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对音和古代北方汉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211;H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5)01-0066-07
一 国内外胡汉对音研究及资料概述
番汉对音资料是用汉语为汉族以外的，主要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语言记音的资料（注：聂鸿音先生把针对汉语和外民族语言音译材料对勘的研究方法称为“番汉对音”[2]。），迄今为止，学界仰赖这些资料研究古代汉语、藏语、朝鲜语、蒙古语、回鹘语、回回语、女真语等都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初的番汉对音研究，对象主要是梵汉对音，即根据梵文，考证梵汉对音资料中的汉字音，从而研究汉字的语音情况。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是利用番汉对音资料研究汉语语音的开始，此后有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是国内第一个应用番汉对音资料研究中国古音的，这篇文章及其思路和方法使得汉语音韵学从观点、材料、方法到目的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被认为把音韵学导入了一个新时代，是传统音韵学向现代音韵学转变的标志[1]。由此，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进一步利用梵汉对音资料研究中国古音；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利用汉藏对音资料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用梵汉和藏汉对音资料研究汉语古音；李范文、龚煌城等利用汉语与西夏语对音资料研究宋代西北方音；服部四郎等利用蒙古语与汉语对音资料研究近古官话；龙果夫《八思巴字与古汉语》和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和〈蒙古字韵〉的音韵研究》利用八思巴文与汉语对音资料研究元代汉语等。此后，这种方法又延伸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中。如利用汉藏对音资料研究藏语的西田龙雄《西番馆译语的研究》；利用汉语与西夏语对音资料研究西夏语的索弗洛诺夫和克恰诺夫的《西夏语语音学研究》，龚煌城《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西田龙雄《西夏语的研究》、聂鸿音《西夏语音商榷》等；还有利用《朝鲜译语》研究古代朝鲜语的小仓进平《〈朝鲜馆译语〉语释》等。
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汉文史籍称之为“胡”（注：汉文史籍中的“胡”泛指我国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或境外民族。首先乌桓、鲜卑先世被称为“东胡”，西域各族为“西胡”；匈奴亦被称为“胡”（陈永龄主编《民族词典》）；而《周书 突厥传》认为突厥是“匈奴之别种”，因此突厥也是“胡”；回鹘更是被称为“胡”，《北史 西域传》：“（高昌）有《诗》、《论语》、《孝经》，置官弟子以相传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新唐书 契丹传》：“契丹，本东胡种”。这些被称为“胡”的国内少数民族多数操阿尔泰语系语言，本文把汉语与阿尔泰语系语言对音资料称为胡汉对音资料即基于此。此外日本研究“华夷译语”的学者有时也把非汉语的所有外族语统称为“胡语”，把用汉语为外族语对音称为“胡汉对音”。），我们也不妨把用汉语为北方少数民族语记音的资料统称为胡汉对音资料。胡汉对音资料以记录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语料为主，这部分资料可分为两类：一是明四夷馆、清四译馆编定的“华夷译语”系列和官方及民间编纂的用汉语为胡语对音的词汇集。据冯蒸调查，“华夷译语”系列资料国内观存较多，可分为甲、乙、丙三种[3]，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甲种本，即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火源洁等撰作的汉语与蒙古语对音本《华夷译语》。乙种本包括明永乐五年(1407)开设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后所译的译语，如记录蒙古语的《鞑靼译语》、记录回鹘语的《高昌译语》、记录女真语的《女真译语》即属此种。丙种本是明会同馆编纂的，记录女真语的《女真译语》属此种。“华夷译语”之外官方和民间编纂的胡汉对音资料涉及蒙古语的较多，如《至元译语》、《元朝秘史》汉语音写本、《卢龙塞略》等；二是历代汉文史籍中用汉字记音的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语人名、地名、官名等资料。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魏书·官氏志》中用汉字记音的鲜卑姓氏、人名（注：关于北朝鲜卑姓氏的考证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王仲荦《鲜卑姓氏考》，载《文史》第三十、三十一辑。），《辽史》、《金史》、《元史》中记录的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人名、官名、地名等。
由于上述第一种资料有明确的汉字标音和释义，乙种本还有民族文字，因此人们考证少数民族语较多地利用第一种资料。第二种资料中研究较为充分的是《魏书》中汉字记音的鲜卑族名、姓氏人名、地名和少量普通鲜卑语词，人们或利用蒙古语、突厥语和通古斯语建立与汉文史书所记鲜卑语之间的联系，或利用鲜卑人所改汉姓与鲜卑姓之间的语义关联考证鲜卑语，如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卜弼德《拓跋魏的语言》、缪钺《北朝之鲜卑语》和聂鸿音《鲜卑语言解读述论》等。利用胡汉对音资料研究胡语首推古代蒙古语的研究，人们利用元代《至元译语》和明代《元朝秘史》汉语音写本、火源洁和马沙亦黑编辑的《华夷译语》等汉字与蒙古语对音资料，对古代蒙古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元朝秘史》汉语音写本研究得最为充分。到目前为止前人对利用对音汉字考证乃至构拟蒙古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海涅士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版了拉丁音写本《元朝秘史》，1942年白鸟库吉又出版了校注本，其中的拉丁音写更得蒙古语要领；号称开创了一种新的译写模式的伯希和音写本亦于1949年发表；而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刊载的田清波和柯立甫论文的转写法被认为是最令人满意的转写法。（注：参看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第71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此外斯垂特《蒙古秘史的语言》，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都是有关利用表音汉字研究古代蒙古语的力作。其次是明代女真语研究，人们利用永乐《女真译语》和会同馆《女真译语》对明代女真语语音、词汇做出了系统归纳，代表作有葛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清濑义三郎则府《女真音的构拟》，李基文《中古女真语的音韵学研究》，道尔吉、和希格《〈女真译语〉研究》，康丹《明会同馆〈女真译语〉研究》等；利用对音资料研究回鹘语的文章相对较少，其原因之一是麻赫穆德 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对11世纪回鹘文献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方言以及所使用的文字均有较多的记录和描述，为研究回鹘文献语言的重要依据。通过《高昌馆译语》或《畏兀儿馆译语》研究古代回鹘语的文章有庄垣内正弘《〈畏兀儿馆译语〉的研究——明代畏兀儿口语的再构》，胡振华、黄润华据东洋文库本《高昌馆杂字》整理并标音的《高昌馆杂字》和陈宗振《关于〈高昌馆杂字〉标音问题的探讨》等。利用对音资料研究契丹语主要有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韩伯诗《契丹文字破译初探》、福赫伯《契丹语考》、贾敬颜《契丹文》等。
勿庸讳言，尽管番汉对音资料对汉语和番语研究的价值有目共睹，但一直以来，人们对番汉对音研究所得结论却将信将疑，因此对这部分资料的研究也未能形成系统的规模以及相应的方法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研究这些资料首先要懂番语文，二是写汉字说汉语的人对汉字音义的表述总有一种一对一的概念，而这些写音资料所用汉字总是反复不定的，有人因此怀疑就番汉对音资料研究汉语语音的准确度。正如章炳麟在1924年《与汪旭初论阿字长短音书》一文中所批评的：“内典译音，自隋以上，皆略取相似，不求谐切。玄奘、窥基、义净之书，译音渐密，然亦尚有疏者，如宋明人书译金元音不能正确，盖不足为典要矣。”事实上，由于番语和汉语声韵系统不同，这部分资料确实存在着无法做到每一个音素都能精确表述的不足，但这并不妨碍就对音汉字做系统的分析。
利用胡汉对音文献研究胡语语音体系，最关键也是最复杂的环节是根据对音规律确立转写规则。我们不仅要利用胡语的现代语音以及借助有关这种语言情况的研究成果，拟定胡语语音，还要利用汉语的相关韵书给出汉字的准确读音。这就要求我们在利用这些对音汉字考证少数民族语音时分外仔细，而分析对音汉字的语音基础以及选择一本与其语音系统相当的韵书至关重要。
二 辽金元时期胡汉对音汉字的语音基础——“汉儿言语”
众所周知，生活在幽燕大地上的汉族，唐五代以来一直处在与北方少数民族交往的最前沿，早在辽神册元年(916)，契丹“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注：《辽史》卷1《太祖纪》。）后来“晋高祖代唐，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十七州）地为赂，大同来属，因建西京。”（注：《辽史》卷41《地理志五》“西京道”。）而自从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后晋皇帝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包括现在北京在内的今河北和山西北部的幽燕之地，宋元时期更是长期处于契丹、女真、蒙古的统治之下。在这种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少数民族汉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汉族的胡化。事实上，早在北朝时，北方中国的汉人或汉化了的北方民族就被称作“汉儿”，与此相对，江南的汉人被称作“吴儿”[4]p181-121。《北史》卷28：“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资治通鉴》卷181亦引此条，胡三省注曰：“高氏生长于鲜卑，自命为鲜卑，未尝以为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为汉儿，率侮诟之。”《北齐书》卷24《杜弼传》：“高祖曰：……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4]，辽金与宋代对峙时期，无论是契丹、女真，还是汉族人自己对幽燕一带的汉族更是另眼相看，这一群体普遍被冠以“汉儿”或“汉人”，与宋朝治下的汉族人相对。其中“汉儿”多与“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体相对，“汉人”则与“南人”，即南宋的汉人相对。
大约在辽中叶以后，“汉人”或“汉儿”开始用来指称幽燕一带契丹统治下的汉人，这一时间当在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之后。据《契丹国志》卷11记载，宋人马扩奉命到辽境，“过白沟，有汉儿刘宗吉者，私出见扩，许开涿州门以献。”另据北宋路振《乘轺录》（《宋朝事实类苑》卷77），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出使辽朝，途经燕京，听说：“近有边民，旧为虏所掠者，逃归至燕，民为敛资给导以入汉界，因谓曰：‘汝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此为燕京汉人以“汉儿”自称。由于长期处于契丹的统治之下，即使在宋金联手灭辽后，回归的燕山以北汉人，仍被视为“异己”，《三朝北盟会编》卷23“宣和七年十二月八日”：“宣抚司招燕云之民置之内地，如义胜军等皆山后汉儿也。……官给钱米以赡之。……时我军所请皆腐余，亦怨，道路相逢，我军骂辱之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军也，而食陈。吾不如番人耶？吾诛汝矣！’汉儿闻之惧。”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2：“（韩）世忠曰：‘金人固难敌，若苗傅但有少许汉儿，何足畏者？’”
南宋与金朝对峙时期，无论是南宋人还是女真人，其眼中的“汉儿”或“汉人”都是指燕云一带的汉族人。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载，宋绍兴十三年(1143)，陈康伯出使金朝，“有李愈少卿者来迓客，自言汉儿也。云：‘女真、契丹、奚皆同朝，只汉儿不好。北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注：相关的记载还有《宋会要辑稿》兵九之十三绍兴三十一年(1161)高宗诏云：“如女真、渤海、契丹、汉儿应诸国人能归顺本朝，其官爵、赏赐并与中国人一般，更不分别。”）《金史》卷97《贺扬庭传》：“世宗喜其刚果，谓扬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此“汉人”、“燕人”均与“南人”相对，所指金朝前期治下的燕云一带的汉人无疑。当然，随着金朝南侵，“汉人”、“汉儿”所指范围也逐渐扩大，到元代，“汉人”所指范围扩展至汴、洛一带金朝后期治下的汉人。正如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28所言：“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人、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注：关于“汉人”、“汉儿”的详细论述，参见陈述《汉儿汉子说》[5]，刘蒲江《说“汉人”》[6]p109。）
与辽金元称燕云及其周围的北方汉族人为“汉儿”、“汉人”相应，这一带人所说的语言被称为“汉儿言语”。朝鲜高丽时期以来流行的汉语会话读本《老乞大》等即把当时汉语称为“汉儿言语”。《老乞大》对话如：“你是高丽人，却怎么汉儿言语说的好？我汉儿人上学文书，因此上些少汉儿言语省的。你谁根底学文书来？我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来。”（注：参见崔世珍的谚文译本《老乞大谚解》(1670)，奎章阁丛书第九，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昭和十九年(1930)。1998年韩国学者发现了古本《老乞大》，李泰洙在与明改本对照后认为此本保留了元代《老乞大》的旧观。（《老乞大四种版本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关于“汉儿言语”，太田辰夫于《关于汉儿言语——试论白话发展史》一文早有论述，认为：“宋代可作为口语资料的有诗、词、话本、禅家及儒家的语录、诸宫调等，但最接近口语的，仍是这种‘汉儿’及其统治者的话语。这种情况说明，口语跟北朝时一样是由朴素主义的北方民族及其统治下的汉人正式使用的。这种口语即‘汉儿言语’，它在汉儿中间使用。”“（元代）真正以‘汉儿言语’为写作基础的并不是这样的文学作品，而应看作是《白话圣旨》、《元典章》、《通制条格》、《永乐大典》中引用的包括着元代口语的文献，以贯云石(1286-1324)《孝经直解》为中心的各种直解类著述等。”太田辰夫把“汉儿言语”的历史追溯到北朝，而辽金元“汉儿言语”又是与之一脉相承的。由于现存的“汉儿言语”资料多为元AI写作就的，学界研究的也相对较多，如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余志鸿《元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江蓝生《后置词“行”考辩》、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李崇兴《元代直译体公文的口语基础》等。有些文章因此认为形成这种汉语的时间是元代，如李崇兴在《元代直译体公文的口语基础》中说到：“以古本《老乞大》为代表的元代特殊汉语，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汉语变体。鉴于反映这种汉语的文献到元代才出现的事实，我们认为形成这种特殊汉语的时间是元代。”[7]当然，由于辽金时期留下来的文献资料非常少，如果单纯从现存文献或只就“汉儿言语”的语法进行研究，上述提法是勉强可以的。不过如果从“汉儿言语”的发展史和就其语音、词汇、语法进行全方位研究，上述提法未免失之过窄。特别要指出的是，辽金元史籍中汉语与契丹、女真、蒙古语的对音资料是研究“汉儿言语”语音的一笔宝贵财富。
三 胡汉对音与《中原音韵》
依靠胡汉对音资料的汉字音值研究乃至构拟阿尔泰系语言的语音，确定对音汉字的音韵体系当然重要，而在体系确定后找一部适合标音的韵书更为迫切。对于记录契丹、女真语的对音汉字音韵体系的分析，前人并未做过详细论证。西田龙雄在《西番馆译语的研究》第二章“明末汉语音韵体系”中，为了研究“华夷译语”系列的《西番译语》，曾就北方汉语音韵体系从近古官话到近代官话的变迁做过概略考察，并认为记录明代万历年间北京音的《等韵图经》可以看作与现代北京话有直接联系的、显示较早阶段音韵体系的近代官话，利用《等韵图经》所记录的音韵体系标注汉字音值无疑是最合适不过了（注：西田龙雄《西番馆译语の研究》1970年，京都，松香堂。第二章《西藏语言学序说》译文见《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三集第19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语言室，1984年。）。因此，清濑义三郎则府在研究《女真译语》时，也把《等韵图经》作为注音汉字音值构拟的依据（注：见GISABURON.KIYOSE（清濑义三郎则府）A Study of Jurchen Language and Script《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第Ⅱ节第33-38页。）。道尔吉《〈女真语音〉初探》则认为《等韵图经》在年代上太靠后，鉴于永乐《女真译语》与《洪武译语》音韵体系相同，选择《中原音韵》、《蒙古字韵》为构拟依据比较合理。（注：见道尔吉《女真译语研究·女真语音初探》第二章“《女真译语》注音汉字的音值”。）当然，由于《女真译语》成书于明代，同时其女真文字源汉字和对音汉字与金代又是一脉相承的，与此书相关的音韵研究，用稍前的《中原音韵》和靠后的《等韵图经》都有合理性。而针对宋元史籍中契丹、女真语对音汉字进行语音分析，《中原音韵》无疑更为合适，一则二者汉字音时代刚好相当，二则《中原音韵》作为汉语音韵史的重要著作，学者的研究也较为充分，语音分析相当细密。不过，契丹、女真语和汉语毕竟属于不同的语系，译音汉字所表述的语音自然不会像音标标注那样准确，这也是对音材料的普遍缺陷。这样在字音的标注上就不能泥于汉字音，通过《中原音韵》对译音汉字做严格的音韵学分析后，我们还要利用《蒙古字韵》、《元朝秘史》等与契丹、女真语同语系、同时代的外族文字译音资料做语音参照。
那么，宋元时期北方汉语，即契丹语、女真语对音汉字的语音基础是否与《中原音韵》所反映的“中原之音”相契合呢？
关于《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语音基础各家有不同的称呼，有“近代官话”、“元代国语”、“中州音”、“大都音”、“中原之音”等，称呼不同，表明的观点也不同。归纳起来有“大都音”、“河洛音”与“中原之音”说。根据周德清在《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的论述，我们认为所谓的“中原之音”就是指大都周围燕云一带的“汉儿言语”。《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曰：“余尝于天下都会之所，闻人间通济之言。世之泥古非今不达时变者，呼吸之间动引《广韵》为证，宁甘受鴂舌之诮而不悔，亦不思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不尔只依《广韵》呼吸。”“圣朝兴自北方，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鼓舞歌颂治世之音，始自太保刘公、牧庵姚公、踈斋卢公辈自成一家，今之所编得非其意乎？彼之沉约不忍弱者私意也。且一方之语，虽渠之南朝亦不可行况四海乎？生当混一之盛时，耻为亡国搬戏之呼吸，以中原为则，而又取四海同音而编之，实天下之公论也。”周德清这里所谓的“都会之所”的“通济之言”，即所谓的“中原之音”，当指辽金元时期承袭下来的流行于大都周围燕云一带的“汉儿言语”，即后人所谓的北方官话。而且根据周德清的论述，当时“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那么承自辽金两朝的元修《辽史》、《金史》中契丹、女真人名，官名，地名等对音汉字的语音基础理应是“中原之音”（注：朝鲜汉学家申叔舟在《洪武正韵译训》(1455)曰：“燕都为万国会同之地，而其往返道途之远，所尝与周旋讲明者又为不少，以至殊方异域之使，释老卒伍之微，莫不与之相接，以尽正俗异同之变。”明示朝鲜所传“汉儿言语”的时音即所谓“俗音”为“燕都”之音。）。
下面是宋元史籍中记录女真语对音汉字所反映的声韵特点，通过与《中原音韵》的语音规律进行对照，我们可以判定为史籍中记录女真语的汉字标音是否可以参照《中原音韵》。
（一）宋元史籍女真语对音汉字中的疑母字
《中原音韵》疑母字大部分与影云以合流，如“鱼”、“语”、“遇”、“玉”等字：只有小部分自成一韵，如江阳韵的“昂”，萧豪韵的“虐”、“奥”、“约”等。对此杨耐思的解释是：“‘疑’母字小韵不跟‘影云以’小韵对立的，可能保存
声母，跟‘影云以’对立的，应该说，肯定会保存声母。”[8]p20此外，《中原音韵》有些小韵疑母字与娘母字混并，如“啮”、“臬”与“捏”、“碾”等混并，反映当时已经发生
的演化。宋元史籍女真语对音汉字中出现的疑母字有“昂”、“吾”、“兀”、“皑”、“银”、“颜”、“讹”、“牙”、“瓦”等，由于辅音
在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尤其在满语中一般不作为音节开头辅音出现，所以凡是疑母字在词首，根据《女真译语》以及满语或拟为
（二）宋元史籍女真语对音汉字中的遇摄三等字
《女真译语》中的遇摄三等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音汉字，包括“诸”、“书”、“舒”、“如”、“夫”、“朱”、“于”、“楚”、“许”、“府”、“抚”、“武”、“舞”、“御”、“付”、“住”等；另一类是作为女真字造字依据的汉字，即所谓的“字源字”，包括“书”、“夫”、“无”、“于”、“府”、“雨”、“御”、“去”等。后者无疑代表了女真字创制时即金代北方汉语的读音，而前者的对音尽管是明代四夷馆官员所拟，但应该是参照了金代流传的教材，所以也可以说有些字代表了金代北方汉语的读音。通过女真文字源字与对音汉字以及满语相应形式的比较，我们发现遇摄三等字“舒”、“住”、“于”、“雨”、“具”等（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拟音为鱼模韵*-iu)，或者所对应的女真语音节的韵母相当于满语的-i，或者作为女真语韵母-i音节字的字源字。如：《女真译语·鸟兽门》“鹞”，对音汉字为“舒目”，相当于满语silmen；《女真译语·人事门》“问”，对音汉字为“番住埋”，相当于满语fonjimbi；《女真译语·通用门》“相”，对音汉字“亦宣都”，满语为
，对音为“亦”的女真字源自汉字“雨”：《女真译语·天文门》“云”，对音汉字为“秃吉”，满语为tugi，对音为“吉”的女真字源自汉字“具”；《女真译语·花木门》“花”，对音汉字为“一勒哈”，满语为ilha，对音为“一”的女真字源自汉字“于”等。根据《女真译语》对音情况，参照敦煌藏汉对音文献以及西夏对音文献，我们认为金代北方汉语唇音遇摄三等字仍读*-u；喉音与牙音读*-i；“知系、庄系介于*-i、*-u之间（注：详细的论证请参照孙伯君《〈女真译语〉的遇摄三等字》，《民族语文》2001年4期。）。《金史》等宋元史籍女真语所用对音汉字属于遇摄三等的有“甫”、“女”、“住”、“注”、“处”、“余”等，如：“罐”，对音汉字为“活女”，满语为hunnio；“英俊、美丽”，对音汉字为“合住、和卓、和者”，满语为hojo；“班儿”，对音汉字为“益都、余睹”，满语idu，其对音规律与《女真译语》大体相当。因此我们把“甫”等唇音字所对应的女真语韵母拟定为*-u；“住、注、处”等知、庄系字所对应的女真语韵母拟定为*-o或*-u；“余”等《中原音韵》鱼模韵零声母字所对应的女真语韵母拟音为*-i。这些规律正可与杨耐思根据北方戏曲用韵*y不叶*u而叶*i以及鱼模与尤侯不混的情况，认为鱼模*iu类的*u元音可能比较靠前的看法相印证。
（三）宋元史籍女真语对音汉字中的*-m尾字
《中原音韵》有真文、寒山、先天与侵寻、监咸、廉纤两组韵的对立，但有一部分*-m尾字已并入*-n尾，如侵寻韵“品”、“寝”已入真文韵，监咸韵“凡”、“泛”等已入寒山韵，由此学界一般认为元代北方汉语官话中仍然存在*-m韵尾，但*-m与*-n已经开始混并，这种混并基于“首尾异化”作用首先发生在唇音声母字中。明代《女真译语》的对音情况是：有用，*-m尾汉字与相当于满语-m尾音节相对的，如义为“收”的女真语词，对音汉字为“贪孙昧”，满语tomsombi；“冷”，对音汉字为“深温”，会同馆《女真译语》“寒”对音汉字为“失木兀”，满语“冷清”为simeli；也有用单个汉字“木”与相当于满语韵尾-m相对的，如“善”，对音汉字为“嫩木和”，会同馆《女真译语》为“那木活”，满语为nomhon。由此可见，明代：*-m与*-n尾汉字已发生较《中原音韵》进一步的混并。与《女真译语》编辑时代相仿的《西番译语》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形，可以简单地表述为：藏文-m～汉文*-m；藏文-n～汉文*-m；藏文-n～汉文*-n；藏文-m～汉文*-n。有些藏文音节如kham、tham、nam、kam等，在《中原音韵》中完全可以找到相应的*-m尾汉字文口“瞰”、“探”“南”“甘”等，而《西番译语》却使用了*-n尾的“看”、“炭”、“难”、“干”等汉字对音，显然说明当时北方汉语官话里的原*-m尾汉字已读作*-n尾（注：详细论述请参看孙伯君《十五世纪汉语官话的辅音韵尾》，《潜科学》1992年6期。）。这种情况在《元朝秘史》中也有反映，例如静动词过去时后缀*qsan，《元朝秘史》一般译写为“黑散”，但有时也写作“黑三”（注：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第74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由此可知汉语官话辅音韵尾：*-m、*-n的混并在《中原音韵》之后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元朝秘史》、《女真译语》、《西番译语》等正好见证了混并的过程。宋元史籍女真语对音汉字有监咸韵的“堪”、“三”、“唵”、“谙”；廉纤韵的“玷”、“粘”；侵寻韵的“林”等，其中义为“大”的女真语词对音汉字为“谙版”，满语为amba；“痣”对音为“三合”，满语为samha。由此*-m尾汉字所对应的女真语应该拟定为*-m尾音节，而对音为“粘罕、尼堪”，义为“汉人、蛮子”的女真语词，满语为nikan，这例对音显示金代-m尾汉字已开始与-n尾混并。如上所述，宋元时期的-m尾汉字的状态正与《中原音韵》相合。
（四）宋元史籍女真语对音汉字中的入声字
关于13、14世纪北方官话有无入声的问题，各家意见基于对周德清《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解释有不同的看法，比较主流的解释是“为词曲用韵的要求而设的，至于口语里还是有入声的”[8]。宋元史籍中入声字与女真语对音的情况大体是：(1)女真语*-b尾单独用“不”字对音，如“天”，对音为“阿不哈”，满语abka；“耘田者”，对音为“答不也”，满语为dabgiya；(2)女真语*-k尾闭音节用汉语入声字对音，如“老人”，对音为“撒答”，满语sakda；(3)女真语*-k尾闭音节用非入声字对音，如“雷”，对音“阿典”，满语akjan；(4)女真语开音节用汉语入声字对音，如“出群超众”，对音为“达纪”，满语deji。此外，《金史》中有用入声字与女真语*-l尾音节对音的情形，如“明星”，对音为“兀典”，满语为ulden；“猪”对音为“兀颜”，满语ulgiyan（注：《金史》中“明星”对音又为“吾典”，“猪”对音又为“乌延”，这也是史籍中对音比较粗糙的地方。《女真译语》也有用入声字与女真语-l尾音节对音的，如“使臣”，对音为“厄赤”，满语
。）。时代较晚的《西番译语》对音情况可以与之相参证：藏文-b～汉文入声字：藏文-d～汉文入声字：藏文-g～汉文入声字：藏文-bs～汉文“卜思（不思）”；藏文-gs～汉文“克思”。《西番译语》有时还用汉语非入声字对译收塞音尾的藏文音节，但没有出现用汉语入声字来对译藏语开音节的情况。上述情形尽管不足以使我们得出当时汉语里仍有入声的结论，但如果肯定入声已经消失未免失之武断。比较稳妥的结论是近古官话中还有入声，但已不存在*-p、*-t、*-k韵尾的严格区分，入声可能只是保留一种促声音势而已。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可得出结论，即作为辽金元时期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表音汉字语音基础的“汉儿言语”，其语音体系与《中原音韵》是基本相合的。借助史籍中用汉字标音的契丹语、女真语乃至蒙古语人名、地名、官名研究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可以参照《中原音韵》所记录的汉字音进行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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