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懿文太子陵祭礼异常问题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祭礼论文,子陵论文,异常论文,探微论文,明懿文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2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5-0111-09 一、懿文陵祭礼的异常及各种解释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将自己的陵址选在钟山南麓。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皇后马氏去世，谥曰孝慈，次月入葬，“命所葬山陵曰孝陵”①。洪武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朱标去世，八月祔葬于孝陵之东，谥曰懿文②。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朱元璋去世，入葬孝陵③。懿文太子之子、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建文元年(1399)三月，追尊懿文太子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④。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后，“仍旧谥号曰懿文皇太子”⑤。因懿文陵在孝陵之东，明人亦称之为东陵⑥，或与孝陵并称“二陵”⑦。 从祭祀礼仪看，懿文陵有两个异常之处： 一是祭祀次数多而祭品厚，似乎高于其皇太子身份。就陵墓规格而言，懿文陵肯定低于孝陵。但懿文陵“一岁凡九大祭，一素祭”，而孝陵“一岁凡三大祭，五素祭”⑧。无论是祭祀的次数，还是祭品的规格，懿文陵都高于孝陵。此事明代前中期无人提及，但到明代后期屡有人感到困惑。顾起元谈道：“孝陵，大祭一岁止三举，余惟行香。而东陵大祭者九。清卿刘公常言：‘隆杀相悬，不知何故？’”⑨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太常寺少卿桂有根，甚至上疏为孝陵鸣不平：“孝陵，乃奉安我太祖之神，以开万世之鸿庥者，每岁元旦、清明、中元、孟冬、长至、两忌辰及万寿圣节，祭共八次。清明、元旦、长至三大祭，文物俱盛，无容议矣。其余祭礼五次，止用酒果。窃思太常为陵寝而设，每岁有额设供祭钱粮，乃一年经管祭九十余坛，各有牲帛品馔与应用祝版，独孝陵之五祭，竟无牲帛祝文陈告于陵寝之前。臣每监视祀品，心恻然弗宁。且懿文太子陵殿，即在孝陵之旁，旧制一年十祭，九次用太牢。我成祖后，仅八祭，又五次不用祝告牲帛。是太祖当年以全礼爱其子，而今日尊奉祖宗之典，只以简约为之，如之何其能安耶？”他建议“孝陵元旦、孟冬、两忌辰与圣节赡拜之际，俱用太牢祝帛”，获得皇帝批准。⑩ 二是主祭官员身份很低，又似乎低于其皇太子身份。最早提及此事的，是南京太常寺少卿谢杰。万历十八年(1590)，他上疏说：“懿文太子谊则至亲，分则至贵。累朝以来，岁行九祭，祭之之文，咸称御名。乃仅以祠祭署之奉祀主之，疏以承尊，贱以承贵，苟非其类，神必吐之，斯何望懿文之来歆？即至尊之体，亦甚亵矣。乞比照哀冲、庄敬二太子及中山王徐达事例，遣侯、伯等官行礼。”(11)谢杰提出这个问题，与朝廷对建文朝态度的变化有关。靖难之变后，建文史事在很长时间都是禁忌话题。正德以降，建文史事日渐流传，人们对建文忠臣普遍表示同情和尊敬。但直到嘉靖年间，朝廷仍不愿触及此事。嘉靖十四年(1535)，给事中杨僎请表彰建文死难忠臣，录用其子孙，明世宗“责僎不谙事体，轻率进言”，但也未予惩罚，“姑宥之”(12)。到明神宗即位诏中，首次出现表彰建文忠臣的内容，要求各地岁时以礼祭祀(13)。万历十二年，御史屠叔方请宥释建文忠臣外亲，除齐泰、黄子澄外，其他忠臣外亲被释者共1403人(14)。正是在这种气氛影响下，谢杰提出懿文陵祭祀“疏以承尊，贱以承贵”的问题。经礼部议覆，朝廷接受了谢杰的提议，命以后遣南京五府佥书官行礼。 对于懿文陵祭祀超过孝陵，明人在感到困惑的同时，也提出一些解释，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明太祖“厚于子”。上引桂有根疏，即断言懿文陵一年十祭，“是太祖当年以全礼爱其子”。顾起元在引述清卿刘公“隆杀相悬，不知何故”的疑问后，也猜测说：“或是洪武中旧礼沿而行之耳。”(15)即认为此祭礼是明太祖所定，而为后世所沿袭。另一种是建文帝“丰于昵”。如沈德符谈道：“太祖一岁大祭者凡三，而懿文园则九大祭，不知何故。意者建文追谥兴宗时，加隆祢庙，有此缛礼。其后因循不及改正，而南中大老，视为寻常故事，亦无一语及之。”(16)此外，沈德符还曾提到：“今懿文园近附孝陵，岁时尚能沾祭。”(17) 最早专门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是明末清初史学家潘柽章。他对上述两种说法都不满意，于是针对祭祀数多、祭品丰厚、祭官品低三大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解释：“是诸陵每岁大祭仅三，而懿文太子陵大祭凡九，又益以正旦酒果之奠。其轻重疏数，何倒置甚也？……余考东陵九祭，若清明、中元、冬至与诸陵同者，无论矣，惟四孟、岁暮、忌辰六祭，《会典》既不能明，而国史亦述而未详，议札之家，未有知其所繇来者也。盖孝康谥号既废，并罢太庙之祀，以其主置陵园，于是并庙中五大祭于陵祭之中。凡四孟、岁暮之加牲，即所谓‘岁时致祭如常仪’者也。独是诸陵忌辰，俱用酒果，无牲帛，而东陵何以独厚？则因诸陵忌辰，已有奉先殿之祭，故陵祭稍杀，而孝康则无之，故有所耑重也。且诸陵岁祀，俱命勋旧大臣行礼，而东陵则兼掌于祠官，其轻重之间则微有辨矣。”(18) 此后这一问题长期无人关注(19)，直到近年才引起王剑先生的浓厚兴趣，他经过系统思考，认为“沾祭孝陵”说显然站不住脚，因为若是沾祭，至多与孝陵祭礼相同，而不能过之，即使真有沾祭，靖难后也不会让其继续；建文帝加隆祢庙之说，貌似合理，实则不然，因为若果如此，靖难后必会被废止。相比而言，“太祖以全礼爱其子”说最有道理，“虽没有确论，但应该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对于潘柽章的解释，他觉得“是说不通的”，并陈述了四点理由：其一，废除懿文太子皇帝谥号、将其主由太庙迁至寝园，都是在靖难后，如当时有将庙祭并入陵祭的规定，如此大事不可能不留下哪怕是只字片语，且后来主管南京两陵祭典的太常寺官员也不知此事；其二，靖难后朱棣对懿文太子祭礼多有减降，目的是消减其影响，若将庙祭并入陵祭，使其超过孝陵一年三大祭，这在逻辑上不符，当时迎合朱棣之礼臣也不会同意；其三，潘柽章将“四孟岁暮之加牲”理解成是朱棣要求的“岁时致祭如常仪”，有违逻辑与事实，与朱棣当时的做法相矛盾；其四，潘柽章指出懿文陵祭祀厚于天寿山诸帝陵，反而更能说明懿文陵祭祀独厚是有特殊原因的，这不可能出于朱棣之“仁爱宽厚”，只能是太祖钦定而后世诸帝不敢改之故。(20) 王剑先生能够发现这一长期无人关注的问题，体现了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眼光。他提出的分析与推论，也非常富有启发性。但笔者在研读相关资料后，觉得潘柽章之言颇合情理，值得重视。但潘柽章只是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并未提供相应的论证，所以不易使人信服。由于“靖难之变”后，关于懿文太子和建文帝的资料大多灭失，此问题很难得到确解。以下所论，亦不乏臆断之处。是否成立，尚待王剑先生和其他方家评判。 二、明代前期的庙祭与陵祭规制 要对懿文陵“视诸陵有加礼”做出合理解释，有必要梳理一下明代前期祭礼的变化情况，这样有助于弄清两个问题：一是懿文陵比孝陵多出来的祭祀的性质，以便判断其出现的原因；二是懿文陵与孝陵相同的祭祀符合哪一时段的规制，以便判断其形成的时间。 明代的祭祖礼仪，分为庙祭和陵祭两个系统。洪武元年(1368)，初定宗庙时享礼，德、懿、熙、仁四祖各为一庙，“四时孟月及岁除，凡五享，孟春特祭于各庙，孟夏、孟秋、孟冬、岁除则合祭”(21)。次年，“更定太庙时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七月望日，冬以冬至”(22)。这一更改遭到礼官反对，一是因其“与古制不同”“古者天子宗庙，四时之祭，皆用孟月。夫孟月者，四时之首，因时之变，致其孝思，故备三牲黍稷及品物以祭”。二是“冬至之日，既行郊祀，又复庙享，难以兼举”。明太祖接受了建议，“仍用四时孟月及岁除，凡五祭。其清明等节，各备时物荐享”。(23)洪武九年新建太庙，改为同堂异室之制，“孟春择上旬吉日，孟夏、孟秋、孟冬俱用朔日，岁暮用除日，俱行合享之祀，奏德庙乐，罢特享礼及各庙乐”。(24)除太庙外，洪武三年，建奉先殿于宫门内，次年落成。内中供奉四代帝后，“每日焚香，朔望荐新”，逢正旦、十月朔、冬至、上元、清明、端阳、中元、重阳等节以及帝后生忌，皆于此祭祀，“用常馔，行家人礼”。(25) 关于陵祭礼的制定时间，《明史》云：“洪武元年三月遣官致祭仁祖陵。二年加号英陵。……熙祖陵，每岁正旦、清明、中元、冬至及每月朔望，本署官供祭行礼。又即其地望祭德祖、懿祖二陵。英陵后改称皇陵，多孟冬一祭，俱署官行礼，朔望，中都留守司官行礼。”(26)这种说法不尽可信，因为其中所谓“本署官”，当指祠祭署官，但皇陵祠祭署设置于洪武七年(27)，洪武初年无此机构。据《实录》记载，洪武八年(1375)，诏翰林院臣考议陵寝朔望节序祭祀礼，翰林学士乐韶凤等奏言：“钦惟我朝祭祀皇陵旧仪，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大牢，遣官致祭。”乐韶凤等只提皇陵未及祖陵，或许当时祖陵祭祀尚无固定礼制。因为直到洪武十七年，明太祖才得知祖父葬处，此前“迷失祖陵，未知先陔厝所，遣官于泗州城西相河坝，岁时望祭”(28)。乐韶凤等提出一项新建议：“今拟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腊、社、每月朔望日则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礼。”此议被采纳。(29)次年，又诏太常：“皇陵朔望致祭，用少牢品物，著为令。”(30)这样，皇陵祭礼如下：元旦、清明、夏至、七月望(中元节)、十月朔、冬至六祭，用太牢；伏日、腊日、社日三祭，用特羊；每月朔望祭，用少牢。 但后来通行的陵祭礼，与洪武八年(1375)定制颇有差异：祖陵、皇陵，每岁冬至、正旦祭以太牢，清明、中元、孟冬及每月朔望祭以少牢；孝陵、长陵以下，每岁圣旦、正旦、孟冬、忌辰酒果行香，清明、中元、冬至祭以太牢，而朔望无祭(31)。以皇陵论，较洪武八年定制减少了夏至、伏、腊、社四祭，并将清明、中元、孟冬(十月朔)由太牢降为少牢。这一变化发生于何时，未见直接史料。《凤书》中有如下记载：洪武十一年，“太祖与礼部尚书牛谅定祀节，正旦、冬至，太牢祀，每九社供办。清明、中元、孟冬朔，每五社供办。朔望，各一社供办。”(32)若此说可信，则洪武十一年曾对陵祭做过变更。然检实录，牛谅于洪武六年初任礼部尚书，次年底以不职罢(33)，《凤书》系年明显错误，所记当为洪武八年前制度。实录中有洪武十六、十七年祭孝慈皇后陵的记载，祭祀日期除岁除一次外(34)，其他均在伏日(35)、社日(36)、清明日(37)、十月朔(38)、冬至(39)、腊日(40)，与洪武八年定制相合。实录对于祀事记载较详，从情理说，如果对皇陵祭礼做过重大调整，不应漏记，既然无此记载，说明直到洪武末年，应当仍在沿用洪武八年定制。到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谕礼部臣曰：“中山王勋德之盛，国朝第一，百世不忘。自今正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皆遣祭，著为令。”(41)撇除圣旦、忌辰、朔望这些特殊日期，所定五祭，与皇陵、孝陵相同。这说明至迟到永乐初年，已采用新的陵祭日期。 关于此事，《明史》记载：“建文初，定孝陵每岁正旦、孟冬、忌辰、圣节，俱行香。清明、中元、冬至，俱祭祀。”(42)而《钦定续通志》在记述洪武八年新制后，接着说：“成祖永乐后，太祖陵每岁圣节、正旦、孟冬、忌辰，酒果行香；清明、中元、冬至，太牢致祭。”(43)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陵祭新制，很可能是确定孝陵祭礼时制定的。至于在“建文初”还是“永乐后”，因资料匮乏，难以确断。我个人猜测，明成祖所定可能性较大。因为这种新制，与皇陵祭祀旧制差异很大，若为建文帝所定，明成祖未必肯予沿用。孝陵祭日确定后，其他诸陵当然也要随之调整。洪熙元年(1425)，礼部奏：“故事，岁遇清明、七月望及冬至日，行在太常寺具祭仪，在京文武衙门分官祭长陵。今后每岁祭献陵，宜如长陵之礼。”(44)长陵祭礼，显系仿照孝陵，并为以后诸帝陵所沿用。 三、懿文陵每年十祭的形成原因与时间 为便于展开分析，首先将上节所述庙祭和陵祭日期整理为表1。至于奉先殿祭祀，带有皇帝私人性祭祀的意味，所以未予列入。
从上表可以看出，如果撇除懿文太子不可能享受的圣旦之祭，明太祖(历代嗣君亦然)每年共享受十一次祭祀：太庙时享五次，分别在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岁除举行；陵祭六次，分别在正旦、清明、中元、孟冬、冬至、忌辰举行。明代孟冬时享用朔日，即十月初一日，而民间习俗称此日为“冥阴节”“祭祖节”，与清明、中元并为三大“鬼节”，所以此日又必须墓祭，以致出现同日既庙祭又陵祭的现象，实为两种不同的祭礼。懿文陵的祭祀日期，正如潘柽章所言，庙祭与陵祭的综合，因孟冬两祭重合，所以共有十次。 将庙祭移为陵祭，确实是一件于礼无据的事情，加之官方典籍未言其故，以致明人多不知其然。但细绎文献，并非毫无蛛丝马迹可寻。万历二十四年(1596)，南京太常寺卿杨时乔、少卿詹沂等上言：“孝陵之东，有懿文陵，旧称东陵。建文初有庙号、追谥，升祭太庙。既经革除，以主置陵园。至今岁时祫祭，遣神乐观行礼。近奉命南京都督官行礼，礼仪备矣。”(45)所谓“岁时祫祭”，值得注意。前曾谈过，洪武九年(1376)开始，每年五次时享太庙，皆用“合祭”，当时尚无“祫祭”。“祫祭”之礼，定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当时明宪宗神主将升祔太庙，而太庙九室已满，遂议祧懿祖，岁暮合祧庙与未祧之主而祭之，是为“祫祭”，“祫者合也”(46)。因“祫”“合”义同，明人经常混用。如洪武元年，皇太子摄享太庙，祝辞曰：“时维孟秋，礼严祫祭。”(47)此“祫祭”即为“合祭”。懿文陵殿中，供奉的神主只有懿文太子一位，自然无须“合祭”或“祫祭”。因此，杨时乔等所说“岁时祫祭”，应当是在时享太庙时，遣人到懿文陵行礼。这意味着懿文陵祭祀，实际上包括庙祭与陵祭两个系统，但因在同一地点祭祀，遂混合成为一个祭祀序列。 明代礼官曾称懿文陵为“庙”，或许也为此提供了一个佐证。明代诸陵中，可能祖陵确实有庙，也称寝庙。明太祖即位后，追尊四代祖先为帝后，但其高祖德祖、曾祖懿祖葬处，根本无从查考。祖父熙祖葬处，起初也只知道在泗州，而不知具体地点。洪武四年(1371)，“建祖陵庙，仿唐、宋同堂异室之制，前殿、寝殿俱十五楹，东西旁各二，为夹室，如晋王肃所议。中三楹通为一室，奉德祖神位，以备祫祭。东一楹奉懿祖，西一楹奉熙祖。”(48)皇陵、孝陵以下诸陵，皆建有寝殿，检实录，未见称寝庙之例；实录所见寝庙，皆为太庙寝殿之异称。但《南京太常寺志》记载：“东陵，懿文太子寝庙也。”(49)其他官员亦曾提到“懿文太子庙”(50)。称陵为庙，或许说明懿文陵寝殿，实际上兼有类似太庙寝庙之功能。 懿文陵庙陵混合的祭祀惯例，究竟形成于何时呢？笔者推断，形成于洪武年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其一，如上所述，洪武八年(1375)制定的陵祭礼，每年祭祀次数较多，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在伏、腊、社日祭祀。而懿文陵的祭祀日期，并无伏、腊、社日，与洪武年间陵祭礼制不合。其二，退一步说，即使洪武后期曾对陵祭做过调整，也难以想象明太祖会为懿文太子制定如此奇怪的祭礼。首先，明太祖相当重视礼制。如洪武二十五年，“以皇太子新薨，欲停祭祀。而时享在迩，复命礼部右侍郎张智、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以郊庙合行典礼，参考古制，议定以闻”。张智等援引《宋会要》“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盖不敢以卑废尊也”之说，建议仍旧祭祀天地、社稷、先师等，“惟太庙，乃祖先神灵所在，国既有丧，而时享仍用乐，恐神不乐听，宜亦备而不作”。诏从之。(51)明太祖虽因懿文太子遽逝深感悲痛，但最终并未因此停罢祭祀，足见对礼制之尊重。而四孟祭墓，既不合乎儒家之礼制，又不合乎民间之习俗，明太祖恐怕不会如此别出心裁。其次，洪武二十一年，“令每岁郊祀，附祭历代帝王于大祀殿。仍以岁八月中旬，择日遣官祭于本庙，其春祭停之。又定每三年遣祭各陵之岁，则停庙祭”(52)。明太祖令郊祀时停春祭、三年遣祭时停庙祭，显然是为了避免同时祭祀之繁缛。而懿文陵十祭，有些相隔很近。如岁除大祭，次日正旦行香，隔数日孟春又要大祭。四月初一日孟夏、二十五日忌辰，一月举行两次大祭；七月亦然，初一日孟秋、十五日中元节都要大祭。这样安排过于繁缛，似不符合明太祖之性格。再次，明太祖对孝慈皇后感情很深，但祭祀其陵，都按礼制进行，从未在四孟陵祭，似乎没有理由薄妻厚子，对懿文陵特加殊礼。 那么，这种奇怪的祭礼，是否由建文帝“加隆祢庙”造成的呢？这似乎也不可能。首先，建文帝即位后，“尊谥懿文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升祭于太庙”(53)。懿文太子神主既然已经以皇帝身份升祔太庙，与列祖一同享受时享，似乎没有必要再在时享日单独为其举行陵祭。其次，建文帝从小接受儒学教育，很难想象他会做出乖乱礼制之事。而且只加隆其父而不加隆其祖，显然很不明智，难免招致非议，方孝孺等儒臣恐怕也不会坐视不言。再次，正如潘柽章和王剑先生已经指出的，如果确实是建文帝所定，因其不合洪武礼制，且与孝陵祭礼如此“隆杀相悬”，靖难后一定会被革除。 排除了明太祖“以全礼爱其子”和建文帝“加隆祢庙”两种说法，那么便只剩下潘柽章所提示的一种可能：懿文陵奇怪的祭礼，是在靖难之变造成皇位异常更迭的特殊情况下形成的。让我们梳理一下当时的相关情况：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明成祖攻下南京；十七日，谒孝陵，即皇帝位；二十日，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二十五日，新作奉先殿(旧殿为建文所焚)；二十六日，遣安王朱楹祭告懿文太子，迁其主于陵园；二十七日，以七月朔大祀天地，预告太祖高皇帝配神(54)。七月三日，享太庙(55)。可以看出，明成祖即皇帝位后的十几天里，懿文太子神主仍以皇帝身份供奉于太庙。因很快就要大祀天地、时享太庙，其神主显然不能再留在太庙，所以礼官有“考之古典，于礼未安”之说，遂迁其主于陵园，“仍旧谥号曰懿文皇太子，岁时致祭如常仪”(56)。单看“岁时致祭如常仪”一句，可以作不同理解，但此语是与懿文太子神主迁置陵园关联在一起的，其含义当为仍像在太庙时那样祭祀。前引南京太常寺卿杨时乔等人所说“以主置陵园，至今岁时祫祭，遣神乐观行礼”，正好与此相印证。换句话说，所谓“岁时致祭如常仪”，乃是将庙祭之礼移到陵殿举行，从而形成每年十祭的惯例。到明朝后期，就连礼官也不明其故，以致桂有根疏请孝陵元旦、孟冬、两忌辰、圣节俱用太牢，竟然得到批准。这种做法不合礼制，所以潘柽章讥其“名实混乱，其渎已甚”(57)。 事实上，尽管懿文太子并未当过皇帝，其子建文帝又被明成祖推翻，但他毕竟居储位二十五年，又曾被追尊为皇帝，所以其地位是很特殊的。尽管相关资料很少，但从对其葬处的称呼，便可窥见一斑。明代诸帝后(包括追尊者)葬处皆有陵名，如皇陵、孝陵、长陵等；个别帝后因特殊情况无陵名，其葬处亦称陵，如恭让章皇后陵、恭仁康定景帝陵。而太子及亲王葬处则称寝园，如实录提到哀冲、庄敬二太子葬处，均称寝园。但懿文太子葬处，《明太宗实录》数次提及，皆称“懿文陵”(58)，其后历朝实录亦称“懿文陵”或“懿文太子陵”。明宣宗即位之初，未及躬谒孝陵，遂遣郑王诣南京谒陵，“到南京，王祭告皇城及城隍等神八，谒告奉先殿，告孝陵及懿文陵、贞静顺妃、悼僖丽妃享堂”(59)。内中所说顺妃(荆宪王之母)和丽妃，“俱仁宗妃，每年遣祭六次”(60)。从这些记载看，建文帝给懿文太子所上帝号，靖难后虽被剥夺，但在礼制方面，懿文太子仍享有一定特殊待遇。沈德符指出：“懿文园在孝陵之东，至今称为东陵。想当日追崇尊号，必追上陵名，既经革除，遂不可考。而人之称陵如故，则建文之泽，犹在人心也。”(61)事实上，称懿文寝园为陵，并非民间感激建文恩泽，而是朝廷一直如此称呼。 四、关于懿文陵的祭品和祭官规格问题 懿文陵祭品规格高而祭官身份低，这两种矛盾的现象，也都有其特殊原因。 表2展示了孝陵等帝陵、太庙及懿文陵各祭所用品物。可以看出，撇除圣旦不计，明太祖及以后诸帝，每年太庙时享五次，皆太牢；陵祭六次(若加皇后忌辰则多一次)，三次太牢，三次香烛酒果。合而计之，每年八次太牢，三次酒果，其中孟冬为一日两祭，庙用太牢，陵用酒果。懿文陵合庙祭和陵祭而行之，每年十祭，九次太牢，一次酒果。两相比较，唯一的差别是忌辰祭祀，懿文陵用太牢，诸陵用酒果。对于此事，明代典籍未见说明，前引潘柽章解释说：“独是诸陵忌辰，俱用酒果，无牲帛，而东陵何以独厚？则因诸陵忌辰，已有奉先殿之祭，故陵祭稍杀，而孝康则无之，故有所耑重也。”
笔者认为，潘柽章之说，虽无确证，但颇合情理，而且明代亦有相似例证。万历十四年(1586)，礼部针对正旦祭祀曾指出：“至陵祭品物，九陵、恭让、恭仁之陵止于酒果，而越、靖诸王及诸王妃则又有牲果祝文，反从其厚者，盖以九陵帝后，岁暮已祫祭于庙，旬日内且复有孟春之享。故元旦陵殿止用酒果，非俭也。诸王诸妃则祫祭春祭皆不与，元旦一祭不宜从简，故用牲帛祝文，非丰也。特恭让、恭仁既不与祫享于庙中，又不设牲帛于陵殿，是则礼文之缺，宜增所未备。”(62)越、靖诸王正旦用牲，而诸帝陵止用酒果，并非厚王薄帝，而是因为在此前后数日，太庙有岁暮、孟春两祭，皆用太牢，故陵祭从简。如前所述，洪武年间祭祀皇陵，元旦、清明、夏至、七月望、十月朔、冬至用太牢，伏、腊、社日用特羊，每月朔、望用少牢，并无酒果之礼。从明代后来通行的祭礼看，忌辰与清明、中元、冬至并为四大祭日(63)。据此推测，洪武年间遇懿文太子忌辰，当与清明、中元、十月朔、冬至等大节一样，以太牢祭祀。洪武以后，仅清明、中元、冬至遣官祭以太牢，至于帝后诞辰，则在奉先殿祭祀(64)，陵祭相应从简，止用酒果。懿文太子无资格享受殿祭，而忌辰又与清明、中元、冬至并重，不可轻忽，所以一直沿用洪武旧例，以太牢致祭。 关于懿文陵主祭人员的身份，前引谢杰谈到“仅以祠祭署之奉祀主之”，顾起元亦言：“百官不陪祭，惟奉祀行礼，祝文称皇帝御名，谨遣某官致祭于皇伯祖考懿文太子云。”(65)但前引南京太常寺卿杨时乔等谓“至今岁时祫祭，遣神乐观行礼”，说法略有不同。神乐观建于洪武十二年，明太祖“以道家者流，务为清净，祭祀皆用以执事，宜有以居之，乃命建神乐观于郊祀坛西”(66)。该观“职掌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67)。就机构设置而言，南京神乐观亦隶南京太常寺，但与祠祭署性质不同，杨时乔、詹沂作为南京太常寺正、副长官，照理不会把两者弄混。沈德符的记述，为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他谈道：“懿文太子寝园在南京，每年忌辰、四孟、清明、中元、冬至、岁暮，俱遣使往祭，其祭文亦填御名。但例遣南太常寺属道官为奉祀者行礼。”(68)关于“太常寺属道官”，他在谈牙牌时指出：“本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而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号为别耳。如公侯伯则为‘勋’字号，驸马则为‘亲’字号，文臣则‘文’字号，武臣则‘武’字号，伶官则‘乐’字号……惟道官如协律郎、奉祀之类，亦得用‘文’字号，似为僭拟，宜以‘道’字别之。”(69)太常寺协律郎、奉祀，多由乐舞生出身(70)，其身份本是道士，故称“道官”。据此看来，杨时乔等所说“遣神乐观行礼”，实际行礼者，应当就是“道官为奉祀者”。 懿文陵遣奉祀行礼，起初未必像潘柽章所说，是为了使“轻重之间微有辨”。首先，从实录看，自设置皇陵等祠祭署后，便由其负责祭祀，基本不再另派其他官员诣陵祭祀。洪武二十二年(1389)，遣太常博士薛文举致祭祖陵、皇陵，谓文举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古之明王，冬至祭始祖以配天，所以重报本也。朕承天命，以典神天，实由祖宗积德累善所致。惟我仁祖，克配上帝于大祀之礼，固已行之。今冬至甫临，哀悼罔极，卿其肃将朕命，往致祭焉。敬之毋忽！”(71)此属特例，且所遣太常博士为正七品，祠祭署奉祀为从七品，两者品秩相差甚微。对于孝慈皇后，如前所述，洪武十六至十七年，曾多次祭其陵，此后便未见此类记载，这可能是因为洪武十七年八月大祥，其神主祔庙(72)，所以从次年起不再特别遣祭。其次，明朝初期，由奉祀主祭，未必意味着规格较低。据《凤书》所载皇陵祭祀仪注，“正旦、冬至、清明、中元、孟冬祭祀，祠祭署官代天子行礼”，而“每月朔望日，中都留守司官主祭行礼”(73)。祠祭署奉祀从七品、祀丞从八品，而中都留守司正留守正二品、副留守正三品，从衙门级别上看，留守司远高于祠祭署，但从祭祀级别上看，祠祭署官代天子行礼，又远高于中都留守司官主祭行礼。 事实上，洪武年间，孝陵尚无祠祭署，而只有神宫监。神宫监“掌洒扫殿庭及栽种果木蔬菜之事”(74)，似不负责祭祀。当时节祭如何祭祀孝慈皇后和懿文太子陵，未见记载，可能由太常寺循例遣属官祭祀。建文帝即位后，“立钟山祠祭署，设奉祀、祀丞各一员”(75)。此祠祭署未冠以陵名，当负责孝陵和懿文陵两陵祀事。明成祖夺位后，礼部言：“建文中，改天地坛祠祭署为南郊祠祭署，山川坛籍田祠祭署为籍田祠祭署，泗州祠祭署为泗滨祠祭署，宿州祠祭署为新丰祠祭署，又设钟山祠祭署，非旧制。”明成祖谕令：“泗州、宿州、山川坛、籍田祠祭署仍复旧制，天地坛祠祭署定为郊坛祠祭署，钟山祠祭署不可罢。”(76)此时钟山祠祭署，应当照旧负责两陵祀事。到永乐八年(1410)，“改郊坛祠祭署复为天地坛祠祭署，钟山祠祭署为孝陵祠祭署”(77)。自此以后，懿文陵祭祀之事，便由孝陵祠祭署兼主。换句话说，由祠祭署奉祀代皇帝行礼，应当始于建文年间，而永乐以后一直延续下来。 懿文陵主祭身份显得太低，应当是因其他陵寝祭官身份变化造成的。前曾推测，明代通行的孝陵祭礼，当确定于明成祖时，正旦、清明、中元、孟冬、冬至、圣旦均遣官行礼，其中清明、中元、冬至三大祭遣勋旧大臣行礼，南京文武官陪祭。就连中山王徐达，也获得正旦、清明、中元、孟冬、冬至“皆遣祭”的待遇。然而对于懿文太子，明成祖并未提高其主祭者规格，依然由祠祭署官员宣读皇帝祝文，代皇帝行礼，这就显得比诸陵低了一等。到嘉靖年间，明世宗出于个人私爱，给予哀冲、庄敬二太子“遣都督亲臣往祀”的待遇，这使懿文陵主祭者身份显得更低，以致“向来人心颇不惬”，但当时建文事还属禁忌，故“无敢言及者”(78)。到万历时，建文事不再是禁区，南京太常寺少卿谢杰遂抗章议其非礼，明神宗命以后遣南京五府佥书官行礼，这样就和哀冲、庄敬二太子持平了。 与主祭者身份相似的，还有懿文陵建筑规制问题。前引南京太常寺卿杨时乔等，在肯定“近奉命南京都督官行礼，礼仪备矣”后，进一步指出：“特朝廷典礼，自山陵至于藩封坟茔享堂，其高深广阔楣间皆有定数，又皆用红丹涂饰。今东陵殿浅隘卑狭，仅能展安祭器品物，又以黑饰，与众庶同，非制也。乞下部臣，详考礼制，将堂宇改建，庶于礼为称。”(79)懿文陵殿，当建于其去世后不久，其规制应为明太祖亲定。当时就连祖陵，因“江南造黄瓦，以道远未至，先以黑瓦覆之。已而殿庑告成，遂不复更瓦”(80)。懿文陵殿卑隘黑饰，亦在情理之中。建文帝即位不久，即陷入战乱之中，自然无暇按皇帝规制重建懿文陵殿。明成祖夺位后，为笼络人心，加意优待藩封。永乐八年(1410)，“建秦愍王享堂，命视晋恭王之制加高一尺，深广称之。乃定为享堂七间，广十丈九尺五寸，高二丈九，及深四丈三尺五寸……”此时所定享堂规制，肯定较旧制大有提高。但对于懿文陵殿，并未按新制改建，而是一直保持旧貌，致其比亲王享堂还要卑隘，且用黑饰，规格显得低了许多。杨时乔等人疏请改建，但史书中未见下文，看来此议未被采纳。 综上所述，懿文陵祭祀次数之多、祭品规格之高，竟然远远超过孝陵，这种“隆杀相悬”的现象，颇使时人感到困惑，出现了明太祖“以全礼爱其子”、建文帝“加隆祢庙”等各种猜测。事实上，这种令人感到奇怪的祭祀礼仪，乃是由政局剧变造成的礼仪异变。具体地说，建文年间，懿文太子被追尊为皇帝，升祭太庙，明成祖夺取皇位后，将其神主迁置于陵殿，复称懿文皇太子，此后凡时享太庙，便同时在懿文陵举行祭祀，形成了将庙祭与陵祭融为一体的祭祀体系。另一方面，懿文陵主祭官员品秩较低，陵殿建筑也较卑隘，似乎也与其身份不相称。这是因为永乐以降，其他陵寝遣祭官员身份不断提高，亲王等人享堂规制也大有提升，而懿文陵却长期保持不变，便自然相应降低了。 ①《明太祖实录》卷148，洪武十五年九月庚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下引《明实录》均同)，第2342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220，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庚申，第3222—3223页。 ③《明太祖实录》卷257，洪武三十一年五月辛卯，第3718页。 ④姜清：《姜氏秘史》卷2，建文元年三月十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6页。 ⑤《明太宗实录》卷9下，(建文)四年六月戊寅，第141页。 ⑥顾起元：《客座赘语》卷3《陵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0页。 ⑦《明武宗实录》卷93，正德七年十月甲辰，第1974页。 ⑧《明神宗实录》卷475，万历三十八年九月辛亥，第8966页。 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3《陵祭》，第70页。 ⑩《明神宗实录》卷548，万历三十八年八月癸卯，第10379—10380页。按，“清明、元旦、长至三大祭”句中“元旦”当为“中元”之误。 (11)《明神宗实录》卷224，万历十八年六月丁丑，第4158—4159页。 (12)《明世宗实录》卷177，嘉靖十四年七月乙酉，第3825—3826页。 (13)《明神宗实录》卷3，隆庆六年七月辛亥，第117页。 (14)《明神宗实录》卷146，万历十二年二月己巳，第2727—2728页；卷159，万历十三年三月壬辰，第2927页。 (15)顾起元：《客座赘语》卷3《陵祭》，第70页。 (1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陵寝之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页。 (17)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故后无讳日》，第75页。 (18)潘柽章：《国史考异》卷4第16条，《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52册，第75—76页。 (19)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曾提及此事(第452页)，但未予探究。 (20)详见王剑：《明懿文太子陵陵祭逾制考论》，《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 (21)《明太祖实录》卷30，洪武元年二月壬寅，第513页。 (22)《明太祖实录》卷38，洪武二年正月癸丑，第775页。 (23)《明太祖实录》卷55，洪武三年八月癸未，第1081页。 (24)万历《明会典》卷86《礼部四十四·庙祀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97页。 (25)《明太祖实录》卷59，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第1151—1152页；卷61，洪武四年二月已巳，第1187—1188页。 (26)《明史》卷60《礼十四·凶礼三·谒祭陵庙》，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71—1472页。《钦定续通志》卷113，《礼略·吉礼三·上陵》亦云：“明太祖洪武元年三月，遣官致祭仁祖陵。二年，定熙祖陵每岁正旦、清明、中元、冬至及每月朔望，本署官供祭行礼……”(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9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26页) (27)《明太祖实录》卷90，洪武七年六月戊午，第1585页。 (28)朱国祯：《涌幢小品》卷6《祖陵》，《续修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673页。 (29)《明太祖实录》卷101，洪武八年九月乙卯，第1714页。 (30)《明太祖实录》卷103，洪武九年正月己未，第1732页。 (31)万历《明会典》卷90《礼部四十八·陵坟等祀·陵寝》，第515页；《明史》卷60《礼十四·凶礼三·谒祭陵庙》，第1473页；《明英宗实录》卷106，正统八年七月壬午，第2168页。 (32)天启《凤书》卷4《宗祀篇》，明天启刻本，第56页。 (33)《明太祖实录》卷79，洪武六年二月末，第1445页；卷95，洪武七年十二月庚申，第1646页。 (34)《明太祖实录》卷169，洪武十七年十二月辛酉，第2580页。 (35)《明太祖实录》卷155，洪武十六年六月庚辰，第2412页；卷162，洪武十七年五月庚寅，第2520页。 (36)《明太祖实录》卷152，洪武十六年二月戊子，第2386页。 (37)《明太祖实录》卷152，洪武十六年二月庚子，第2388页。 (38)《明太祖实录》卷157，洪武十六年十月辛未，第2433页。 (39)《明太祖实录》卷158，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丙辰，第2445页。 (40)《明太祖实录》卷169，洪武十七年十二月戊戌，第2574页。 (41)《明太宗实录》卷44，永乐三年七月戊申，第694页。 (42)《明史》卷60《礼十四·凶礼三·谒祭陵庙》，第1473页。 (43)《钦定续通志》卷113《礼略·吉礼三·上陵》，第726—727页。 (44)《明宣宗实录》卷10，洪熙元年十月壬辰，第291页。 (45)徐乾学：《读礼通考》卷93，《葬考十二·山陵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册，第242页。 (46)《明孝宗实录》卷7，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壬戌，第144—145页。 (47)《明太祖实录》卷32，洪武元年七月丁酉，第574页。 (48)《明史》卷58《礼十二·凶礼一·山陵》，第1446页。 (49)徐乾学：《读礼通考》卷93《葬考十二·山陵六》，第241页。上引刘曰梧疏中，亦有此语。 (50)《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巳，第6748页；卷374，万历三十年七月癸未，第7035页。《明熹宗实录》卷40，天启四年三月辛巳，第2313页。 (51)《明太祖实录》卷218，洪武二十五年六月戊辰，第3209—3210页。 (52)《明史》卷50《礼四·吉礼四·历代帝王陵庙》，第1293页。 (53)《明太宗实录》卷9下，(建文)四年六月戊寅，第141页。 (54)《明太宗实录》卷9下，(建文)四年六月乙丑、己巳、壬申、丁丑、戊寅、己卯，第129、135、138、140、141、141页。 (55)《明太宗实录》卷10上，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第151页。 (56)《明太宗实录》卷9下，(建文)四年六月戊寅，第141页。 (57)潘柽章：《国史考异》卷4第16条，第76页。 (58)《明太宗实录》卷10上，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癸巳，第158页；卷89，永乐七年三月丙寅，第1181页；卷139，永乐十一年四月甲寅，第1673页；卷175，永乐十四年四月壬申，第1919页；卷272，永乐二十二年六月庚申，第2463页。 (59)《明宣宗实录》卷7，洪熙元年八月甲戌，第194页。 (60)顾起元：《客座赘语》卷3《山祭》，第70—71页。 (6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陵寝之祭》，第8—9页。 (62)《明史》卷60，《礼十四·凶礼三·谒祭陵庙》，第1476页。 (63)如恭让章皇后陵每年七祭、景皇帝陵每年八祭，惟在清明、中元、冬至、忌辰，分别遣内官、仪宾行礼。参看正德《明会典》卷83《礼部四十二·祭祀四·陵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85、786页；沈榜：《宛署杂记》卷18《恩泽·祠祭》，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215页。 (64)万历《明会典》卷89《礼部四十七·庙祀四·奉先殿》，第512页。 (65)顾起元：《客座赘语》卷3《陵祭》，第70页。 (66)《明太祖实录》卷122，洪武十二年二月戊申，第1975页。 (67)《明太祖实录》卷145，洪武十五年五月甲子，第2277页。 (6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园庙缺典》，第8页。 (6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3《牙牌》，第347—348页。 (70)《明孝宗实录》卷146，弘治十二年正月乙丑，第2560—2561页。 (71)《明太祖实录》卷198，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卯，第2968—2969页。 (72)《明太祖实录》卷164，洪武十七年八月乙亥，第2535页。 (73)天启《凤书》卷4《宗祀篇》，第56页。 (74)《明太祖实录》卷241，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末，第3510页。 (75)姜清：《姜氏秘史》卷2，建文元年四月二十八日，第580页。 (76)《明太宗实录》卷10上，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丁亥，第157页。 (77)《明太宗实录》卷111，永乐八年十二月丙辰，第1425页。 (7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园庙缺典》，第8页。 (79)徐乾学《读礼通考》卷93《葬考十二·山陵六》，第242页。 (80)《明世宗实录》卷169，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己卯，第3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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