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与人文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商主义论文,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于西欧社会的一种经济思想。15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到了17世纪，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衰落，重商主义也逐渐开始崩溃。从时间上看，重商主义可以说与文艺复兴运动同步。同一时期产生两种社会思想——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其中必有其深刻的根源。
从14世纪到16世纪，西欧各国生产力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15世纪以后，原始积累的进行，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市场的扩大，都给商业以很大的刺激，使之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发展，从而为更多的商业资本积累提供了可能。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分工的扩大，诱发对商品生产要求的激增，也促使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使原有的市场更加扩大，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都已成为著名的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尼德兰的安特卫普则成了世界贸易的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世界市场的形成，又转而为商品货币经济更迅速地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推动了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这样就使得货币的作用愈加引人注目。可以说，当时社会上追求商品生产更快发展，追求商业资本的迅速增加和货币资本的不断积累，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这正是重商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重商主义产生的更深层次的背景，则是在追求商业资本增加、追求货币积累这股强大潮流冲击下，所引起的西欧经济形式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强劲的商品货币风潮，首先是对自然经济的日益深刻的影响，将其卷入商品经济之中。与此同时，一些旧城市的工商业因封建行会的束缚日渐衰落。这种现象表明，旧的封建制经济正在被新的商品货币经济所代替。而这种旧经济向新经济的过渡在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也已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发生了。新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变化，使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商人时常变成贵族，贵族也时常变成商人”的现象。[①]无论是商人经营土地还是贵族从事商业，都是经济形式上的弃旧图新，目的则均是攫取更多的货币。在这里商人没有变成旧式贵族，而旧式贵族却变成了真正的商人，它正反映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深化。重商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分析重商主义产生的背景，我们看到：随着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商似乎成了当时人人崇尚的一种职业，积累更多的货币成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强烈的追求。在这一职业和这种追求的刺激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富有商业头脑的人民”，[②]出现了“年轻人、成年人、老人、富人、穷人、国王、执政者，所有的人都成了金钱的奴隶，被财富牵着走”[③]的现象。致使当时的人感到“我们大家都被追求更多的利润所包围了”。[④]不仅如此，此时的商人、商业的地位也被大大提高了。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安徒安·德·孟克列钦就公开宣布，在法国的第三等级中最重要的是商人，认为政府应执行有利于法国商人的政策。[⑤]英国著名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更认为：商人的工作“得到的荣誉与所肩负的责任是同样巨大的”，因而商人应处在“受人尊重的地位”之上。[⑥]他说：“商人因为担负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实在是受之无愧的。”[⑦]从重商主义者的主张中不难看出，它所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特别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苏联经济学家卢森贝指出：“重商主义永远是商人资产阶级利益的表现。”[⑧]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和文艺复兴运动是相同的。只不过，文艺复兴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力图建立本阶级思想体系的文化运动，而重商主义则属该阶级的一种经济思想。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经济思想，重商主义者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首先，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下，早期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已开始注意观察解释和论证一些经济现象。如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布鲁尼（1374—1444），在他所著的《科学的道德》一文中论述了科学与道德的关系。他认为“非好人成不了有智慧的人”，认为“智慧与财富相联系的观点是正确的观点”。[⑨]另一个人文主义者波查·布拉丘利尼（1380—1459）在其所著的《论贪婪》一书中，以人文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贪婪”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对指责贪婪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认为贪婪财富是人的自然本能，是一切事业的发动力。他说：“所有的人都在追逐财富，所有的人都为了财富而努力”，“……军事、商业、农业、手工业或者所谓的自由艺术，原来，其中任何一项莫不是为了得到金钱，为了金钱我们才克服了生活中的困难和危险。”[⑩]他认为“贪婪不是一种恶习，而是一种美德，它应比富有的人更受尊敬。”[11]他称赞“贪婪者用金钱建成了光辉的房屋、美丽的别墅、教堂、柱子和医院。没有他们城市就会失去自己最辉煌最美丽的点缀。”[12]他说：他“认识很多贪婪的人，他们都是很有意思的杰出的、优雅的，花费很大，非常机敏的人……”。[13]他甚至反驳说：“如果你认为必须批判贪婪，你就必须批判整个世界，你必须改变整个人类，连同他们的风俗和生活习惯。”[14]人文主义者的这些论述，无疑给商人们追逐财利、金、银提供了口实，使他们在更无顾忌地努力“使自己的财富增加”[15]的同时又多了一份财富与货币关系问题的思考。
如果说人文主义对财富的论述正中商人之下怀，那么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则促进了探寻财富与货币关系的重商主义的产生。14—15世纪西欧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大潮，无疑给商人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而“以人为本”，“以现实为重”这一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更是他们在经商实践中乐于接受的。正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商人所特有的时代敏感发现：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人们积累货币，而货币成了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于是人们想尽办法积累货币，货币越多越富有。特别是许多握有巨款的商业资本家的出现，如14世纪西欧最大的货币经营家、佛罗伦萨的佩鲁基家族和巴尔迪家族。前者在1310年有商业资本149000镑（佛罗林币）。后者在1381年有货币资本875638佛罗林。1451年，意大利巨大货币经营家、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资金达54000佛罗林。该家族的万贯家资来自所经营的设在佛罗伦萨的一个丝织工厂和两个毛纺织工厂及主要经营的银行业务。正是通过对这些社会现象的观察，重商主义者们概括出了“货币是财富唯一的形态”这一重商主义的结论。
与此同时，在对商业实践的观察中，他们发现金银货币主要来源于流通这个渠道。他们特别注意在西班牙这个后起的封建国家，由于新航路的开辟，由于对殖民地的掠夺，使金银源源流入西班牙国内，造成了16世纪经济的大发展。重商主义者们悟出了货币与国家富裕的关系，悟出了对外贸易与财富的关系，得出了“货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对外贸易是国民财富的源泉”这一重要结论。
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货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对外贸易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是重商主义的主要内容。而这一内容来自于人，特别是商人，来自于他们从切身利益的实际出发，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托马斯·孟说：“人为的财富，就是我们的工业品和我们的勤勤恳恳地利用外国商品经营贸易而来的。”[16]由此可以看出，重商主义者完全是站在“人”的立场上，从工业品生产和经营贸易的实践中来考察和研究货币与财富的关系的。他们的立场和他们的方法无疑是符合“以人为本”、“以实际为重”的人文主义精神的。
以人文主义精神研究社会经济现象，还表现在重商主义者对重商主义的公式表述中。这个公式为G—M—G，即货币—商品—货币。很明显这是重商主义者对商人经营实践活动的概括。商人用货币购买商品，再把商品转手卖掉，在这一买一卖的流通活动中，商人的货币由少变多，赚了钱，增加了货币。在英国早期重商主义者威廉·司塔福特的著作中有这样一段话，“骑士说：‘我的种田的邻人，商人先生，亲爱的铜匠和其他手工业者们，你们能够比较容易地保持自己的利益，因为一切物价愈比以前贵，你们就把你们的商品和对外出售你们自己的劳动产品的价格提得越高。然而，我们却没有一件可以高价出售的东西，因此无法弥补我们购进商品的时候所受的损失’”。[17]这段话讲的是物价上涨所引起的社会反映，但我们从中看到，正是商人们可以在买卖实践活动中增加货币，在通货膨胀中不会有什么损失，照例可以赚钱。重商主义者亲眼所见的正是商人们经营的实践活动。何况，许多重商主义者本身就是商人呢。如英国早期重商主义者爱德华·米散尔顿就是商人冒险公司的成员，约瑟亚·柴尔德曾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和总裁。托马斯·孟也是东印度公司的成员。可以说，重商主义公式的表述，正是他们经商实践活动的总结。正是以商人的实践为依据，他们把货币资本流通过程当作流通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即货币—商品和商品—货币的循环。把流通看作是利润的来源，看作是一般财富的来源，这便是重商主义公式表述的最后结论。尽管这个结论只抓住了商品货币经济的表面现象，尽管它是不科学的，但我们却看到了以人为本，以实践为重的人文主义思想在重商主义者身上所发出的闪光。
这一闪光还表现在重商主义由早期到晚期的发展过程中。重商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5世纪到16世纪为早期重商主义时期，16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为晚期重商主义时期。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他们对货币与财富的看法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如何增加财富的方法。早期重商主义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和积累货币财富。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使我们向外购买的东西，少于我们所出售的数目。”[18]“不要让进入王国的外国商品超出王国的本国商品的价值。”[19]他们担心“国家由于每日输出钱币而越来越穷”。[20]因此，他们要求以国王的命令，国家的法律来保护“金银财宝的大量贮藏和丰富出产”。[21]不难看出，早期重商主义是企图把货币以贮藏的形式在国内积累起来。这种以积累为目的的贮藏货币的主张被称为货币差额论，马克思称其为货币主义。恩格斯则非常形象地说早期重商主义者“就象守财奴一样，用双手抱住心爱的钱袋，用妒嫉猜疑的目光盯着自己的邻居。”[22]
晚期重商主义与早期不同的是，认为国家应该将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不过他们要求，在对外贸易中谨守的原则是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必须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获得的总额，其目的仍是要保持有更多的货币流回本国。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对外贸易必须做到输出超于输入，以持出超。在他们看来，国家的货物财富虽然随着出超而减少，但货币的数量增加了。正如托马斯·孟所说：“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因为我们所出口的货物里既然有一部分没有以货物的形态换回一些东西；它必然就会以现金的形态被带回本国。”[23]从这一分析中我们看到：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商品运动，达到积累的目的正是晚期重商主义的原则。我们把这种主张称为贸易差额论或贸易平衡论。
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在获取货币的方法上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实践发生了变化的原故。他们从自身所处的时代出发，从对当时的经济现象的观察中提出他们各自的主张。早期重商主义时代，商品流通刚刚开始，信用制度尚未发展起来，大部分的贸易要用现金支付，流通中需要大量的贵金属。正如波查·布拉丘利尼所说的“我们时代的人们被贪婪金、银所包围。”[24]货币的作用如此直观，这便是早期重商主义认识货币的基点。因此他们认为，国家在任何时候货币平衡的结果，必须收入大于支出，力求用贮藏的方式积累货币，而主张国家应采取行政手段以保护货币在国内的积累。晚期重商主义已把贸易看作是增殖货币的一种手段，而货币只有在流通运动中才能不断增加，因而晚期重商主义者不限制这个运动，并对此采取支持的态度。这说明对外贸易的实践，已使他们初步认识到了货币作为资本的职能，这比早期重商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同时在晚期重商主义时期，工场手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晚期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必须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这一政策在早期重商主义时期已被重视，此时更成为晚期重商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他们还提出了保护和鼓励本国商品出口、限制原料出口的主张，其目的都是为了发展本国的工场手工业。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又需要足够的劳动力，为此晚期重商主义者还注意到了人口发展及其素质问题，主张鼓励增加人口，以解决劳动力。托马斯·孟写道：“因为在人数众多和技艺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盛和国家富庶的。”[25]晚期重商主义的这些主张无疑比早期重商主义进步得多，因为他们已开始认识了商业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关系，他们的注意力已由商品的买卖开始转向商品的生产。因而卢森贝说：“重商主义已不是商业政策的形式，而是工业政策的形式了。”[26]马克思也因此称晚期重商主义为重工主义。
从重商主义早期和晚期主张的差别中；从重商主义早期到晚期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重商主义者认识的提高和进步。而这种提高和进步的根基在于社会实践的变化，在于重商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观察和思考。正是因为处于文艺复兴时代，重商主义者们抓住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精髓，并应用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之中。那么就此点意义上来讲，谁能说他们不是文艺复兴时期新经济领域中的人文主义者呢？
作为新经济领域中的人文主义者，重商主义者们对待封建王权的态度也同样表现出了人文主义的精神。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还不够强大，政治上也很软弱，因此他们不可能提出政权方面的要求。在政治上，他们主张消灭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繁荣的国家。他们为此积极支持王权，主张实行君主专制。同时随着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人文主义者也看到了金钱财富与政权的关系。例如布鲁尼就指出：在军事行动中，在借助外国雇佣军的时候“国家的强大”就要“依靠显贵和财富”。[27]波查·布拉丘利尼也说：“金钱是必须的，它就象支持着国家的无数根神经。”[28]重商主义者更是从商人的角度注意到封建割据对商道的威胁，对商业发展的阻碍。因而他们从经济的角度主张加强王权，积极支持王权，要求结束割据局面，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以求得国内市场的畅行无阻，并希望以强大的王权作后盾，掠夺殖民地、扩大对外贸易。而且当时欧洲的一些国家已建立了专制的中央集权，他们的这一希望，由于王权需要经济上的强大支持而成为可能。于是重商主义者们的论述又集中在了王权的财富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如何使国家强大，如何积累国王的财富等方面。如安徒安·德·孟克列钦在他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就专门讨论了工场手工业、商业、航海业和国王的经济政策等问题，积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而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论述的就更为具体。他说：“要想积存大量货币的国王，必须想尽一切良好的办法，来维护和发展对外贸易……。”[29]还说：“一个强有力的国王，他的领土是又大又统一的，他的国家既是得天独厚的又是贸易繁荣的，他的仓廪和军备是充实而有备无患的，他所处的地位是易于侵袭别人，而不是受人侵袭的，他的港口是良好的，他的海军是强大的，他的盟帮是实力雄厚的，他的经济收入是足以堂而皇之地将他的国家赫赫威风树立起来的……。”他还要求国家的臣民“以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来维护国王的荣誉”。[30]就连当时的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培根也称赞“重商主义的目的旨在国家的统一”。[31]由此可看出，在政治上人文主义与重商主义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们一个是从文化方面，一个是从经济方面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正是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重商主义者支持王权，并借助王权变重商主义思想为重商主义政策，促进了西欧工商业的发展。例如在英国，从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重商主义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在伊丽莎白女王（1558—1603）统治时期，重商主义政策色彩极浓。她的财政大臣威廉·塞西尔、她的财政顾问汤姆斯·格勒善都是重商主义的崇尚者，在他们的支持下，英国推行了一系列的重商主义政策。如鼓励和禁止某些原料的进口和出口；鼓励工业成品，特别是呢绒的出口；扶植本国商人，限制外商特权；发展航海业，支持海外探险和对殖民地的掠夺等等。这些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加速了英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例如呢绒的出口，1554年年均为160000匹，到17世纪上半期年均出口已达250000匹，占全国总出口额的90%，远销到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尼德兰，甚至波罗的海、俄国等整个欧洲和亚非等地。无怪当时的英国人自豪地说，他的呢绒已“衣披半个欧洲”，“全欧洲因穿英国的呢服而几乎成为英国仆人”。[32]除此以外，造船、采矿、金属制造、制革等工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英国的对外贸易更是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他的贸易公司已伸入到亚洲、非洲等世界各地，使大量的廉价原料、金银财富流入英国，使其成为了世界之首的经济强国。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埃里克·罗东认为，这正是“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的结果。[33]再如法国，在著名的重商主义者让·巴蒂斯特柯尔柏任路易十四（1643—1715）财政大臣期间实行了重商主义的政策。如为鼓励本国工业发展，聘请外国工匠，给工场手工业者发放贷款和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建立“王家手工工场；为便利本国商品的出口和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而确定保护关税的税率，提高外国商品的税率；为扩大对外贸易而发展海军，建立大型商船队等等。”这些政策促进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并使法国走上了扩大远洋贸易和殖民掠夺的道路。从英、法的实例中，我们的确看到了重商主义政策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以重商主义政策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同时，重商主义还对封建经济思想进行了批判。如对职业的看法，在中世纪农业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地主依地租为生，这又有赖于农业的繁荣，因此，他们把农民看作是食物的生产者，而不是食物的消费者来予以支持。”[34]而商业和手工业则被置于各种职业之末。甚至认为这些职业是“一个人应该厌恶”的职业。[35]因为这些职业是充满着“买卖双方都不应该”的“尔虞我诈”和“彼此牟利”。[36]重商主义者则针锋相对，提出了重商轻农的观点。他们认为“靠技艺生活的人，是远比种果实的能手多得多”，[37]认为贸易可使国家的“库存有充足的金银硬币”，一但“农作物欠收时，可从外国现购谷物。”[38]对待财富的看法，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对外贸易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追求货币的积累，论述了种种发展对外贸易以发财致富的方法。他们的观点和行动与封建基督教会“使自己发财致富，这等于是过监狱生活与经常遭到不幸”[39]的说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被社会所接受。再如对待高利贷的看法，中世纪大部分时期，罗马天主教会反对高利贷。神学家的代表托马斯·阿奎那就谴责说“对贷出的货币收取高利贷本身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是出卖并不存在的东西，而这显然导致违反公正原则的不平等。”[40]重商主义则认为“低利是节俭、勤劳与技巧的天然母亲。”[41]重商主义的这种看法，是在“工商业专业化更细时……，大规模工业要发展，生产性投资不但更有可能实行，而且确实成为必要”[42]的情况下产生的。因而它反映的是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由此形成了对封建教会高利贷思想的批判，反映了自然经济向商品货币经济过渡时期，西欧社会经济观念的转化，说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与封建经济思想的斗争。而新兴资产阶级要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就必须坚持这一斗争。重商主义在这一斗争中则成了指导思想。
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一种经济思想。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对工商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及对封建经济思想的批判，使我们从重商主义的经济效益中看到了15—17世纪西欧社会同时产生两种社会思想——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深刻根源，即新兴资产阶级在进行文化领域内反封建斗争的同时，也积极地进行着发展自身经济实力的斗争。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就象一个人同时伸出的两只手，一只抓文化，一只抓经济，二者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文学、艺术、建筑等形式宣传了人文主义的新思想的话，那么重商主义者则通过重商主义的政策促进了本阶级经济的奋进。
注释：
① 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84页。
② [30] [34] [35] [36] [38] [42] 〔英〕埃德蒙·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徐宗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5页，第43页，第63页，第32页，第24页，第49页，第36页。
③ ④ ⑥ ⑦ ⑨ ⑩ [11] [12] [13] [14] [15] [24] [27] [28]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文集（15世纪）》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第84页，第84页，第84页，第60页，第84页，第87页，第88页，第89页，第87页，第79页，第84页，第71页，第86页。
⑤ 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⑧ [17] [26] 〔苏〕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一卷，李侠公译，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2页，第55页，第44页。
[16] [23] [25] [29] [37] 〔英〕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袁南宇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页，第4—5页，第12页，第68页，第12页。
[18] 杨绸尔《英国的自由贸易》，转引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39页。
[19] 勃兰特·布朗·托尼合编《英国经济史、文件选集》，转自埃德蒙·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第52页。
[20] 《大不列颠贸易与航海》，转引自《经济思想流派》，第51页。
[21] 《英吉利王国公共福利对集》，转引自《经济思想流派》，第47—48页。
[22]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596页。
[31] 〔英〕弗·培根《培根论说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3页。
[32] 利普逊：《英国经济史》，第2卷，伦敦1931年版，第187—188页。
[33] 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4页。
[39] 巴克斯特《基督教徒指南》，转引自《经济思想流派》，第32页。
[40] 《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转引自《经济思想流派》，第23—24页。
[41] 柴尔德《贸易新论》，转引自《经济思想流派》，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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