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络的中断和恢复
□孙 伟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江西 井冈山 343600)
[摘 要] 由于国民党加大了对上海地下党组织无线电台的侦察与破坏，加上上海中央局自身也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如组织机构薄弱、保密工作不力等，导致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上海中央局三方无线电联络的中断。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途中一直处于急行军状态，虽然各方作出了很多努力，但电台恢复的过程一波三折。这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中央被迫独立去面对诸多生死考验；从此开始，中共也逐渐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关键词] 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电台；中断；恢复
自从1931年9月中旬瑞金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接通无线电联系[1]P69，此后不久又通过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与共产国际保持频繁、有效的联系，并一直持续到长征出发前夕。可是，怎么后来突然就中断了呢？其实，这是有原因、有先兆的，最主要的是国民党加大了对上海地下党组织无线电台的侦察与破坏，当然上海中央局自身也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如组织机构薄弱、保密工作不力等。由于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途中一直处于急行军状态，所以双方电台恢复的过程一波三折。本文将着重考察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络中断的深层原因，及恢复的艰难过程。
一、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建立
1931年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虽然由于钱壮飞及时通报，周恩来等人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转移了相关机构和人员，使得国民党消灭中央机关的计划基本落空。但是上海的政治环境极度恶劣，中共一些领导人如顾作霖、任弼时、项英、周恩来等，陆续前往中央苏区。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也被迫迁到了瑞金。
在走之前，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中共上海中央局，该机构的具体设置与人员安排，当然也请示了共产国际，并得到了后者的批示，为此双方互通了几份电报，才最终敲定此事。
第一封的时间是193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我们建议在上海留一名[中共]中央的代表，一名总会的代表和一名负责联络的同志，并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局来领导整个联络、印刷、无线电和情报工作。他们必须脱离当地的党组织。只是其中一人应与上海党组织每周或每两周联系一次。”“我们决定，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代表将是斯拉文[注] 李竹声，于1934年6月在上海被捕叛变。 ，并立即派赵容[注] 康生。 去你们那里作为我们的新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青团以及总会的其他成员，包括伊思美洛夫[注] 张闻天(洛甫)。 、波戈列洛夫[注] 秦邦宪(博古)。 、梅尔库洛夫[注] 王云程，未去中央苏区，于1933年2月在上海被捕叛变。 和陈云逐渐地去中央苏区。我们建议在[中共]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后召开第五次全会，以便总结近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并确定目前的主要任务和苏维埃运动的策略。”“你们的代表已同意。等候你们的意见和指示。”[2]P281-282
上封电报对即将成立的上海中央局的职责做了规定，即主要是代表中共中央继续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实际上起到了无线电报沟通、传达的作用。由三人组成，以李竹声为首，并且高度保密，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康生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其他中央领导人全部去中央苏区，而且计划在中央苏区召开六届五中全会。
恩布拉科亚太区市场经理刘美华在会上阐述了全球家用压缩机市场概括，从零部件层面剖析了冰箱技术的升级发展情况。
两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在草拟给中共中央的回电中这样写道：“1.基本上同意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核心的决定。2.为了加强上海中心，除斯拉文以外，建议利用不久前派去的不为警察侦探所熟悉的米茨凯维奇[注] 盛忠亮(盛岳)，于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叛变。 和阿尼西莫夫[注] 汪盛狄，不久被捕叛变。 同志。3.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之一。4.除赵容外，有必要再派一名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后者必须是中央苏区局组成人员，应在王明同志回去后再来。5.我们的代表应留在上海帮助[中共]上海中央局。”[2]P283-284
可见，这封电文基本上同意了中共的请示，但对人事安排做了个别调整。如上海中央局增补刚回国不久的盛忠亮和汪盛狄，因为国民党暂时对他们还不熟悉；等到王明回国后，由他在中央苏区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苏区中央局派一成员去顶替王明的工作；埃韦特[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 继续留在上海帮助中央局的工作。
在春秋时代，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已经破坏，封建制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发展起来，在此情况下，一些有作为的诸侯，如齐桓公、晋文公等人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他们所建立的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反映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现实。军功爵制正是在这种社会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作为新生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军功爵制起到了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2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电，只提了一个问题，这也是王明最关心的：“王明能否直接去香港。你们能否从那里把他及其夫人送到中央苏区？请立即回复。”[2]P285
此时由博古负总责的中共临时中央正在着手准备去瑞金，一路上也非常艰险，当然没法保证王明从香港进入中央苏区的绝对人身安全。1931年9月，王明跟随米夫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一个重要原因是顾顺章、向忠发的被捕叛变，导致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如今国内形势风声鹤唳，王明考虑再三，没有冒险返回中国，还是待在苏联比较安全。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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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共中央难以继续在上海立足，迁往中央苏区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在上海成立留守的中央局是必要的，留下适当的领导人继续沟通瑞金与莫斯科的联系也是正确的决定。经共产国际批准，在中央离开上海之前，上海中央局还是按期成立了。
二、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无线电通信的中断
那么，在国民党的强势政治高压下，上海中央局的运行情况怎么样呢？无线电情报联络畅通吗？后来怎么又中断了呢？
1934年6月26日，格伯特[注] 1932年春，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代表格伯特来到上海，在中国一直呆到1935年5月，恢复了国际联络部的机构。 给皮亚特尼茨基[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和阿布拉莫夫[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部长。 发去电报，篇首便说：“很难找到必要的时间向你们说明必须暂时中止同斯拉文联系的原因。”因为在6月14日，以李竹声为首的上海中央局领导人及上海和江苏省党组织工作人员被逮捕。但到了文末还是忍不住感慨地说道：“党的联络组织薄弱。由于联络系统太复杂，我们经常丢失我们的同志(来上海的同志有一系列的例子)。这个联络系统应作改变和加以简化。党内的联络问题，可以说也是一样。每次暴露都应该带来深入研究组织系统和作出相应修正的结果。如果说党的一个秘密接头住所暴露导致几乎所有其他住所都暴露，这就表明联络系统不好。只有认真研究暴露的原因，才能有效地同奸细作斗争。”[3]P149
令格伯特气愤的是，由于中共地下党组织系统出了问题，特别是联络方式不安全，结果一处被捕却引发了李竹声的被捕。之前不是已经出现了类似情况吗？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怎么就不知道保密和改进呢？
“他要是转一圈最后还是觉得权筝好，咱们落埋怨事小，权筝到时候名花有主了怎么办？”何西客观地分析着，不但是阻止何北闯祸，也是在说服自己。
赖安[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成员。 于7月3日从上海专门就近期中共领导人被捕一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去信阐明自己的意见。开篇指出：“党的委员会和上海、河北、四川、福建等地领导积极分子的暴露和被捕人数的日益增多，特别是不久前由于斯拉文和另16位同志被捕，党遭到的沉重打击，十分尖锐地向党提出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更加强调了一个突出的任务，这就是反恐怖反奸细问题。”他承认由于最近的被捕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党的工作联系和一些工作方面遭受破坏，使中共蒙受了巨大损失。他进而指出了以下三个原因：
共产国际此时也在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关注突围后的中央红军主力的战况，消息都是间接来源，比如国民党的报刊，派去的交通员带回的消息等。但总体上知道，红军没有被敌人消灭，而且取得了一些胜利。如贝克[注]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派遣，贝克作为红色工会国际代表于1934年5月到达上海从事工会工作，直到1935年4月离开。 在上海汇报道：“尽管缺少直接的消息，报刊上不停地刊登谎言，但还是可以一点一点地再现我们在所有方向上有步骤地向前推进的情景，特别是在四川”[3]P350。1935年2月11日、3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通报材料》，通过各种情报大体描述了江西红军兵团途径西南诸省进入四川的情况。[3]P373-382
首先，主要是“政治反动派得到加强、叛徒活动增多、公安委员会和外国情报机构采用了新的变化了的侦察方法所致”；其次，“是在群众面前揭露奸细不够、同奸细行为作斗争不够和同其他基本任务联系在一起的保卫党的群众性政治宣传运动的规模根本不够大的结果”；最后，“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由党的工作的保密安排和组织方法有严重缺点和漏洞造成的”。中共的自身弱点如“党的领导系统过于集中；各机关和党的领导委员会的职能同专门技术机关的职能的结合是表面的，没有先例的；粗暴破坏最起码的保密规定(文件、档案和住所地址的保存，两个和更多的领导同志在一个住所居住，等等)；不善于深入研究和使全党(包括基层党组织)了解敌人的方法，同时作出如何同敌人作斗争的具体指示”。
国家领导人在《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融合，深化广电事业发展中的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将先进的技术设备作为支撑，科学的内容建设作为归属，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从内容、平台、管理、渠道等多个维度的深化融合，进而快速打造起全方位、立体化、融合发展的信息传播系统。可见媒介融合的力量是强大的。
当然，他也站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角度进行了自我检讨，如“对出现的局势作出的反应不够迅速，对反恐怖斗争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总的来说，在解决这些任务时很少给党以实际帮助”。还有，埃韦特对出现的这些问题“漠不关心”，对有步骤的组织工作估计不足，“当然，我们大家，其中也包括我，都不是始终严格坚持保密规定的”。以上这一切，对中共的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干扰了党，而不是帮助党”[3]P151-153。
从上可见，赖安也对中共的再度遭受破坏感到惋惜，这是对党组织的又一次严重打击。他着重谈到了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加强，使得被捕现象增多，所以今后要认真对待反恐怖、反奸细问题。他认为造成这一切的最主要原因，是党组织内部出现了严重缺点，以及保密工作出现了重大漏洞，中共应设法采取补救措施。并希望共产国际对此事也要引起高度重视，以帮助中共克服这些困难。
9月16日，康生和王明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中，也专门谈到了党的文件与材料的保密问题，要求完全改变之前的文件处理办法，尽可能不出现重要党内信息，这说明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而且状况频出。“为了秘密工作，我们提议中央应将党内处理文件的工作系统，完全改变，主要的是(1)尽量的少写文件，文件减少到最低限度。用活的领导方式去领导地方党部。(2)看完的文件负责毁掉，必须要的某些(如组织组的统计等)主要点用密码写下。(3)负责同志住的地方及机关中不能有任何的文件。(4)文件及报告中绝对不能写同志的姓名，及党的地址。(5)我们的来信看完速送到苏区(摘要的)。将不需要的部分，或特别秘密的部分毁掉。……希望中央不仅自己注意，而且要监督地方党部。”[3]P248
共产国际本以为与中共中央的电台中断只是暂时的，没想到中央红军长途奔袭，加上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所以通过各种渠道仍未打通双方的无线电联络。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受了国民党的破坏，损失极为惨重，自身难保，虽然也主动做了一些工作，但成效极微。
在中共这一方面，对于同莫斯科联络的中断也非常着急，不管是根据组织原则，还是现实斗争的需要，都亟需继续获得共产国际的指导、支持和援助。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准备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如要加强保密意识，强化远东局的沟通作用，对上海中央局要精简机构、限定工作范围以保证其安全等。由于已经意识到盛忠亮留在上海继续工作的危险性，双方对此还互换了意见。如盛忠亮在电报中这样讲道：“该局剩下的两位成员[注] 盛忠亮和黄文杰。 都很有名，他们继续留下工作会很困难；一些科的同志曾被跟踪过，也不能继续留下工作。请[中共]中央派三位同志来组建新的局；他们的能力强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上要可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保证现在这个局的存在，也不可能开展工作。这个问题应该马上解决。”[3]P260-261
我国首先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省份在十余年的探索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模式和特色。例如，北京市的司法系统垂直管理模式和 “中途之家”、上海市的立体管控模式、安徽省的社区矫正信息化管理模式、云南省“裁前评估、全员接收、分类管控、有效施教、解教跟踪、全程监督”的24字工作流程等。外国和我国发达省份社区矫正工作的优秀经验对于我国西部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中共中央当然明白盛忠亮的困境，答应找人来顶替他们，并给出了建议，“在上海设立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其职能是米茨凯维奇所指出的。这个代表不应与地方组织有联系，我们临时暂任命米茨凯维奇为代表，希望你们能派克雷莫夫[注] 郭绍棠。 来替代他。如果米茨凯维奇不能留在上海，那就不得不临时召回陈特真(音)[注] 孔原。 同志来代替他”。暂由米茨凯维奇为中央全权代表，再由面孔较生的郭绍棠或孔原替代他的工作，让盛忠亮再等待时日。而在共产国际对此作出最后的决定之前，可以采取下列过渡性措施：“任命米茨凯维奇同志为代表，中断他与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联系”，“批准临时上海中央局由乔(音)[注] 可能是李得钊。 、科尔萨科夫[注] 黄文杰。 和鲍托(音)[注] 何人不详。 组成。该局应该中断与江苏省委的直接联系”[3]P265-266。
在此要严肃指出的是，共产国际收到上面三份材料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会给后人以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在约一周前即10月5日，上海中央局再遭破坏，虽然慎之又慎，负责人盛忠亮还是被捕。受审时他先是一言不发，但在威逼利诱之下，供出了党的重要机密。结果，中共上海地下电台及密码不幸被敌人全部缴获。也就是在10月11日，共产国际、上海中央局、中共中央三方的电台已经叫不通好几天了，无线电联络就此中断。
其次，当前工作的空前困难。黄文杰认为自己的人生安全也非常危险，甚至想把上海中央局搬到香港或澳门等地。“由于接二连三地暴露，大大削弱了我们的组织力量，我们留在这里也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现在(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处成员只剩下两个人：我和负责文化宣传工作的一个同志。我们找不到主持组织部工作的人。”“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极其艰难的工作环境，给我们这里的同志造成了令人恐怖的局面。”“认识我本人的叛徒不下10人，我继续留在这里绝对不可能了。只是由于没人替换和我没有得到中央的同意，我才不得不留在这里，但是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那么我的被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有这些情况使我们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我们的战线很难巩固，也难以安置机关。每一个行动都会遇到困难和障碍”，“现在我尽可能减少奔波”，“新的工作人员到来之后，我就去苏区”。
注意到，只有作为永久性资源才与时间相关，只有长时间存在的资源才会发生某些分配方法的资源非单调性(例如席位分配的哈密顿法不满足席位单调性[2])；反之，对于暂存性资源，人们往往对一次性分配仅仅关注是否与应得份额接近(紧邻性).由此可见，资源分配的宽约束模型适用于永久性资源的分配,紧约束模型适用于暂存性资源的分配.
直等到10月18日，阿布拉莫夫才给中共中央发报，宣布了这条不幸的消息：“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被警察掌握。请采取一切措施与我们建立定期的通讯联系。”10月21日，王明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曾建议，“如果国民党特务机关试图利用被截获的密码以上海党的机关的名义拍发情报，我们可利用以前的秘密拍发假情报”[3]P281。从莫斯科发来的这两封电报具有报警功能，由于上海地下电台被敌严重破坏，今后双方暂时不要再联络了。
李老黑干杯后，胳膊伸直，酒杯倒转，杯口斜对着我，让我验杯。李老黑不愧是久经考验的酒场老手，杯中居然滴酒未剩。李老黑的酒杯像探照灯一样在我头顶晃了晃，我知道他这样做不单是让我验杯，更多是包含了催促的意思。
由于国民党加强了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破坏力度，加上中共内部相关工作管理的不规范，特别是保密要求不严格，导致出现了连锁反应，少数革命者的叛变导致包括上海中央局领导人在内的大量干部被捕，特别是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络就此中断。
笔者读杂文有个习惯，新杂志到手，不看作者大名，先看目录，感觉耳目一新或者与我的想法暗合的题目，一定先睹为快。比如2018年9月原创版陈鲁民的文章《己所有欲，勿施于人》，就让我很兴奋。鄙人还有一个习惯，拜读一篇文章之前，先猜猜作者的写作思路，如果契合就觉得英雄所见略同，心中许为同仁，必定认真拜读。如果原文与我的猜测有出入甚至差距遥远，阅读的兴趣就会更强烈。
三、共产国际、上海中央局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电台联络的努力
其实，在与中共中央中断联系后，共产国际、上海中央局都非常焦急，在局势险恶的境况下，试图恢复无线电联络。由于上海遭受国民党的空前白色恐怖，加上红军主力处于急行军的奔袭途中，所以这条线索最终未能成功。
共产国际也许没有意识到中断一事会持续很久时间，所以在一些工作部署中还是针对中共中央展开。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在华工作的建议》(10月28日)指出：“调整与[中共]中央的直接通讯联系，而经过[中共]中央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与四川的直接通讯联系。建立通讯联系是为了领导当前的战役。要逐渐扩大无线电通讯网。”“研究各省的军事政治形势(顺序是：西北、东南、西南、西部、满洲和华北各省、华中和华东各省)并向[中共]中央和有关的[中共]中央局提出在一定的期限内要完成的一些具体的作战和组织方面的任务。这样就会为实施统一的有计划的指挥作战创造前提条件。制订局部计划，将其教授给地方。”“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为上述各局培训相关干部的提纲”[3]P287-288。
11月20日，赖安关于改组中共机关给出了几点建议，如拟成立的上海局、华北局、吉林局，“所有这三个中央局应该与中央苏区保持直接的信使和无线电通讯联系”[3]P291。“为了确保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以及上海和莫斯科之间无线电通讯的不间断性，必须紧急组建使用外国人工作的常备电台。这些电台也可以作为中共的备用电台”[3]P294。在此，还是要求与中央苏区恢复联系，并想办法解决电台问题。
再次，目前的主要通讯方式是信件和通讯员。上海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无线电通信，已经中断长达三个多月了，难以获得任何指示。“在去年[注] 应为今年。 10月党中央驻上海代表盛忠亮同志(米茨凯维奇)和其他五六位同志被捕，上海的三部无线电台暴露后，同你们和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了三个月。”“为了使你们了解国统区的工作情况，我们通过这一班信使给你们寄去我们的一些文件和材料以及地方党组织的一些文件和材料。”“我们失去了最重要的通讯联系机构。我们、(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联系中断了。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都无法得到。”“迄今为止，对我们来说，主要的联系工具是交通员，我们很少使用电话和邮件。”“对你们来说，特别沉重的打击是电台暴露，中断了我们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使我们不可能得到他们的领导。”
首先，领导机关几次大暴露的经过。上海中央局遭受刻骨铭心的损失，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致命打击。另外，介绍了盛忠亮的被捕及国内、国际两部电台暴露的经过。“敌人使我们遭受了最巨大和最惨重的损失。在1934年3月江苏省委组织部暴露后，几乎每三个月和最近一个时期几乎每个月都发生大暴露事件。11月初组织部彻底暴露。暴露的还有联络点和报警网，因此，(中共)上海中央局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9月底特科大暴露。10月党中央驻上海代表处彻底暴露，还有电台彻底暴露，此后海员工会海外委员会被彻底捣毁。10月底和11月初，共青团中央局和共青团江苏省委彻底暴露。同时被逮捕的有组织部部长徐宝铎(前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党中央局指定他负责共青团工作)。11月底重新组建的组织部被彻底捣毁。一个联络点也暴露了。此外，这个时期还发生几次局部暴露和逮捕事件。”
采用SPSS 2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接收器的传导损耗Qcond只占接收器能量损失的小部分。随着接收器的温度升高，通过接收器外壳传导到环境空气中的热流速度越大。增加接收器外壳保温材料厚度和使用高温陶瓷纤维保温材料都可以降低传导损耗。通过有效的隔热保温措施，接收器的传导损耗小于接收器的总能量损耗的2%[3]。接收器的传导损耗Qcond可由式(7)计算：
黄文杰[注] 盛忠亮叛变后，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由黄文杰任代理书记、书记。1935年2月19日，以黄文杰为首的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人员以及上海和江苏党组织的工作人员30人再次被捕。黄文杰在狱中坚贞不屈，带领狱友与敌开展坚决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被保释出狱。 于12月29日代表上海中央局给王明和康生去了一封长信，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档案，对于我们厘清许多历史真相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主要有四重信息。
最后，上海中央局没有被困难吓倒，正着手采取措施恢复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另外，在盛忠亮被捕之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就已中断。“在米茨凯维奇被捕之前，与中央的联系就已经中断。后来，我们建立了一条新的线路，当时我们只是等待着与朝光电台恢复联系，但是在米茨凯维奇被捕和电台暴露后，我们就未能与中央恢复联系。我们派出联络员去赣东北恢复联系，甚至想通过他们恢复联系。联络员到了那里，可是方志敏同志却让他去皖南，在那里他遇见了某个联络员，后返回了上海。他只带回来皖南组织的一个报告，他并没有完成我们的要求，现在他准备再次去那里。”“此外，我们还通过其他途径正在与中央进行联系，但是我们担心，这要很久。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与中央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如果有，那就请帮助我们马上与他们建立联系。”[3]P324-341
本次试验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进行试验分析。经现场取样，试验室进行击实试验得出：素土最大干密度1.74 g/cm3，最优含水率19.3%；灰土最大干密度1.52 g/cm3，最优含水率16.9%。通过现场试桩试验确定的施工参数为：每次填料0.1m3，夯击次数不小于6次，夯锤锤击高度不低于3 m，连续分层夯实至设计标高。
由于之前的波段、密码不再使用，而上海党组织又不断遭受破坏，后来即使有了新的电台，与中共中央之间也没有对上新的密码，所以功夫也是白费。不过，那些长期隐蔽在上海的地下党员们，不惧怕任何困难与挫折，此后更加注重保密，设法培养报务员、收集电讯器材、掩护电台等。
如战斗在上海地下电台一线的毛齐华在《我党早期的“地下”电台》一文中这样回忆，在1935年2月、7月，上海党的机关又两次遭到敌人的破坏，他们不得已在1935年9月撤离。撤离前虽重建了电台，但还是未能与中共中央接上头。“我就在后楼装配收发报机，日以继夜地干了一星期，终于装成一套收发报机，经试验性能良好。电报呼号，由刘仲华转送领导，后一直没有联系上(后来我在瓦窑堡见到周恩来副主席时，我问他有否接到电报呼号？他说：‘那时我们正在紧张地长征，顾不上这些了’)。”[1]P27-28
阿布拉莫夫于9月26日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我们认为与你们的直接双向密码通讯已经建立起来了。乌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祝贺我们的朋友们——无线电报务员和译电员，并祝愿他们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绩”[3]P254。上述电报发的是一个喜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无线电实现了双向保密，从技术上看是一大进步。可是，真正重要的是掌握技术和机密的人，想必有着丰富经验的共产国际也是清楚的。
四、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络的恢复
10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收到了来自中国的最少三份材料，分别是《盛忠亮致中共中央的电报(9月于上海)》《中共中央给盛忠亮的电报(9月于瑞金)》《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于上海)》。主要围绕着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国民党在上海等地实施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党组织受到了一系列破坏，损失惨重，负面影响很大。这次暴露的原因有：组织上的错误，技术薄弱，不遵守秘密工作规定和一些领导同志思想麻痹，挑拨离间活动和与之的斗争。[3]P274
众所周知，在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突破了重重阻力，最终恢复了电台联系，这是既定事实。但由于学界对一些相关史实尚存在一定的争议[注] 如当年的通信战士罗若遐回忆，中央红军抢渡湘江之后，中革军委下令担任与上海地下党电台联络的无线电第五分队，把笨重的发动机、蓄电池埋在地下。从此，党中央同上海党地下电台的联络就中断了。一直到1936年1月，党中央领导机关在瓦窑堡时，才恢复了和共产国际电台的联络。可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编研室编：《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第93页。 ，所以下面将主要围绕五个重要问题进一步予以澄清。其一，中央红军出发后，共产国际发的那几封类似报警的电报，中共中央有没有收到？其二，中共中央在得知联络中断的情况下，是途中埋藏、丢弃或损毁了那套无线电仪器，还是出发时根本就没有带上？其三，中共中央为了恢复联系做了哪些努力？其四，恢复后双方是直接电台来往，还是像之前一样须借助上海地下电台的第三方途径转发？其五，双方恢复电台联络的具体时间？
其实，联络中断后，中共中央一直在尽一切可能试图恢复与莫斯科的通讯，可是一路征战无暇顾及。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才派出潘汉年出使莫斯科。他伪装成一个烟贩子，几经周折，从香港来到了上海。6月20日，他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写了一封信，将失联后中共中央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于8月1日收到该文件。这样，在中共的努力下，这条线终于重新搭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让共产国际直接掌握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一些真相。由于潘汉年的身份和使命特殊，之前有着丰富类似工作的经验，又是秉承中央的旨意有备而来，所以这封信极其重要，成为我们破解以上诸多难题的钥匙。
“去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大暴露之后，[中共]中央与上海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就中断了。在长时间的西征期间，我们曾打算通过[中国]红2、6军团恢复联系，但也未成功。至于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我们只能收到消息，而莫斯科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功率太小。所以我们向西部进发时，没有随身携带这套装备。因此，共产国际与我们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也就中断了。”这里反映了三条重要信息：其一，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发的那几份报警性电报，果断中断了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络，但由于发报机功率太低，不能回复共产国际已收到。其二，长征出发时，没有带上那套专门与上海联络的无线电设备。据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回忆，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前共拥有17部电台，“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留下了3部电台，给刘伯坚、项英和江西军区，其余14部电台都带着长征”[1]P55。于是，就把这台暂时用不上而且庞大、笨重的电台及相关设备等给了项英、陈毅领导的留守部队。其三，在潘汉年此行之前，中共中央一直与红二、六军团保持无线电联系，本来希望通过他们的电台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但是也没有成功。
“[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国际与国统区党以及与[中共]中央之间这样长时间地失去联系会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如果有可能恢复这种联系的话，那就应该立即这样做。”“[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七八个月时间持续进行运动战的过程中，失去了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直接领导，这一事实是个严重的现象。现在我们急需共产国际在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以及苏维埃和红军在国统区开展反帝斗争条件下对蒋介石的斗争策略问题上的指示和帮助。”在此表明，站在中共中央的角度对于这次三方无线电通信中断的情况非常担心，而且长征途中亟需共产国际在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反帝反蒋斗争策略方面给予指导。
为了完成与莫斯科恢复联络的任务，潘汉年此行“随身携带了进行无线电联系所必需的呼叫信号、波长和时段，应该直接同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以设法恢复无线电联系。[中共]中央制定的措施是：(1)请你们为我们安排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无线电联系。(2)设立直接联系的单独电台。他们不想让我直接同中共上海中央局建立联系，因为我们认为，既然中共上海中央局遭破坏，其内部必有暗藏的叛徒。如果我们先找到[共产国际]代表，那么地下工作将会更有保证。但这次我先找到了新的上海局，还没有同你们见面”。“尽管我带来了无线电呼号并把它们交给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我们还是没有收到对我们呼叫的回应。因此，我恳请同你们会面，进行面谈，以便你们能够帮助我完成哪怕是一部分的工作任务。”潘汉年此行带来了中共中央的呼叫信号、波长和时段，希望直接同共产国际取得无线电联系。这一方面显示出对上海中央局的不信任，另一方面表明中共中央手头的电台功率已经能够满足远距离通讯的要求。潘汉年已与上海中央局联系上了，但还没有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见面。
“在同你们见面后，我应在适当地区[不一定在上海]建立稳定的联络点，同时建立同四川南部的信使联系。[中共]中央看到中共上海中央局不断遭到破坏和国统区群众斗争领导薄弱，决定加强领导。同时[中共]中央新的负责同志——波克利洛夫(他的中文名字叫张闻天)和陈云认为，鉴于红军进行长期行军和长期内战，同军队一起转移的[中共]中央无力领导全国的工作，应该改变自己的领导方法。因此，他们要求我们同你们会面并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同意，我将在某些合适的地区设立代理人机构以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建立电台和同川南的信使联系。”[3]P449-452这里还暗示了两个重要信息。首先，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发生了变化，由博古改为张闻天。其次，中央红军的下一步落脚点可能是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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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次无线电联络没能取得成功。后来中共又派遣陈云远赴苏联直接沟通联系，他于1935年9月初抵达莫斯科，并于同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4]。这次汇报使得共产国际得以全面了解失联后的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真实情况。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这样高度评价：“我要说，这是极其珍贵和十分重要的材料，多年来我们还不曾有过外国党的这类材料”，“我认为，迄今为止在我们对中国的态度上有过许多的热情和下意识的爱，但我要让你们相信，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与我们迄今所看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5]P57。可惜的是，经查阅陈云的报告，发现并没有涉及到上述与双方无线电联络相关的五个重要问题。
共产国际那边也不断派代表和技术人员分多路携带密码、运送电台几经辗转前往陕北。1935年11月中旬，张浩与曾在苏联学习过无线电报务技术的赵玉珍一起历尽艰辛抵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及时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最新精神，并上交了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密码，不过还是没能叫通。刘长胜携带着共产国际的最新电讯密码，经长途奔波于1936年春到达陕北。事实证明，刘的这套密码发挥了作用。
据康辉回忆，此前在劳山战役中缴获的一部国民党电台派上了用场，经整修后架在了瓦窑堡靠西北的山顶上，由赵玉珍、康辉等三人具体负责，对外称电讯十一分队。通过不断地调试，得以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络。负责机要工作的邓颖超把他们叫到自己的窑洞里详细询问情况，并交待“要十分注意保守机密，对外不要讲是联络共产国际、联络苏联的电台。如有人问，就说是联络自己部队的电台”[1]P362。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双方的电台终于再次叫通了，有两份材料可以作证。其一，毛泽东于1936年6月29日就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和时机问题给彭德怀发电，指出“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6]P552。此处，远方指的就是苏联。
其二，1936年7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报告了这一特大喜讯：“自中国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和福建后中断的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已由共产国际无线电台恢复。经过(一些监控电报)检验，现在可以认为，同中共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已稳定地建立起来。现将我们上个月收到的中共中央的以下主要电报转给您。”[5]P223
可见，上述第五个问题也搞清楚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无线电联系的时间是1936年6月。从1934年10月算起，已经中断了一年零八个月。虽然期间双方通过远程互派代表保持了一定的联系，待电台恢复后，彼此之间的联络更加地顺畅、便捷，这对于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结语
正如与共产国际刚刚接通无线电联系时意义重大一样，这次长达一年多的失联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产生了重要影响。共产国际非常焦急，在想方设法获取长征的相关信息之余，通过各种手段多次试图恢复与中共的无线电联络，而且拟定了许多提供物资援助的路线或方案，予以接应或策应中共中央。由于失去了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使得中共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异常闭塞，而且随着转移途中遇到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急于恢复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以获得后者及时的战略方向指引、经济和军事援助等的愿望，变得愈加迫切。客观结果是，中共中央被迫独立去面对诸多生死考验。
不过，1935年1月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7]P519尚处幼年的中共在突然没有“家长”监管的情况下并没有大乱方寸，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开始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披荆斩棘、涅磐重生，党的领导层逐渐成熟起来，中共也逐渐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编研室.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Z].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Z].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4]陈云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Z].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The Interruption and Recovery of Radio Contact betwee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SUN Wei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Jinggangshan ，Jinggangshan ，Jiangxi 343600，China )
Abstract ：Due to the Kuomintang’s strengthened scout and destroying of the radio stations of underground party organizations in Shanghai，plus some fatal defects on Shanghai Central Bureau of the CPC，such as weakened organizational organs and ineffective secrecy work，the radio contact betwee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PC Shanghai Central Bureau was interrupted.The main force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was always in the condition of rapid march during the Long March；hence the recovery of radio was full of twists and turns although all parties concerned made much effort.This influenced the Chinese revolution，and the CPC was forced to face a lots of life-or-death tests；meanwhile，the CPC gradually began to lead the road of revol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dependently.
Key word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Communist International；radio；interruption；recovery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599(2019)04-0084-09
[收稿日期] 2019-05-09
[作者简介] 孙伟(1980—)，男，江西德安人，博士，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教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央苏区民间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立项批准号：17ZDA2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邱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