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结构与能动性的视角浅析韦伯的《宗教社会学》
阿妮尔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摘 要］ “结构”与“能动性”是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对描述人类行动的理论范畴。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没有使用“结构”或“能动性”这样的概念，但是他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同样涉及了结构与能动性的问题。按照韦伯的观点，一方面，宗教会沿着特定的规律演变，另一方面，在由超自然力量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宗教场域中，存在着不同主体以及不同主体间的竞争。基于对宗教行动与宗教演变规律的分析、归纳，试图以结构与能动性的视角，探讨主观因素在宗教演变过程中发挥能动性，以及宗教演变规律如何形塑宗教行动的问题，以期进一步理解韦伯宗教研究的一大主题——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
［关键词］ 韦伯；宗教演变规律；宗教行动；能动性
作为社会学古典理论的三大奠基人之一，韦伯的研究进路与马克思、涂尔干不同，在韦伯看来，对社会的理解和诠释要从主观意图、观念和经验等因素入手。同样，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爬梳宗教的起源和演变过程时指出，主观因素是探讨宗教行动和宗教演变过程的关键所在。不过，虽然宗教的演变过程在韦伯的论述中呈现出特定的规律性，但是韦伯并没有非常明确地揭示宗教的演变规律，也没有系统地阐述主观因素与宗教演变规律之间的关系。本文尝试对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所论述的主观因素与宗教演变规律进行分析、归纳，并以结构与能动性的视角解读主观因素与宗教演变规律之间的关系，深化对韦伯式研究进路的认识。
一、对宗教行动的反实证主义分析
不同于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韦伯研究宗教行动的出发点在于宗教行动所蕴含的意义（Sinn）。韦伯指出，从表面上来看，宗教行动纷繁复杂、变化多端，只有宗教行动本身的意义才是理解宗教行动唯一通道。根据韦伯所述，宗教行动的意义可以拆解为以下三个基本维度。
（一）宗教行动是（相对）理性的
韦伯提出，宗教自初创之时便是理性的，只是宗教行动的理性内涵在变化而已，宗教的演变过程也是人类抽象思维的训练过程。在宗教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中，人类从“原始的”“精于计算的理性主义”［1］550逐渐发展出系统化的理性主义。这一点将在下文中作出进一步论述。
教师在开展中长跑运动时，单一的以训练为主，没有合适的方式方法，无法引导学生去摆脱抵触情绪，所以学生的畏难心理日益严重，对中长跑运动的兴趣也直线下降。
（二）宗教行动会更多地受利益而非宗教理念的驱使
不管是以巫师、祭司、掌权者还是以俗众为主体，其物质的或是精神的利益总是宗教行动的一大驱动力。［2］请巫师祈雨是为了好收成；地中海沿岸的政治联合体共同推举政治神以巩固联盟，抵御外敌；埃及的祭司们通过推崇泛灵论的动物崇拜，争取到更多的权力。
韦伯还指出，先知宗教必然会出现分化倾向。纵然圣典经文永远是宗教经典，但为了使俗众理解，祭司仍然需要对其意义进行阐释，由此形成系统的教义，“给它们提供一种决疑术的理性分析框架，使之适应他们自己这个阶层以及被他们控制的俗人的生活与思维习惯”［1］588。在这一过程中，宗教信仰难免会掺入祭司个人的观念，神启中存疑的大量问题也被推到祭司面前，亟需他们摆明态度。因而，宗教的道德体系会失去其原有的统一性。
与农民不同，手工艺人在劳动过程中，有很多思考的时间和机会，因此在没有巫术观念束缚的情况下，易于接受理性主义的宗教伦理，虽然并不虔诚。手工艺人是基督教的典型载体，因为手工艺人的城市色彩和游走的生活方式都与基督教的特质相符合。然而，手工艺人还会加入一些非官方教派，有时还可以以此获得兄弟的援助。总之，非特权阶级会忠实地践行宗教的道德要求，期待终有一天会得到公平补偿。
（三）以现世为取向是宗教行动的基本表现
对这一点可作两方面理解：一方面，韦伯写道，“只有在神的概念被伦理化了之后，该神才会运用道德上的考虑以决定人在来世的命运。”［1］655可见，宗教一般旨在谋求现世生活的幸福，而对来世的期望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宗教伦理规制着人类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行为方式，作用于现世生活，而非来世。
二、宗教演变的潜在规律
在世界宗教史上，农民普遍受到排斥。韦伯认为，农作仰赖阴晴不定的天气状况，使农民缺乏系统的理性思考和道德理性。出于经济理性，农民崇拜泛灵论巫术，即使发展出了伦理宗教，也会以契约伦理为核心。因此，如果不是“受到奴役或无产阶级化威胁”［1］597，农民就不会成为伦理宗教的载体。而农民成为敬神者的原型是反现代理性主义的产物。奴隶和短工从来不是任何特定宗教类型的载体，现代无产者也丝毫不为宗教说教所动，而是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处境。然而，他们可能会接受宗教中的情感因素或巫术形式。
（一）宗教从自然主义转向象征主义
韦伯指出，从自然主义转向象征主义是宗教演变的一般趋势。然而，韦伯并没有对宗教的“自然主义取向”和“象征主义取向”做任何说明，如何理解这一趋势成了留给读者的问题。不过，笔者从韦伯的论述中发现，宗教在从自然主义转向象征主义的过程中，一些宗教要素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验证方式从感官体验转向“超感官”信仰、支配力量和仪式从不确定性转向定型、不断理性化的发展倾向。这三个宗教要素的转变可以为理解这一趋势略做参考。
1.验证方式从感官体验转向“超感官”信仰
作为宗教起源的巫术，始于人类对“非凡/寻常”的二元图式。在原始宗教时期，人们如果发现某一行为现象并不常见，便会觉得这一行为的实施者或其中的物具有大自然所赐予的非凡力量，韦伯统称之为“超凡魅力”（charisma）。超凡魅力的展现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感官体验，祈雨者能召来甘霖，捻磨木棒会擦出火花。在泛灵论时期，人们开始相信，精灵掌控着超凡魅力，而人或物是否具有超凡魅力取决于精灵是否附体。人们虽然看不到精灵，却也能根据巫术的成功与否，感受到精灵的力量。其后，在精灵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灵魂、神和魔鬼的概念都是先验存在的，实际存在或发生的事物只是其表征而非实质，因此人们通过一系列象征意义才能接近这些概念。譬如，自从灵魂观产生之后，人们从通过火葬消灭尸体的存在转而为死者建造坟墓，以表对死者的善意，或只是为了将其肉体约束起来，使生者免于死者灵魂的侵扰。
2.支配力量和仪式从不确定性转向定型
一方面，宗教的支配力量会从不确定性转向定型。在前泛灵论时期，超凡魅力被认为是大自然的恩赐；而在泛灵论时期，人们相信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或物背后存在一股不确定的支配力量，即精灵，它“有形但又不可见，无人格但又具有某种意志”［1］526。精灵以及从精灵演化出的灵魂观念进一步被抽象成为“具有”事件、事物或范畴的类型的表现和效力，乃至拥有独特法则的人格化“实体”。神与魔鬼观念的发展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一个神在最初只是令人敬畏的力量，其于日后反复地出现使神的观念逐渐发展出了人格化特质和恒定性，而人们对众神的系统思考使不同神的功能、管辖权和个性更加明晰。
另一方面，宗教仪式的程序同样会从不确定性转向定型。自然主义取向的宗教注重对力的操控，强调结果，并不执着于仪式细节，仪式程序的不确定性较大。相较而言，象征主义取向的宗教刻板地遵守着经验程序，强调过程的正当性，丝毫的偏差就会导致结果的失效，此时仪式程序就已经定型了。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研究现状 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发现，我国关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方法与实施策略的研究仍比较薄弱，很多中小学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不清楚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模式、方法、实施策略等，在实际教学中不知道如何进行整合实践；而且目前的研究多数是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鲜有研究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几种模式进行内部比较，这也是资源、设施的应用率比较低的原因之一。
3.不断理性化
而且，会众一旦形成，祭司便也筑起宗教的边界——与异端宗教划清界限，以此保持宣教优势，而这也导致了教义的进一步分化。除了在教义上做文章，先知和祭司还通过身体表征和禁忌，加强信徒的认同感，防止其轻易改宗。韦伯认为，穆罕默德可能是因为向犹太人传教失败才选择周五举行礼拜，以此区分穆斯林和犹太教徒。
同时，巫师或祭司职业实践的深入使灵魂、神等宗教概念和诸神得以体系化，推进着人类理性主义的发展，虽然希腊和罗马的形而上学和伦理思想的发展并非出自祭司之手。此外，一些政治形势也会促进神祇概念的发展，甚至有利于普遍主义和一神教。政治联合体往往都会服膺于共同的神，形成礼拜共同体。韦伯提出，“如果城邦拥有法人权利且独立于统治者宫廷和统治者本人”［1］541，地方神就会发展到极致。帝国的扩张或是君主集权的需要会是普遍主义和一神教发展的沃土。例如，埃及法老就是为了独揽祭司权力，而转向了太阳神信仰。
（二）先知宗教的程式化和分化倾向
韦伯认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先知是“一种超凡魅力的纯个人载体，他根据自身的使命而昭示一种宗教教义或者神谕”［1］566。他们拒绝巫术，而是寻找事物间的内在关联，形成自己的一套人生态度，并将其以灵活生动并富有情感的语言播撒开来，吸引追随者。然而，先知的宗教启示会附带其他影响，先知布道的宗教目的会衍生出对共同体控制权的争夺。穆罕默德虽然将信徒组织成尽可能庞大的军队，以抵抗异教徒，但其本意仍以伊斯兰教的传播为主。与先知不同的是，祭司的职责在于“编纂整理获胜的新教义或尽管遭遇先知抨击但仍然延续下来的旧教义”［1］586，并据此进行布道和教牧关怀。布道指对集体进行宗教和伦理教育，教牧关怀则是针对个人的宗教培养，都是先知宗教所特有的。然而，面对异端宗教的挑战和维系俗人会众的义务，祭司经营下的先知宗教会出现程式化和分化倾向。
根据韦伯所述，先知宗教在演变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程式化倾向。对俗众进行教育和决疑论证削减了宗教对终极性目标伦理的关切，祭司的关注点反而会向自然主义回归，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先知预言的没落和僵化”。然而，这在韦伯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俗众对先知的追随是基于其拥有超凡魅力的事实之上的，而先知的超凡魅力通常被认为比其他巫师更强大，是可以支配魔鬼、甚至死亡的。先知如果在死后仍以某种方式继续活在俗众中间，就会以礼拜对象的形式延续其在俗众中的影响力，这必然导致先知预言的没落和僵化。
对Paideia这个“不可译”之词的勉强翻译无论是否足够准确，都显露出对于洞穴比喻的一种整体理解。现在，回到海德格尔文章开篇所提出的目标，即倾听在柏拉图思想中的未被道说者——真之本质的一种转变，问题便是：洞穴比喻所讲的Paideia作为一种过渡与真之本质的转变有何关系。Paideia作为过渡引导着一种回转，这种回转与真之本质的转变是同一回事吗？还是说Paideia实际上引导了真之本质的转变，抑或Paideia引起的回转要以真之本质的转变为前提？
随着宗教的演变发展，人类会发展出系统的理性思维。宗教源于人类的认知分类，并且带有以经济关切为主的工具理性。经过对神的观念和神人关系的不断抽象、分析和分类的过程，系统的理性思维逐渐发展起来。韦伯指出，为了让守护神满意，罗马人的决疑术对日常生活中所有行动的要素进行概念分析，并将其划归所属守护神，从而罗马人的生活也达到了高度理性化的水平。而在神的概念臻于完美时，宗教伦理要求人们通过虔诚和善行获得解脱和救赎。
不过，韦伯特别指出，基督教是唯一发展出“包罗万象而又具有约束力的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理论类型的教理神学”［1］591的宗教。究其原因，除了自身形而上学的前提和张力之外，韦伯认为，基督教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在宗教传统上反对纯理性主义，处于与知识阶层论战的环境中。与此同时，祭司组织保有最大限度的独立和强大地位，并在组织内部设置主教一职，控制着教义的最终解释权，在最大限度内遏制了宗教的分化倾向。
（三）宗教伦理愈加凸显
韦伯提醒读者，宗教伦理并不是伦理宗教所特有的，早在精灵信仰时期既已存在。人们要了解精灵的习性，因为一旦某人的行为激怒了精灵，这个人就会由于被巫术玷污而遭到忌讳，进而限制其社会交往，对非宗教行动产生影响。以日俄战争为例，由于日方的占卜师屡次将有利战机判定为凶兆，导致日军错失良机。
随着神的概念趋于全能全知，宗教伦理也愈加凸显。拟人化的神起初并不绝对强大，巫师自恃拥有超凡魅力，通过献祭强制神，这俨然是一种交易的思维。雅利安人认为，神在甘露汁的迷醉下，才会有所作为。后来，出现了专司立法和控制神谕的人格化的神，也就是道德神，他们庇护某一特殊的道德行为类型，对违背者施予惩处。由此，神对人的要求开始分化出来。通过服从道德神的要求而使神愉悦，成了宗教信仰的一项内容。韦伯指出，道德化人格神是近东的宗教概念，是对“实行理性官僚统治的全能世俗国王”［1］576的比拟，他们通过人工灌溉创造了收获，制定了法律。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和中国的知识阶层则创造了“无神论”的宗教伦理，即主宰世界的是超神性的非人格力量。随着全能神概念的形成和道德观念的体系化，人们开始认为，“违逆神的意志就是一种成为良心负担的道德罪孽”［1］564，并“把罪看作一体化的抗神力量，善被认为是一种对待神圣的态度、以及根据这种态度而做出一贯表现的整体能力”［1］564。
然而，神对人无限的优越性也使神正论难题日益显现：“既然这个神有着非凡的权力，那么如何解释他所创造和统治的这个世界的缺陷呢？”［1］653人们开始质疑道德表现的效力。为了应对这一困境，产生了很多学说。基督教的得救预定论将伦理行为解释为拥有上帝恩宠的征兆；摩尼教二元论认为，虽然由原罪而来的黑暗势力会侵扰神的光辉纯洁性，但光明之神的胜利势在必得；印度的摩羯说则相信，今生的罪过将会得到报应，功德会进行抵偿，直至耗尽。由此，道德表现在宗教信仰中的地位得到稳固。
建筑企业工程管理模式的创新受到该企业生产力的直接影响，生产力水平的高低造就了企业不同的工程管理模式。首先，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核心因素是劳动者，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发挥至关重要的实质性作用，对日后的工程质量与企业的效益获得影响颇大。应该加强对劳动者的选用与管理工作，切合实际地将高效率的劳资管理工作落实到实处。其次，建筑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劳动对象，劳动对象的获得必须通过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企业自身优势获得。因此，通过劳动者与劳动对象而提高企业生产力水平，进而逐渐加强了企业工程管理模式的创新速度与规模[3]。
（四）宗教的阶级分化
韦伯反对在宗教问题上将经济决定论作为理论工具，而是从阶级心理的角度分析了不同阶级的宗教需求以及对宗教的虔诚。同时，韦伯还指出，宗教需求与特定阶层的理性主义相关，导致一个宗教在共同体内的不同阶层中呈现参差不齐的分布状况和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
与其他世界各大宗教的研究相比，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着重讨论了宗教起源与演变的理论。从该书中可以看到，宗教起源与演变的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本文将对其中四种规律进行分析和归纳，即从自然主义转向象征主义、先知宗教具有程式化和分化倾向、宗教伦理愈加凸显、不同宗教的受众具有明显的阶级特点。
幽默是一种出众的智慧，如果能够在电视广播中有效运用幽默，能够给受众带来无穷的欢乐，并在事业上占领先机。然而，在现实播音主持工作当中，部分主持人员对幽默的理解有限，将幽默过度地理解为以滑稽取笑他人，从而直接导致尴尬的播出氛围。
至于贵族、武士和官僚等特权阶级，对宗教基本上持漠视态度。特权阶级即便入教，也是因为该教与其身份兼容或入教具有可得利益。通过圣战侵占更多产权的伊斯兰教吸引了武士的加入，虽然为圣战战死不算救赎，但救赎教义的重要性却为其好战性所遮蔽。同时，信仰宗教也证明了他们好运的正当性，可以使特权阶级对权力的享用更加心安理得。
中产阶级对宗教的态度并不一致。拥有特权的商人不会信仰来世宗教，而理性的经济发展是和禁欲主义新教相联系的。为迎合中产阶级，宗教会转向对亲情和家庭生活的关注。独善其身的知识阶层追随着内心，远离生活，形成更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宇宙观。然而，“一旦某种救赎学说和具有理智主义渊源的伦理成为大众宗教”［1］638，应不同群体的需要，便会演化为贵族身份伦理或神秘教义和民间巫术救星的教义。
三、主观因素与宗教演变规律
由上文可见，宗教的起源与演变不仅具有特定的规律，还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从结构与能动性的视角来看，韦伯所阐述的宗教演变规律与主观因素作为对应的理论范畴有着怎样的关系？在韦伯看来，纵使宗教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一定的规律性，然而，主观因素有时会发挥能动性，改变宗教演变的轨迹。首先，宗教起源自人类的工具理性，是为了满足一个人或群体特定的利益诉求。这里所讲的利益诉求可以是祈求天降甘霖，确保丰收，也可以是组成强大的政治联合体，共御外敌。其次，随着宗教的演变发展，宗教也会陷入权力关系中，一些祭司甚至可以通过操纵对圣典经文的解释权，以此吸纳更多教徒，或达到一些个人目的。韦伯指出，一些宗教在会众形成之时，对妇女实行宗教平权。基督教在早期曾给予女性平等的地位，因此相较排斥女性的竞争对手密特拉教获得更加广泛的传播。而和平时期的密特拉教因为无法满足女性的宗教需求，不得不为女性寻找其他替代宗教。然而，这却破坏了会众的、甚至是家庭内部的统一性。“随着共同体关系的程式化并受到严格控制”［1］621，女性再次成为被宗教排斥的群体。于是，自基督教的保罗时代开始，圣灵在女性中显灵被认为是病态的现象。可见，在祭司的操控下，教义内容是在不断变化的。再次，在宗教的传播过程中，主观因素的能动性起到很大的作用。韦伯提到，一个共同体是否会接纳或以什么方式接纳一个神，与巫师、祭司或世俗掌权者的亲身经历紧密相关，也根植于共同体的历史境遇。犹太先知对耶和华崇拜的倡议是对整个民族的奴役遭遇苦苦追问与对解脱的追求，不同于注重自然主义的印度和巴比伦祭司的思维方式。此外，主观因素的能动性还会延缓或阻碍宗教演变的规律。虽然宗教具有从自然主义转向象征主义的趋势，但这一趋势并非必然。韦伯指出，自然主义是否会被取代，其中一个决定因素就是巫师个人的组织能力。
微课是以互联网为平台进行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具有短小精悍、突出重点的优势。以“统计分析”为例，教师可采用以下方法教学：首先，于课前为学生拍摄微课视频。视频的内容应包括“定义工资项目计算公式”，以及“设置所得税参数”等。视频制作完成后，需经QQ或E-mail，将视频发送给学生，要求其观看，并给予教师反馈。其次，课上教师应鼓励学生，说出针对微课知识所存在的疑问，而教师则应帮助学生解答问题。采用上述方法教学，能够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且能够将课堂时间更多的留给学生进行讨论。长远来看，对会计电算化课程氛围的改善以及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
不过，主观因素不是影响宗教演变规律的唯一致因，而且随着宗教的演变发展，主观因素也会产生变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如果巫师个人的组织能力不足，宗教的自然主义就很难被取代，难以实现向象征主义转变的趋势。不过，巫师个人的组织能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巫术对经济的重要性同样会改变宗教从自然主义到象征主义演变的走向。同时，在宗教的演变发展过程中，人类会发展出系统的理性思维和价值理性。新教教义——特别是加尔文教派——推崇理性地追求经济利益和世俗活动，虔诚的新教徒积极地从事经济活动、积累财富并不是完全出于工具理性的功利性目的，而是将这些教义实践到生活当中。在韦伯看来，恰恰是这种道德理性主义催生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不一定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结合在同一项行动中，价值理性为人们在进行抉择时辨别方向，工具理性则提供实现目标的手段。［3］
本报讯10月31日，湖北宜化发布三季度报告。公告显示，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10162668917.82元，同比增加10.7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4631333.68元。
总而言之，韦伯主张个体去向的能动性观点，认为在一些情况下主观因素的能动性会对宗教起源与演变发挥关键影响。在宗教的演变过程中，先知、巫师、祭司或俗众等不同主体的宗教行动，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个人目的或是根据个人经验和观念作出某些行为，有时足以改变宗教演变的进程。不过，从韦伯的论述中可知，随着巫师或祭司职业实践的深入、俗众对道德或形而上学的需求等结构性原因，宗教还是会沿着特定的规律演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主观因素也在发生转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出系统的理性思维以及宗教伦理，推进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
即使是自救，华尔街上各机构对竞争对手也保持戒备之心。如果注资摩根士丹利，必须先要对它进行估值，这是一项浩大且十分专业的工作，且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完成。按照国际惯例，估值要聘请外部财务顾问进行尽调，身处前线的汪建熙和胡冰首先想到的就是请久负盛名的高盛担任财务顾问。“高盛？摩根士丹利打死也不同意，因为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是华尔街上的老对头，把摩根士丹利所有的账目给高盛看，那摩根士丹利出什么招儿高盛都知道，等于把底牌亮给了竞争对手。”学会计出身的汪建熙深谙此道。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换一家，最后找了一家中型投行做了这次交易的财务顾问。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M］.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2］朱文斌.迪尔凯姆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比较——原始宗教本质探源与资本主义精神寻根［J］.社会科学论坛，2007，（7）：9—13.
［3］王凯歌,袁刚.宗教危机与现代性：韦伯与齐美尔宗教社会学的比较［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56—161.
An Analysis of Weber’s Sociology of Religion from Structure and Agency Perspective
Anier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1，China）
Abstract ：Structure and agency is a pair of theoretical category commonly used in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Weber does not use structure or agency in his renowned work Sociology of Religion, but his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is still related to the question of structure and agency. According to Weber, the evolution of religion would follow certain laws on the one hand, competition always exists among several subjects in the religious field consiste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ernatural power and human on the other.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igious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law of religion,it attempts to discuss how subjective factors influence the evolution of religion and how the evolution law of religion shapes religious 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 and agency,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ne theme of Weber’s soci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that is,r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Weber;The evolution Law of Religion;Religious Action;Agency
［中图分类号］ C9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215（2019）01-0042-05
［作者简介］ 阿妮尔，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类学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人类学。
［责任编辑 齐金国］
标签：韦伯论文; 宗教演变规律论文; 宗教行动论文; 能动性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