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科技产业集群演化趋势的理论与案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案例分析论文,产业集群论文,民营科技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6）02—0045—04
产业集群的演化分为功能演化与形态演化两个方面，功能是形态的原因，形态是功能的表现。功能、形态演化的主要原因包括：（1）生产要素从一般到高级；（2）生产方式从刚性到柔性；（3）集群内企业发展动力从静态到动态；（4）集群发展的市场结构环境由“同质”变为“多元”；（5）制度安排上由“僵硬”到“灵活”（安蕊、朱魏，2004）。对于产业集群的演化趋势，各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高鸿鹰，2005；候光明等，2005;Guerrieri等，2004；MCCORMICK ,1999; Botham 等，2001），他们对产业集群演化形态的划分大同小异。我们根据Botham 等学者的研究将集群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并且认为产业集群的发展不是完全按照这四个阶段进行的，在每个阶段都可能出现过早的衰退现象，在衰退期也可能出现升级现象。
一、形成期
1.特征
中小企业开始在区域集聚，并进行专业化分工合作；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新的技术与生产方式；区域内各行为主体之间形成经常的合作关系；劳动力市场供给相对充足，但高素质的技术与管理人才供不应求；集群内的创新环境不够理想，信任基础不稳固，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受到利益驱动时容易发生动摇。
2.原因
集群基础的存在有利于集群的形成。政治因素“拉郎配”的方式不如企业之间自由组合有效率。各种政策优惠措施吸引了大量中小企业进入集群区域，有的企业是计划在此地长远发展的，有些游击型的企业（如皮包公司）则是以获取短期利益的心态进入的，这使得企业之间的信任基础不够稳固。集群发展的相关设施（如基础设施、学校、中介机构等）没有配套，造成软因素（如人才、资金等）发展落后。各企业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对以后的风险、绩效不够肯定。
3.对策
创造企业“孵化器”促进群内本地企业的形成，研究表明，借助于孵化器对新创企业（startups）提供网络、基础设施和相关环境，能使这些企业中的80％～90％得以生存，而没有这些帮助的企业仅仅只有20％的生存比例（Nowak and Grantham,2000）。政府牵头以优惠措施吸引优秀跨国企业进入，提升本地企业竞争层次。制定集群发展计划，包括对进入企业的资格审核、对集群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政企互动促进集群良性发展等。
4.案例：武汉光谷光电子产业集群
自从2000年开始实施“武汉·中国光谷”发展战略以来，光电子产业的发展受到了武汉当地政府的格外重视，其发展在武汉“十五”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占据重要地位。这几年，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对区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预计在“十五”期末，其总产值将达到600亿元。我们认为， 以下的一些因素促进了它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武汉具有一定的光电子产业基础，在激光加工设备、光通信设备及元件的研发与制造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其次，当地政府的极大重视。早在1985年就成立了民营企业管理办公室，创业服务中心实行“全天候一条龙”服务方针，为了投资商的发展，区政府更是在短短两年内三次腾出办公楼供其发展（经济日报，2002）。另外，优越的配套设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武汉市三环线为轴心，东有“武汉·中国光谷”、西有“大学城”、中有“南湖农业园、北港工业园”的近20公里的科技长廊，在三年内，发展了民营科技企业400多家（经济日报，2002）。
但是，其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的主导作用太大、对中小企业重视不够、忽视集群软环境的培育、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等。这些因素是“武汉光谷”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二、成长期
1.特征
中小企业持续衍生、稳定增长（企业处于高出生率、高存活率的状态）；企业内部的生产方式与管理模式基本柔性化，灵活性增强，企业之间分工进一步细化，专业化程度提高；地方政府等公共部门积极创造有利于创新的软环境，并继续支持产业的集聚，但政府与企业间的直接联系逐渐弱化；劳动力市场日益完善，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选择自由度增加；区域内的创新机制比较完善，区域内的社会文化环境逐步改善，信任基础也逐步稳固。
2.原因
关联效应（供应商与消费者关联、水平竞合关联、共享资源）显现，这使得企业之间虽然竞争加剧，但是合作同时增长，从而增强了对外竞争力。辅助设施不断完善，增强了对计划在本地长远发展的企业与人才的吸引力。区域品牌效应出现，增强了集群的吸聚能力与产品的促销能力。群内企业关系度过了磨合期，形成了较稳固的信任基础，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利于企业之间长期交易的形成。
3.对策
完善区域创新系统，从系统的角度支持集群的发展，加强企业间隐性知识的交流。由于集群已经度过了艰难的形成期，政府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减少对集群的干预，使其自然成长。增强集群开放性，加强技术、人才的交流与引进，吸引优秀跨国公司的进入，“引狼入室”增强本地“羊群”的竞争力。鼓励传统企业进行技术升级，通过对企业文化、企业再造、电子商务应用进行有效整合，可以大大提升传统企业的竞争优势（谭伯群、谢秉蓉，2002）。
4.案例：中关村电子产业集群
中关村具有发展高科技的巨大优势，是中国知识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中关村所在的海淀区从事教育、科研、艺术、金融、卫生等行业的居民达到27.4万人，占全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36.5％；到2001年底，高科技企业的从业人员已达36万人，集聚了十几万的科研人员，博士、硕士近3万人，大学学历以上16.8万人； 区内在校大学生人数占北京市的79％；各类科研单位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37.8余万人，住区两院院士就达427人；每年到中关村内的高校、 研究机构进行访问的学者也有相当大的规模。中关村及周边地区聚集了北京大学等39所高等院校和219个科研单位。同时，以方正、联想、同方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本土高科技企业扎根于中关村。此外，微软等23家跨国高科技企业的研发机构也入驻中关村（翁瑾、杨开忠，2004）。
尽管中关村号称是中国知识经济的发动机，然而调查发现，中关村高科技形象远未确立，中关村还停留在“电子一条街”或者倒卖场所这样一个狭隘的概念当中（谭成文、杨开忠，2001）。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集群品牌内涵不够丰富，信誉度不够，没有对外树立统一的形象；信息流通不畅，技术搜索成本较高，技术商业化难度较大；创新与办公硬件环境尚待进一步建设，办公场所租金较高、供给不足；创新软环境尚待进一步改进，如税负较重、资金不足、技术人才不对口、知识产权保护困难等。这些不利因素都限制了中关村电子产业集群的发展升级，以至于经济学家张维迎称其为“一大群农民卖土豆”。
三、成熟期
1.特征
这个阶段，仍有创新的小企业诞生，一些经营不善的小企业死亡，企业数量比较稳定，集群内出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企业；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模式非常先进，企业与外部的合作与联系日益频繁，不断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与技术；企业间以及各行为主体之间紧密合作，并在集群内形成创新氛围，企业之间是一种共同演进的协同关系（Eisenhardt、Galunic ,2000）；企业之间通过创新网络连接，不断增强集群创新功能，特别是集群的自主创新功能增强，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集群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高的份额，并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研发、生产、销售等。总之，集群内部与外部都处于一种良性的稳定增长状况。
2.原因
这个时候已经形成很明显的区域品牌，有利于吸引外部优秀的企业进入以及外部资金、人才、技术的加入。企业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导致企业的出生与死亡符合自然规律，新企业成立的成本较低，一部分不适合竞争规律的企业得以及时清离出去。集群式创新的形成，大大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成本、提高了创新集体的收益。集体行动使得集群的产品具有较高的品质和较强的议价能力。
3.对策
这个阶段主要是增强集群的“软件”建设，包括：完善区域政策制度，建立一流的体制环境；加大对创新的奖励力度与对非法模仿的打击力度，以不断的创新促进集群的持续发展；加大对科技人才与管理人才的引进力度，不但促进技术创新，也要促进管理创新①。
4.案例：台湾新竹IT产业集群
台北的新竹IT产业集群是在信息技术时代最频繁地被称作奇迹的地方之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个还一直是生产消费类电子产品的低劳动成本的地区，今天已经以它的计算机制造商的出色工艺和无可比拟的敏捷和灵活性而闻名于世了。他们生产的计算机相关产品（主机板、显示器、光学扫描仪、电源等）已经占据了世界市场的很大份额，并且还在继续扩大。本地区已经成为高水平的半导体制造基地，和美国、日本这些世界半导体生产的领先者平分秋色。以致台湾的IT产业总产值已经超过更大一些的国家（如韩国），并且已经超过德法两国IT 产值的总和（Saxenian,1999）。
分析台湾新竹IT产业集群的成功，可以将原因归纳如下：借助美国硅谷这个发达的“外脑”，硅谷和新竹之间的“大脑水渠”不仅引进了新的技术与经营方式，而且传播着资金、各种机会和市场最新信息，这同时促进了两地的发展；本地企业优秀的品质：游牧民族的随遇而安性格、游击战性格、藤条的反应性格、百足虫的不屈性格、不墨守成规的创新性格（郑胜利，2005）；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鼓励自由主义经济，支持多种成分进入任何技术开发领域，鼓励新的竞争者，以对现有企业产生压力。
四、衰退期
1.特征
企业数量趋于下降，核心企业逐渐退出集群；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大量外流；企业之间的信任基础开始动摇，交流与合作逐渐减弱；企业拥有的技术已不再处于领先地位，创新活力不足；大量相关企业经营效果不佳，并逐渐消亡。总体来看，集群处于封闭与衰落的阶段。
2.原因
首先，技术的更新换代使处于“技术锁定”状态② 的产业集群不能及时转换发展方向；其次，消费者偏好的转变也可能不利于集群的发展；再次，产业集群存在内部企业结构与战略趋同、区域系统封闭、创新模仿惰性等方面的风险（波特，2000、2003；唐敏、张廷海，2005），当风险大于优势的时候，集群的发展便受到阻碍；最后，核心企业的转移也是衰落的一个原因。
3.对策
保持系统的开放型，及时地与外界进行物资交流和信息交流，增强集群发展的外向性；形成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差异化、互补性，避免恶性竞争③，必要时，政府可以进行干预；营造集群软环境，包括区域品牌、社会信用等，达到对核心企业“攻心为上”的效果。
4.案例：东莞台商PC产业集群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台湾的PC生产受到产品价格下跌和本地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显示器、键盘、鼠标等成熟技术产品开始向岛外（主要是东莞、苏州一带）转移。东莞PC制造业在9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发展起来。至1998年，该行业总产值50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0％，其中台资企业67.8亿元，占行业的13.5％。从事PC制造业的企业有1800多家，其中有台资企业497家，占27.9％。东莞生产的一些主要零部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的占有率，如软驱的市场占有率达30％，扫描仪和微型马达20％，键盘16％，主板15％。
但是，表面的繁荣掩盖了实际的弊病。在采购方面，东莞台商将大陆工厂视为纯粹大量生产的基地，它们在台湾采购，而非在大陆直接采购；即使有，也只是给台商大陆厂。原因如下：首先，当地的传统工厂无法满足台商的需求变化；其次，台商企业怀疑当地厂商的素质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第三，在东莞采购难以与供应商建立特殊的社会网络关系。在人事方面，台商积极培养的人才缺乏忠诚往往跳槽到别的企业，这使得台商不愿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投资。当地政府的政策也影响了台商长久经营的信心，“东莞的气氛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东莞那边的政府是不规范的……”（台商语）。东莞在采购和人才本地化方面的薄弱，以及政府行为的不规范，构成了其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使得大量台商逐渐外移；而苏州在采购和人才本地化方面较强，以及政府行为的相对规范，成为吸引PC制造业台商落地生根的重要原因（王缉慈等，2003）。
五、结论
前几年，硅谷地区陷入了自1990年初期以来最大的衰退，引起了人们对硅谷模式的怀疑。但是，硅谷很快就摆脱了这种困境。分析硅谷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上世纪60年代其主导产业是半导体，70年代是处理器，80年代是软件，90年代以后则是互联网。这说明，硅谷总是处在不断的创新变化之中（毛蕴诗、周燕，2002）。俗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们应该从硅谷的发展模式中吸取经验。
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内外条件统称为集群政策，其核心在于促进集群由自组织形态向更高级的形态进化。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各个阶段，尤其是关键的升级阶段，我们都应该不断地审视其内外条件与其自身发展是否匹配，及时地发现阻碍集群发展的因素，找出促进集群发展的对策，从而促进集群的不断升级（见图1）。
图1、集群演化过程
注释：
① 研究表明，技术人才对于企业的诞生起主要作用，但是管理人才对于企业的成长则起主要作用。
② “技术锁定”状态指：当外界技术发展与集群技术发展处于同一方向时，有利于集群的超速发展：但是，如果两者发展方向一致，则集群的发展速度会远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③ 用博弈论可以证明， 集群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之间进行恶性竞争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