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追求、坚持和发展_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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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合办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1)01-0007-06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任务,十七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这充分体现了党对新形势下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高度重视。分析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追求、坚持和发展历程,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科学性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人们实现社会主义并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唯一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因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必然把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作为自己的执着追求。

1.确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科学信仰的崇高追求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因为它是一种科学的、先进的、崇高的信仰。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1]109。邓小平也说过:“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2]382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鼓舞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排除万难,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曲折中发展的,而且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每一次历经曲折之后必会有新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2]382-383正因为深刻把握了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以,尽管受到过各种干扰,我们党始终没有放弃过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

2.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一切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都不能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所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最终成功地走出一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邓小平指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2]62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的问题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2]63他还指出:“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2]22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3.社会主义探索中的一些误读给我们党留下了深刻教训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理论,许多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相继取得革命胜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相继出现了种种问题和失误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误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条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为前提,曾设想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但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历程来看,多数国家包括我国在内,都是在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讲过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条件下而教条式地理解和实行了社会主义的种种原则,而且,误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能很好地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结果就发生了一些重大失误和偏差。二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化。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大多借鉴甚至照抄了苏联模式,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严重的弊端。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认为,“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能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3]305。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认为它对我们最重要的教益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并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理论。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片面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体现了生产力特征与生产关系特征、社会目标与人的目标的有机统一。但在实践中我们片面注重了生产关系特征,而忽视了生产力特征,误把“一大二公三纯”当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很好地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而且片面强调了社会目标而忽视了人的目标。这些误读,归结到一点,就是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我国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

4.苏东剧变警示我们党必须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西方舆论和资产阶级人士纷纷断言,社会主义历史已经终结。苏东剧变固然原因很多,但意识形态和信仰上出了问题,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明确指出:“前苏联败在了意识形态上,败在了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信仰、信念的动摇上。”[4]苏东剧变虽然曾一度动摇了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但它也给世界上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们带来警示,这就是必须坚定自己的正确理想信念。与苏联东欧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也曾处于低潮,所不同的是,我们党在曲折发展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愈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5]259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尽管我们曾遭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挫折,出现过对社会主义的误读,但大都是探索中的失误,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从未动摇,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从未改变,在曲折发展中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正确导向。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教育。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2]110江泽民也指出:“理想信念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只有在全党同志和全体人民中牢固确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才能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取得成功。”[6]89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任务,而且,明确提出“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一贯性、导向性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始终坚持”上:

1.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面临当时的种种困境,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不但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反而把问题统统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开始怀疑以致放弃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结果造成严重的信仰危机,使其成为苏东剧变的重要思想根源。而中国共产党人则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2]19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既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体系。

2.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深刻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大致包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和实现共同富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等内容。有学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最主要的有三条:一是注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三是坚持按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7]。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些基本原则,同时也形成了一条基本经验,这就是必须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以前,虽然我们也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由于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个结合,结果导致了一些重大偏差和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经验教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又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8]11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赋予“中国特色”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3.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形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主要包括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以人民民主专政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制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文化制度。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9]214“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9]216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始终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原则。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动摇。邓小平强调:“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0]133在改革开放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新形势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经济上坚决反对私有化倾向,在政治上坚决反对多党制,在思想文化领域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坚持和捍卫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另一方面,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根据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在经济方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政治方面,既立足国情,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又借鉴了外国有益经验;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任务,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又强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促进多样文化健康发展。在社会多样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体地位和正确导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认识。

1.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是,正如邓小平在总结过去经验时所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137他还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139正因为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过去产生了一些误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解,比较看重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主要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特征。应该说我们从总体上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但缺陷是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理解较多,长期忽视生产力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这一科学论断十分明显和突出的特点,就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即实现共同富裕,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阐明了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从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后来,江泽民根据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6]294的论断;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作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重大判断,都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从本质层面认识社会主义,有利于突破过去的排斥性思维方式,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和突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去,由于过分看重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特别是看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制度特征,再加上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的特点,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盲目排外的思维方式,结果把一些不属于社会制度属性的好的东西也拒之门外。比如长期以来,一直忽视发展商品生产,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结果就排斥市场经济,把计划经济变成僵化的经济体制。与特征层面看重“区别”相比,本质层面更看重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等思想,正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在。正如邓小平所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2]225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只有发展生产力,摆脱贫穷,才能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364

2.对社会主义目标的丰富和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整体上为我们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但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不能找到现成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探索。

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曾提出了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但它主要体现了物质文明的内容,缺少精神文明内容,布局不够全面和完整。而且,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四个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干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推进四个现代化的进程问题,提出了“小康社会”目标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两位一体”目标。在党的十六大上,我们党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进一步扩充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目标、政治建设目标、文化建设目标、社会建设目标“四位一体”。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从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认识更加全面和完善了。

除了目标布局更加全面以外,另一个表现就是把社会发展目标与人的发展目标有机统一起来。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1]649。因而,“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终极目标,以这一终极目标为奋斗方向,为最高参照系”[12]。但是,由于过去受传统的社会本位思想的影响,我们过分强调了社会目标和人的手段意义而忽视了人的目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在社会发展目标方面日益全面和完善,而且人的发展目标越来越受到重视,从邓小平提出“实现共同富裕”,到江泽民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胡锦涛重视“以人为本”等等,都体现了把社会发展目标与人的发展目标有机统一起来的思想。

3.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新命题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但这一理想的实现是以它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为前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因此,必须处理好理想与现实、远大理想与近期理想、最高纲领和阶段纲领的关系,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我们过去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忽视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把将来才能实现的理想目标过早地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结果事与愿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把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新命题。这一命题的正式提出是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把“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确立为此后十五年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个主要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一新的命题,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首先,它在内涵上强调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中国特色,把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更加符合中国国情,能够切实解决中国发展的实际问题。其次,在层次上明确了崇高理想与共同理想的关系,把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更有利于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2]190第三,在本质上体现了共同理想与远大理想的一致性。所不同的是,远大理想是长远的目标,而共同理想则是我们现在就致力于实现的目标,更加贴近现实,所以更容易得到全体人民的认同和追求,因而成为现阶段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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