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述评(下)_工人阶级论文

当代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述评(下)_工人阶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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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

四、美国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

美国的后马克思主义深受后现代主义和新葛兰西主义的影响,同时也与美国的国情相结合,把性别和种族冲突提高到与阶级冲突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美国的后马克思主义以争取意识形态和文化控制的斗争为主题,不强调对立阶级之间的直接对抗。美国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特点具有实证分析的现实性,它根据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美国社会的演变现实和趋势,对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的新变化进行了分析。

美国是否还存在工人阶级?后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了美国工人阶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迁。与西欧发达国家不同,美国工人运动长期处于劳工民粹主义传统的主导下。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历来推崇“美国特殊论”,制造了“中产阶级社会”、“无工人阶级社会”的神话。大多数美国人也把阶级看做是外国的东西,认同美国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美国的后马克思主义虽然承认工人阶级依然存在,但是反对以收入等社会经济标准划分工人阶级群体,认为当代工人阶级的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应当以职业、教育和信仰(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大学玛丽·杰克曼和罗伯特·杰克曼于1984年的研究指出,以往的阶级理论都用两分法来阐明阶级体系,这种阶级两分法的概念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与革命之间的联系,但现在已经过时,应以新的方式来表达阶级的含义。阶级是一种社会地位群体,阶级的特性就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并按等级划分的地位群体序列,阶级的衡量标准包括经济因素及派生的文化因素所形成的种种结构。经济标准包括教育程度、职业威望、工作技能、安全感、自主性与权威性、工资收入以及资产。这些相互关联的经济因素反转过来又会产生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种生活方式又是体现在消费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之中的。(注:玛丽·杰克曼和罗伯特·杰克曼,1984,《美国的阶级意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转引自蔡声宁、王枚编,1987,《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问题》,河北人民出版社,第57~68页。)他们根据密歇根大学1975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了著名的美国阶级身份研究,设计为5个阶级,其中37%的人归于工人阶级,43%的人归人中产阶级。职业、教育和人们的信仰感受三个因素是人们对自己归类的主要依据,收入则较为次要。杰克曼夫妇认为,社会阶级是一个你能迅速作出区分的硬标准与你不能很快区分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等要素结合而形成的。

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认为,工人阶级由于职业界限模糊、教育程度和工作环境变化等因素,已经与40年前大不相同。工会也把目标对准了更年轻、更有活力、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以及不同于25年前的职业领域。杰克曼夫妇的研究表明,信仰和感觉是70年代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今天工人阶级的共同关注点仅仅是诸如工作安全、工作自主性、职业声望等古老的议题。但是,杰克曼夫妇所划分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人数和比例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尽管经历了无数次巨大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工人阶级的身份却如此稳定。工人阶级的存在仍然是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稳定的现实,因此,现在宣告工人阶级的消亡为时尚早。(注:参见吴素梅编译,2001,“美国,还存在工人阶级吗”,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第1期,第38~40页。)

2001年5月,美国扬斯敦州立大学工人阶级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研究的关系”的研讨会,会议论文包括:“工人阶级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所扮演的角色”、“马克思主义与美国例外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阶级研究无国界”和“阶级研究中马克思的位置”等。(注:参见Rethinking Marxism,2002,Vol.14,No.3。)埃里克·斯考科特(Eric Schocket)在评介当前后马克思主义有关工人阶级研究的综述中指出,在美国的工人阶级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几乎不占统治地位。这个领域的主流通常采用目前在美国文化研究中比较流行的新葛兰西主义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理论在谈论所谓“文化排斥”时往往会低估物质的界限。左翼学术界的这种“文化主义”的转向回避对整体和政治目的论的关注,在工人阶级研究中突出文化多元主义的具体阐释。美国的劳动民粹主义传统一直对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分析怀有敌意,在文化多元主义诱因的强化之下,这种传统再度出山,试图把劳工的故事编织进“美国经验”的“马赛克”中。斯考科特认为,对于把工人阶级视为任何资本主义结构的基础部分的设想而言,文化多元主义无疑在学术界为其开辟了一个有价值的空间,然而这个空间却不能自外于其伴随而来的固有矛盾。邀请工人阶级参加多样性的盛宴这种提法扩大了自由多元主义的空间,它在口头上将阶级和种族、性别并列在一起,主要是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有相同的本体论地位的观点。把工人阶级理解为多样性的一个方面,是对阶级的最温和的肯定,但是它隐含着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这一前提。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构想的意义是,社会主义正是要消灭而非肯定“差异”中的这个特殊的方面。(注:参见Rethinking Marxism,2002,Vol.14,No.3。)

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分析了引发当代欧美左翼政治去阶级化的社会根源,指出了阶级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所谓中性化新政治的影响,着重分析了新中间阶级的崛起及其引发的价值观演变。他认为,与欧洲社会相比,美国一直更少强调阶级意识和阶级组织,美国的阶级与选票间的相互关系相对松散。而随着近几十年经济阶层分布和消费水平的改变,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在阶级和政治关系上也随之发生了同样的变化。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探讨“后工业社会”、“后物质主义”以及“科技革命”的出现,指出了引发这些发展的一些基本力量。他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诸多设想——工场的增加、工业无产阶级的稳步发展及个体经营的减少——已经终结,从事科技和服务业等国民经济第三部门工作的人群急剧增长,大学毕业生和高等院校在校生的人数迅速增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技术决定论者强调指出,理论知识和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它正在改变着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其他诸多方面,并为科技界精英们带来了极高声望和巨大权力。正在形成的后工业阶层已经显示了其独具特色的价值观,李普塞特尤其重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社会阶级结构演变的影响,他引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提出者罗纳德·英格利哈特(R.Inglehart)的话指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变化以及阶级冲突的减少,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物质生活日益充盈的函数。与在经济匮乏环境中成长、经历过大萧条时期的先辈们比较起来,20世纪后半叶出生的一代越来越关注一些非经济性或社会性问题——环境、健康、教育质量、文化、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更加平等、国内外民主化和自由的扩大,以及个人道德问题。新社会运动从美国蔓延开来,同时,竞争性的市场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逐渐消除了与阶级相关的消费方式的差别。欧美国家采取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措施,为不同人群跻身于社会精英阶层增加了机会。经济不平等的形势仍然严峻,但是,随着社会阶级差别的缩小,加之互联网的普及而带来的获取信息途径的扩大,权力正呈现愈益分散的趋势。(注: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2001,“欧洲左翼的美国化”,载美《民主月刊》总第12卷第2期,参见于海青中译文,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2年年刊。)

美国后马克思主义学者还通过解析全球化背景下泡沫经济的破产,特别是“安然”等金融丑闻,分析了当代经济结构中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化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变化。威廉·普法夫认为,“安然”丑闻表明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失败,是资本主义的最新模式“管理者资本主义”的失败,是资本主义病变的产物。他指出,创造了现代西方繁荣的不是“管理者资本主义”,而是20世纪70~80年代才被普遍接受的美国的“利益共享资本主义”,法国经济学家称之为“业主资本主义”或“股东资本主义”。在利益共享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认为管理人员不仅要对业主负责,而且要对员工和社会负责。但是,“安然”等事件使国际社会发现,人们并没有按照这个理论去做。相反,在美国和采用美国商业模式的国家,“管理者资本主义”取代了“业主资本主义”。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首先使公司管理者成为一个阶级,这个新阶级的产生使古典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已经被取代了。业主资本主义在实践中失败了,原因是市场使公司所有权如此分散,以至于已经没有负责任的业主存在了,公司管理人员利用这个漏洞使公司成了为自己谋利的工具。这是道德所不能接受的,但这是资本主义的腐败,也是这个社会自身机能的腐败。(注:威廉·普法夫,2002,“资本主义的病变”,载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9月9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2年10月2日。)普法夫等人认为,今天的阶级冲突同马克思时代的阶级斗争大不一样,阶级斗争不是存在于贪得无厌的工厂主和贫苦的工人阶级之间,它是存在于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是资本所有者的内部分化。他们认为,过去10年泡沫经济使财富发生了令人吃惊的转移——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移——但是这种转移不是从工人阶级到资产阶级的转移,而是从股民阶层转移到经理阶层手里。他们指出,(美国)资本主义的现存危机是“局内人非法操纵游戏规则”的结果,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其说是经济危机倒不如说是社会危机,与其说是物质上的危机倒不如说是道德危机。上述理论承认阶级冲突和阶级政治,试图以阶级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的去阶级化批判理论有所不同。但是,这一理论把当代资本主义的失败最终归结为道德腐败,显然使其“经济分析”大打折扣。

詹姆逊(F.Jameson)是美国后马克思主义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在当代欧美思想界具有广泛影响。作为当代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逊非常重视在去除规范的晚期资本主义空间条件下后现代社会激进政治所面临的困难,提出了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的阶级形态的独特认识。他指出,资本是主控其自身空间发展的统一的和总体化的力量。然而,后现代主义的到来造成了总体化政治的丧失,在晚期资本主义状态下,传统的总体化政治已经被一种微观的后现代政治所取代,在这个时期,既未形成稳定的阶级形态,当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阶级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所发生的政治和社会斗争都是无政府、无组织的,因而是非阶级性的。詹姆逊对当代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的这一认识非常接近于高兹(Andre Gorz)的“非工人的非阶级”及它所预示的“非社会”,其理论事实上既描述西方社会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切社会阶级的瓦解,也描述非阶级政治的、强调个人主权的新社会运动和新社会力量的崛起。詹姆逊认为,在后现代主义的崭新空间里,个体己无力给自身身体进行定位,主体已丧失了空间的坐标,失去了把握自身和图绘周围世界的能力。这是由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新特点所决定的。因此,詹姆逊根据变化了的现实状况,提出一种“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ping)的政治文化策略,试图为新的主体在新的空间世界中重新定位提出新的模式,帮助主体从整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这种图绘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任何社会主义政治事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注:Jameson,Cognitive Mapping,in Nelson,Cary & Grossberg,Lawrence(eds.),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p.353.)正如詹姆逊本人所言,其认知图绘策略“实际上只不过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它的意义仅在于提出需要一种新的和到目前为止还未想象到的阶级意识,同时它也反映了后现代中所暗含的那种新的空间性发展”。(注:詹姆逊,2000,“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载《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7页。)很明显,詹姆逊是想要勾勒出一个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层结构,寻求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体及力量。詹姆逊试图在其对后现代景观的分析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并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阶级冲突的新发展和新特点,其视野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但是,该理论显然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的历史主体——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相去甚远。

五、基本评价

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由于其理论背景、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的显著差别,显示出异常丰富的多样性。有的学说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引进”并“嫁接”到当代西方的其他社会政治理论中去;有的学说则完全属于“马克思之后”的理论,宣告马克思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已经过时,并试图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演绎出另一套解释当代社会结构的学说。尽管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千差万别,其中少数流派和人物有准马克思主义倾向,但是其总体性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

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具有清晰的整体发展路径:从后阿尔都塞主义突出意识形态作用的哲学多元结构,转向后葛兰西主义的政治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争夺;又从争夺阶级的话语霸权,最终转向非阶级政治的多元民主激进政治,从而实现了与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多元政治理论的“链接”。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社会结构理论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新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共同质疑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极分化的理论,一致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抗争的重要性。但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工人阶级的文化霸权已经完全让位于“非(工人)阶级”的无中心的多元政治霸权,颠覆性的反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理念已经完全被表面激进的多元民主认同理念所淹没。也正是基于这一区别,后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后现代取向的马克思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二者都从基于社会经济的分析完全转向文化领域的话语分析,从以阶级为中心转向以权力为中心,从政治一元论转向政治多元论。两种“后”学关于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演变的理论殊途同归,在对激进的多元政治的认同上达成了共识。有所区别的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哲学形式的多中心论,而后马克思主义的去阶级化的激进政治则直接从政治上攻击工人阶级政治本体,以权力抗争取代阶级斗争,以激进的多中心的文化抗争和民主建构否定劳动对资本的反抗,否定了以推翻资本的统治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后马克思主义对以新中间阶级发展为中心形成的当代西方社会的结构性演变进行了现象学描述,探讨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源,对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一定的启发性。从政治层面看,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影响了80年代以后崛起的、新中间阶级主导的、西方大众广泛参与的新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趋势。它与后现代的反抗力量——以新中间阶级为基础的新社会运动相结合,试图创造一种适应西方参与制民主特点的新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从而为西方左翼政治提供了以往没有的新的活动空间和斗争阵地。因此,这一理论具有一定价值,有助于我们向下追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变化,向上探寻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变化和西方政党现代执政方式的重要调整。但是从总体上看,后马克思主义无力说明当代西方社会的结构性演变的根本性质和根源,因而也无法真正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

此外,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迎合了把马克思主义链接到自由多元主义的需要,因此在20世纪末逐步受到西方思想主流的接纳,有弱化西方大众阶级意识的消极作用。后马克思主义完全转向生态、性别等向度的后现代性质的批判运动,诉诸新的资本主义批判动力。它基于彻底的多元主义发展各种不同的民主抗争,不仅不承认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甚至认为新社会运动也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替代物,认为这些运动本身说明了所有固定政治主体的不可能性。在我们看来,新中间阶级的文化批判不可能具备工人阶级挑战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阶级力量和政治能力。无中心的、多元的民主抗争在没有阶级主体支撑的情况下,只能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盘散沙,无法形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因此,只有在西方复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观照和分析当代西方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结构,以新中间阶级为主体的新社会运动才有可能摆脱多元主义激进政治的窠臼,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真正成为人类解放的进步事业的组成部分。事实证明,后马克思主义的去阶级化的多元政治理论非但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出现危机,相反恰恰验证了80年代以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左翼在新自由主义强势压力下的总体意识形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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