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来的日本经济增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率明显降低。这可以从表1中得知。
表1是实际GDP表示的日本经济增长率。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看法：第一，1990年以后日本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年份为1991年和1996年，分别增长了3.3%和3.4%。其他年份除去2000年的2.8%之外，都在1%左右波动。也就是说，1990年以来的日本经济增长处于一个很低的时期。第二，如果把这一阶段和以前作一比较，我们可以把1955年到现在的日本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55年至1973年为高速增长阶段，平均年增长率为9.24%；1974年至1990年为稳定增长阶段，平均增长率为3.81%；1991年以后平均增长率只有1.25%，很多人把这个阶段称为长期萧条阶段，当然，这种说法也有其道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毕竟这一阶段还在缓慢增长，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爬行增长阶段。
那么是什么结构因素影响了1990年以来的日本经济增长呢？其原因又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从经济增长构成因素的计测入手，进而分析其原因所在。
这里，我们利用宏观经济学和统计学中的国民收入理论和计算方法，从支出法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中各种构成因素的变化以及影响。
表1 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单位：%
年份 增长率
年份
增长率
年份 增长率
年份 增长率
1955－ 196711.119795.519913.3
19567.5196811.919802.819921.0
19576.5196912.019812.819930.3
19587.3197010.319823.219941.0
19599.31971 4.419832.319951.9
1960
13.31972 8.419843.819963.4
1961
11.91973 8.019854.619971.8
19628.61974-1.219862.91998
-1.1
19638.81975 3.119874.419990.1
1964
11.21976 4.019886.520002.8
19655.71977 4.419895.220010.4
1966
10.21978 5.319905.220020.1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经济财政白皮书》，财务省印刷局2003年版，第321页。
支出法国民收入计算的基本公式为：
Y=C+I+G+(X-M)(1)
(1)式中的Y代表国内总产值，从支出的角度讲也就是国内总支出，因此GDP=GDE，本文将经济增长用实际GDP表示。C代表消费支出，I代表投资支出，G代表公共支出，X代表货物与服务的出口，M代表货物与服务的进口。
在现实中上述各种因素又可以细分化。私人投资可区分为住宅建筑投资、企业设备投资、库存（或称存货）投资。公共支出不仅包括公共固定资本形成，还可以分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根据这种细分，我们可把(1)式进一步扩展为以下公式：
以上三个阶段增长率及其各项构成因素的贡献度都按(3)式计算而成。其数值均根据日本内阁府2003年《经济财政白皮书》中长期经济统计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由于没有找到各项构成因素的系统的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的实际数额，所以我们连同实际GDP一起都采用了算术平均的方法。鉴于这种计算方法从头到尾都是同一的，所以具有可比性，此外，正是因为采取了这种计算方法而没有采取累计法计算，所以出现了误差项。但是从以上三个阶段的计算结果来看，误差只有0.04%～0.07%，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以上计算总体上是可信的。
接下来我们分析上述计算结果的结论及其原因。
第一，爬行增长期在增长构成因素上最明显的减退部分是民间投资，住宅建筑投资、企业设备投资、库存投资均转为负贡献度。
住宅建筑投资的贡献度由高度增长期的0.79到稳定增长期的0.06，下降到爬行增长期的-0.11。如果将贡献度折合成贡献率，则分别为8.5%、1.6%和-8.8%。贡献率是把实际GDP增长率作为100，所计算项目的贡献度在其中所占的份额，从相对意义上它更直接明了地表现出该因素的作用。企业设备投资的贡献度在三个时期分别为1.59、0.82、-0.07，折合成贡献率则为17%、21.5%、－5.6%。库存投资的上述两组数字分别为0.19,-0.03、－0.05和2.1%、-0.8%、-4%。
如果综合观察民间投资的作用，把上述民间投资各项贡献度加总来看，其在增长率中的比率即贡献率，在高速增长期为27.6%，稳定增长期为22.3%，爬行增长期为-18.4%。
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任何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它们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都给予投资以重要位置或将其作为重要前提。特别是凯恩斯提出乘数理论后，进一步对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给予了数量分析。我们把上述民间投资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可以认为，作为总体上的投资，不论哪个组成部分，在一般意义上来说都是同一的，都对经济增长起着拉动作用。其实它们各自还有着不同的特点，起着不同的作用。民间住宅投资是一种固定资产投资，因而是一种长期投资，但是它的效能是用于消费，本身并不具有生产和再生长的性质，尽管其中一部分能带来租金，但却是和房地产经营联系在一起的。企业设备却不同，它不仅是一种固定资本、是一种长期投资，而且其效能是用于生产和再生产。库存投资与上述两种投资不同，它不具备固定投资和长期投资性质，它是短期的，是为了对应市场需求的即时投资，因此库存投资的变化主要是对市场变化、特别是短期波动的反映。对以上三种民间投资的性质和特征的分析，说明了尽管它们在一般意义上具有同一性，但就其本身来说又有特殊性。从其特殊性中我们可以看出，民间企业设备投资的作用又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最重要的投资组成部分，贡献率幅度下降最大、最明显。为了说明民间企业设备投资贡献率的下降，还可以追溯到民间企业设备投资本身增长率的变化。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增长率在上述三个时期分别为17.34%、5.76%、-0.09%（注：根据日本内阁府：《经济财政白皮书》，财务省印刷局2003年版第323页数据计算。）。这一组数据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相对于高度增长期年均两位数的设备投资增速，在爬行增长期的年均-0.09%的增长，是1990年以来经济增长缺乏原动力的重要的直接原因。
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1990年以来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增长率年均为负数的原因。
首先，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经济中形成了大量的过度投资 当时资产价格的高腾为很多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受益，促成了对高级商品和奢侈品等的过度消费需求。过度消费需求造成了对厂商生产的刺激；再加上企业的股价上升、拥有资产担保能力的提高，利息率很低使企业融资非常容易而且融资成本很低，这就提高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1](p.169)。在1985-1990年6年中有4年企业设备投资增长率达到了2位数，而且1988年到1990年连续迅速增长，分别达到15.3%、14.9%、10.4%。这在1971年后是少有的现象。1971年至2002年间共有8次设备投资增长率达到2位数，而泡沫经济时期就占到了4次[2](p.323)。在经济非高速增长条件下，这种高投资增长率实际上就是过度投资的表现。
其次，泡沫经济时期的过度投资转化为20世纪90年代的过剩设备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再加上工资收入增长率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失业率不断攀升等原因促使民间消费需求紧缩。需求下降进一步导致企业大量设备开工不足，形成了过剩设备。如表2所示，日本企业的过剩资本实际存量1979年至1984年间平均每年为153.05兆日元，在1985-1990年间平均每年为220.1兆日元。如果假设1984年以前的年均153.05兆日元的过剩资本存量是因为设备耐用年限到期等待更新的正常值的话，那么80年代后期的年均220.1兆日元便包含了一个超过正常值的过剩资本存量，这是因为泡沫经济时期的过度投资在当时已经造成了设备过剩的缘故。至于1991年至1996年的年均310.7兆日元的过剩资本存量则是出现了大量超过正常过剩资本存量的值，它说明了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萧条使80年代的过度投资暴露无遗，在企业经营中突现了设备大量过剩的现象。这意味着更多的不到更新年限的设备也被闲置起来。由于企业存在着大量的过剩设备，因而减少了新设备投资的需求，同时也促成了企业设备的老化。
再次，企业进行设备投资的能力下降 企业进行设备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企业筹集资金遇到了很多困难。泡沫经济时期的过度投资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过度负债，因此企业在资本运营上把还债作为其第一需求，把设备投资摆在了次要位置。根据日本经济研究所的计算，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设备投资因过度负债而减少了8%（偏离值）[3](p.104,pp.224～225)。过度负债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长期萧条背景下，企业营业状况不好，收益下降，更增加了设备投资资金供给的困难。还有通货紧缩的出现又使企业的实际债务负担加重。这些都成了日本企业设备投资中资金供给不足的原因。
表2 日本企业过剩资本实际存量单位：兆日元
年份 过剩资本存量 年份 过剩资本存量 年份 过剩资本存量
1979 133.6 1985 189.6 1991 281.0
1980 141.1 1986 200.6 1992 296.3
1981 150.2 1987 210.2 1993 306.8
1982 158.5 1988 222.1 1994 315.4
1983 167.1 1989 239.2 1995 325.8
1984 167.8 1990 258.7 1996 338.8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企画厅：《国民经济计算年报》和《民间企业资本存量》，转引自（日）西田卓男：《90年代的日本制造业设备投资》，关东学院大学经济学会《经济系》第203集，第5页。
最后，泡沫经济破灭后出现了大量的不良债权，使金融系统受到很大的冲击 20世纪90年代的不良债权问题一直困扰着日本经济。根据日本银行2001年公布的数字，由全国银行自己核定的不良债权数，在2003年3月达到了110兆日元[3](p.81)。大量不良债权的存在，使银行在资金运作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处理不良债权，从而削弱了银行作为中介机构的职能，甚至出现了“惜贷”现象。全国银行贷款余额的增长率多年为负值，其结果必然抑制设备投资。
以上四点是日本1990年以来设备投资增长率以及设备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和贡献率成为负值的直接原因。
第二，在所有构成因素中，私人消费的贡献度不论哪个时期都是最大的，折合成贡献率在爬行增长期也为最高。
从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私人消费的贡献度在1955-1973年期间为5.44，1974-1990年期间为2.01，1991-2002年期间为0.84。比其他构成项目的贡献度来说，私人消费是最高的。这也可以通过折合成贡献率来说明，私人消费在三个时期的贡献率分别为 58.87%、52.76% 、67.2%。尽管在爬行增长期只有0.84的贡献度，但因为这一时期的增长率只有1.25%，所以其贡献率却达到最高水平。
虽然在爬行增长期私人消费的贡献度和贡献率为最高，但这是在私人消费增长率下降中实现的。在高度增长期，私人消费的增长率为年均8.66%，稳定增长期下降到年均3.51%，而在爬行增长期进一步下降到年均1.58%（注：根据日本内阁府：《经济财政白皮书》，财务省印刷局2003年版第323页数据计算。）。
这里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私人消费的增长率下降了，而私人消费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却上升了？决定某一项目的贡献度多少、进而决定其贡献率高低的因素是这一项目的增长率和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权重。从私人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权重来看，剔除了物价因素按实际值计算，从1983年到2000年一直保持在57%～59%左右并无多大变化（注：根据日本银行国际局：《国际比较统计》，日本信用调查股份公司出版部1994年版和2000年版数据计算。），但是这一高比重就决定了它对增长率有重大影响。从私人消费支出的增长率来看，1990年以来，虽然它下降到年均增长1.58%，但是这在各个构成项目的增长率中，只逊色于出口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由于出口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远远低于私人消费支出，同时在以往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的投资项目又处于负增长，所以民间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便突现了出来。
接着我们需要回答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1990年以来日本的民间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率下降了？一般来说，支出和收入是紧密相连的，收入减少会成为消费开支下降的直接原因。表3是日本现金工资总额的变化情况。
表3 日本现金薪俸增长率单位：%
年份 增长率 年份 增长率 年份 增长率 年份 增长率 年份 增长率
19555.1
1965 9.8
1975
14.7
19852.8 19951.8
19568.7
1966
10.7
1976
12.6
19862.6
19961.5
19574.4
1967
12.0
19778.6
19871.9
19972.0
19582.5
1968
13.6
19786.4
19883.5
1998
-1.3
19596.6
1969
13.5
19795.8
19894.2
1999
-1.4
19606.2
1970
16.9
19806.3
19904.7
2000
-0.3
1961
11.7
1971
14.6
19815.5
19913.4
2001
-0.7
1962
10.5
1972
16.0
19824.2
19921.8
2002
-2.9
1963
10.7
1973 21.5
19832.7
19930.6
2003
-0.1
19649.6
1974
27.1
19843.6
19941.8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经济财政白皮书》2003年版，第327页；2004年版附录，第14页。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自1990年以来日本现金薪俸总额的增长处于下降状态。如果按前述三个阶段来计算，1955-197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0.77%，1974-1990年间平均增长6.89%，1991-2003年则年均增长0.48%。1998年以来甚至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现金薪俸增长率的下降成为个人消费支出减少的直接原因。
在现金薪俸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即使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也难于改变消费支出增长率下降的局面。事实正是如此，日本居民的消费倾向即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明显上升了。这一数值在1955-1971年期间年均为81.7，在1976-1988年期间年均为83.2，在1989-1998年间上升为86.9（注：根据日本银行国际局：《国际比较统计》，日本信用调查股份公司出版部1973年版、1990年版和2000年版数据计算。）。虽然我们没有收集到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上述数字完全可以说明，1990年以来日本居民用于储蓄的收入减少了，而用于消费的比重增加了。即使如此，民间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率还是下降了。这意味着日本1990年以来整个经济形势的低迷。
第三，1990年以来公共部门的贡献度为正值，其贡献率在爬行增长期较之前两个时期为高。
从前述计算结果可知，1990年以来政府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度为0.46，与高速增长期的0.63和稳定增长期的0.51相差不大。但在爬行增长期的这一数值仅次于私人最终消费支出0.84的贡献度，两个数值之比高达0.55，而在前两个时期却只有0.12和0.25。折合成贡献率在爬行增长期为36.8%，这说明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在此时期的经济增长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公共部门中的另一项开支公共固定资本形成在爬行增长期的贡献度为0.09，折合成贡献率为7.2%，略低于高速增长期9.96%的贡献率，但远远高于稳定增长期的3.15%的贡献率。可见，在爬行增长期，公共部门的两项支出构成不仅均为正值，而且数值相对很高。如果把公共部门的两项内容加总再折合成贡献率则为44%，远远高于前两个时期的16.5%和16.8%。这表明在1990年以来的日本经济增长中，四成多是靠政府的消费和投资支撑的。爬行增长期如此高的公共部门的贡献度说明了政府宏观调控力度之大。
日本政府为了加大政府支出以刺激经济复苏，不得不加大财政规模。从日本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差额来看，在高速增长期几乎是年年有盈余，而进入稳定增长期之后便出现了赤字，且赤字越来越大。在1983-1990年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年均为2.43%，而在1991-1999年间则增至年均3.4%（注：根据日本银行国际局：《国际比较统计》，日本信用调查股份公司出版部1994年版和2000年版数据计算。）。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的增加必然带来公债发行量的增加。日本在1965-1973年期间，年均发行公债8552.7亿日元，在1974-1990年期间增至年均99889.6亿日元，到1991-2001年间更高达年均221108亿日元（注：根据日本内阁府：《经济财政白皮书》，财务省印刷局2001年版数据计算。）。如此快速增长的公债发行额必然使政府负债愈积愈多，使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不断提高，1965-1971年间这一比例年均为8.32%，1986-1990年间年均为53.44%，1991-1999年间为年均68.9%。1999年的这一比例为99.8%，也即政府的负债余额已经和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等（注：根据日本银行国际局：《国际比较统计》，日本信用调查股份公司出版部1993年版、1994年版、2000年版数据计算。）。可见刺激经济增长的代价是使财政陷入了困境。
以上数据证实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即日本1990年以来公共部门在经济增长中的高贡献度是建立在政府支出增加和政府负债增加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公共部门的高贡献度是由财政赤字和政府举债换来的。这无疑要增加居民的负担。据日本政府统计，由税收负担率（税收与国民收入之比）和社会保障负担率（社会保障费与国民收入之比）之和构成的国民负担率，在1955-1973年间为年均22.8%、1974-1990年间为年均32.56%、1991-2001年间为年均36.58%（注：根据日本内阁府：《经济财政白皮书》，财务省印刷局2001年版第273页数据计算。）。爬行增长期如此高的国民负担率必然会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再加上公债的大幅增加又会进一步减少居民的最终消费支出和企业用于设备投资的资金来源。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公共部门支出的增加虽然弥补了民间部门支出的减少，但从长期来看，即在长期萧条中，公共部门支出的增加又制约了民间部门支出的增加。
第四，国际贸易部门在爬行增长期表现较好，出口减进口的贡献率为10.4%，较之高速增长期的-2.7%、稳定增长期的7.3%都高。
日本一向以贸易立国战略发展经济。但在高速增长期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即在1965-1968年以前，日本商品和服务的贸易收支基本呈赤字状态。这是由于日本高速增长阶段的大量需求引致了大量进口，而本国的生产能力和出口竞争力尚需一定的培育过程，再加上服务领域的赤字较多所致。因此，高速增长期的国际贸易部门的贡献率年均为负。但在高速增长期的后期，特别是1968年之后，已基本改变了这种状态，日本的出口能力和出口竞争力日益显现。日本贸易立国的效果在稳定增长期更为明显，除个别年份，国际贸易都呈盈余状态，因此，其贡献率增至7.3%。
日本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出口拉动上。日本1965年出口额为84.5亿美元，1980年增至1267.3亿美元，1990年为2867.7亿美元，2000年为4793.3亿美元（注：1965年和1980年数据出自日本经济企画厅调查局：《经济要览》，大藏省印刷局1979年版和1990年版；其余年份数据出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和2002年版。），如此快速的出口增长无疑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在爬行增长期，我们用1990年至2000年的数字来表示，按当年价格计算，这一期间出口增长了67.1%。因此在GDP年均增长1.25%中，竟有0.37个百分点是由出口贡献的，它仅次于民间最终消费支出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度。
在日本出口中，我们还应特别强调一下中国的作用。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日本对华出口在1990年以来增长很快，在最近几年更是增势惊人。日本2002年出口比2001年增长了6.3%，2003年比2002年又增长了4.7%。其中，对华出口分别增长了32.3%和33.3%[4]。在2002年日本出口增长6.3%中，有2.48个百分点即38.8%是由对华出口贡献的。而2002年正是日本从1990年以来的第三次衰退中脱出的一年。在这次景气复苏的开始，对外贸易起了关键的拉动作用。正如日本内阁府所述：从2002年初期开始的这次景气复苏的契机，是由出口增长带动的[2](p.5)，而如上所述，在日本出口中又是对华出口的贡献度最高，因此，在日本学术界一时出现了“中国特需”、日本景气恢复是“托中国的福”的说法[5]。过分依靠出口的拉动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日本内需的不足。自1986年日本发表前川报告以来，已经将近20个春秋。20年来日本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但其努力的成效却不明显。也可能这是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解决的课题，值得我们关注。
综上所述，从支出结构的角度来看，1990年以来多数支出因素表现不好，特别是民间投资表现极差。这种情况和整体经济走势密不可分，甚至形成了多种因素之间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长期萧条现象。从具体原因上看，似乎不良债权和通货紧缩等问题直接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好转。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崩溃后所造成的经济环境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日本战后及高速增长阶段形成了很多推动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宏观上诸如一系列的政府“规制”，微观上诸如法人持股和法人相互持股等条件下的公司治理，主银行制下形成的银企关系，企业内的“年功序列”和“终生雇用”等人事制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当时行之有效的创新性的制度至少在不少方面已经逐渐老化，在新的条件下出现了新的问题。这说明日本1990年以来显现出来的问题从深层次上看是结构性问题，长期萧条或爬行增长是结构性危机的表现。因此，日本需要新的制度创新，即需要改革。日本各界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2001年起日本内阁府编制的《经济财政白皮书》每年都有一个副标题，即“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到2004年日本内阁府已经编制了4期如是副标题的白皮书。看来，结构性问题的解决确实需要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