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贸易顺差和减少贸易摩擦——论我国外贸政策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摩擦论文,贸易顺差论文,外贸论文,政策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及影响也越来越大。1997年我国外贸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巨额出超，有力地保证了国内的开工和就业，支撑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1997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最大困惑也与此有关，即贸易摩擦加剧，贸易环境恶化，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能否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是我国外贸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保持适度贸易顺差是经济安全的需要
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同一场传染病在不断地蔓延。向北，现已波及到韩国，向南则感染到澳大利亚，还有几个国家可能也劫数难逃。作为反面教材，这场危机给人们提供了许多的警示。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提醒各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努力保持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平衡。
纵观这次金融风暴中，本币贬值最多，经济增长滑坡最厉害的国家如泰国、马亚西亚、菲律宾、印尼、韩国、澳大利亚等，其共同特点都是经常项目连续多年赤字。且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越大， 本币贬值幅度越大，经济滑坡越严重。这是经济一般规律决定的必然，其逻辑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国家在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必然是依靠资本净流入维系平衡。一旦受到金融冲击，对币值稳定信任度的下降必然导致资本流入减少，流出增加（包括外资抽逃和内资的保值兑换及外逃）。而一旦资本项目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加上经常项目的逆差，就形成对外汇储备的双重夹击，压迫本币大幅度贬值。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金融崩溃，经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只能严厉紧缩财政、货币，抑制内需，以扭转经常项目的逆差，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其结果，又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大幅度滑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走到这一步，能够逃脱这一自然规律。
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国际竞争力较差。随着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的服务贸易收支从1992年起就已转入持续逆差。而随着外债余额增大，对外付息增多，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资本存量增大，分红相应增多；我国的资本收益科目从1993年起也已转入持续逆差。这两项逆差额1996年已达到144亿美元的规模， 全靠货物贸易顺差抵补才保持了经常项目的平衡有余。
从发展趋势看，由于我国服务领域对外开放还会进一步加快，而我们竞争力的提高尚需一个过程；而与此同时，外商投资的资本存量迅速扩张，分红也会不断增多。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服务贸易和资本收益的逆差都还会进一步增大。我国已进入“成熟债务国”阶段，国际收支经济项目的平衡将越来越倚重于货物贸易的顺差。这是保持国民经济安全和持续、健康发展所必须的，也中唯一的。
二、贸易摩擦的经济因素分析
我国国际收支经济项目的平衡需要保持货物贸易顺差，这必然要以他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为代价，由此引起一些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用较少的代价保持货物贸易顺差，则需要创造尽可能好的贸易环境。其中除政治、外交方面的努力外，经济交往中关键是要尽可能减少贸易摩擦。能否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进出口贸易政策，以及由此决定的贸易国别结构、贸易方式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结构。为了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有必要先对我国目前的贸易结构进行一些剖析。
表1 1997年1—9月我对四大市场的贸易依存度及差额
出口依存度(%) 进口依存度(%) 贸易差额(亿美元)
全国总计
100.0
100.0305.7
四市场合计
72.449.6448.8
香 港 24.0 5.0259.4
美 国 18.011.7117.4
欧 盟 12.912.6 42.2
日 本 17.520.3 25.8
占总差额比重(%)
全国总计
100.0
四市场合计 146.8
香 港 84.9
美 国 38.4
欧 盟 13.8
日 本 8.4
注：出口依存度指向该市场出口占我出口总额的比重。进口依存度指从该市场进口占我进口总额的比重。
分析表1，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我国货物贸易的市场结构已严重失衡。对港、美、欧、 日四大市场的出口依赖性过强，出口依存度高达72.4%，超过对四市场的进口依存度22.8个百分点。
2、市场结构的失衡导致局部进出口的严重失衡。今年1—9月， 我国对港、美、欧、日贸易顺差高达448.8亿美元， 相当于同期我国贸易总顺差305.7亿美元的近1.5倍。而同期对其他市场，则仍有143.1 亿美元的巨额逆差。
3、对美、欧、日的顺差是引发贸易摩擦的主因。 由于我对香港出口的80%又被转口到第三国（地区），而居前三位的转口市场也是美国、欧盟和日本。因此，我对四大市场的贸易顺差实质上只是对美、欧、日的贸易顺差。其中首推美国，顺差额远远超过对欧、日顺差的总和。
中美贸易不平衡有其特殊性的原因，即美国针对向我出口高新技术产品设置的种种障碍，包括出口限制、不提供金融支持等，搬起石头砸起自己的脚，使美国厂商失去了很多贸易机会。如我国的程控交换机技术引进、核电站技术及设备引进、地铁设备及制造技术引进、空中管制及机场导航设备进口，以及最近的三峡水轮发电机组及制造技术的引进等等，美国厂商均有很强的竞争实力，但均因美国政府不同意或不支持，而最后让欧洲厂商得利。今年1—9月，我国从美国、日本、欧盟的进口中，机电产品所占比重分别为49%、57.3%和69%，充分体现了美、日、欧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采取的不同态度，及对其自身利益的损害程度。
美、欧、日是世界上最大的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出口国。近几年，由于我国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国内机电产品的技术水平和供给能力增强，加上取消各项进口减免税改变了内外价格比，机电产品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已从1994年的49.5%下降到今年1—9月的40.8%，减少了8.7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85亿美元的进口，这对美、欧、日的影响自然首当其冲。
然而，加上香港转口的因素，今年1—9月我对美、欧、日的贸易顺差已近400亿美元，即使我们恢复1994年进口机电产品的高比重， 充其量也只能减少对美、欧、日五分之一的贸易顺差。其余五分之四的贸易顺差则需要通过进一步剖析贸易方式结构来寻找答案。
表2 1997年1—9月我对美、欧贸易方式结构与差额 单位：亿美元
对 美 国
出
口
进
口 差
额
总额 232.5 115.1
117.4
加工贸易 165.8 36.1
129.7
其他贸易 66.7 79.0
-12.3
对 欧 盟
出
口
进
口 差
额
总额 166.2 124.042.2
加工贸易 84.3 25.958.4
其他贸易 81.9 98.1
-16.2
从表2可以看出，今年1—9月，我对美、 欧加工贸易的顺差分别为我国对美、欧贸易总顺差的110.5%和138.4%。而其他贸易方式则仍有逆差12.3亿美元和16.2亿美元。由于通过香港转口美、欧、日市场的，主要也是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因此，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加工贸易是形成我对美、欧、日贸易顺差最主要的来源。
问题在于，今年1—9月我国加工贸易总顺差仅200.7亿美元， 而即使不算通过香港转口的大量加工贸易产品，我国仅对美、欧直接加工贸易的顺差就达188.1亿美元。显然， 这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三角贸易“黑洞”，我们被人利用，成了贸易摩擦的“替罪羊”。
表3 1996年我对韩、台贸易方式结构与差额单位：亿美元
对 韩 国
出
口
进
口 差
额
总额 75.1 124.8
-49.7
加工贸易 36.8 84.0
-47.2
其他贸易 38.3 40.8-2.5
对 台 湾
出
口
进
口 差
额
总额 28.0 161.8 -133.8
加工贸易 17.7 115.4
-97.7
其他贸易 10.3 46.4
-36.1
从表3可以看出，我对韩国、 台湾的巨额贸易逆差主要是由加工贸易的逆差所形成。对照表3， 我们可以勾划出这样一条贸易路线：韩国、台湾的原辅材料、零部件——中国内地加工、组装——出口美国、欧盟等。日本、香港对中国内地的贸易也有类似的流程，但与韩、台相比，又有区别。日本既是向我国出口原辅材料、零部件，加工、组装后向美、欧出口的“受益者”，也是韩、台、港在中国内地加工、组装后向日出口的“受害者”。香港则由于本身上游工业基础薄弱，主要是将加工厂搬到内地，从第三国（地区）进口原辅材料、零部件，加工、装配后再转口出去获利。由于最后一道工序地点的改变，MADE IN KOREA （或TAIWAN，或JAPAN，或HONGKONG）也就随之变成了MADE IN CHINA。
表4 美、欧对东亚5国（地区）贸易差额统计单位：亿美元
中 国 日韩台港小计日 本
美国统计
1989年
-70.9-778.8-525.3
1996年 -424.3-560.6-504.3
增减逆差 353.4-217.8 -21.0
欧盟统计
1989年
-25.2-434.5-341.0
1996年 -162.0-207.6-270.4
增减逆差 136.8-226.9 -70.6
美、欧合计
增减逆差 490.2-444.7 -91.6
韩 国
台 湾香 港
美国统计
1989年
-70.6-525.3 -70.6
1996年32.9-504.3 32.9
增减逆差 -103.5 -17.0 -76.3
欧盟统计
1989年
-25.4 -51.2 -16.9
1996年45.6 -52.5 69.7
增减逆差 -71.0
1.3 -86.6
美、欧合计
增减逆差 -174.5 -15.7-162.9
回预80年代，我对美、欧的贸易基本上都是逆差，而日、韩、台、港对美、欧贸易均是巨额顺差，贸易摩擦很厉害。其后，这4 个国家和地区均采取了同样的对策，即将对美、欧出口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向中国内地和东南亚转移。应该说这一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据美国和欧盟统计（表4），1989年美国和欧盟对日、韩、台、港的贸易逆差共1231亿美元，到1996年已缩小到768亿美元，净减少逆差455亿美元；而同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则从96亿美元增加到586亿美元，净增490亿美元。这就是美、欧的国民怨气和贸易摩擦逐步从日、韩、台、港向我转移的主要原因。实际上，8年来，美、欧对东亚5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仅仅增加了45亿美元，相对于美、欧的贸易规模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只是由于逆差的来源发生了变化，我们才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日、韩、台、港的“替罪羊”。
三、反思后的政策选择
以上统计剖析表明，目前我国与美、欧等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虽然含有对方非经济因素作茧自缚的结果，但从量化后的比重看，则主要是由于我们贸易政策考虑欠周全，造成贸易结构失衡所致。因此既要保持适度贸易顺差，又要减少贸易摩擦，必须对现行的一些贸易政策及工作重点进行必要的调整。
最近，我国领导人已对外宣布，从1998年起，将对高新技术及设备进口和产业政策鼓励的内外资项目进口给予适当的减免税优惠。这一政策的实施，一则利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二可优化进口商品结构，增加从美、欧、日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进口，减少贸易顺差，缓和贸易摩擦，改善贸易环境。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即使恢复到取消减免税政策之前1994年机电产品进口所达到的高比重，一年也只能增加120 亿美元左右的进口。美、欧即使能从中争得大头，对改变目前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作用仍然有限。如再加快放宽其他产品进口的关税和非关税限制，一是国内相关产业因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跟不上，将受到严重冲击；二是美、欧从中可能得到的份额将远不如高技术及设备，反而可能导致我国对美、欧、日、港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大的贸易逆差，进而冲击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平衡。权衡各种可能的选择，效果较好，损失较小的，应该是逐步调整加工贸易的政策和市场开拓的重点。
从80年代后期，我实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沿海开放战略以来，由于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引导，我国的加工贸易迅猛发展。其规模从1986年的123亿美元迅速扩展到1996年的1466亿美元，年均递增28%， 成为拉动我国进出口总额超GDP高速增长的主因。 加工贸易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也相应从1986年的16.6%急剧上升到1996年的50.6%。这一战略的实施，为沿海地区工业化发展积累了资本，培养了大量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为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过渡培养了人才，提供了信息，打开了市场；为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进行了思想、观念上的准备；为城市劳动力分流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为加强内地与港澳台的经济联系，配合香港平稳过渡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加工贸易所起到的这些积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然而，“从屁股后头开始搞起”毕竟是一种工业初期的做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产品质量、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已有能力，也有可能将加工贸易逐步向前延伸。结合减少贸易摩擦和目前加工贸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考虑到加工贸易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的作用，建议采取“规范管理、政策引导、放慢增长、逐步置换”的方针，在发展中逐步调整。（1）从敏感商品入手， 分批对保税加工企业实行定点管理，并逐步向“保税工厂”过渡；（2 ）总结顶替加工进口棉花的试点经验，逐步扩大到其他产品，对“保税工厂”为加工出口采购的国产原辅材料、零部件，在进厂环节实行全额退税，给国产材料提供与进口材料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3）改变对美、 欧市场出口的被动配额分配办法，向使用国产原辅材料、零部件多，创汇率高的企业和产品倾斜；（4）规范并加强“原产地证”的签发管理，减少担其名不得其利， 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现象；（5 ）对我国一些正逐步丧失优势的加工贸易产品，通过对外投资，向有条件的国家转移，利用他们的配额，改变“原产地”出口；（6）适当控制对美、欧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增长， 同时努力拓展我国贸易逆差或贸易摩擦较小的市场，此消彼长，在尽可能减少对国内生产、就业影响的前提下，逐步调整加工贸易产品流向，优化国别结构。
定点管理，有利于堵塞逃税漏洞，稳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附加值。只有把放慢对美、欧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增长同逐步置换相结合，才能实现“一箭三雕”：（1）在动态中减少对美、欧的贸易顺差；（2）减少对加工贸易原辅材料、零部件供应国（地区）的贸易逆差；（3 ）增加净创汇，提高出口对GDP增长和就业的贡献率。
多年来，我国对进出口总量平衡一直比较重视，但对国别贸易平衡则重视不够。其中，对顺差国和逆差国的重视程度又差得很多。对顺差国，受对方要求贸易平衡的压力，较注意积极组织货单，以缓解矛盾；而对逆差国，则较少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对方施加压力、推销产品。
尽管近几年一些国家和舆论不断加大贸易自由化的宣传力度，但在当今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按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去运作。各国在双边交往中，都是尽可能守住自己的顺差，压迫对方采取措施减少自己的贸易逆差。鉴于我目前国别贸易严重不平衡的状况，在我采取措施努力缩小出超市场贸易顺差的同时，如不加大力度开拓入超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相应减少对其贸易逆差，在总量平衡中，我就很难保持适度的贸易顺差，以保障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平衡和国家经济安全。
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1997年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对46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状况进行了排序。我国际竞争力总水平排在第27位，而其中“出口市场多样性”指标仅排在42位。大国的出口市场多元化应优于小国，现实的排序与我们应达到的多元化程度相距太远，也反映了我们政府“搭台”及企业市场开拓精神的巨大差距。为此，建议采取必要措施，适当调整国别工作的重点。作为中长期战略，仍应不懈地开拓非洲、拉美、中东、南亚、东欧的市场；近期工作，则应通过各种方式重点加强对贸易逆差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开拓，如台湾、韩国、多数独联体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受国际贸易通行规则的约束，虽然我在局部市场开拓中不能再用特殊汇率及价格补贴手段，但国家意志仍可在其中发挥很大作用。（1）通过高层会谈和外交渠道，要求其放宽进口限制， 对等开放市场；（2）有选择地对其低价商品采取反倾销措施；（3）运用财政手段为企业开拓市场创造条件，提供间接支持和服务，如信息提供、法律服务、考察经费、营销设施、结算服务、出口信贷、收汇保险、投资资金等等。
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再次提醒我们，外贸政策和外贸工作需要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通过必要的组织、协调和政策引导，经过不懈努力，逐步使我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结构趋于合理，市场结构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进出口趋于平衡。这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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