者的两次改革，竟然作出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实在有些令人费解。然而静心想来，也并不奇怪，因为这是单纯以“阶级斗争为纲”研究历史的必然结果。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对于不同出身的人作了同样的事，可以用不同标准来评判，褒与贬，全凭事件领导人的出身成分来判定。本文拟对这种研究方法，提出几个问题作些讨论。
一、关于两次运动兴起的原因问题
一般认为，戊戌维新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发动的，而资产阶级是当时站在时代前列、推动社会进步的阶级；而清末新政是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组织发动的，而封建统治阶级是当时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阶级。于是，在分析两次运动兴起的原因时，运动领导人的出身成分，便成了人们从不同角度去分析的潜在因素。认为戊戌变法兴起的原因，一是甲午战争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激起的，二是甲午以后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是从客观方面分析戊戌变法兴起的原因。第一点理由无疑是历史的真实反映，但第二点理由就有点附会之嫌了。 因为维新思潮转变为政治运动， 是以1895年5月2日的“公车上书”为标志的，基本上是先于甲午以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把运动兴起以后才出现的事物，作为运动兴起的原因，显然就不太合乎逻辑了。
在分析清末新政兴起原因的时候，人们又换了一个角度，不是从客观方面，而是从主观方面去分析清政府的“反动”意图了。认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目的，一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二是为了“弥合统治阶级间的裂缝”，三是为了“消弥革命”，“拉拢资产阶级上层”，“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等等，因而断定新政是“反动的”。这种单纯从主观上分析清末新政兴起原因的研究方法，与从客观上分析戊戌变法兴起原因的方法是多么不协调，不一致！难道两次改革的历史背景真的有什么根本不同，清政府真的没有一点抵御外侮、力图富强的思想吗？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晚清时期中国三次改革的历史背景。
纵观一下晚清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那就是几次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都是在外国列强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给了清王朝以沉重打击以后开始的。而且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人们的危机感越来越沉重，改革的步子也就越来越大，改革的内容也随之更加广泛和深入。1856至1860年英国和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热河，给了国人以极大震惊，深深感到中国面临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不改弦更张，力图振作，前途将不堪设想。于是，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与封建顽固派分离，出现了一个洋务派，他们倡导了以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为中国的近代化作了开端奠基的事业。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湘淮陆军也一败涂地，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损失惨重。以此为契机，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为了救亡图存，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与清政府中以光绪为首的开明派结合起来，试图进行比洋务运动更加全面深入的改革，以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挽救民族危亡。 只可惜， 这场运动被封建顽固派镇压而流产了。 1900年，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逃亡西安，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进一步被列强所控制。这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不仅没有因帝国主义采取了“保全”政策而缓和，反而更进一步加深了。所以，八国联军之役，对国人的震惊比甲午之役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人们深深感到：“中国自甲午以来，积弱甚矣，复当大衅，创巨痛深，财绌力殚，益贫益弱，忧时之士，感虑不支。”〔1〕1901年7月12日，刘坤一和张之洞也指出：“上年京畿之变，大局几危，其为我中国之忧患者，可谓巨矣，其动忍我君臣士民之心性者，可谓深矣！”〔2〕面对着国破山河碎， 人民难为生的局面，凡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在进行反思，寻求救国救民的新出路，于是，改革、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华民族空前地觉醒、活跃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也深深感到，再象过去那样因循粉饰已经不行了，因而于1901年1月29日发出了“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 当议更张”的新政谕令。〔3〕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性，养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惰性，没有外部的强烈刺激，它是很难向前移动的。晚清时代，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外部刺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二是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打击。从晚清三次大的改革来看，两方面的刺激都有，但相对来说，第二方面的因素更加明显。这是因为，过去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不管怎样，最终还是都被镇压下去了，而对外的反侵略战争，却没有一次成功，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的惨败由于“贫弱”，列国的胜利在于“富强”。要改变这种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进行改革。因而，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都试图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求富求强”为指导思想，清末新政亦不例外。
经过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国的处境更加艰难了，正象张之洞所指出的：“今日国土日蹙，国权日夺，群强日逼”，“当此危如累卵之国势”，如不急起学习西方，推行新法，“以屡败之国威，积弱之人才”，“以此而望自强久存，必无之势也。”〔4〕当时逃往西安的慈禧， 也深深感到了中国积贫积弱的严重事实，因而在1901年1月29 日的变法谕令中，就表示决心进行改革，“以期渐图富强”。〔5〕以后的若干谕旨，都反复强调了“变通政治，力图富强”〔6〕的思想， 甚至发出了“推积弱之由来，恨振兴之不早”的感叹。〔7〕1901年4月为综理新政特设的督办政务处，在其《开办条规》中说得更明确：“政务处之设，为自强计。中国之弱由于贫，列国之强由于富，是救贫又为自强之始基。”〔8〕1901年7月19日，刘坤一、张之洞在其会奏的《整顿中法十二条》中亦分析说：“盖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强。国既治，则贫弱者可以力求富强；国不治、则富强者亦必转而为贫弱。”他们认为，要治，就必须整顿“中法”，要富强，就必须采用“西法”。他们批评顽固守旧派阻挠改革的言论说：“今日外患日深，其乐因循务欺饰者，动以民心因结为言，不知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军官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出现了“民入洋教，商挂洋旗，士入洋籍，……乱民渐起，邪说乘之”的局面。他们对此“邦基所关”，感到“不胜忧惧”〔9〕他们认为：“揆之今日时势”，变法图强，已“悻无可悻，缓无可缓”，否则，“穷而不变，何以为国？”〔10〕这些事实说明，同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一样，“求富求强”，是清末新政改革的主要动因。只可惜，因为新政是清朝统治者发动领导的，因而其“救亡图存”的思想和实践，就被一笔抹煞了。
历史研究应重史实，不应唯成分论；更不应因其领导人物的出身不同而变换其评判标准，否则还有什么“实事求是”可言呢？
二、关于两次改革从何入手的问题
否定新政者认为，戊戌变法是从改革政治体制入手的，而清末新政则以练兵筹饷为主要内容。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都是先从改革文教入手的。据汤志钧《戊戌变法史》所列，百日维新期间，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诏定国是起， 到戊戌政变前一周的9月14日止，康有为自己上奏和代别人草拟奏折共37个， 其中有关改革文教的15个。〔11〕从数量上看，改革文教的奏折占了全部新政奏折的40%多；从时间上看，改革文教的奏折大都在7月以前， 也就是百日维新的前期。这些建议均被光绪采纳，并颁发了谕旨。
再从光绪颁发的谕旨看。据林树惠所辑《上谕》，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共发谕旨205道，但许多是重复申谕的〔12〕。 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表列了有关除旧布新的谕旨共82道，其中有关政治方面的25道，经济方面的19道，军事方面的7道，而文教方面的则有32道， 占了全部除旧布新谕旨的1/3强〔13〕。梁启超曾说过：“皇上改革之始， 尤注意于教育制度，故各省州县偏设学堂之诏屡颁”〔14〕。光绪皇帝所以如此重视教育改革，是他认识到：“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当兹时事多艰，尤应遴选真才，借资干济。”〔15〕这些事实说明，戊戌变法不仅首先是从改革文教、开通民智、培养人才开始的，而且是变法的重要内容。清末新政亦然。
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之始，就提出了“兴学育才”的口号，把改革文教放在了首位。慈禧说：“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况值时局艰危，尤应破格求才，以资治理。”〔16〕这和上述光绪的谕旨何其相似！当时刘坤一和张之洞也指出：时值今日，“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不足。”因此他们把改革教育的方案作为首折于7月12日上奏朝廷， 提出了“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4项建议， 要求清廷坚持采行，勿为“因循迁就之说者”所摇夺〔17〕。在此之前，1901年4月25日，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向清廷奏请变法十事， 其中关于改革文教、开通民智以培养人才的就占了5项。〔18〕清廷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1901年9月14日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 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 并多设蒙养学堂”〔19〕。12月5日，制定了《学堂选举奖励章程》，规定凡由学堂毕业考试合格者，分别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出身〔20〕。1902年2月13 日颁布了学堂推广办法，要求各省大力兴办学堂。对办学不力的督抚，进行了严厉批评。〔21〕8月15日， 清廷颁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学堂章程，旋经张之洞等人修改，又于1903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组织完备的教育法规，奠定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基础。
与此同时，清政府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改革。首先于1901年8 月29日，谕令从1902年起，乡试会试均改试中外政治、史事、策论，不准再用八股程式，并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22〕。后来又谕令从丙午科（1906年）始，科举名额每科递减三分之一，三科减完〔23〕。因这种逐步废除科举的办法不利于学堂的兴办，根据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奏请，1905年9月2日，清廷下令完全停止了科举，以广学校〔24〕。同时设立学部，作为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各省设立了提学使司，府厅州县设立了劝学所。此外还建立了教育视导制度。
为了弥补国内兴学之不足，1901年9月16日， 清廷谕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25〕。于是各省纷纷选派学生出国，大都去了日本。清廷鉴于去欧美的学生太少，1902年10月5日， 又谕令各省督抚选择学生派往西洋各国考求专门学业〔26〕。同时诏令宗室子弟出洋游学和鼓励私人自费游学等。在清政府的倡导下，短短几年间就形成了出国留学的高潮。据统计，1905—1906年单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就达到了8000多人。
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把改革文教培养人才放在首位，反映了改革者们对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深刻认识。因为要治理国家，建设国家，非有大量具有各种真才实学的人才不可。关于这一点，早在戊戌变法以前，早期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就曾指出：立中国于不败之地，则必先有能立中国于不败之人乃可，此非宏学校不能也。”〔27〕郑观应也说：“古今中外各国”，“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他指出：日本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国势振兴”，就是由于“师泰西教养之善，培养人才”的结果〔28〕。因此，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把兴学校、译西书以培养人才看得十分重要。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更进一步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锢蔽文明、导致中国衰弱的主要根源。徐勤曾大声疾呼地正告说：“覆吾中国，亡吾中国者，必自愚民矣，必自以举业愚民矣。”〔29〕他指出“凡泰西之所以富强，横绝地球者，不在其炮械军兵，而在其学校也”〔30〕。梁启超也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31〕。所以，他们都把废科举，兴学校，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看成是“救亡之道”，“自强之谋”，作为变法的首要内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难频仍，民族危机日深，清朝统治者们对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也有了深刻认识。1901年4月25日， 袁世凯在其奏陈“变法十事”的奏折中说：“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之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势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材，询刻不容缓矣。”〔32〕7月12日，刘坤一、 张之洞在其会奏的“变法四端”折中亦指出：在世界各国中，“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惟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之国为最多；兴学之功，此其明证。”〔33〕因此，他们把人才视为“国家之元气，治道之根本”。当此中国贫弱至极，“大难日乘，外侮日逼”之时，要想振兴奋发，改革之事甚多，“然而诸务未遑，求才为亟”。因为“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涉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图强，易于反掌。”他们进一步论证说，“致治必赖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古今中外，莫不皆然。”〔34〕“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校始”〔35〕。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清朝统治者们把废科举，兴学堂，派游学，培养人才，作为新政改革的首要内容，也就不奇怪了。
或曰：戊戌变法倡导的学校是真正的新式学校，而清末新政开办的学校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混血儿。诚然，清末的学校仍以“忠君尊孔”为宗旨，没有摆脱封建的羁绊，然而，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倡导的学校，就真的摆脱了“中学为体”的束缚吗？且不说光绪皇帝对于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劝学篇》大加赞赏，命广为刊发，作为办学宗旨，就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他们本身也是忠君尊孔派。早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就指出，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等各专门学校，都须“仍专一经，以为根本”，考试也要“试之以经题一论”，另外，还要专设“道学一科”，以“讲明孔子之道，……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36〕1895年《强学报》载《毁淫祠以尊孔子议》一文也说：“夫开民智，在兴学校；兴学校，在定趋向；定趋向，在尊孔子。……呜呼！师道之尊，同于君父：为人臣子，背其君父，罪孰甚焉。”〔37〕百日维新开始后，1898年6月19日，康有为又专门上了一个《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折》，请求皇帝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为教主，“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以孔子配天，听人民男女，皆祀谒之，释菜奉花，必默诵圣经。”“并行孔子纪年以崇国教”〔38〕。不久，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也建议将各直省现有之书院、社学、学塾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39〕维新派所以强调“习中学”，尊孔子，作为学校“定趋向”的根本目标，目的还是为了讲明“君臣之义，父子之纲”。所以康、梁等人都曾露骨地称颂君权，要“令天下之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孝悌忠信之义”〔40〕。由此可以想见，维新派的办学宗旨，与清末的办学宗旨，决不会有什么“本质”区别。
既然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是首先从改革文教入手的，并且是改革的中心内容之一，那么人们为什么偏要把练兵筹饷说成是新政的核心内容呢？就客观方面来说，一是因为清末扩编的新军，特别是袁世凯所掌握的新军的主力北洋六镇，后来形成了北洋军阀，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祸乱。但是，晚清的新军并不自新政始，而是在甲午以后的维新运动期间就开始编练了，而且，后来北洋军阀的一些重要头子，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张怀芝等，全都出自新政以前的新军中，这怎么能完全归罪于清末新政呢？二是因为清末练兵筹饷，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和各省地方政府确实增加了不少捐税，弄得民不聊生，但是所增加的捐税，大部分用于了庚子赔款和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设，只是后面的这些改革和建设大都是由地方或私人筹集兴办的，用不着清政府殚精竭虑地向全国筹集经费，因而也就不大为人们所注意了。至于扩编新军就不同了。因为新军主力是归清政府掌握的，其军饷经费，一部分来自裁汰旧军的节余〔41〕，一部分则需向各省统筹，这便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练兵筹饷”比起筹集庚子赔款和举办其他新政事业来，决不是“用力最大，耗资最多”的。1901年4月袁世凯向清政府奏请的“变法十事”中， 关于练新军的只有“修武备”一条；被称为新政蓝本的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江楚会奏三折”，共向清政府提出新政建议27条，其中关于练新军的也只有“练外国操”和“广军实”两条。清末扩编新军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关键还在于强调它与戊戌变法时的练兵筹饷有“本质”不同，认为维新派倡导练新军是为了抵御外侮，救亡图存，而清末新政练新军则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起义和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诚然，维新派练新军的上述意图是明显的，也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清末新政练新军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意图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新政时期，人们所以提出练新军，主要是接受了过去对外战争中失败的教训。刘坤一和张之洞在其“练外国操”一条建议中说：“中国向无快枪、快炮、地雷、电线、行军、铁路等事，若只用绿营勇营老阵，并不知此各项器具名目形式用法，平时何从操练？临阵之时，敌枪敌炮发于二三里、六七里之外，刀矛只及一步之内，不等敌军迫近而已全军尽没矣，与之交战且不能，而况于取胜乎？”他们认为，“当此创巨痛深之日，灼见练兵一端，必须改弦易辙，乃可图存”。在其“广军实”一条建议中，他们又进一步指出：“和约虽定，战备不可不修，我无战具，则和局不能保矣。经费虽难，军械不可不制，不制军械，则将士永不知今日战阵为何事矣。”〔42〕清末练新军救亡图存的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练新军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起义和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这也是事实。任何一个政权，当它遇到下层人民的武装反抗时，都不会立即交械投降，总是要竭其全力进行武装镇压，不独清政府而已。就是不掌权的戊戌维新派，不也对甲午以后出现的“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的形势深感“忧危”，有着通过变法抵御“揭竿斩木”〔43〕者的动机吗？难道不应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吗？
三、关于两次立宪的“本质”区别问题
在清末新政的各项改革中，最为人们诟病的还是其立宪问题。不少论者认为，戊戌变法是要变封建的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而清政府搞立宪则是为了“皇权永固”，因而是“假立宪”，真“欺骗”，两者有着“本质”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戊戌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不错，百日维新前，维新派确曾大声疾呼，高唱过设议院、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的调子，但他们的所谓议院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康有为在1895年6月30 日的《上清帝第四书》中是这样说的：
“开门集议。令天下郡邑十万户而推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惰。”
“至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惰，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44〕
这就是维新派对其心目中的议院最明确的解释。然而这究竟是什么议院？连“会议之士”都“仍取上裁”，而且只能按照皇帝的旨意讨论有关事情，目的是为了帮助皇帝“达聪明目”，“稍输下情，以便筹饷”，而决不是为了限制君权。这那里有一点资产阶级议院的味道？一般认为，康有为所以一再表明议院并不损害“君上之权”，为的是避免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并消除光绪皇帝的顾虑。但是不可否认，这也是维新派尊君权思想的真实流露。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就说过，他强调变法是“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不然，“则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45〕这与清末官僚立宪派所说的“永国皇基”有何不同？然而1895年以后维新派连这样的议院也不提了，而只要求“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皇上每日亲临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当存，保为当删，损益庶政，重定章程，然后敷布施行，乃不谬紊。”〔46〕康有为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单纯出于策略，主要是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设议院的时机不成熟，因而变法只有依靠君权。他在《日本变政考》中说：“惟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47〕因此他对君权进行了大肆吹捧。康有为刊载于光绪24年5月28日（1898年7月16日）《国闻报》上的《答人论议院书》露骨地说：“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自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48〕既然“中国惟君权治天下”，还有什么“立宪”、“民主”可言！因而，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著述甚丰，却没有一部由民间人士编译的宪法出现。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清末立宪。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立宪，都是以日本的明治立宪为模仿对象的，因为后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君权，最适合中国改革者的口味。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跋》中说：“采鉴日本，一切已足”；清末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则更是推崇日本的“钦定宪法”、“大权政治”。因为戊戌变法的立宪没有实现，宪法没有制定，对君权如何规定，不好妄加猜测，不过从前面我们述及的康有为关于“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以及“中国唯君权治天下”的主张来看，即使实现了立宪，也只能是日本明治立宪的翻版，不会对君权有多大损害。清末立宪则完全照搬明治模式。1908年颁布的《宪法大纲》，一开始就宣布“皇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其总揽”。“君上大权”还规定：大清皇帝万世一系，他有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统率陆军及编定军制、宣战、议和及订立条约，以及议院闭会时以诏令代法律等等权利〔49〕。这些规定，从条文到字句，都是抄自明治宪法的“天皇”一章。日本有学者评论明治宪法“是装潢天皇绝对主义的，统治人民的原则实际上没有改变”〔50〕。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清末《宪法大纲》是装潢大清皇帝绝对主义的，统治人民的原则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另一方面，《宪法大纲》终究确定中国为“君主立宪政体”，并许给了人民一定的权利，如规定“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员及议员”，“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等等〔51〕。当然，这些都加以“法律范围以内”的限制，但却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清朝统治者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让步的产物。但是这个以确立“君上大权”为主的《宪法大纲》，却没有象日本明治宪法那样受到公众的欢迎〔52〕，特别是1911年“皇族内阁”出台后，更遭到了各省谘议局的谴责，认为它“不合君主立宪公例，失臣民立宪之希望”〔53〕。为什么主要内容基本相同的宪法体制，在中国和日本的遭遇截然相反呢？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时间的滞后性。清末立宪比日本明治立宪晚了近20年。在这20年中，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中国的政局也与当时的日本有着很大不同，推翻清王朝的民主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清廷的危机更加严重，且没有日本明治天皇那样有力的领袖人物，更没有得力大臣的辅弼，所有这些，对清廷的立宪都是很不利的。
第二，效法对象的落后性。在世界所有君主立宪国家中，日本明治立宪是最落后的，它对天皇的权利限制最小，而对人民的权利却限制最大。明治宪法一开始就宣布天皇“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把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用人等大权都集于一身，而许给人民的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又在“法律范围以内”的条件进行了严格限制。它与英国和德国的立宪相比，保留的封建残余最多。清政府不是博采众长，而是抱残守缺，专仿封建残余最多的明治宪政，当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对各国政治的了解日益深入，不要说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心想建立美国式的“合众国”，就是资产阶级立宪派，这时也已不满于日本的立宪，而要求模仿英国的宪政实行虚君共和制。因而“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接连不断。对此，清廷置之不理，一意孤行，结果脱离了时代，脱离了群众，终于导致了自身的垮台。
第三，模仿中的折扣性。尽管日本明治宪法是各国宪政中最保守的，然而清政府为了维护“大权政治”，在模仿中又打了一些折扣。他们对明治宪法中规定天皇特权的条文尽行抄录，而对议院限制天皇特权的条文则有意删改或抹去。特别是立宪国皇族不得参加内阁的公例，完全被清廷所破坏，1911年5月成立的13人内阁中，不仅有7名皇族成员，而且以皇族奕劻为总理大臣，结果遭到立宪派的强烈反对，感到依靠清政府立宪已经没有希望，因而纷纷抛弃清廷而倒向了革命。这时，清廷才感到问题严重，不得不废弃原来的《宪法大纲》，于1911年11月3日又颁布了《君主立宪重要信条》19条，对君权进行了严格限制， 赋予了国会更大的权利〔54〕。可以说这是一个英国模式的虚君共和式的宪法纲领，只是为时太晚，已无补于事了。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清廷的预备立宪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通过颁布《宪法大纲》和《重要信条》19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否定了无限君权制，初步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有限君权制和虚君共和制；其次，初步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进行了官制改革和机构设置；第三，人民争得了一定的自由民主权利。对此，侯宜杰同志关于《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的文章〔55〕，已经作了很详尽的论述，笔者是很赞赏的。
以上仅就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兴起的原因、文教改革和立宪等问题作了一些粗略地对比分析。就以上这些问题来看，两者基本上是相同的，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因此，对两者的评价应当是客观公正的，不应当各取所需，厚此薄彼。
应当说明的是，笔者决无意贬低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只是就史学研究中的某些指导思想和方法问题，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注释：
〔1〕〔18〕〔32〕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 《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页268。
〔2〕〔10〕〔17〕〔33〕刘坤一、 张之洞奏《变通政治筹议先务四条折》，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35，页21；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52，页9—28。
〔3〕《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476，页274。
〔4〕《张之洞致刘坤一电》，《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卷50， 页31。
〔5〕《德宗实录》卷476，页273。
〔6〕同上书，卷481，页345。
〔7〕1901年10月2日上谕，朱寿月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4771页。
〔8〕沈桐生辑：《光绪政要》卷27，页10。 宣统元年上海崇义堂刊本
〔9〕刘坤一、张之洞奏《整顿中法十二条》，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53，页1—32。
〔11〕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页357—368附表一。
〔12〕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2），页17—99。
〔13〕《戊戌变法史》页391—396附表四。
〔14〕《戊戌变法》（2），页46。
〔15〕1895年7月5日谕旨，《光绪朝东华录》，总3625页。
〔16〕1901年6月3日谕旨，同上书总4668页。
〔19〕《德宗实录》，卷486，页420。
〔20〕《光绪朝东华录》，总4788页。
〔21〕《德宗实录》卷495，页536。
〔22〕同上书，卷485，页412；《光绪朝东华录》，总4697—4698页。
〔23〕《光绪朝东华录》总5128—5129。
〔24〕同上书总5392—5393页；《德宗实录》卷548，页273。
〔25〕《德宗实录》卷486，页422—423。
〔26〕同上书，卷505，页665—666；《光绪朝东华录》总4931 —4932页。
〔27〕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新政议》。
〔28〕郑观应：《威世危言·学校上》。
〔29〕〔30〕徐勤：《中国除害议》，《戊戌变法》（3）， 页 120。
〔31〕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同上书，页19。
〔34〕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以广学校折》，《光绪朝东华录》总4997页。
〔35〕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督抚奏《立停科举折》，同上书，总5390页。
〔36〕《戊戌变法》（2），页148—150。
〔37〕《强学报》第2号。转引自《戊戌变法史》页156。
〔38〕《戊戌变法》（2），页230
〔39〕同上书，页219
〔40〕戊戌闰三月由梁启超、麦孟华领衔有831 名广东举人签名的上书。转引自孔祥吉：《关于康有为的一篇重要佚文—（答人论议院书〉》，《光明日报》1982年8月2日。
〔41〕据刘坤一、张之洞估计，全裁绿营每年可节饷银1 千万两以外。同注（9）
〔42〕刘坤一、张之洞会奏《采用西法十一条》，《张文襄公全集》，卷54，页1—34。
〔43〕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2），页188。
〔44〕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同上书，页174。
〔45〕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同上书，页131。
〔46〕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同上书，页197。
〔47〕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1。
〔48〕康有为：《答人论议院书》，转引自孔祥吉《关于康有为的一篇重要佚文》，《光明日报》1982年8月2日。
〔49〕〔5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页57—59。
〔50〕（日）远山茂树著，邹有恒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90及注（5）。
〔52〕同〔50〕，页90—91。
〔53〕载涛：《载丰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页31。
〔54〕同上书，页102—104。
〔55〕参阅侯宜杰《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历史档案》199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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