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1870-188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李鸿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鉴于明代倭寇骚扰中国沿海为患深重及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历史，清朝政府一直把日本视为潜在的威胁，拒绝与其建立正式的邦交。鸦片战争后10余年，日本同样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而开国。但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它才受到清政府的注意。因为就在这时，刚刚逼迫清政府签订过《北京条约》的英、法等国，又把武装力量调往日本，以进一步开拓那里的市场。总理衙门认为，英、法与日本打仗，日本或胜或败，对中国均非佳音，因为“日本如败，则英法等国益强；日本如胜，则患在肘腋，更为切近”（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54页。）。对此，总理衙门常抱隐忧，不时派人探听消息。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大约也是从英、法侵日开始的。当时他正在苏抚任上镇压太平天国的起义。由于在战争实践中体会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他开始倡导洋务，对外国的事情较为留心，于是注意到日本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用西法制造枪炮轮船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前面。1863年5月4日，李鸿章上书曾国藩，倡言中国如果火器能与西洋相埒，不仅平内乱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他提出论据说：“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3卷，第17页。）不久后，李鸿章又致书曾国藩，谈及中国外交之软弱，称：“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
手。日本小国，现与英人构衅，提督纠伯临之以兵，日本君臣欲与开仗，纠酋遂一再缓期，此明证也。”（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3卷，第19页。）上述两段文字表明，李鸿章对英、法与日本构兵一事的反应，并不象奕等总理衙门大臣那样忧心忡忡。勿宁说，他的态度是非常兴奋的。日本是一个小国，在采用西式舰船武器后，便与打败过中国的英、法等国“相为雄长”，这反证了洋务派所倡导的“借法自强”主张的正确。显然，李鸿章已把日本当成中国由弱变强的楷模和榜样。
李鸿章把日本标榜为与英、法等西方国家相互对立的国家，而西方列强又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那么，在其对日本君臣自强精神的推崇中，还应该包含有处理对日关系的态度。不过当时李鸿章无意议及这一层。但到1864年5月，他在致函给总揽洋务全局的恭亲王奕时，便开始就对日关系发议论。函中说：“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10页。）李鸿章在这里提出了日本的向背及由此造成的后果问题。“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是与我合而制西；“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是合西人而谋我。关键在于我中国能否自立自强。李鸿章以此说明变计图强的重要，无意中也道出了中国应实行“联日”政策的主张。这一思想，在1865年10月11日致江海关道应宝时的信中说得更加清楚：“日本来中国通商乃意中事。中国已开关纳客，无论远近强弱之客均要接待，无例可以拒阻，然未始不为西洋多树一敌。”（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6卷，第42页。）据此可知，早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李鸿章就已萌生了“联日”的思想。
然而，李鸿章的日本知识均属耳食，并不准确。师法西方的日本，不仅不敢与列强争雄，相反，却是对西方列强表现了屈服和顺从。它从西方学到的，首先是对落后国家进行侵略。时当幕末，日本国内已兴起了一股以“征韩”、“征台”为先导向周边国家扩张的思潮。明治维新后，这种思潮进一步转化为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其初，日本明治政府企图首先打开名义上是中国属国的朝鲜的大门。在遭到朝鲜的坚决抵制后，不得不改变策略，决定先与清政府订约建交，“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注：转引自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册，第58页。）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870年8月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
总理衙门这时对日本的戒备心理并未消除。先是，一家英文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日本将派80余艘火轮军舰往攻朝鲜的消息。总理衙门信以为真，认为：“设朝鲜为日本所据，则与中国相邻，患更切肤。”（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54页。）因而未加核实即迅速将此消息转咨朝鲜国王。可见奕等对日本防范之严。对于柳原之来，总理衙门大臣成竹在胸，只同意日本到上海通商，不同意正式订约，以“大信不约”予以婉拒。
柳原前光到天津时，李鸿章刚刚调补直隶总督，取代曾国藩而成为最受朝廷倚重的大吏。柳原面谒李鸿章，装出极为恭谨的样子向李鸿章进言说：“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推拒之。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注：转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一卷，第31页。）李鸿章早有“联日”之念，主张“开关纳客”，第二天便致函总理衙门，表示他的态度说：“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卷，第3页。）接着又上奏清廷，建议“俯允立约”。他提出理由说：“庚申、辛酉后，苏浙糜烂，西人胁迫，日本不于此时乘机内寇，又未乘危要求立约，亦可见其安心向化矣。”其实这条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日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没有参与侵华，绝不是其“安心向化”，而是其国内混乱，幕府自顾不暇，无此外征的实力。李鸿章还针对清廷的顾虑，提出“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只有建交通使，才好“设法联络牵制之”（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53-54页。）。他还设想，立约后派公使领事前往日本，“平素究知国风，与之相习，将来情谊日客，耦俱无猜，一旦西国有变，不致为彼族勾结，且可联东方形势。”（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卷，第10-11页。）可以看出，李鸿章把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是放在中西关系的大局中来考虑的。概言之，李鸿章认为“联日”有三大好处，一可防止日本侵略中国，二可避免日本与西方勾结，三可组织东方联合战线。时人把李鸿章的意图概括为“以东制西”，但李本人对此并不太有信心（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1卷，第6页。）。
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力主，清政府遂决定与日本议约。这时，李鸿章已兼任北洋大臣，正式参预对日本关系的处理。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谈判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谈判中，李鸿章反对援引西方国家之例把种种不平等的特权订入条约，尤其是排除了最惠国待遇条款。另外，李鸿章知道“日本欲吞朝鲜已久”（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卷，第13页。），所以在《条规》第一条写入“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8卷，第49页。）。该约第二条也是按照李鸿章的意见，参考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内容草拟的，内容是：“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一册，第317页。）李鸿章希望通过这一条文，把“联日”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李鸿章自以为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平等的条约，实现了其“联日”的理想，所以对此津津乐道，沾沾自喜。然而，就在《中日修好条规》签字的第二年春天，约本尚未经两国批准互换，日本便又派柳原前光前来要求改约。条约系由两国全权代表议订，一经签字便不容再作修改，如不同意可不予批准，这是外交常识。日本要求改约，说明它根本没有把与中国签订条约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看待，毫无信义可言。一再以该条规自矜的李鸿章非常气愤，在复照中予以痛斥。日本的不讲信用，使近代中日关系从一开始便笼罩上一层阴影。
二
柳原回国后不久，日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侵略台湾。
1871年12月，有琉球国船只遇飓风漂流至台湾，船民有50余人遭当地高山族居民误杀。清政府对逃出的12人进行了保护，并饬台湾镇、道认真查办。琉球国王对此并无异议。日本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却乘机准备以日本人被杀为名侵略台湾。1873年2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换约，所负重要使命之一便是“想在批准交换修好条规而外，更解决台湾问题”（注：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3页。）。第二年5月，即《修好条规》批准互换后不到一年，日本即悍然派兵侵略台湾，对当地高山族人民大肆烧杀掳掠。
李鸿章初次听到日本侵台的消息后，对日本“徒自悖义失和”（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20页。）的冒险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不相信这是事实。直到5月17日，日本已在台湾登陆肆虐，李鸿章还给总署写信，认为日本“谅不遽违约失和”（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27页。）。李鸿章的不解，与他对日本的一贯看法有关。早在1871年11月，李鸿章与福建巡抚王凯泰就曾讨论过澎湖的安危，且议及来自日本的威胁问题。他认为：“（日本）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近撤各藩回京，议论不一，实无图我之心。……今因中国肯与通商议约，喜出望外。”（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1卷，第27页。）但是，李鸿章的推理代替不了严酷的事实。不久后，他在给沈葆桢的函中称：“日本自（同治）九年遣使来津求约，厥后岁辄一至，弟与周旋最久。其人外貌呴呴恭谨，性情狙诈深险，变幻百端，与西洋人迥异。……彼果怀叵测之志，挟成算而来，恐非口舌之力所能禁。”（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4卷，第4页。）这说明他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联日”的思想开始动摇。
日军侵台虽然打破了李鸿章的“联日”梦，但李鸿章却抱定妥协的宗旨，不准备与日本以武力相较。他在致总署函中说：“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33-34页。）李鸿章断定这是一个“和局”，其中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客观上说，日本的兵力不足与中国为敌，早晚也得撤兵；主观上说，中国能够取胜也不与日军开战，抱定妥协的宗旨。事实正是如此。日军在台湾遭到高山族居民的强烈反抗，加之疫病流行，不久便陷入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的境地。李鸿章调集万名清军赴台，兵力远超过日军，却指示“办理台湾等处海防”的沈葆桢“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6卷，第32页。）。在大久保利通为摆脱困境使华以前，李鸿章就建议总署：“万不得已，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饩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42页。）以后总理衙门与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条》，与李鸿章的这种态度大有关系。《北京专条》是一项十分屈辱的条约。该约竟承认高山族人所杀琉球船民为“日本国属民”，承认日本出兵侵台为“保民义举”，等于默认了琉球为日本的领地；还以抚恤被害难民、留用日本所修道路、房屋等名义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平心而论，当时日本的近代化刚刚起步，国内混乱，羽翼未丰，中国完全可以与之一战。如果那样，琉球问题、朝鲜问题乃至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当有不同的轨迹。
李鸿章在台湾事件中主张对日妥协，并非由于对日本的实力估计过高。尽管当时日本有两艘铁甲舰，但李鸿章认为“其力尚不足以图远”（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20页。），中国陆军力量相对雄厚，在台湾取胜并不足虑。所顾虑的，是中日开战的后果。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日本藉番拓地，悍不旋师，恐是中外构乱之始。无论苏浙江海各口防兵单薄，即北洋二千余里口岸林立，亦多空虚。”（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3卷，第28页。）在给福建巡抚王凯泰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白：“若我军齐集，遽与接仗，即操胜算，必扰各口，恐是兵连祸结之象。”（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4卷，第17页。）所谓“中外构乱之始”，“兵连祸结之象”，均非单指日本而言。他曾分析说：“此事关系中外通商全局，各国虽讥日兵妄动，而实倖其成功。”（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4卷，第11页。）“断无实心帮我者”（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40页。）。显然是担心中日战争一起，列强乘机与日本勾结共同侵华。他所关注的，主要还是西方国家的动向；防范的，主要还是西方国家。数年以后，他在给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信中还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方今各国协以谋我，其伺间蹈瑕者，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真令人应接不暇，可虑亦可闷也。”（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台事之后，李鸿章在一件复奏中曾表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倖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第26页。）论者据此认为，李鸿章台事之后实际上已经把日本作为中国的战略假想敌。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如前所述，李鸿章这时虽然“联日”思想开始动摇，但他并没有过高估计日本的实力。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教案中英法俄等西方列强在他心中造成的阴影，仍然远远超过日本的威胁。《北京专条》签订后5天，总理衙门奏请“切筹海防”，在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中间发动了一次海防建设的大讨论。不少大吏直接针对防范日本发表见解。而李鸿章在洋洋9000言的复奏中，针对的却是列强“各国”：“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第11页。）并无把日本当作主要目标、“战略假想敌”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由李鸿章幕僚而升任福建巡抚的王凯泰在复奏中却主张联日。在他看来，日本自从向西方开放，受列强盘剥，有败亡之象，“日本若亡，固不足惜，而西人以日本为外府，蓄谋已久，……一旦兼并，逼近肘腋，其患更何可胜言。臣拟遣使兼及日本，以使臣驻扎彼国，诚信相孚，既联络之，又讽谕之，俾早知感悟，勉力图存，则犹为东洋屏蔽也。”（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9卷，第51-52页。）王凯泰在处理台湾事件中与李鸿章书信不断，他的这种观点，当与李鸿章一致。李鸿章这时的指导思想，仍是数年以前的“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我为仇”，尽可能地化解与日本的矛盾，不使日本成为西方列强的“外府”。“海防议”发动不久，在家养病的大学士文祥上奏，提出：“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请饬李鸿章、沈葆桢等赶紧购买铁甲舰、水炮台及应用军械，“不得以倭兵已回，稍涉松劲”（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8卷，第40-41页。）。词气间对李鸿章等不甚满意。由于文祥奏折的促动，李鸿章才附合舆论，有前述防范日本的表示。在同一奏折中，他反驳文祥“难保不再生枝?
”的话说：“倭使大久保已抵琅玠，业经约期撤兵，自不致再有变局。”表达了对大久保利通的信任。对“长远大患”的应对之策，他提出，除筹办铁甲船等项外，当务之急是向日本派出公使，以对日本进行“联日络牵制”（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第26-27页。）。把李鸿章此奏与王凯泰复奏的意见相比较，不难窥见李鸿章此时的真实思想。
三
日本侵台未能得手，便又着意打开朝鲜大门。1875年9月，日本在朝鲜海岸制造了云扬舰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派军舰到朝鲜逼迫开国。同时派使节来华试探清政府的态度，要求清政府派官员陪同或行文介绍日本人去朝鲜，企图假手清政府实现其征服朝鲜的祸心。总理衙门与李鸿章不同意日本的要求。日使森有礼于是否认中朝宗属关系，与总理衙门发生了一场辩论。1876年2月，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该约第一款写入“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注：《李朝高宗实录》，十三年丙子二月二日。）的内容，以此否定中朝宗属关系，为其独霸朝鲜预留地步。中日之间关于朝鲜问题的交涉及《江华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对日本野心的认识，更加深入了一步。
日本觊觎朝鲜，引起同样对朝鲜有着强烈欲望的俄国的关注。俄国报纸报道说，“日本已向朝鲜宣战，舰队封锁了朝鲜的港湾”，并表示：“对于接近俄国边界地域的这种纠纷，政府是不能熟视无睹的。”英国对俄国南下心怀恐惧，其报纸乘机宣扬：“俄国决定增派舰队，……陆军准备与日本占领南朝鲜相呼应，侵入朝鲜北部。”（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上册，第160页。）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也开始做防俄的准备。日本国内，“士绅不服朝政，有四十万众密约为乱，不日内难将作”（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7卷，第3页。），日本近代史上一场最大的内乱——西南战争已经迫近。在这种内外形势下，为平息由于《江华条约》带来的清政府的不满，日本又以防俄为名对清政府进行欺骗。当时，沙俄占据伊犁，对我国西北边疆构成极大威胁。防俄这一题目，对清政府有相当的吸引力。1876年10月，副岛种臣以旅游的名义到天津拜访李鸿章，声称法国窃取到俄国政府的秘密文件，其中说：“俄如与日本生事，必先据日本赤马关，以断东西之路。”（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6卷，第32页。）以此表示日本防俄之心甚牢，“其意似欲中、东两国推诚相与，共御俄患。”（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11月间，日本西部连续发生士族叛乱之后，日本公使森有礼返任过天津，在与李鸿章晤谈时称：“黑龙江东岸，俄人方鸠集蒙古、高丽人民，开拓日广，日本现于土满江置领事府，实虑俄人南侵高、日地界。方欲与中国、高丽并力拒俄，岂肯同室操戈，自开衅隙？”他还请李鸿章致书总理衙门：“嗣后商办各件，如蒙开诚相示，定当竭力以从。”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友好与亲近。对副岛种臣和森有礼的游说，李鸿章信以为真，认定“该国防俄之吞噬甚切，其愿与中国并力亦属实情”（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6卷，第31-32页。），于是决定“联日防俄”。
1877年春，日本为镇压士族叛乱，指示其驻天津副领事池田宽治向李鸿章商借子弹，李鸿章为表示“救灾恤邻之谊”（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7卷，第3页。），未经请示总署即借予10万粒。
《江华条约》之后，日本对朝鲜苛索百端，因而遭到朝鲜政府的抵制。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赴任后，日本为减少在朝鲜扩张的阻力，要何如璋设法为之介绍，愿与朝鲜“诚心和好，两无虞诈”（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366页。）。于是李鸿章在1878年10月致书朝鲜国王的叔父、太师李裕元，劝其联日防俄。信中首先宣称日本自西乡隆盛带头叛乱兵败自焚后，“彼君臣鉴于国小多难，或不敢复勤远略”，要朝鲜不要再担心日本的侵略。接着为日本说项，称：“日本近以俄人有事四方，……其于贵国既无恶意，似欲联为辅车，引为唇齿，颇疑贵国不肯倾诚相待”。最后提醒李裕元警惕俄国的威胁，与日本“蠲细故而扩远图。”（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外稿》，上海醉六堂石印本，第3卷，第39页。）李裕元在复函中不以为然，认为俄国固应防备，而日本“喜愠无常”，“少不如意，易致葛藤”（注：《清季外交史料》第16卷，第13页。），揭露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反对朝鲜在文书中称中国为“上国”，以及对朝鲜欺压讹索种种情形。可知日本并无与中朝两国“并力”的诚意，“联日防俄”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四
李鸿章“联日”幻想的彻底破灭，是在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琉球自明初即受中国册封，至万历年间，日本进攻琉球，迫使其向萨摩藩称臣，于是琉球便处于两属的状态。明治维新后，日本于1872年10月宣布琉球为藩国。1875年5月，正式禁止琉球向清朝朝贡。1876年5月，又接管了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琉球国王尚泰派紫巾官向德宏等到中国乞援。驻日公使何如璋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他于1878年5月间致函李鸿章，指出：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如果不加干涉，不仅祸将延及朝鲜，而且“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这时李鸿章尚在致力于“联日防俄”，认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8卷，第4-5页。）对琉球问题采取消极态度，只同意由何如璋反复向日本政府交涉。
何如璋在东京所进行的舌敝唇焦的交涉没有产生任何效力。日本于1879年4月悍然宣布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日本的行动充分暴露了它在亚洲扩张的野心。消息传来，李鸿章深为震惊，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复何如璋的信中，反复表达了他的愤激与憎恶的情绪：“东人居心狡狯，往往以巧言餂我，辄用为生事之据。前此台湾之役、朝鲜之役，皆其明鉴。”“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122页。）“倭人贪利弃信，诈伪无耻，有西人所不屑为者。”（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在给江西按察使沈保靖的函中，他对日本的野心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分析，指出：“日本地狭民贫，迩来宗尚西法，国债累累，妄自谓富强之术胜于中国，恒思逞其狭谋以偿所费。故数年之间，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此时中国若操之过蹙，固启兵端，若竟置之不理，彼谓中国畏之已甚，必且得步进步，纵兵四出，无所顾忌。”（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125页。）
日本吞并琉球，选择了沙皇俄国图占伊犁，在中国北部边疆重兵压境的时机。面对俄日交乘，李鸿章不敢对日本灭琉一事采取强硬态度。恰值美国前总统格兰忒(Grant,U.S.)于1879年5月经中国赴日本游历，李鸿章请其调停中日琉球争端。格兰忒的斡旋并未奏效，仅仅导致1880年日本派宍户矶来华谈判。日本的打算是，以琉球南部的两个荒岛定为中国管辖作为交换条件，修改1871年签订的《中日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内地通商”的规定，给予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即所谓“分岛改约”。谈判期间，俄国派一支由两艘铁甲舰、13艘快船组成的舰队开赴远东，在长崎购买了价值50万元的日本煤。总理衙门恐日俄要结，采纳一部分人“联日拒俄”的主张，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与日本草拟了《球案条约》。
李鸿章于中日谈判之初，为“不于俄人外再树一敌”（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1卷，第29页。），也曾主张分岛以存琉球宗祀，来年再议改约。但后来他逐渐认识到，在中俄、中日关系中，中俄关系的处理更加重要。中俄关系紧张，日本便必然“伺隙而动”，乘机要挟，“日人之诡谲，断不肯助我拒俄。”（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因而主张赋予与俄国议约的大臣曾纪泽以便宜行事之权，早结俄案。后来，李鸿章得到确切的消息，中俄关系有缓和的希望，“俄人实为自固门户起见，尚未蓄意起衅”（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于是对日本的态度转趋强硬。他在11月11日给清廷的奏折中力辟“联日拒俄”之说，认为：“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得借俄以慑倭。”（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9卷，第4页。）主张暂缓批准《球案条约》，“意在俟俄约定后，决计翻改前说”（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1881年2月中俄就伊犁问题签订《改订条约》后，李鸿章立即致信总署，要总署“力持定见”，不要害怕日本的“虚疑恫喝。”（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1卷，第45页。）由于清政府拒绝批准《球案条约》，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实际是不了了之。
自球案发生后，李鸿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危害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于是才真正开始为防范日本进行军事准备。1879年7月，他致信驻英公使李凤苞，令其在英国购买铁甲舰，明确要求其购买“于中国海口相宜，能制日本之船”（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8卷，第31页。）。此后，他不仅一再向朋僚谈及购买铁甲舰以防日本的问题，还于1880年7月间的奏折中向清廷申述：“近来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中土，至有台湾之役，琉流之废，……今欲整备海防，力图自强，非有铁甲数只，认真练习，不足以控制重洋，建威销萌，断无惜费中止之理。”（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7卷，第32页。）在另一次上奏中，他说得更加明白：“日本国小民贫，虚憍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9卷，第33页。）由于有了明确的防范目标，中国的海防建设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另外，李鸿章自球案开始，意识到日本下一个侵略目标必将是朝鲜，于是开始筹议朝鲜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日本对朝鲜的侵占与渗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李鸿章早在60年代就对日本抱有好感，萌生了“联日”的思想。调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后，极力主张与日本建交，以为如此可以避免日本与西方勾结，防止日本侵略中国，并组织东方联合战线。日军侵台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联日”思想一度动摇，但仍主张对日本采取绥靖方针。日本逼迫朝鲜开国，并未引起李鸿章的足够警惕，此后他甚至受日本愚弄，主张“联日防俄”。直到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才幡然醒悟，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和对中国的危害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才积极进行防范日本的军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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