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的经济逻辑辨析论文



“印太”的经济逻辑辨析*

杨怡爽

【内容摘要】对“印太”的诠释多将印度洋经济重要性的上升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之间不断增强的经济联系作为“印太”概念的经济基础。但通过对这一观点的检视,我们发现无法断言印度洋经济重要性的上升或两洋经济联系已经改变了地缘经济格局。在“印太”概念的成型和推广中,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是中国在这一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上升,这被“印太”概念的主推者认为对现有地区力量均势构成了挑战。有效应对这一进程,是美澳日印四方利益诉求的重合之处。但是,由于存在经济利益和投入权重的差异,四国在“印太”框架下的经济议程各不相同,美国与澳日印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同时,目前“印太”在经济合作的实践层面较为空泛,而且对于亚太现有的区域机制来说,“印太”本身缺乏建设新机制的能力,因此这一概念是否能满足澳日印经济议程的需求尚待观察。经济逻辑的薄弱、经济议程上的差异和经济内容的空泛导致,“印太”概念很难成为安全与经济的双轮驱动,在应对和评估“印太”概念的提出所造成的影响时,这些因素值得考量。

【关键词】 “印太”战略构想 地缘经济 地缘政治 经济议程

一、引言

目前,在涉及“印太”概念的阐述和学术探讨中,地缘经济因素被认为对这个概念的成型十分重要,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2013年10月在《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认为,“21世纪的印太”的根基是经济;澳大利亚外交白皮书认为,“经济上的转型是印太地区地缘政治转变的前置条件”。对经济因素的讨论多体现出两个观点。第一,由于印度洋经济重要性的上升,特别是印度经济的迅速增长,已经使原来的“亚太”概念过于狭隘,“只局限于东亚和西太平洋”,无法描述现有的经济地理事实,只有“印太”能解决这个困境;第二,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使得“印太”概念的出现不可避免,“印太”体现的是“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不断加强的经济联系正在创造一个单一的战略体系”。2013年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认为,亚洲与中东和非洲通过“越来越强大的经济联系”关联在一起,导致“印太”战略弧成型,“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在经济上被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似乎已被看作一个用“印太”概念来描述的地理现实,“经济上的联系……将两洋沿岸的国家和更广泛的地区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一起”成为对“印太”概念辩护主要的理由之一,“印太”实际上体现出了区域建构的全新重点,即管理由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日益加强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所导致的区域化进程。

由此可见,在“亚太”已经存在的前提下,“印太”概念成立的经济逻辑基础并不是在地理范围上对“亚太”的单纯扩充,也不是经济总量的扩大,而是认为印度洋和太平洋已经同属于一个区域系统之中,这意味着地缘经济格局已经发生质变,使得原来彼此独立的两个经济区块融为了一体。然而,现实是否能支持这一逻辑,尚需要深入探讨和审视。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美国目前与澳日印三国的学界与政界对“印太”概念经济内容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安倍所提出的“更广阔的亚洲”(Broader Asia)概念中囊括了让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印太地区的经贸网络;澳大利亚的《外交白皮书》中多次提出印太地区要进一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印度的“印太”概念与其“东向行动”紧密相关,因此“不仅有地缘政治因素,而且也有相当重要的地缘经济内容”。与此相对,“只有很少的美国学者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印太概念”,这似乎体现出目前美澳日印四方对“印太”概念在经济角度上的理解和运用存在不同。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印太”的地缘经济逻辑进行详细梳理,分析“印度洋地区”与“亚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广度与深度是否已经足以从经济层面支撑起“印太”概念,以及美澳日印四方在经济层面上对“印太”概念的理解和运用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到“印太”框架的构建。

为了研究和比较,我们还需要对“亚太”、印度洋经济体和“印太”涵盖的范围予以明确界定。由于“印太”概念的主要推广者自身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侧重点不同,对“印太”的具体地理范围的界定存在差异,总体上说,从2007年到2015年,“印太”概念的主推者对“印太”范围的定义在不断扩大。2007年,安倍在印度议会演讲中提到的“印太”是“更广阔的亚洲”。2013年版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中的“印太”是围绕印度—东南亚—东北亚海上运输线的周边战略弧。美国对印太的地理定义是最广泛的,从其多次官方发言来看,美国的“印太”概念在地理范围上囊括了拉丁美洲西海岸到印度洋西海岸的广袤区域,将印度洋与太平洋都涵盖在内,也涵盖了原来的整个亚太地区。但是,如果按照美国的广义“印太”地区来进行笼统分析的话,展现出来的“印太”域内贸易和域内投资很可能只是由于其内部包含亚太地区的结果,而无法体现出两洋之间经济联系的广度和深度。由于“印太战略”经济逻辑的核心是印度洋重要性的上升与两洋经济的整合,为了完成对这一逻辑的研究,我们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经济体来代表“亚太”地区,以环印联盟(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IORA)的21国来代表印度洋经济体;以环印联盟、主要东盟国家、日韩和美国作为“印太”国家,这个核心领域包括了美澳日印四方,也囊括了经济最为发达活跃和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地区。而之所以并未将本来在地理范围上属于“印太”的中国纳入“印太”国家统计范围内,是因为我们需要观察,将身为“印太”战略针对对象的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剔除之后,仅凭借美澳日印四方及其他国家,是否有能力在经济上撑起“印太”这个概念。

二、对“印太”概念出台的地缘经济逻辑审视

通过分析印度洋—太平洋的地区经济格局是否已发生质变,可以审视“印太”地缘经济逻辑的坚实程度。在世界经济重大变迁过程中,新的制造业中心崛起、贸易与投资的流向变动和航运通道的变化基本同步发生。因此,判断一个地区的经济格局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需要生产中心发生转移、域内贸易关联变化、国际投资流向变化和海运通道的地位变化这四个层面的支撑,仅仅只是其中之一发生变化不足以说明印度洋—太平洋经济联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因此我们也将从这四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一)世界生产中心依然在亚太地区

第三,印太地区“高质量的基础建设”三方合作框架。2018年8月,美澳日在新加坡举行部长级战略对话时,三国一致同意推动印太地区“高质量的基础建设”。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在当年11月12日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为印太地区涉及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此前,澳大利亚已宣布成立南太平洋岛国投资基金。美国副总统彭斯则宣布很快将公布美国援助印太地区的600亿美元计划。三方将一起合作,支持印太地区的能源项目以及海底电缆等涉及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建设,方式包括联合贷款和为私人融资提供担保等。

与此相对应的是,以环印联盟为统计基础,印度洋地区经济体经济总量仅占全球GDP总量的9.35%,贸易总额分别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8.29%和3.12%,全世界FDI总量仅有11%流入印度洋地区,工业制成品占进出口的总比例为65.7%和53.2%,初级产品出口占比高达37.7%。若根据对全球产业链的参与程度来衡量,2016年印度洋沿岸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在全球贸易中创造的总附加值中仅占1%,而中国则占9%。

诚然,印度洋地区经济体近年来增速极快,2016年的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74%,2017年的GDP平均增速为3.89%,但是由于经济体量不足世界整体的10%,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容易受内外政治局势动荡冲击,因此难以取代亚太地区成为全球增长引擎。

(二)印—太贸易关联并不紧密

无论是“印太”地区的域内贸易还是印度洋的域内贸易,与亚太地区的域内贸易相比都显得乏力。APEC经济体的贸易总量中,65%—70%来自成员内部的贸易(见表1),域内贸易占其GDP总量的27%;相比之下,印太地区国家域内贸易占比为40%—43%左右。如果对其进行分解的话,可以发现,环印联盟国家的域内贸易总量仅占其进出口总额的22.75%,东盟国家占23.46%,常年在25%左右徘徊,对印太地区域内贸易总量作出重大贡献的实际上是传统的亚太地区经济中心国家——美澳日韩的内部贸易(见图1)。由上述分析可见,无论是印度洋地区还是东盟地区,内部经济一体化的整合程度并不高,更多是依赖外部市场。

表1 APEC、印太地区、东盟与IORA的域内贸易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 United Nations Comtrade Datebase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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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美日韩澳内部贸易占印太内部贸易的份额

资料来源:根据 United Nations Comtrade Database数据计算所得。

印度洋地区与亚太地区之间对彼此经济依赖的程度并不对等(见表2)。印度洋地区国家在亚太地区国家中的出口总额中占比不到15%,这说明印度洋沿岸经济体并不是亚太地区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而亚太地区从印度洋地区的进口占比虽逐年攀升,但以贸易结构来看,2013—2017年,能源产品在IORA国家对APEC经济体货物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18.6%、19.8%、14.8%、13.3%、20.9%,能源出口始终占据特殊位置,这说明印度洋沿岸经济体并不是亚太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而另一方面,APEC经济体占IORA国家出口总额的55%以上,而且比重逐年攀升;同时,APEC经济体也是IORA国家的主要进口来源,这说明IORA国家高度依赖与亚太地区的贸易。

表2 APEC经济体与IORA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United Nations Comtrade Database数据计算所得。

(三)投资流向体现发展落差

印度洋国家吸纳的投资数量相对较少,2017年全球直接投资只有15.1%流向印度洋国家,截至2017年底,其直接投资存量只占全球总量的10.8%,而其中的大部分集中在印度与海湾国家的能源产业。与此相反,2017年全球直接投资57%流向亚太,2017年底全球直接投资存量54%集中在亚太地区。此外,亚太地区对印度洋地区的投资也较有限。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三大对外投资国美国、日本和中国均为亚太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除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离岸中心外,均为亚太国家及欧洲国家,印度洋国家排名靠后(见表3)。印度洋地区许多国家基础设施不足、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市场开放程度与营商环境上又与经济较为发达的亚太地区存在差距。在投资上的“制度距离”、对基础设施水平的要求、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程度对投资流向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巨大的今天,单纯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对资源的寻求本身已经难以成为吸引投资的核心影响因素。

表3 日本、中国、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地(按2017年底存量汇总)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相关数据汇总。请参见http://www.stats.gov.cn/tjsj/tjcbw/201810/t20181023_1629260.html;www.jetro.go.jp;www.bea.gov。

(四)印度洋海洋通道地位的上升依赖于亚太地区的发展。

在几乎所有的“印太”相关文献中,都会强调印度洋经济的重要性和安全重要性的上升。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从贸易与投资依存度来看,印度洋地区对亚太地区的经济依赖远高于亚太地区对印度洋地区的经济依赖;而印度洋安全重要性的上升依赖于其海上交通线与能源通道重要性的上升,实质上依赖于亚太地区的发展。其原因主要包括:亚太地区的制造中心、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能源和原材料需求大幅上升;生产要素(包括能源与矿产)与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均衡分布。

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亚太地区对能源与市场的需求迅速扩大,而要素分布的不均衡,又使亚太地区不得不跨越两洋,从全球配置资源及寻求市场,这才使得印度洋“正超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成为世界最繁忙和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走廊”。许多强调印度洋重要性的文献均会提到印度洋目前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世界上2/3的石油运输与1/3的货物运输要通过这里。但是,通过印度洋运输的大部分能源与货物的出发地与目的地都是亚洲。以2017年2月的数据为例,欧佩克国家(OPEC)通过印度洋航线出口原油中高达48%的部分出口到了亚洲的中国、印度、日本与韩国,这才使得印度洋海上通道的保障和航行安全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性问题。

换言之,印度洋作为贸易与能源通道的重要性提升,与亚太的经济繁荣和地位上升实际上是一个相同的过程。拉动印度洋经济地位上升的主要力量是亚太地区经济的增长。与其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战略权重依赖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行与贸易自由”,不如说印度洋与太平洋的航路繁荣和战略权重依赖于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印太”中的“印”依然是相对独立的地缘经济区块,印度洋只是亚太地区这个经济增长中心的衍生与边缘。“印太”只是将东亚的生产中心与西印度洋的关键能源通过“海上亚洲”的运输节点联系在一起而已。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即便可以认为“印太”概念的形成有着坚实的安全和防务基础,但其经济逻辑成立的合理性是建立在印度洋沿岸经济体对亚太市场和投资的需求之上,是不成气候的。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发展依赖于亚太地区,但是亚太地区的发展却更依赖于内部经济整合。而如果没有“亚太”那样坚实的经济基础,“印太”概念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地理现实。

三、“印太”概念背后的真实经济动因

既然“印太”概念主推者提出的经济逻辑的诠释没有充分的说服力,那么,这个概念被推出的背后真实经济动因是什么?

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认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事实是,在印太地区的某些部分、包括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超越印度和日本,逐渐比肩乃至超过了美国。自2006年以来,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贸易中的比重稳步上升,而美国和日本则整体上呈现下滑的趋势,印度虽然呈上升态势,但是总量较小,澳大利亚的比重则长期较低(见图2)。在投资方面,虽然美国依然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外部资本供给者,但中国的投资总量在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高速增长(见表4)。中国在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与投资者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与投资,同时也在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在将中国的发展经验推广开来,这将使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大增。中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印太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领者、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者、区域合作与经贸关系的塑造者,成为主导性经济力量,这才是印太经济格局中可能发生的最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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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美日澳印在印太地区的贸易总额中占比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United Nations Comtrade Database数据计算所得。

表4 中美对印太国家投资存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相关数据汇总所得。

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中心转移过程往往也是经济霸权的转移过程与国际等级体系中心的新核心区形成的过程。这意味着“国际产权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世界资源的重新分配。同时,新的区域与世界经济中心的崛起导致区域均势的变化,意味着维持原有世界体系的成本大大增加。面对新崛起的区域乃至经济中心,原来的核心国家必须予以应对。纵观“印太”概念主推者们的官方态度,让“印太”从构想走向美澳日印四方合作的“强有力的安全和防务基础”,实际上建立在中国崛起对地区格局的影响和对华认知的变化上,即中国正在改变这一地区的力量均势,而中国的经济实力既是其力量上升的基础,又是发挥影响力的工具。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在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理念的同时也声称,“中国企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的地位,扩展其政府驱动的经济模式,重构区域秩序……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战略增强了其地缘政治抱负……中国将其野心矫饰为互惠互利,但它的主导是以其他印太国家的主权受到损害为代价的。”2018年1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将中国称为“印太地区的分裂性力量”。2017年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白皮书》将美国认作印太地区的稳定者,而指称中国影响力的增长导致美国在印太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由于澳大利亚认为印太地区的平衡与稳定事关其战略利益,因此澳大利亚也发出了所谓“鼓励中国促进地区稳定……尊重小国和它们和平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声音。最早在官方文件中提出“印太”概念的日本,除了和中国有直接和间接的海洋利益博弈之外,也是印度洋地区的主导经济力量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者。印度与中国有长期领土争议,也一定意义上存在印度洋海洋空间的竞争,对中国经济影响力在本国市场和南亚地区的扩展非常敏感。可见,“印太”背后的真实经济动因,并不是印度洋与太平洋已经可以被视作同一系统,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改变了地缘经济格局。这是让“印太”成为“对于‘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想象的作品”[21]的主要原因。

第一,澳日印三国都盼望在“印太”中加入更多的经济内容,多样化“四方安全对话”,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经济议程,仅仅只关注其军事方面,则‘四方安全对话’无法达成它的目标”[32],而美国迄今一直都没有给出过“印太”框架下实质性的经济承诺。

四、“印太”概念主推者应对地缘经济格局改变的方式

对“印太”概念的经济层面的构建,是主要的参与者们——即美、澳、日、印四方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应对这个地缘经济格局改变的过程。尽管美澳日印四方在防止中国成为印太地区主导性经济力量和单一基础设施供给者方面有着相同的目标,但在其他方面则各有想法。

(一)美国

目前很多学者都认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行为的主观方面应该属于过失,其理由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从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应该属于交通肇事罪的范畴,其犯罪构成应该和交通肇事罪保持一致,因为在交通肇事罪中其主体的主观罪过属于过失,则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也不会例外;其次就实践中的主观意识来说,虽然醉酒的驾驶行为人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是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认为自己不会或者是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必然会造成危害结果,而且一般都不会主动希望其结果的发生,这应该属于过失犯的主观意识,因此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应该属于过失犯的范畴。

(二)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同样关注“印太”的经济含义,认为印太地区的稳定事关其自身战略利益,主张自己“在阻止印度洋地区成为大国竞技场”上有着重要利益,[25]但也多次强烈表态认为现有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机制难以解决包括安全在内的诸多问题,也无法体现出澳大利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作为矿产与能源产出大国,其经济增长受到亚洲增长的强劲拉动,以2016年为例,仅东亚中日韩三国就占澳大利亚货物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52.2%)。澳大利亚也盼望能够在服务业与农产品上进一步打入亚洲区域市场。在其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澳大利亚声称印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事关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经济利益。[26]因此,澳大利亚一方面积极追随美国的“印太”战略,追求“安全稳定”的印太,支持美国在“印太”的存在,另一方面却将反对保护主义作为其原则,而在印太地区的长期目标则是在经济方面追求一个“多边的、开放的、涵盖整个区域的贸易和投资安排”,同时也希望自身在这一经济架构建设中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27]

(三)日本

日本在“印太”的地区安全方面的政策紧紧跟随美国,制衡中国的目标也与美国一致。但是,相比美国,其关于“印太”的愿景有更加明确的经济目标和更多的经济内容。这是因为日本不仅需要将经济内容作为其实现政治与安全诉求的托词,同时经济手段也是其实现其扩大(或确保)在印太地区经济影响力和制衡中国的目标的重要手段。安倍于2011年在野时所提出的“更加广阔的亚洲”这一概念,体现出日本的特定或主流政治势力谋求将经济体系进一步拓展到非洲,确保日本在贸易、对外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的思想。2015年,安倍政府又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表现出明显的企图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意图。无论是“孟加拉湾工业增长带(Bay of Bengal Industrial Growth Belt)”“亚非增长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还是目前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日本按照同一原则制定政策和采纳行动已经长达至少十年了。[28]这也让日本成为目前正在筹划或运行中的印太框架下的经济合作项目的主要投资人或执行者。

(四)印度

第三,澳日印三国均担心过分强调防务关系和对抗性内容,可能会“在这一地区造成不切实际的期待,引起没有必要的中国的焦虑”[34],使得中国更有理由在印度洋增加力量投射,有动力“放手重构这一地区的安全架构,而这会让印太地区迈向和平、繁荣和稳定的道路更加漫长”[35],因此无论是印度还是日本,都试图模糊“印太”的针对性色彩。2018年6月,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中申明印度的“印太”愿景“不针对任何国家”[36],通过强调“印太”架构的“自由、开放、繁荣和包容性”突出印太的经济性质。[37]而2018年11月安倍又在与马哈蒂尔的会面中,将“印太战略”修正为软性的“构想”。与此相对,美国针对中国的色彩则越来越浓厚,2018年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的演讲中提到的基础建设投资方案也体现出很强的替代性和对抗性色彩。

五、澳日印与美国在“印太”经济层面的分歧与差异

上节分析显示,尽管美澳日印在阻止中国成为“印太”的主导性经济力量上存在共识,进而使四国在军事、安全和更广泛领域上的合作成为可能,但对“印太”概念的运用和目标在经济层面上依然存在分歧和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能有效提高医学生的意识自主性,能让医学生在接收医学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从而使其不断提高自我品行修养。

(一)经济权重不等导致经济议程存在差异

“印太”实际上对美、澳、日、印的经济重要性并不相近。以2016年的数据为例,美国对“印太”地区的贸易依存度(11.12%)远低于澳日印三国(均高于20%),[30]而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在2016年美国的对外投资中,只有14.22%流向印太地区,2017年这一比例更进一步下降到13.21%。这一地区在自身经济中的权重不一致,是澳、日、印与美国在经济议程上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31]

1.3.6 PPCI术后3月,患者复查超声心动图,了解心功能情况,记录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le ejection fration,LVEF);观察LVEF>50%的发生率。

在梁体混凝土浇筑过程中,现场试验员除按规范要求的取样频次随机对混凝土进行取样外,还应根据情况至少多取5~10组同条件养护抗压试件,将试件放置在构件上或旁边随构件一起养护并逐日记录同条件养护温度;混凝土浇筑完成一天后每隔12h取一组同条件养护试件在商品混凝土公司试验室进行试压,测出的混凝土强度满足张拉或拆模要求后再送检测机构检测并及时取得检测报告,根据检测报告的结果决定拆模或进行预应力张拉压浆,全部工序完成并经验收后再进行下一节段的施工。

第二,澳日印三国都有意愿在这一地区继续建设多边机制,印度和日本均在继续参与和推进RCEP谈判,日本则是CPTPP的主要推动者。与之相对,美国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之后,对在这一地区建设多边经济机制没有表现出兴趣,从特朗普和彭斯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在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的演讲来看,其强调的均是双边贸易谈判和所谓“透明性原则”的制定和推行。[33]

平衡针灸治疗组患者的疼痛改善有效率为97.62%,常规针灸治疗组患者的疼痛改善有效率为89.29%;平衡针灸治疗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为(78.12±8.12)分,常规针灸治疗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为(65.12±7.56)分;平衡针灸治疗组患者的治疗满意度为98.81%,常规针灸治疗组患者的治疗满意度为90.48%。本次实验数据说明肩痛穴平衡针灸治疗偏瘫性肩关节周围炎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能够改善患者的疼痛情况和生活质量,并提高治疗满意度。

“印太”概念并不是印度对外政策的巨大转变,而只是延续了其一贯向东拓展空间的思维。“印太”概念2011年才出现在印度的外交政策讨论之中,但它与印度的东向政策和“远邻”(extended neighborhood)政策一脉相承。[29]无论是“东向”还是“印太”,都体现出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对于国家能力建构理解的变化——即经济增长与竞争力也是国家建构中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在印度的周边,南亚区域一体化始终止步不前,西北部存在安全顾虑,东方经济繁荣,政治与社会都相对稳定,“向东”拓展市场和经济空间的阻力要小得多。印度的“东向”和“印太”的契合点在于,尽管印度有与亚太地区建立联系乃至融入亚太的迫切需求,但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开始崛起的过程中,南亚板块在政治与经济上与亚洲其他地区相互隔离,导致印度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心理上都难以真正成为亚太地区的一员。“印太”正好迎合了印度的这一需求。然而,由于印度政府所强调的重点始终是“东向行动”和其经济愿景,印度的多次官方发言中对“印太”的表述依然是相当谨慎的。在具体的经济措施方面,印度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双边经济合作日益紧密,对推进由其自身主导的次区域合作(如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组织)、加强和东盟的经济合作与推进RCEP表现出了更加实在的兴趣。但若仔细检视,会发现印度的这些合作都与其“东向行动”的目标紧密相关,但没有一个是必须要放在“印太”框架之下的。

第四,澳日印三国作为切身利益相关者,对“印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景与自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均有明确目标、构想和长远经济议程。澳大利亚谋求的是在亚太经济整合进程中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希望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机制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来主导和推进自己的印太地区构想;印度的主要目标是推行其“东向行动”,加深其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而从美国目前出台的措施来看,除了针对性极强的概念炒作,实际上没有类似的构想和经济议程,其“印太”战略的主要经济内容,归根结底,是试图将在这一地区维持经济主导地位和地区平衡的手段从通过多边的经济手段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变成以双边施压或非经济手段介入亚太区域机制整合进程。

目前,丽江水稻机耕水平达到了95%,机收水平达到了60%以上,而作为水稻生产重要环节的机插秧技术应用严重滞后,水稻机插已成为当地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发展的“瓶颈”。因此,大力推广水稻机插秧技术,实现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是全市农机推广部门当前和今后农机化工作的重中之重,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

(二)在多边与区域合作方面有愿景而尚少行动

“印太”框架下有三个主要区域经济合作项目:印度与日本合作的亚非增长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印太经济走廊(Indo-Pacific Economic Corridor)和印太地区“高质量的基础建设”三方合作框架,这三个项目的实质都是推动和实施“非中国主导的基础设施发展倡议”。但是,“印太”的实际领导者美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议程缺乏实质目标和兴趣的结果就是,目前“印太”的经济层面依然较为空泛,对于推动和支撑澳日印三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议程缺少实际作用。

第一,亚非增长走廊。这一倡议是由日印共同推动的多国合作。2016年11月,莫迪访日时两国就联手推动亚洲和非洲的基础设施与产业走廊建设达成共识。2017年5月,在中国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十余天,日印即抛出“亚非增长走廊”计划,莫迪在第52届非洲发展银行年会上还再提印日“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欲合作推动从东南亚到西印度洋广大亚非地区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和产业网络建设,进而实现建设所谓“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目标。“亚非增长走廊”的地理涵盖范围、注重建设的领域(互联互通)与“一带一路”有着很大重合。

第二,“印太经济走廊”构想。在2013年的美印战略对话中,克里就指出美国与印度会共同合作以“实现印太经济走廊的潜力,这将促进南亚与东南亚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与联通,也会促进发展与投资”。2015年前后,澳大利亚与印度的学者也对这一构想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在其首次年度财政预算中也将“新丝绸之路”与“印太经济走廊”的建设资金囊括在内。特朗普在其2017年的亚洲之行中,也强调了“印太经济走廊”概念。

首先,我们需要观察经济增长与生产中心是否在向印度洋方向转移。为此,我们比较了亚太地区与印度洋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经济体为统计基础,2016年亚太地区GDP占全球GDP总值的60.02%,贸易总额分别占全球总额的49.65%和49.99%,投资(FDI)的流入流出总量分别占全球比例的53.04%和60.28%,体现制造与生产能力的工业制成品占进出口总比例高达72.9%和75.4%,GDP增长率2.84%,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依然是全球生产和经济活动的中心。

第二,在项目安排的时候,也要加大对西部的倾斜力度。现在中央财政专项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原则做的。比如中小河流治理,东部、中部、西部按照30%、60%和80%进行补助,小型病险水库是按照东部1/3、中部60%、西部80%,对南疆地区、西藏及青海、云南、四川、甘肃四省藏区是百分之百。山洪灾害防治是按照东部200万元、中部300万元、西部400万元进行补助,对南疆地区、西藏及青海、云南、四川、甘肃四省藏区按600万元全额补助。

首先,上述构想的目标均未给出推动南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互联互通、经济发展、建设能源运输通道的许诺,这些构想试图通过在南亚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基建项目上的合作,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替代方案,但在市场准入等关键性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上则没有大动作。

历史文化古街能够吸引历史爱好者进行参观和游览,但是必须以其原貌保持作为前提。江西省近年来颇为重视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将具有浓厚历史背景的县城列入保护区内。为了保证其发展,还应注重景区的真实性和内容的丰富性。经历多年的沧桑,景点完好保存不太可能,政府应与旅游部门进行合作,最大程度上恢复历史街区的原貌,并且保有其气息,拒绝过于现代化的商业买卖,保留该县城曾经的民风民俗,给旅游者真正的历史文化体验。为了增加旅游者的体验,可以在当地开设舞台剧,还原历史本身,还原历史细节。要促进其发展,可以允许单门单户的经营活动,以客栈等形式存在。在项目上,要以功能补充性为主,而不是以功能改造性为主。

其次,截至目前,亚非增长走廊这个规模宏大的倡议只有日印共同推出的“愿景文件”,并未出台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政策文件;“印太经济走廊”依然停留在“构想”层面,似乎还没有寻找到落地的框架与着力点,印度官方并没有在任何正式发言中表达将“印太经济走廊”与“东向”行动对接的意愿。印太地区“高质量的基础建设”三方合作框架是目前唯一涉及实质性内容的合作,但其落实的成效尚待检验。

再次,虽然目前澳日印在“印太”地区大力推广双边经贸合作与多边合作机制建设,但这些努力没有一个是必须建立在“印太”框架之下的。唯一有实质性内容的“高质量的基础建设”三方合作框架则无印度参与。

“印太”这个概念缺少支撑性的地缘经济基础,这就意味着“印太”相比“亚太”而言在建设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上先天乏力。

(三)主导者美国与其他国家存在经贸矛盾

实际上,就在美国提出“印太经济走廊”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同时,由于特朗普当政后奉行“美国优先”政策,日本和印度还在持续受到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2017年11月,特朗普在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演讲中提出“印太梦”和“印太经济伙伴关系”的同时,甚至也一直在强调“公平与对等”应该成为“印太经济伙伴关系”的核心,他认为美国过去单方面开放市场和降低贸易壁垒的做法对美国不够公平,要求印太国家遵守对等规则,实际上就是在对印太国家施加改变贸易和经济模式的压力。

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盟友中唯一未获得关税豁免的国家。2017年日本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高达690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和墨西哥,也受到美国的压力。印美两国长期在贸易政策上存在分歧,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印度国内产业的保护问题上经常公开争执,美国筹划TPP之时,印度与中国一样被排除在外。2018年3月,在美国宣布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前,特朗普也曾将印度和中国相提并论,称如果这两个国家不降低进口美国商品关税,则将对其征收报复性关税。有学者认为,印美在经贸领域的矛盾不会因为“印太战略构想”而减缓,反而或将因这一战略构想实施过程中特朗普追求“对美国有利的印太经济伙伴关系”而有所强化。[38]

(四)“印太”会对现有的区域机制造成负面影响

在亚洲现有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制度上构建新的“印太”架构,必然会对现有的区域合作形成对冲作用。[39]“印太”是一个“为美国及其部分盟国量身定做的、更好地重塑美国对地区秩序领导地位的地缘政治概念”[40],而美国所谓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政策,是企图用“美国及其盟友对抗中国”的区域结构来让亚太国家“选边站”,以分化来替代整合,实际上目前这个趋势在东盟内部已经日益清晰,体现为大陆东南亚国家与海洋东南亚国家对“印太”态度的不同偏向。[41]这一点在2018年11月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美国的咄咄逼人令这个商谈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论坛变成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场所,这对以开放的合作机制为特点的亚洲区域化的进程来说没有益处。对于这一地区的现有机制来说,如果“印太”概念长期保持这种排他性和针对性,而其本身却又缺乏建设新机制的能力,那么美国的战略意图不但不能实现其“自由与开放的印太”的许诺,相反却可能将这个地区推向分裂对立、“高度紧张、零和竞争”的局面。[42]

结 论

通过对“印太”概念经济逻辑的检视,我们发现无法断言印度洋经济重要性的上升或两洋经济联系已经改变了地缘经济格局。真正在地缘经济格局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是中国在这一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上升,这被“印太”概念的主推者认为改变了地区力量均势。对这一进程做出有效应对,是美澳日印四方利益诉求的重合之处。它们均需要新的框架拓展与确保其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以完成“单凭它们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单独完成的事”,即防止中国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导经济力量。[43]但是,经济利益关注和经济权重上的差异让四国在“印太”框架下的经济议程各不相同。2019年1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再度表明,其“印太”战略构想是一项试图将中国包围、并在海洋安全与地区事务中将中国边缘化的机制,但对于澳印日三国来说,尽管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也或多或少出现恶化或波折,但它们无法回避这一现实:印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三者实现自身发展目标来说至关重要,而目前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澳日印三国均与中国有着很强的经济联系,而印太的其他国家或多或少都依赖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维系和实现经济增长与国内的稳定;无论是日本推出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还是印度的经济体量,都不能在短期内取代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引领发展的作用。换言之,美国的“印太”战略目标是将中国排除在外,而澳、日、印三国作为真正的经济利益相关者,想要完成自己在印太地区的经济议程,是不能将中国彻底排除在外的。若澳日印试图让“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与自身的经济议程并行,则“印太”有朝一日却有可能会反过来破坏澳日印在这一地区的经济议程。

前文分析已经体现出中国对最近十年间印度洋与亚太区域之间经济关联的加强贡献巨大,从广义的地理范围来说,中国也是一个“印太”国家。没有中国的“印太”,其经济基础是薄弱的。然而,中国却被排斥在“印太”话语体系与架构之外,因为任何一个区域建构都不可能将一个国家同时“囊括在内,又将其作为主要针对目标”。这也是“印太”概念在经济层面上的主要矛盾之一。一个真正成熟的区域战略构想不能仅限于军事和安全,也应当有地缘经济基础作为后盾。由于经济逻辑的薄弱,“印太”概念很难成为安全与经济的双轮驱动。如果一个概念或框架自身存在逻辑上的薄弱之处,则它的重要性自然会下降。过于强烈的反应反而会增强其存在的合法性。因此,过分忌惮“印太”或过分恐惧其未来可能形成的威胁是没有必要的。

美国加强其在印太地区存在的态势不会改变,而澳日印想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但又设法防止中国控制亚洲的前景出现的心态也不会改变。2018年6月以来,日印对“印太”概念的表述都试图减轻其针对性和排他性的色彩,但这是出于避免过度刺激中国的考虑,并不意味着“印太”概念的主要推动者们真正愿意将中国纳入“印太”话语体系,让中国参与到“印太”的地缘框架构建之中。因此,如果试图迎合或做出让步,反而会给予部分国家进行利益讹诈的理由与动机,这同样是需要提防出现的情况。目前,真正需要警惕和重点关注的是“印太”的“排他性”和“针对性”是否会分化现有区域合作机制,阻碍区域经济整合进程。所以,除了美澳日印之外,也应当对韩国、印尼等被纳入“印太”框架内的国家进行积极的政策跟踪及研判,与此同时,还应以更加坚定的立场、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加具体的举措来促进和引领区域经济合作及机制建设。

①Rory Medcalf, “The Indo-Pacific: What’s in a Name?” The American Interest, Vol. 9, No. 2, October 10,2013,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3/10/10/the-indo-pacific-whats-in-a-name/.

(1)开槽定位。进行铣削成槽之前,应先将铣槽机的双齿最外侧对准槽段施工放样线,铣轮两侧平行防渗墙导墙面,待铣轮垂直放入导墙槽中再用液压固定架进行固定,固定架固定在导墙顶,确保铣刀架上部不产生偏移,也可使用液压抓斗将防渗墙槽段上部土层抓除部分,为铣槽机创造导向。开槽定位应控制在30mm以内。

② Australia Government,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2017, https://www.fpwhitepaper.gov.au/foreign-policy-white-paper/chapter-three-stable-and-prosperous-indo-pacific.

③Aaron Jed Rabena, “Is the ‘Indo-Pacific’ Construct Trump’s Pivot to Asia Policy?” in Csis News Letter,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cnet-13-indo-pacific-construct-trumps-pivot-asia -policy; Gurpreet Singh Khurana, “The ‘Indo-Pacific’ Concept: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http://cimsec.org/indo-pacific-concept-retrospect-prospect/34710.

④Rory Medcalf, “The Indo-Pacific: What’s in a Name?”; Cameron Hill, “Australia in the ‘Indo-Pacific’ Century: Rewards, Risks, Relationships,” https://www.aph.gov.au/About_ Parliament/Parliamentary_Departments/Parliamentary_Library/pubs/BriefingBook44p/IndoPacific; PriyaChacko, “The Rise of the Indo-Pacific: Understanding Ideation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84, No. 4, 2014, pp. 433-452.另可参见林民旺:《“印太”的建构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张力》,《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第16—35页。

⑤“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Speech by H.E.Mr. Shinzo Ab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t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August 22, 2007,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

⑭Graeme Dobell, “Australia’s Indo-Pacific Understanding,”August 17, 2015,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australias-indo-pacific-understanding/.

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出台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很少的美国学者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印太概念”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印太”战略若有经济上的最终目标,那也是为了加强印度与东盟等国的经济联合,以抵制中国在东南亚、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影响。[22]观察美国目前在“印太”框架中的经济举措,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充满针对性地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概念;第二,通过《亚洲再保证倡议法》(ARIA)授权美国政府与印太地区国家进行贸易谈判,促进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出口;第三,通过与日澳合作“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允诺对“印太”地区给予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图建立替代中国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方案。与之相伴的,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第一,通过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战打击中国与亚洲经济体的外部经济,以市场准入谈判等进行勒索,或者通过直接的双边谈判和发话施压,要求亚洲经济体改变其经济与贸易模式。第二,阻止“中国模式”通过“一带一路”推广。特朗普声称,美国会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阻止中国的经济模式推广到全球。[23]第三,鉴于亚太地区对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性,在这一新的体系中将亚洲边缘化,对冲或覆盖亚洲现有的一体化机制,干扰目前这一区域新合作机制的构建,以“阻止在亚洲形成排除美国的区域贸易集团”。[24]

⑦刘宗义:《冲突还是合作?——“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选择》,《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4期,第4—20页。

⑧同上。

⑨为了便于研究,我们将其明确为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澳大利亚、孟加拉国、科摩罗、印度、伊朗、肯尼亚、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莫桑比克、阿曼、塞舌尔、索马里、南非、斯里兰卡、坦桑尼亚、阿联酋、也门和美国30国。

⑩根据United Nations Comtrade Datebase的数据计算所得。

⑪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14—22页。

⑫David Michel and Russell Sticklor,“Plenty ofFishIn theSeaFoodSecurity inTheIndianOcean,” Diplomat,August 24, 2012, https://thediplomat.com/2012/08/plenty-of-fish-in-the-sea-food-security-in-the-indian-ocean/.

⑬ “FossilFuel Global Flow Oil Data Used Track,” Thomson Reuters,April 5, 2017, https://blogs.thomsonreuters.com/answerson/fossil-fuel-global-flow-oil-data-used-track/.

要学习福楼拜对学生的正确引导和严格要求。他的“一语说”指明了磨练语言的路径,这条路是正确的。沿这条路往下走,就能到达语言运用的理想境界。所谓字斟句酌就是如此。“一语说”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他要求选对的词“只有一个”,不允许“满足于差不多”,不可以“敷衍了事”。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大家都明白,都会说,做起来并不容易,那需要责任心,需要耐心,还需要细心。

⑥ Australia Government,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2017.

城市扩展强度:城市扩展强度指数表示单位时间内土地面积变化的幅度,用来比较不同时期城市扩展的强弱和快慢,是反映城市扩张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分析城市扩展强度指数可定量地比较城市扩张的程度及速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⑮海上亚洲是指从东北亚经东南亚、南亚再到西亚的沿海区域。

⑯Jeffrey D. Wilson, “Investing in the Economic Architecture of the Indo-Pacific,”Indo-Pacific Insight Series, Vol. 8, August 2017, p 4.

⑰蔡一鸣:《世界经济霸权国家更迭研究》,《经济评论》,2009年第5期,第93—102页。

⑱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2017, December 2017,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17/,p.25,46.

⑲ “China is a ‘Disruptive Power’, Must be Contained, Say Naval Chiefs of India, Australia, Japan and US,” Times of India,January19, 2018, https://scroll.in/latest/865635/china-is-a -disruptive-power-must-be-contained-say-naval-chiefs-of-india-australia-japan-and-us.

⑳ Australia Government,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2017, p. 39.

[21] Chengxin Pan, “The ‘Indo-Pacific’ and Geopolitical Anxieties about China's Rise in the Asian Regional Order,”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68, No. 4, 2014, pp.453-469.

[22]刘宗义:《冲突还是合作?——“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选择》,第4—20页。

[23] “Trump Says China to Cut Tariffs on U.S.-made Autos after Trade war Truce,”Bloomberg, February 18, 2018, https://www.cnbc.com/2018/12/03/reuters-america-wrapup-2-trump-says-china-to-cut-tariffs-on-u-s-made-autos-after-trade-war-truce.html.

[24]夏立平:《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美国研究》,2015年第2期,第32—51页。

2014年,公司将继续倡导“诚信千里近,德厚万家亲”企业文化,秉承“精益求精,无微不至”经营理念,以高技术、优服务为根本,以市场需求为先导,进一步增强产品和服务竞争力,共筑“中国梦、水利梦”,为中国水利现代化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25]Melissa H. Conley Tyler &AakritiBhutoria, “Diverging Australian and Indian Views on the Indo-Pacific,” Strategic Analysis,Vol.39, No. 3, 2015,pp.225-236.

[26]Australia Government,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2017, p.45, https://www.fpwhitepaper.gov.au/foreign-policy-white-paper/, p.45.

[27] Ibid.

[28]ShahanaThankachan, “Japan’s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Reality before the Rhetoric?” in Maritime Affairs: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of India,Vol. 13, No. 2, 2018,pp.84-91.

[29]PriyaChacko,“The Rise of the Indo-Pacific: Understanding Ideation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India's Foreign Policy,” pp. 433-452.

习主席提出,要探索建立军队权力清单制度。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全军各级正在加紧构建权力清单制度。军队权力包括作战指挥权力和军队行政权力,构建军队行政权力清单制度,不是简单地对各级的行政权力进行集合汇总,而是一场对权力的结构化、法治化的根本性变革,是全面从严治军、转变治军方式的重要内容,是加快法治军队建设的重要举措。

[30]李艳芳:《印太地区经济发展与地缘经济格局演进》,《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2018)》,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页。

[31]与澳日印三国相比,对于美国来说,印太地区在其外部经济中并不是那么重要。

[32] “QuadNeedsBothEconomicMilitaryPlanForIndoPacific,”Economic Times , February 23, 2018,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quad-needs-both-economic-military-plan-for-indo-pacific/articleshow/63049831.cms.

[33]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at the 2018 APEC CEO Summit,” White House, November 16,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2018-apec-ceo-summit-port-moresby-papua-new-guinea/.

[34]David Brewste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and What it Means for Australia,”The Interpreter, March 7, 2018,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free-and-open-indo-pacific-and-what-it-means-australia.

[35] “India’s Role And China’s Roads In The Indo Pacific,” Diplomat,February 21, 2018,https://thediplomat.com/2018/02/indias-role-and-chinas-roads-in-the-indo-pacific/.

[36] “Our Indo-Pacific Role not Aimed at China,”LiveMint, June 1, 2018, https://www.livemint.com/Politics/n7gEuGXxHhAr62HxwTgMRO/Narendra-Modi-calls-for-unimpeded-trade-access-in-IndiaPac.html.

[37]林民旺:《“印太”的建构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张力》,第16—35页。

[38]杨瑞、王世达:《印度与“印太战略构想”——定位、介入及局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第46—53页。

[39]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第14—22页。

[40]周方银、王婉:《澳大利亚视角下的印太战略及中国的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第29—36页

[41]刘务:《“印太”战略构想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挑战》,《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60页。

[42]Michael D. Swaine,“Creating an Unstable Asia: the U.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 2018,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3/02/creating-unstable-asia-u.s.-free-and-open-indo-pacific-strategy-pub-75720.

[43]Aaron Jed Rabena, “Is the ‘Indo-Pacific’ Construct Trump’s Pivot to Asia Policy?” PacNet,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cnet-13-indo-pacific-construct-trumps-pivot-asia-policy.

The Economic Rationale Behind the Concept of “Indo-Pacific”

YANG Yishuang

Abstract: Mos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cept “Indo-Pacific” highlight the rising economic importance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growing economic linkage betwee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Pacific region as the economic basis of lumping together the two regions. However, closer examination shows that it is too early to conclude that Indian Ocean’s economic importance and the Indo-Pacific linkage has changed the global geoeconomic landscap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largely revolves around the spectacular rise of China. Indo-Pacific advocates,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Japan, and India, are seeking a common cause vis-à-vis a growing China. However, the four countries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their regional economic agenda. Compared with some well-established regional institutions like APEC, ASEAN, and RCEP, regional institutions tailored for Indo-Pacific are still at an embryonic stage. Therefore,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this concept can meet the needs of the economic agendas of Australia, Japan and India. The weakness of the economic logic,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agenda, and the inadequacy in the economic content have made it difficult for “Indo-Pacific” to become an effective framework for security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se factors are worth considering in the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s of regional actors’ “Indo-Pacific” strategies.

Keywords: Indo-Pacific region, geopolitics, geoeconomics, economic agenda

【作者简介】 杨怡爽,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昆明 邮编:650021)

【中图分类号】K901.4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9)02-0084-22

【DOI编号】10.13851/j.cnki.gjzw.201902005

* 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国与周边国家构筑利益共同体研究”(17YJCGJW01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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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的经济逻辑辨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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