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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更迭与思想得咎
今天的思想文化界，除了可以沉浸于其中的具体学术问题讨论以外，还有一个令人颇费思量的现象：90 年代的学术研究， 大致建基于对80年代取向的否定上面。
80年代的被否定，与80年代的学风有密切关系。正是由于80年代的学风，导致90年代的学人，对之进行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种。前者明显是一些呼吁建立90年代新学风的学者提出的，《学人》群体可作为代表。90年代甫入，《学人》诸君以学术史笔谈导其先，力图扭转80年代的思想史主导局面。他们激烈地批评80年代依托于西学的思想论说，指其“浮躁”、“空虚”。并上溯至“五四”，将之与80年代等量齐观。认为二者“超新骛奇，泛言空谈，介绍多而研究少，构想大而实绩小”。他们又要求合理反拨“五四”与80年代的“杂乱”，以求“建立学术权威，显示学术规范，使得整个学界有所敬畏，有所依循，不至于肆无忌惮”。并追随30年代、40年代学风，祈望一个学术的黄金时代。显性批评者的指向是明确的：90年代需以学术取代80年代的专骛奇想。这种吁请，无异是对80年代学风与学术成就的釜底抽薪。
隐性批评者，说白了是想为80年代学风作辩护的学人。只是基于论说的周全，即不流于思想和学术的两极跳，故摆出一种期于思想与学术握手言和的姿态，来为思想争地盘，来为80年代做申诉。一方面，先退一步讲80年代“思想重于学术，尽管有成就，但毕竟是片面成就，并不健康”；另一方面，又进一步说90年代的学术化取向，“如果没有思想支撑，单方面的学术成就，毕竟是跛脚成就，同样是不健康的”。思想与学术，各挨五十大板，又各赏一句赞辞，此间80年代学风的被肯定，似可成立。隐性批评者被说成是隐晦辩护者亦未尝不可。但其中包含的对80年代的遗憾与不满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不能不给人留下强烈印象：80年代、90年代的更迭，思想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它必须重新加以确证，才能合理存在。
思想的得咎，有双重原因。从外部讲，9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使人们亟于在动荡的现实中把握点什么，那种追求以变求变、务求创新的思想格局，势必被打上休止符。这使保守的文化论说有出台的先决条件；从内部看，80年代的思想压倒学术的局面，抑制了思想与学问的良性互动，强化了学术话语选择方式的非学术即思想的二元对立。一旦思想的承诺没有及时地兑现，或思想进程既由社会政治干预，又由思想者的不以为意断送，或者思想者制定不出足以规范自己的条规，以致思想流于单纯的幻想，其前景肯定不被看好。主要取向为学术的“国学热”的兴起，足证此点。在此，我们有必要做深层的提问：思想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在当代中国，思想的优先性已遭到否定，而且，远推至世纪初以来的思想史，是否思想主导学术的大格局，本身就是错置的结果？甚至把问题表层化，思想是否成为学术所差遣的先锋，其后还只有学术才足以清扫战场，确定胜局？思想得咎的双重原因，似乎表明答案是肯定的。
此种设定的视角应当说是有盲点的。其一，从时序上看，思想的演进有其固有的逻辑性，断不能以十年五年为时限，去判定它的运数，并贸然做出以学术代思想的结论；其二，从思想与学术关系上讲，整体看是二者互动；分开则有一个谁更依凭谁的问题。倡导学术主导的学者，心中所想是思想流向学术。但是，学术的价值取向、范式抉择、知识建构、形式铺排，乃至学术疏理的想象力，并不由学术活动的文本注释、线索勾勒、问题澄清所提供，它得由思想为其铺垫。学术背后缺少了思想的强有力支撑，它就既不可能对学术疏理对象有可靠的描述，更不可能对对象本身作实质的透观。所以，学术始终是思想的追随者：问题由思想导其先，学术的内容始终紧凑于思想的义涵；线索由思想缕其路，学术的历史终究是思想运作的记录。因此，宣布以学术主导思想，是倒置和错配；其三，落实到“五四”与80年代的思想主导，和30年代、40年代与90年代的学术繁荣，是不是只看提供了多少作品、消化了多少问题，就可以加予褒贬。是不是起码还应当看看，追随思想进程的学术活动有没有解决思想凸显的问题，有没有能够以健全的学术清理、奠立合理的思维规则，有效地引导社会的健康运行。衡量40年代的学术成果和90年代的学术效力，将之与“五四”和80年代的思想要求相比较，距离是不言而喻的。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凭什么能断言后胜于前？
看来显性批评者的指责与隐性辩护者的退让，还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思想的承诺：我们如何研究问题
重新检讨有必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思想的方法论层面，据以说明学术研究的起点与归宿，它存在的思想条件和思想自存的合理性；二是思想的历史根据，思想的进行与历史的主题是紧紧扣合在一起的。历史的思想与思想的历史有着一致性。前者，以回答我们如何研究问题的方式，确证思想的普遍承诺，祛除思想务虚的紧箍咒，清消学术务实的古信条；后者，以回答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为思想申辩的理由的方式，确证思想的不间断性延续，为中国近现代走出困局，提供着观念动力，而历史又肯认了思想主导的社会必要性。
不论是思想运思，还是学术研究，问题是它们所共同面临的思考或分析对象。如何对交迭存在、层出不穷的问题，进行界分，加以辨认，并拣选出各种问题来作为思想与学术的思考对象，也是二者必须在行事之先就要确定的。先撇开其重大差异不谈，思想与学术二者有着重要的一致性：它们都得寻求一条找出问题、进入问题，并加以解析、并力图给出分析的或综合的答案。两者绝不能只以材料的有限（无限不可能）堆砌（学术）或漫无边际的游想（思想）为目的。这中间，思想以直透问题内蕴为要务，以强调对问题的整体性把握为方式，以凸显问题解决的总体方案为目的。而学术，则以集聚分析问题的多样性为要务，以重视对问题的局部性分解为把握方式，以表明学术工作者的单义性（不是思想要求的多义性、总体性）结论及其可靠性为目的。因此可以说，思想与学术在运行过程中，都共同为合理思虑做出承诺。这一点可从思想史与学术史获得证明。五四思潮的激荡与30年代、40年代的学术研究，“五四”以突破传统的新理念，使现代性在与传统性的冲突中得到广泛确信。30年代、40年代学人的学术活动则以扎实的跨文化研究，将思想导入书斋，使传统性与现代性亲和，但目的仍是要以更合理的方式确证现代性。现代性，正是所谓“五四”激进主义与后来的所谓保守主义一个最大的通约数。而现代性（理念层面的意涵有自由、平等、博爱，制度层面为民主、法治以及对科学的尊崇等等）只有在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才可以认同。这种以现代性确认的思想先导书面在80年代、90年代再得核实。80年代，国人在解除部分政治紧箍咒的情况下，两次普遍认同现代性。社会的现代进程也给予思想文化界的现代性致思以最大的激励。各种思想观念被引荐，各种社会思潮相摩荡，各种文化体系被操练。宽松的氛围与自由的思想，现代的追求与执着的表达，相辅相成。90年代，人们接过现代性的旗帜，继续开掘思想资源，收获80年代播下的思想种子之果实——现代性何以必要和可能。此间绝不包含对80年代的大逆转。
可见，90年代学人的逆80年代学风的方式，召唤以学术代思想的新精灵，是令人疑惑的。但也需要指出，他们的睿智是有所见的：80年代与90年代思想文化研究，对思想作下的承诺，是有方式上的具体差异的。从总体上看，当人们在观念上领悟某一精神或历史场景后，尾随而来的是给予确切的论证。但后者并不构成对前者的否定，而是前者的当然要求。如果80年代的学术能沿自由的逻辑顺利延伸，思想的体系化与精致化，自然能将学术的优势容纳进去。可惜，由于外在的压力，人为中止了这一进程。倘若以外部原因评价思想的内在优劣，则有失公允。具体些说，学术研究与思想透入所做出的思想承诺，当然有重大差异的。可以这样区分：活的思想，即当下正展开的思想者的运思对思想自身，是整体的、创新的、演绎的、断定的。而学术研究（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狭义”学术，不是思想文化研究代称）对思想的承诺，则是局部的、保守的。前者的整体性也可谓宏观性，它集中处理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创新性即致力寻求解决问题方式的新颖性。演绎性即显现的是思想追求以原则勾连的体系化。断定性即表明思想蕴涵着某种排斥性，一当确认了某一理路，它的兼容性与可利用性质就降低了。后者的局部性也可叫微观性，学术研究以处理小问题取胜。故它不追求价值的突入新境，而取保守已有价值的立场，甚至不直接对价值问题表态。并且，它在流派划分渊源疏理的过程中，集聚支持某一结论的证据。因此，思想的中断性质强，学术的连续性质强。但总的来说，二者去透入或分析问题时，并不以是否拒斥思想来划界。思想既支配着思想者的运思，可以务虚；又影响着学人的学术清理，能够“务实”。思想内蕴着统率学术研究的能力。
思想的逻辑：在历史的视野中
学术研究中对思想做出的普遍承诺，并不单纯是思想的自身力量所致。历史给思想的承诺以更直接的要求与支持。历史对思想的这种作用，在两个维度上发挥着。一是思想史构成思想的运思背景，提供思想训练的信念、方式与技巧，从而使思想以内在相沿性延伸下去；二是历史的长时段所要求处理的大问题，提供给思想运作以存在理由，决定思想运思的方向、视域，并保证思想先导的合理性。前者可谓思想与思想史的互动，后者可称为思想与社会历史的互动。两者是思想的逻辑得以推展的内外在合成条件。但前者主要滞着于思想的内在自明性上，后者才足以从思想的内在资源把握与外部支撑条件两方面，给思想以较为充分的支援。因为，后者使学者无法回避，只能正面应对大问题中寓含的思想难题，不能躲进微细的小问题中，去享受条分缕析的细致工夫的乐趣。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思想以纳学术于其中的气派展开自己的历史幅度。近现代思想史以三大流派的此消彼长为基本构成。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流，使思想史蔚为壮观。以历史眼光衡量，激进主义以中断传统对接现代，因而对现代性的审视，即对现代理念的接纳与传播，只能选择思想的视角，而不可能有学术的完整清理。加之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对激进主义的推进，更造成它主要依赖思想的激情，去表达其价值信念。而不去精心地推敲其中的逻辑关联性、学理可靠性、思维缜密性。但激进主义对现代性最激烈的认取，构成中国人认同现代性最强劲的精神动力。自由主义一翼，则更以西学的直接输入为前提条件，尤其强调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信念层面和制度安排，并完全与学术清理相疏离。它直率地以认同自由思想，表达对现世社会自由的强烈祈求。尽管思想的这一支流未能汇聚成江河湖海般的壮阔，但其思想的魅力，具有悠长的吸引力。保守主义是近现代中国思潮最绵密的一系。它也最重视学术的功能。传统的汉宋学术在这里得到了最温暖的关注。但从全局上看，保守主义的宗旨不外八个字，“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前者为文化心态，后者为理想追求。故尔，保守主义者的学术活动仍以重建民族魂、回应现代性（现代思想、现代制度与现代生活方式）的挑战为轴心。这正是保守主义阵营中以思想创造为优的学者赢得最高与最广泛赞誉的原因。可见，近现代中国三大思潮，三占其二以思想为务，即使保守主义为学，也以思想为归趋。这不啻给80年代以思想主导学术的学风在思想史源流上提供了最大的支持理由。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进来看，历史要求以阐释大问题为主的思想为自由的进步鸣锣开道。在这种历史情景中，学术本身的孱弱不言自明。中国后发外生的现代进程，所要处理的问题实在太大、太复杂。仅就其主要点而言，信念要重建，制度要重造，生活方式要改进。问题是这一系列工作的展开，又没有一种从容不迫有序进行的可能。启蒙的难题已够学人折腾，而救亡的重任又亟需学人去分担。于是，前者要求学人既面对西方提供的现代样本进行分拣择取，以合中国之需；又面对传统以处理过去的文化积累，以供新生事物切换。这种历史定势，至今未改。这使人们有时不得不悬置传统，以便于把主要心思放到更紧急的问题处理上去。只有紧急的大问题人为地被制止谈论，才被迫将注意力转移到细琐的问题分析上。这是从“五四”到80年代，思想往往成为学界主流的缘由。
后者，即救亡任务的分担，使学人们务必思量清楚两个问题，一是思想能担负什么，二是它不能承载什么。前一点提供救亡出路的构想，后一点力避以思想化约救亡的的思路。在这种两难的困境中，学人非以高妙的思想，不足以提供可以参照并能付诸实践的方案。况且历史本身又是如此吊诡：政治救亡提出的大问题未获解决，经济“救生”又凸显出更令人费解的新问题。同时，弱势的心态尚未清除，强势的心理又随当代社会跃升而出现。古今中西、政经文教各种因素一齐涌入学人大脑，不先做个框架安排，如何能用学术抵御席卷而来的历史浪潮？社会历史提出的重大思想任务，使哪怕是最稳重最专心于学术的学人，也不得不投入思想的汪洋大海，洗涤大脑，重塑观念，再寻新思路。“五四”为民族存亡而起的运动，与80年代为“球籍”而起的改革，都使学术变成思想的小注脚。
化解思想的危机
以思想主导学术的合理性可以初步确定。但是，毕竟始自“五四”弘大于80年代的思想，在40年代遭遇了挑战，更在90年代正面碰上学术的回流。在今天，思想的内外在危机已无可避讳。
从外在方面讲，思想的危机得到三重印证。一是中国社会相沿悠久的思想传统与政治架式，对思想是有排拒性的。思想传统上有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今天对意识形态的消解，仍不足以给思想以自由的空间。在政治架式上，中国政治历来强调一统，钦定的正统思想一旦确立，则与之相非相反的思想，就成为被排斥的异端邪说、旁门左道。思想尚没有与社会健康互动的足够政治保障，人们还只能在政治许可的边缘上进行思想冒险。这严重地影响思想的社会认取；二是学术文化的运作机制仍然是畸形的。这不仅是指学术文化的社会物质——精神支持尚十分匮乏，也不单指社会期求学术文化可以空转（即不给支持却要成果，要学术界提供整合社会观念与行为的思想体系），更主要是指学术文化仍然在此一热向彼一热跳越的怪圈里打旋。80年代思想热，90年代学术热；80年代西学热，90年代国学热。学人们跳不出追逐热点的可怕窠臼。思想也在这种颠沛中，丧失着魅力与威信；三是构成文化学术研究的两大社会圈，仍处在缺损状态。一个圈子是相关思想及其传播的，即作者、编者、读者构造的思想创造与思想认同关联环。整个说来，圈中三者不愿处在一种负反馈状态。即富于创造的思想性强的文字，常被编者“枪毙”；而编者希求的合乎政治——学术双重合格要求的文字，作者不喜为，读者亦不愿读；社会读者极想深入了解的，作者、编者又经营不出名堂来。另一个圈子是与思想方式及其作用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即民间、官方与学术圈的思想担当与良性互动关联环。总体上看，圈中三者仍然脱节，甚至相互蔑视。官方学术以部分学人代言，以正统自居；民间要求以部分学人代表，以求变求新标榜；学术界一部分人则以“为学术而学术”自励，干脆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样，学术力量分散得不足以协作攻克大的思想难题。
从内在方面看，思想的危机亦有三种表现。一是思想的重大主题日益被人为遮蔽，以至思想无思之对象。一方面，世俗化极端化为物化，创造的思想被巨大的工业机构吞噬。另一方面，这种人为的遮蔽思想主题：主流导向一再力证已失去感召力的信念，而学人则以人为洋泾浜或人为本土化折腾思想，弄得思想疲乏已极，令人厌倦。关涉现代性的大问题，日益淹没于迟滞僵化的正统罅隙和细微琐碎的学术考究之中；二是学人对思想的排拒与怀疑与日俱增。80年代思想的寄载主体，在90年代成为学有所成的专家教授，被组织化成有既得学术利益的团体，他们对思想的前景不看好，他们对学术的大力提倡，影响甚巨。而为思想辩护的学人，首先又从80年代的激进立场大步退却，仅对思想做让步性的呵护，实不足以抗御以学代思的新潮流；三是有力度的思想作品十分匮缺。而即使出版了这类作品，也未能在学术风刮得正盛的当下，得到应有的关注与给予适切的评论。加上学术取向的学人人齐心齐，又花大力气建立规范，给人一种学术正规的印象。而萧疏的思想，也本无太多规范可以论列，更给人以不伦不类不着边际之感。这无疑加剧了思想的冷场。
思想的危机使思想边缘化，并给学术的出场腾出了足够的空间。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危机并不对思想本身构成颠覆。勿宁说思想的存在方式遭遇了困境。化解了这种危机，思想将能以更强的可靠感、更大的适应性、更优的感染力，重返学术文化的中心舞台。
自然，单靠学者是不足以化解思想危机的。尤其是外在方面的因素，不可能由学者之力加以清除。它期望于社会全面改革引致的良性局面，给思想以更优良的生存土壤与运作条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对思想危机无可奈何，一无所为。相反，学者对思想的信念强弱，思想操练的勤惰，担当思想责任的主动被动，撰写富有思想力度著作的势头执著与否，对化解思想危机，有重大的疏缓作用。可以预期，当学界中人坚信思想的价值，深耕细作80年代开掘的曾经坚硬的思想土壤，勤于思索，主动担当，并尽最大努力撰著思想性强的作品，思想的优先性和主导性，可得重新树立。并且，以兼综古今中西的博大思想的建构，一洗经营学术小本生意的旧貌，一换领世界思想潮流的新颜。
如此，80年代学风不辩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