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中国，好的故事——长篇小说《好风好雨》简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评论文,长篇小说论文,中国论文,故事论文,好风好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亲履其地参观考察，也可以借助各种现代新闻传媒。但仅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如果不愿浮光掠影地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想探究一下这个国家的活力之源，这个民族的灵魂之秘，那么，有选择地读一些反映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人民生活的好的文学作品，那是很有必要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向读者推荐侯钰鑫的长篇小说《好风好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这部小说用雄浑粗犷的笔触，有点急切地画出了当代中国活的姿影，显示了我们国人的灵魂的若干样态，严峻而又通脱地提出了我们社会发展和精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发人深思也给人以兴味。
小说把反差极大的两幅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图景编织在一起，营造出独特的长篇艺术结构。一幅图景是中原古城南湾乡的山野谷地里发生的生活变动图。处于这幅图景的中心位置的是取代原乡书记阮大业刚刚上任的南湾乡党委书记孙浩。他排除阻力，发展经济，惩治腐恶，整顿基层党组织，起用新人的种种举措，成了古老而封闭的中国腹地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活力之源。这幅图景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的，也是灌注着作者的时代激情的。另一幅图景则是中国东南沿海经济特区的车流楼群里展现的现代经济生活景观。处于这幅图景的中心位置的是被“山大王”阮大业放逐出来的南湾乡儿女唐发根、何腊月等人物。他们饱受磨难，飘流西北，闯荡东南，甚至被抛掷到异国他乡。几度生离死别，拼搏商场之后，终于成熟为观念新颖、行为不羁、生存和发展能力高强的特区弄潮儿。在他们的命运和心灵中发生的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的巨变，是很少政治色彩而充满着金钱魔力和机遇奇缘的。在这幅图景中，闪动交错着作者从旋动的生活漩涡中汲取来的种种或警策或芜杂的现代观念。
这两幅生活图景的交织扭结，把当代中国活的姿影略带夸张地、真实地绘状出来了。
如果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加以评价，与南湾乡山野谷地的生活变动图紧密联系着的年轻的乡党委书记孙浩的形象，是小说很可宝爱的一个艺术收获。这个人物写得很有点新意。在他身上，内在的对党的宗旨和理想的执著、忠诚与外在的对现实政治环境的熟稔，对官场某些不成文“规则”的适应，是那样生动地、具象地统一在一起。他的前任阮大业在南湾乡已经营了三十多年。他接任之后，面对的是弄虚作假的政绩，残民以逞的蛀虫，还有保护这一切的关系网和推举他上任的县委书记陈志远的种种虑深谋远、捂住窟窿、稳住人心、不为己甚的告诫。但是，孙浩以他那特有的幽默、随俗的工作方式，认真地、毫不含糊地干起改革、发展的事业。在韩永、田柱子、薛玉霞、何正月、狗碰等年轻人的支持襄助下，孙浩凌厉果决的举措，因其顺应历史潮流、人心向背而每役必克，所向披靡，真是山野谷地绘新图，好风好雨来助势。立足太行，睥睨东南，深根长蔓，前途无量；而孙浩，也在这壮丽的事业中成了党的菁华、人民的肝胆、时代的前驱！但他又是会吹唢呐的“亮娃子”，嬉笑随和的“半吊子”，表面上总是一脸困惑、单纯天真的“鬼精灵”，离家久了也会情急的好丈夫。这个人物可以说是写透了，写活了。稍嫌不足之处，是他到海岛和唐发根谈判那一幕，显得太窝囊了一点。
东南沿海经济特区生活图景所环绕的主要人物，是唐发根、何腊月这一对恩怨交织的恋人和从山野谷地来到特区为南湾乡经济腾飞打先锋的田柱子。这三个人物汇集到海岛之前，各自都走过了一段被阮大业、石成虎等恶势力迫害的悲惨道路。唐发根、何腊月以外出漂流作为抗争手段，而田柱子作为乡村创业能人，虽未离乡，而且得到孙浩知遇，但也几经浮沉，差点惨死在石成虎的摩托车的拖拽之下。只有在他们被时代的巨手推送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之后，他们潜在的创造智慧才从被禁锢、被压抑的状态喷薄而出。唐发根以仿制一双吼狮名牌鞋起步，其经营管理现代企业集团和现代金融机构的才能得到了令人目眩的展示。从依傍陈徐丽丝重振“吼狮”、新创“腾云”到接受陈远达的临终重托实施中泰2000协作计划；从独闯海岛盖起腾云大厦实践诺言与陈徐丽丝结婚，到何腊月突然出现促使他离开腾云重新创业摇身一变为特区首富，唐发根这些富于戏剧性的命运变化被作家诠释为山野谷地人把握住时代契机使生命能量得到释放、人的尊严得到重铸的一种体现。同样，何腊月由白毛女式的抗婚烈女到大洋彼岸的非法打工妹，从海景楼别墅的女主人、歌舞厅坐台的领班到帮助田柱子创业的幕后高手，最后又变成与女画家于曼玉合作开发原始艺术的时装大师；这一系列蜕变和飞跃，在作家笔下，当然也成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为人的发展提供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的一个艺术的例证。但是，这两个给人印象最深，作家倾注情愫最多的人物，其命运和性格变化，似乎是只见结果未见端绪与桥梁的。倒是田柱子由一个乡野致富能人到海岛创业新秀，其生活道路、事业轨迹和胆识才能发展过程，得到了较为细致和令人信服的描绘。这个形象的现实主义“黄金成色”显然要高于唐发根与何腊月。而唐、何这两个特区奇人的形象里，似乎是浪漫主义的特征更鲜明些——这种浪漫主义当然也是与特区的经济腾飞奇迹、经济活动的某种非法无序状态等等现状相联系的，因此读者也不至于感到太突兀、太离奇。惟一启人疑窦，使我不能无条件地礼赞这两位纵横捭阖的商战高手的，是他们涉足的用金钱买死囚，搞走私牟暴利，办舞会操纵媒体等等无法无天的行为和挥洒钱财、借妓说法，以示观念开放的“豪举”。这些使人看了觉得不安的细节，如果是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这样一个人物塑造的古老的辩证法则出发设置的，那倒也情有可原。但从这些细节的描绘中所透露的作家的主观态度看，又分明是对人物的观念解放和运筹能力的肯定，这就难怪雷达同志在这部作品的讨论会上说作者的观念似乎有某种混乱了。
但不管怎么说，在小说展开的两个既有反差又有联系的生活画面里，作者都为我们讲述了泼辣而新鲜的“好的故事”。这是值得我们凝视的，虽然想把它“定格”细察还有些困难，但这困难，恐怕也是生活对艺术的制约使然吧。现实中的人和事，正“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鲁迅：《好的故事》）艺术要追摄它予以准确精细的绘状，大概也“有所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