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伦理省思——20世纪中国三大伦理思潮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三大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中国正在走向21世纪，中国伦理文化建设的任务要求我们对即将逝去的20世纪伦理思潮作出系统的清理和总结。基于跨世纪的伦理文化情境，省思和评析贯穿20世纪的三大伦理思潮，即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潮，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对于在跨世纪的伦理文化建设中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伦理价值观，批判地继承古今中西一切进步的伦理文化遗产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在20世纪即将走完它的最后历程步入21世纪的历史交接之际，跨世纪的精神装备及其中国伦理现代化的建设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关注，并诱发着对中国伦理前瞻与后顾的深深思考。也许跨世纪的伦理建设在向未来探索的行程中内在地包孕有向历史扎根的因素。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我们有必要也应当开拓历史的土壤，发掘其中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宝藏。20世纪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创世纪。拥有5000年悠久文明的中国迨至20世纪才有了真正学理化、系统化的伦理科学。伴随并导引着风雷激荡的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的拓展与运行，20世纪的中国伦理学有如大河奔流，高潮迭走，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莫过于自由主义的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三大伦理思潮的相互对撞、冲突与斗争，以至可以说三大伦理思潮的辩难论争纵贯20世纪的历史过程并共同编织着20世纪中国伦理文化的认识之网。立于世纪之交的高度回溯与反思三大伦理思潮的理论得失及现实走势，无疑有助于我们探寻到跨世纪的伦理文化建设的思路与理论契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一、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教训与启示
孕育于戊戌维新，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在日后走着曲折道路的自由主义伦理思潮，鉴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与西方伦理文化的较量中日见衰颓，消沉的历史文化际遇，以其不能自己的道德激愤批判和声讨着中国传统伦理，将其视为旧道德的典型和使中国积贫积弱的魁首，因而竞相把关注的视野投向西方，主张向西方学习，全盘接受西方伦理文化，认为现代化即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并在主张全盘西化的同时讴歌推动西方社会进步、科学文化昌明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坚持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道德导向，以此作为反观传统伦理文化和重估传统伦理文化价值的参照系。
自由主义伦理思潮在20世纪的中国虽也走着艰难曲折的道路，却能一直维系存续下来并不时掀起轩然大波，不是一件纯粹偶然的事情，这其中除了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渡的特定历史际遇所提出的种种超迈传统伦理的要求外，当然也包含着自由主义伦理思潮本身所内具的某种合理性，即对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的崇奉，对个性解放的执着及对新型人际关系的向往。正是这些支撑着自由主义伦理思潮从萌生之日起就受到一部分关心社会变革人士的青睐，为一部分痛恨传统伦理文化所造成的恶果而急切渴盼建构新型的能促进国富民强的伦理文化之士的拥戴和认同，使其历经曲折而未彻底倒下，越过重重阻碍而顽强地存活下来。需要指出，科学精神、民主意识、追求个性解放、崇尚平等和谐的新型人际关系虽然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可归功于西方伦理文化的伟大创造，但它并非西方伦理文化的专利，各个民族在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历史进程中都曾经这样或那样地孕育和催生着这些观念与精神。事实上，即使没有西方异质文化的介入，中国在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因素的过程中也会逐渐的发展出这些观念和精神，这一点，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明清之际的思想的蜕变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证明。只不过西方异质文化的介入使人们更为清醒、更加自觉地意识到这些观念与精神的价值，加快了它们的传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而已。退一步说，即便我们肯定科学精神、民主意识、个性解放等是西方文化的创造，但它们被创造出来之后也会因其特定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获得超越西方伦理文化的品格，成为世界化和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因此，可以说，崇尚科学、民主与个性解放，是文化世界的内容。而世界化也许同西方化有某种契合关系，但它绝不仅仅等于西方化。世界化是东方化与西方化的同时展开，又是东方化与西方化的渗透融合。世界化并不排斥民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任何伦理文化的现代化都有一个把世界化与民族化统一起来，在世界化的过程中增强民族化，在民族化的基础上推进世界化的问题。
然而，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失足恰恰在于它把世界化和现代化都简单地归结于西方化，因而，重伦理文化的移植和灌输，忽视民族自身伦理现代化的创造，忽视中国特有的伦理道德国情。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伦理文化全盘西化论不仅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特有的伦理道德国情，而且严重地缺乏对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的批判性分析与辩证性理解，缺乏鼓动民族自己道德革命和道德建设的热情。它对传统伦理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与对西方伦理文化采取顶礼膜拜、盲目崇拜的态度，既违背了伦理文化世界化与民族化统一的历史趋势，也不利于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和唤起人们从事道德创造的勇气，本质上是一种数典忘祖、醉心于欧风美雨而又不思创造的懒惰主义伦理观。
科学或理性地看，自由主义伦理思潮在对待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态度上是既不科学又不理性的，这与其崇尚的科学价值取向大异其趣。事实上，传统伦理文人绝非他们激愤的批判言辞一下子就能批倒的，而全盘否定民族伦理文化的传统更不是明智而科学的态度。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伦理文化传统，割裂自己的民族伦理传统不仅不利于新型伦理文化建设，相反还会导致无从创造、无法创造的灾难性后果。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我们应当懂得尊重自己的历史。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的，只有了解中国的昨天才能了解中国的今天。因此，轻视传统是愚蠢的，我们应当正视传统并努力继承优良传统，超越旧传统。当然，继承优良传统以及借鉴外国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目的不是为了守成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创造。因此，只有把批判继承与超越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继承和借鉴才有它积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从总体上看，自由主义伦理思潮并不适应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它对西方伦理文化的盲目崇拜与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全盘否定，既不是基于理性的省察，也不是出于科学的态度，这就造成了自由主义伦理思潮所特有的内在矛盾或困境，即崇拜科学精神与伦理文化上的反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出发点与非科学主义的伦理学结论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自由主义伦理思潮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它决定了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发展前景势必是黯淡而悽惋的。同时，自由主义伦理思潮试图以个人本位主义或利己主义来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恰恰是选择了最不适合救亡图存目的的救亡图存手段，所导致的结局将是十分悲惨性的。按照救亡图存的内在要求，需要的不是个人本位主义或利己主义的价值导向，而是群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伦理精神；按照个人本位主义的逻辑理由，它关注的是个体成员的一己利益和幸福，而并不必然地导致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个人本位主义是对群体本位主义的一种反动，在20世纪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课题的历史前提下，一味地推崇个人本位主义势必导致对救亡图存的破坏，或离间民族的凝聚力。可以说，自由主义伦理思潮一直是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不谐音符记录于20世纪的中国乐谱的，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定任务及其发展路径，决定了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悲剧性命运。
二、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困惑与出路
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是作为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以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寻找现代化“灵根”的一种伦理文化思潮。面对着近代以来儒家伦理文化所遭受的空前厄运，新儒家伦理思潮的代表人物忧心如焚，他们试图在区别儒家伦理文化与封建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础上挖掘儒家伦理道德的真精神，希望以弘扬儒家伦理学说来对全盘性反传统伦理的思想与文化运动作出直接的回应。在他们看来伦理文化的现代化是不脱离民族化和自身特有的伦理传统的，“无源的水，不能成江河”。如果说伦理现代化是所谓的开新，那么这种开新必须有自己的根，必须以返本为基础。返本即是返回到儒家伦理的真精神上去，继承儒家一脉相传的道统，努力用儒家道统来凝聚人心。基于对返本的强调，他们极力推崇儒家伦理文化，甚至认为儒家伦理文化“本是中国文化之精英，其价值原自有光芒万丈，举世非之而不减，举世誉之而不增。”（唐君毅：《花果飘零与灵根自值》）他们对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价值予以高度肯定，认为世界伦理文化发展的未来之路就是“走孔家的路”，21世纪的人类伦理文化必将是儒家伦理文化占支配地位并光华四射的时代。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代表人物，大都具有复兴民族伦理文化的强烈的使命感，伦理文化中的民族主义意识颇显坚执，他们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动心忍性，孤寂奋斗，表现了一种挽伦理文化狂澜于既倒的灵根自植气节与抱负，有许多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应该看到，一般地讲，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不同于伦理文化中的复古主义思潮，它主张科学地吸收、继承人类伦理文化包括西方伦理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并给以创造性的转换与消化，并且主张在学习、吸取西方伦理文化优秀成果的过程中避免西方伦理文化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严重缺点，就此而论，它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伦理，反对伦理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论，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启迪我们立足于民族伦理的现实，培养起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以无比开放的心灵去迎接西方伦理文化的挑战，吸纳西方伦理文化的长处，建构既充分反映时代精神和世界潮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物色的社会主义新伦理。
但是，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毕竟是一种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以高扬返本，弘扬儒家伦理文化为己任的思潮，存在着许多理论上的困惑和严重缺陷，这集中表现在返本开新或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纲领上。它之所谓返本实质上是返回到儒家道统的地位上。儒家道统即是以大一统为常道的文化伦理传统，在伦理生活中的表现则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样，要恪守“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势必就很难开出科学、民主的新道德来；而要开出科学、民主的新道德，又不得不否定返本的必要性，这在现代新儒家那里可谓是一真正吊诡。同时，现代新儒家是在对儒家伦理文化价值高度肯定的基础上来谈伦理开新的，既然对儒家伦理文化一切价值都要予以肯定，那么伦理开新的依据又在哪里，又有什么必要开新？！总之，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说并未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穴，而是充斥着浓厚的伦理本位主义和伦理至上主义气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还是认为中道高于西器，没有道德作根基的科学、民主是无本之末，只有以伦理为本，科技为末才能结出现代化的果实。如果没有伦理之本的统率与把持，科学、民主之末就会酿成一系列社会混乱，带来不堪设想的弊端与祸害，现代西方社会即是明证。他们主张，西方社会欲摆脱危机与混乱，就必须向中国伦理文化学习；中国固然应该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等思想，但必须以中国伦理文化为土壤，肯定中国伦理精神的完美性和至上性。现代新儒家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中国这一特殊国度却用现代化以至后现代化社会的种种弊端为设定前提来反衬儒家伦理文化的优越性和完美性，实在是离开了中国伦理现代化的主旨，未免给人一种中国伦理无需现代化、现代化倒还不好的感觉，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同其所谓伦理开新说背道而驰的。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说集中地表征出他们理性上向往未来、情感上却恋着过去的矛盾情节，反映出他们在前瞻式的吸纳中具有浓厚的恋旧心理和特有的保守态度。实质上，他们对返本的强调远在对开新的强调之上，强调返本是他们的真心诚意，强调开新只是为了应付挑战和为返本寻找深层次的理由。
我们认为，继承儒家伦理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必要的，但绝对地肯定儒家道统、强调返本就并非是必要而合理的。批判地继承儒家伦理文化的优秀传统必然地包含着抛弃儒家伦理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儒家伦理文化虽然不等于封建主义道德体系，但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态却这样那样地同封建主义道德体系搅和在一起，因此，很难说它同封建主义道德体系就没有联系。从科学的意义上讲，儒家伦理文化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和宗法等级关系上的伦理文化形态，它以维护宗法等级关系谐调社会关系为旨归。儒家之所以能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说明它比先秦其他诸家更适合维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和宗法等级关系的需要。儒家伦理不富于创新，而见长于守成。它既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道德传统，也给我们民族性格带来了许多消极的沉疴。因此，儒家伦理文化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是财富又是包袱。对它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而需要在理性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指导下进行筛选、清洗和全面系统地总结，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抛弃其封建性的糟粕。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现代新儒家做得极为不够，同时也造成了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致命弱点，使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甚至几临倾覆的厄运。第三代新儒家试图用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来代替返本开新说，表明了他们试图在对儒家伦理文化有所批判分析的基础上来寻求重建新的儒家伦理文化体系的意向，这无疑是对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困境的一种开拓，是对现代新儒家伦理出路的一种新的探寻，但究竟结果如何，还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的观察和评价。
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与社会发展趋势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实质是在儒家的伦理文化无力于救亡图存、锻造出国富民强的国魂、民魂，而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暴露出种种弊端的情势下产生的，它代表了先进的中国人对如何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崭新思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人民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后又带来了对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失望，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际遇使中国人民从心灵深处加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固有的伦理文化不切于现实的道德生活，西方近现代的伦理文化也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只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又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文化作过批评、抨击、并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伦理文化成果予以继承、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才最适于20世纪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适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德问题，铸造适于世界之潮流的新型人格乃至铸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繁荣昌盛的国魂和民魂，非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及其现实化的共产主义道德莫能担当。先进的中国人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伦理学说，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先进而科学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因为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可以较好的实现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救国救民的伦理文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在自己的传播与发展、壮大历程中，曾经历了同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深刻斗争，最后在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那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中国化。毛泽东之成为毛泽东，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科学领悟和系统把握的基础上能将其运用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德实践，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德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对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不是金科玉律式的教条，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价值目标和行为指南，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伦理武器和价值观念。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与中国优良的伦理文化传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德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同时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中国化和中国伦理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了卓尔不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毛泽东伦理思想。毛泽东伦理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伦理思想，这是毛泽东伦理思想既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德国的和前苏联的）伦理思想的卓绝之处，也是其迥异于20世纪中国诸种伦理学说的优长所在，毛泽东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与中国固有的伦理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从其理论个性上讲，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又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批判性超越。这种创造和超越既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史上赢得了独特的地位，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实现了从西方经由俄国到中国的转变，又在中国伦理文化的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揭示了中国伦理文化从传统走到现代转变的一条光明途径。邓小平伦理思想也是如此，他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结合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是不断创造和发展的伦理学说。随着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必然要求我们抛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个别论述和结论，破除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教条化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精神、基本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我们必须予以坚持并在实践中予以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内在地包含着伦理思想的内容。邓小平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基本精神与中国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德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包括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伟大贡献。
经过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创造性努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不再是异域的某种文化成果，而是融入中国伦理文化长河中的水滴，变成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道德实践和道德观念，同中国现当代的伦理文化运动水乳交融、难舍难分了。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中国化，使中国伦理文化马克思主义化，从而为创造一种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世界性又有民族性的中西合璧的新型伦理文化奠定了基础。毛泽东、邓小平的伦理思想即是这样一种新型的伦理文化，它在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德实际、与中国伦理文化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的同时也使自己获得了一种新的质的规定性，具有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性质。因为结合本身就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就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
与自由主义伦理思潮对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的盲目崇拜和简单移植相比，与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学说的高度赞誉和一味肯定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对人类伦理思想文化采取了一种十分严谨而科学的态度。无论是对待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还是对待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它都主张给以科学的批判和系统的总结，反对不加批判分析的全盘肯定或一概否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注重批判继承基础上的超越创新，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当作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伦理学说，因而充满着与时俱新、日新不已的思想理论品格，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发展的活力。罗国杰、李奇、张岱年、周原冰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和理论上的创造，一大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者的茁壮成长，就充分地显示出这种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正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获得空前的繁荣和大发展。
收稿日期：199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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