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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经济仍保持了稳定的增长，但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2000年，在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下，加上外部环境的好转，经济增长有望止跌回升，但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尚需在多方面作出努力。
一、1999年经济增长可完成计划目标，但内在增长动力仍显不足
1999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6%，从静态看，与全年7%的计划目标相比，这一增长速度尚能令人满意。 但从发展动态看，一季度GDP和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增速已明显减慢，二、 三季度减缓趋势进一步增强，国民经济已从1998年下半年的上升轨道重新回到下滑轨道。为此，中央及时出台了12号文件，增发600亿元建设国债， 其中一部分以财政贴息的方式支持技术改造，提高公务员工资和社会保障“三条线”水平，对税收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加快住房和教育改革，提出债转股的政策方案，十五届四中全会又对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可以说，1999年下半年以来，政策出台之多、力度之大，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少有的。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经济发展有所好转，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在7%以上，完成计划目标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 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了呢？笔者认为还不能这样断言。其原因在于：（1）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入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总量的简单数量型扩张已在量上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即出现了大家所说的低水平层次上的过剩现象，买方市场取代卖方市场成为市场主流，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经济发展阶段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即经济增长不仅要求“量”，而且更要求“质”，因此在整个经济增长阶段发生重大变化，结构、总量矛盾相互交织的情况下，以往那种从总量突破的方式就难以奏效，经济增长速度也就不可能一放就快。（2）体制改革效应弱化。（3）市场化程度提高。（4）供给与需求错位，居民消费率不高。 即供给的由于价格因素是需求无法达到的，而居民有能力实现需求的又没有有效供给。（5 ）对旧体制的改革对社会公众预期产生了一定影响，往往产生紧缩效应。从中可见，造成目前中国经济波动的原因比较复杂，决不仅是简单的短期供求问题。 1998 年下半年国家采取了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 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经济增幅迅速攀高，但一旦这一效应减弱，经济增幅又现回落态势。这表明目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长期性因素起了主导性的作用。从长期因素看，目前显然还不具备马上进入经济增长高涨期的条件，经济增长究竟如何，还取决于短期需求因素的变化。
从投资方面看，199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趋势明显。1999 年1～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集体和城乡个人）同比增长8.1%，特别是7、8、9月当月增幅降幅较大，当月仅增长3.8%、0和－2.8%。现在，大家认识到，在民间投资意愿不高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增加财政的投资很难启动全社会的投资需求，而且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地延续或加大力度。因此人们将注意力转向民间投资（非国家财政投资），寄希望于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如融资环境），来扭转民间投资的颓势。然而，就像我们指望老百姓的消费行为猛然来个180 °大转弯不过是一种奢望一样，指望民间投资者在不能有效拓展投资领域的情况下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早已竞争激烈的行业，也是很不现实的。因此，关键在于投资领域的拓展，把启动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这才是全面启动中国投资需求的前景所在，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在这些方面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投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就很难。
从消费需求方面看，1～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1998年同期增长6.3%，剔除物价下降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9.7%，应该说实际增幅并不算低。目前，中国转轨时期的各种体制变化使人们支出预期发生变化，特别是尚未完成的体制转轨使人们无法作出稳定的支出预期，风险支出预期上升，居民消费仍比较谨慎。同时，适销消费品断层的情况一时间也难以根本改观，这都将制约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消费需求短期内能够保持稳定增长并略有回升就已很不错了，大幅回升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从外贸进出口看，1999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首次全面增长，已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94亿美元。特别是出口，9月份当月增长20.2%，出现了良好的反弹势头，但与此同时进口也呈大幅增长态势，当月增长32.5%。从对GDP增长贡献看，净出口增幅下降已成定局，对GDP增长贡献为负，鉴于中国的外贸顺差水平已相当高，以后提高的潜力也不大。
因此，我们说尽管1999年经济增长仍可维持较高的水平，但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仍显不足，要想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尚需在体制改革、制度建设、政策措施和各方面的协调配合上多下功夫。
二、2000年结构性矛盾和长期性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专家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已进入一个增长相对平稳、结构加速调整的时期。特别是纺织、煤炭、冶金、建材、轻工等传统的非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矛盾最突出、调整任务最紧迫。由于低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产品高新技术含量不足，产品开发与创新能力低，缺乏市场竞争力，这些行业对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下降。如果不尽快进行调整，实现产业升级，这些行业将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从发展的本质含义、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根本性转变这个大的历史阶段中，是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变的一个关键性历史时期。在生产方式上以工业、商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带动农业的小生产方式向现代的企业化生产方式转变；在交换方式上主要是从自然经济、统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这种转变、改进和过渡必然要和增长方式与体制模式的变革、改革互为因果。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都是结构性矛盾。
从2000年经济发展情况看，结构性矛盾和长期性问题将进一步凸显。具体表现为：
1、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不足。与总量问题相比， 结构问题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要改善结构绝非短时期可以完成。从近年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诸因素看，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增加，而基础产业滞后不再是制约经济稳定发展的“瓶颈”。而结构升级要牵涉到存量、增量的调整，取决于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等多种因素，因而由结构升级而产生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在2000年还很难明显表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国技术变革较慢，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用技术相比差距很大，因此由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明显不足，供给只能跟随需求，而无力左右、影响需求或说影响作用甚微，这就使得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难度加大。
2、城市化进展不快，技术进步与就业压力大的矛盾依然突出。 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看，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在60%以上，而中国的技术进步贡献大致在30%左右，与之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从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看，新技术产生了过去没有想到的几个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从各国工会都雅雀无声中可以看出，资本和技术已经占据了对劳动的绝对强势地位，技术因素变化很快，本身它需要替代劳动力，同时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整个世界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对科学技术更加重视了，为此召开了有关会议，意图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但是，一方面技术创新要有一定的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厚积薄发，短时期内难以产生效应，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较大，而解决就业、农业问题的出路之一——城市化进程又由于种种原因进展不快，因而长期追求技术进步创新与短期缓解就业压力存在着矛盾，使经济增长难以迅速攀高。
三、通货紧缩仍是困扰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与通货紧缩问题连在一起的。与前几轮增速下降最大不同是通货紧缩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并使连续出台的经济政策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无论从向前推进各项改革进程的要求看，还是从产业结构的调整上看，想在短时期内解决通货紧缩是不大可能的，反通缩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理由：第一，通货紧缩具有自我收缩机制，转轨条件下收缩效应又在放大。通货紧缩一旦形成，就会自动向紧缩的方向发展。当名义利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实际物价为负指数，实际利率仍处于上升状态，因此扩大投资需求的效果并不明显。在转轨条件下，由于利率没有市场化，这种实际上的固定利率，不仅缺乏对货币供求趋于平衡的自调节功能，还会放大这种效应，进一步加速储蓄与投资的资金负缺口，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从微观方面看，在转轨条件下，银企之间、企业之间过度的债权债务关系成了货币运行中最严重的信用危机。资金到期不能清偿，欠债链条越来越长，影响越来越大，从而起到减慢货币乘数的作用，使货币流通速度大大下降。进而，这又使通货紧缩的成因变成结果，结果变成了成因，形成恶性循环。现在企业普遍地欠银行债，大量资金用于支付利息，利润很少，甚至亏本生产也要还息和维持职工工资。市场疲软使企业产品价格一降再降，为维持生产，得到周转资金，又必须加快销售。因此只能再次降低产品价格，形成一种自我收缩效应。第二，从中国60年代的价格负指数和日本近年经济运行看，通货紧缩往往有较长的发展和衰减过程。若从环比价格看，中国近50年来出现过12年商品零售价格负数。这主要发生在从1963年到1972年间，除1968年为0.1%外，连续9年为负指数。日本经济萧条与收缩，在价格指上也有明显反映。日本从1990年到1998年的9 年时间里，批发物价指数有6年为负值，而消费物价指数则由3%左右一直下降到1998年的0.6%。
尽管从1998年增发1000亿国债和加大对社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力度起，中国的反通缩政策正在不断趋于完善和渐成体系。在政策不断完善和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也出现了趋于改善的势头。因此可以说趋于改善和环境基础已具备，但2000年通货紧缩要想根本改观是不现实的，通货紧缩仍是我们经济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我们应对通货紧缩的经验还不足，因此，要扭转通货紧缩的局面尚需吃“中药”，多方着力。
四、2000年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
影响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既有短期的需求因素，同时也有长期性的问题，从经济增长周期的角度看，既有短期循环或称基钦循环的特征，也有以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为标志的中期循环或称尤格拉循环的特征，同时也有以重大技术突破或技术改革为标志的长期循环（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循环）的味道，可以说，造成目前中国经济波动或说经济增幅下滑的原因比较复杂，决不仅是简单的短期需求问题。从决定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方面看，明显有利于2000年经济增长水平提高的因素不多，有些方面虽会有所改善，但改观不大。从决定经济增长的短期因素看，2000年宏观经济景气有回升的可能，有利因素较多。
从国际环境看，首先，东亚受金融危机影响最重的地区除印尼的经济前景因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尚不明朗外，韩国、泰国、马来四国都已出现明显的回升。日本经济1999年将实现正增长，GDP 的增长率2000年还有继续加快的趋势，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正在走出持续的通货紧缩阴影。其次，美国经济仍将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势头。1999年美国将成为我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美国经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世界经济与贸易量的变动趋势。1999年年中，美联储连续两次提高短期利率，以抑制开始逐步显现的通货膨胀压力。经济学家普遍预计短期内美国经济仍会维持在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之内。2000年经济增长水平提高的因素不多，有些方面虽会有所改善，但改观不大。从决定经济增长的短期因素看，2000年可能提升到2%～2.5%。欧盟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其商品输出入结构与中国有较强的互补性，欧盟经济的复苏有利于我国扩大传统出口商品在欧洲市场的份额。第四，国际金融市场将由剧烈振荡趋于相对平稳。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冲击波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中南美、俄罗斯等地区金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1999年这些受灾地区金融市场已趋于平稳，2000年再次产生类似1998年全球性金融动荡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从国内环境看，有利因素有：
1、中央从1998年上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 宏观调控措施已经在扩大内需、遏制经济下滑、降低企业库存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方面发挥了显著而积极的作用。两年以来积累的反通货紧缩的经验是最宝贵的财富，中央宏观调控的艺术性进一步提高。
2、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收入预期有所改善， 将提高居民消费信心。1999年下半年，中国对收入分配政策又做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公务员工薪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收入水平提高等，1999年下半年光中央财政就要支出540亿元左右，预计2000年将在1000亿元以上，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社会保障“三条线”水平的提高，将对消费市场的活跃产生积极影响。
3、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减免和财政贴息政策的实施， 将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有关政策，1999年下半年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将减半，预期2000年这方面的税收将全部减免，税收的调整将有利于企业投资成本的降低，提高其投资回报率，促进其投资积极性。同时，专家学者呼吁了很久的大规模财政贴息政策，也于1999年下半年正式出台， 由于本次财政贴息对投资项目审查比较严格， 估计1999年后几个月难以用完贴息计划额度，余下的部分将在2000年上半年继续发挥作用。另外，据有关部门负责人透露，本次财政贴息对技术改造投资的支持不仅仅是一个短期政策，而是要长期坚持下去，这就意味着2000年财政仍会在这方面有所动作，继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将有利于2000年固定投资的稳定增长。
4、降息等政策的边际效应开始发挥作用。自1996年以来， 中国政府已连续7次下调利率，但前6次下调利率的效果并不明显，居民储蓄存款仍在大幅上升，以1999年前4个月为例，前4个月新增居民储蓄存款额相当于1998年全年的70%左右。但第7次降息后， 对居民储蓄存款已开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7月份当月出现负增长，8月份也仅是增加30多亿元，表明经过前6次降息政策的累进，第7次的边际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居民储蓄的分流，一方面是直接用于消费，一方面是用于投资，不论其投资于股票，还是投资于实业，都将对总需求的扩张产生积极影响。
5、促进外贸出口，中央12号文件决定进一步提高包括纺织品、 服装、煤炭等在内的出口商品的退税率。将出口商品综合退税率由现行的12.56%提高到15%左右，同时拟对出口企业的部分所得税实施返还， 作为国家的资本金投入，并对效益好的出口企业贷款实施优惠的差别利率。另外，国内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有利于降低外贸企业出口商品的收购成本，增强我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综合来看，2000年外贸出口形势将好于1999年。
6、中央引导农民调整农产品种植结构的一系列举措， 将会对解决粮食、棉花的过剩问题、增加优质农产品的供给逐步发挥作用，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扩充农村市场容量。
尽管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总体趋势好，但2000年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仍将面临严峻挑战。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一般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几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虽然1999年部分初级产品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有所回升，但价格竞争仍将是国际贸易竞争的主要手段，2000年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走势及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不容乐观：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国企改革进入关键阶段，部分企业的被淘汰将不可避免，社会稳定与失业压力还会增大；农村各种收费有增无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因此， 对2000年经济发展环境尚不能盲目乐观。
五、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目前，决定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走势的因素可以说是长期、短期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从长期因素看，2000年还不具备马上进入经济增长高涨期的条件，经济增长究竟如何，还取决于短期因素的变化，更确切地说，与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是密切相关的。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9/2000》的观点，过去50年经济发展得出了四个重要教训：一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二是发展不能缓慢，它必须能直接满足人类的需要；三是单一的政策是无法引发经济发展的，它需要广泛的措施；四是只有基于社会并能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的发展才能是持续稳定的发展。显然，对照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这四条经验教训是十分贴切的，它基本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况，也与中国近年来宏观政策思路一致。在分析判断2000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时，我们假定2000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继续延续这一思路，政策力度与1999年相比，将进一步加大，并在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套上有所提高。
1、库存增加额。近年来，中国库存增加额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98年为2.8%，比1990年低了6.5个百分点，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零库存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同时，由于历史上中国库存增加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偏高，所以库存量很大， 中国仍然有进一步压缩库存增加额占GDP比例的余地。从宏观政策导向和企业意愿、 市场竞争等方面看， 为提高企业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 库存增加额占GDP比重应稳中有降。
2、消费需求。90年代以来，中国消费率一直呈下降趋势， 这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展望2000年，由于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预期改善，消费环境改善，营销手段更为丰富，消费领域不断拓展，加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将有所缓解，居民消费将有望摆脱低迷状态，增幅出现回升。但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由于1999年收入受农产品价格较低的影响，加上目前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尚无明确有效的措施，因此农村居民2000年消费不会有大的改观。总体而言，2000年消费需求与1999年增幅（实际）相比，回升幅度有限。
3、进出口。中国的出口状况如何一方面取决于产品的竞争能力， 一方面取决于世界市场的需求。从世界市场需求方面看，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市场需求将有所回升，但是中国出口增长如何将受到其它国家、地区特别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国家、地区的冲击，因为这些地区在本币大幅贬值后，具有了一定的价格优势，在其生产能力得以恢复后，将形成真正的威胁，这从1999年中国出口面临的形势中就可看到这一点。同时保护主义、贸易壁垒加剧也会对中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不过随着中国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和对外贸企业支持力度的加大，中国出口前景还是看好的，估计增幅将超过1999年。展望2000年中国的进口，由于1999年进口增幅较高，受基数影响，加上打击走私这一使1999年进口增幅提高的因素不复存在，估计增幅会有所降低。但是从净出口角度考虑， 外贸顺差大幅增加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也就是说对GDP增长的贡献不大。
4、 固定资产投资。 由于近年来投资回报率不高， 企业效益尽管1999年以来有所改善，但这只是恢复性的增长，尚没有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 因此企业自有资金实力有限， 投资积极性仍有待提高。 预计2000年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企业投资意愿会有所改善，但在经济增长没有出现持续回升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仍将是比较谨慎的。 这样， 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政策力度，从目前情况看，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对中西部的投资又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这将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同时建设国债的发行特别是财政贴息政策的继续实施，加上项目准备更为充分，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将保持较高的水平，增幅有望超过1999年。
5、经济增长。根据1999年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和2000 年国民经济运行所面临的国内外实际情况，如果2000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且新发国债用于投资的规模不低于10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能够保持一定的增幅，那么，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就有望出现稳中略升的局面，宏观经济景气会略有改善，但这种景气的改善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要想保持这种良好的景气状态尚需下一番功夫。预计2000年中国国民经济基本能实现与1999 年经济增长速度基本持平的适度增长格局。 GDP增长7.5%左右。
六、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加入WTO，有利于中国进入世界贸易多边协商机制， 参与制定游戏规则，代表发展中的成员国利益说话。从短期看，加入WTO 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一定冲击，如对垄断性的部门和规模不经济部门将产生较大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加入WTO将是利大于弊， 比如讲：可以冲破目前某些国内难以冲破的体制障碍，促进企业结构调整和优胜劣汰特别是将迫使国有企业加快改革，从而改善中国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使国内一些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同时可加大居民消费选择空间，提高居民消费质量，并得到价格实惠，即中国经济可能会获得效率收益，但前提是国内经济和企业按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完成痛苦的改造。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会使中国获得很大的效率收益。据国务院发展中心一份研究报告，如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1998年开始逐步实现各项加入WTO的承诺并在2005年全部完成，那么从1998 至2010年间年均GDP增长率将比不加入WTO提高近0.5～1个百分点。
加入WTO，必然会有一些部门或行业受到一定的冲击， 我们认为可能受冲击较大的部门有：汽车、农业和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一般加工业以及医药化工和流通业等。受益较大的部门可能有：外贸企业和纺织业等。
长期来看，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存在和资本、土地的相对匮乏，是中国一项基本国情，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会根本改变。这一国情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战略选择的基本决定因素。参与国际分工、分享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效率收益，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未来10～20年，中国面临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WTO 即是这种挑战的具体表现，它对中国经济而言，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机会。中国必须充分利用好这一机会，同时国内政策和微观主体也应作出积极主动的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使调整成本达到最小。
具体到2000年，由于加入WTO后将会有一个过渡期，因此2000 年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冲击不会很大，但对经济主体的心理冲击很大，将迫使其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和投资理念，对未来发展未雨绸缪，因此对中国的结构调整会产生一定冲击。
七、问题与对策
为使中国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促进经济景气的回升，我们认为：
1、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制度建设步伐。 改革是中国的一项特殊的发展政策。近年来的宏观经济运行表明，我们过多的倚重宏观政策，过少的重视经济体制，二者不是相互脱节，就是相互矛盾，遂陷入政策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的窘境。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比较完善，政策出台的前提是体制给定，而中国的市场正在发育，则需要政策和体制联动。尽管体制改革、制度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但在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时候，若配之以一些制度上的创新和突破，则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注重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套。目前， 在关于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患得患失，即在一项政策出台、经济增长出现了向好的一面后，就轻率地认为经济增长将自发地走上上升通道，而无需继续坚持政策的力度，使得前期政策的效果打了折扣：另外一种是急不可耐，即在一项宏观调控政策刚一出台，就希望马上见到效果，一旦在近期效果没有人们预期的那样好，便匆匆下结论这项政策是失效的。我们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有所偏颇，考究一项政策是否有效，不能仅仅观察几个月的数据就下断言，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也不能寄希望一项政策包治百病，药到病除，立竿见影，应在把握基本矛盾的前提下，坚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协调配套。具体讲，就是要继续坚持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在金融体制创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功能，注重二者的协调配合，即不要产生越位现象，也要避免孤军奋战局面的出现。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城镇居民的收入，同时要关心重视农村居民的收入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拓展市场空间。在改善居民收入预期的情况下，对涉及到居民切身利益的各项改革要增强透明度、给出时间表，以消除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同时要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及时跟进等等。
3、标本兼治，结构、速度兼顾。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长期、 短期因素均有，因此，在刺激经济增长采取措施时必须兼顾长期发展，这样才有可能相得益彰，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目前，社会上关于结构优先还是速度优先这一问题争论很多，应该说从某一方面讲都有一定道理。从现实情况出发，笔者认为，应该是在追求速度的同时注重结构的调整，在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保持速度。动态地看，结构调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决不是一调到位、一劳永逸那么简单，因此只从目前需求结构、技术水平出发去调整结构而忽视经济增长，那么，一方面对社会稳定会形成一定威胁，一方面调整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或说到时候又不适应全球经济发展。所以，目前的选择应该是在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加大技术投入力度，以技术创新带动结构升级，以结构升级创造新的供给和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是创造一个公平的良好的外部环境，从政策导向上给企业以明确信号，但不要亲力亲为，直接参与结构调整，要让市场在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主导性作用。
4、打破垄断，增加有效供给。 目前中国的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明显的结构性需求不足，从本质上讲，也是企业的有效供给不足问题。而企业有效供给不足问题背后所隐含的就是行业垄断。可以说正是由于垄断，才打击了有效供给。现在的一些基础产业、教育等方面无不反映了这一情况。垄断就意味着市场竞争的不充分，这对提高产业的竞争力是极为不利的，同时垄断也意味着行业利润率较高，是一种不公平的表现。打破垄断，一方面可以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产业竞争力，同时也将会极大地调动企业、个人的投资积极性，从而解决企业、个人投资意愿不高的问题，使济发展步入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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