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们的时代在二十世纪发展的主旋律(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旋律论文,二十世纪论文,试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科学地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敢做无愧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歌德曾说:我欣逢伟大的时代,有幸亲历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事变。我们在对歌德抱有崇高敬意的同时,可以这样认为:开拓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一代先行者,以及在这个时代发展的主旋律鼓舞下继续奋进的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肯定会有与歌德类似,甚至更为强烈的自豪感。因为,他们欣逢的时代和亲历的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是和两百年前活动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那位“魏玛巨星”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的。因为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过渡,其层次上的差距,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历史水平的差距,都是相当大的。
我们并没有认为,凡是欣逢伟大时代的人,自然而然地都成为既认识时代又为时代所认识的人。欣逢同一个伟大时代的同辈人之间或前辈后辈之间,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特别是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差别,他们对时代的理解、态度,会有这样那样的出入,甚至截然相反。有一些时代意识较强的人,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不同程度地参与、观察、探析、思考这个那个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从中得到启迪与洗礼,不断提高科学地把握时代发展主旋律的水平。有一些时代意识较弱的人,置身于新时代却留恋着旧观念、旧习俗、旧规范,乃至于一切旧事物,对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对促进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特大历史事件,或冷眼旁观,或格格不入,或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自外于时代,说不上主动接受时代的教育与考验,更谈不到认认真真地去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还有一些不能说是毫无时代感却又往往因风云变幻而敏感过头的人。当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强化时,他们的时代感也相应增强,颇具时代乐观主义者的风范;当时代发展的另一阶段其主旋律弱化时,他们的时代感也相应减弱,颇有时代悲观主义者的那种失落状态;当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在同一历史阶段内,由于两制并存竞争、联系制约、借鉴扬弃的态势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反差很大,有的地区、国度呈严重弱化的趋势,有的地区、国度呈迅猛强化的势头,发生了弱化强化并排出现、交叉出现的特殊情况时,他们的时代感往往发生错乱,忽冷忽热,犹豫困惑,惶惶然不知所措。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及其后的几年,人们不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面对着这样特殊的情况吗?!一方面是苏东剧变引发了全球性的社会主义低潮,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一大片低潮区不能不呈现明显的弱化。一方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新台阶,而其他一些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改革完善上取得新进展,从而构成社会主义的新来潮,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些国度,特别是在神州大地上则明显地呈现出喜人的强化。还有一方面是,一些善于从一个半世纪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征程中、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利钝中汲取经验教训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正以继往开来的积极姿态开展有效的活动,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其影响,在他们影响所及的地方,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也透露出有所强化的迹象。无庸讳言,低潮区是一大片,而来潮区则是一大点数小点,相比之下,给人强烈的表面印象是时代发展主旋律的弱化已成为一种难以扭转的定势。但是,表面的印象毕竟不是内在的规律。问题是从长远上看,从根本上看,低潮、来潮,究竟哪一类现象代表着事情的本质方面。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事情的本质看问题的人,不把一时一事看成全部历史,他们不为世界风云的变幻所左右,力求科学地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坚定不移地走历史必由之路。遗憾的是,面对时代发展主旋律的这种弱化与强化的并排出现或交叉出现,以及弱化的一大片似有掩盖、淹没强化的一点数点之势时,难免有那么一部分人要为现象、假象所误导,硬是要把一时一事看成是全部历史,在认识时代本质和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方面发生错乱。最值得我们反思、深思,并从中得出应有结论的是,在列宁主义的故乡,在率先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度里,有一些曾自称为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真传、曾自命为体现时代精神站在社会发展最前列的人,他们在苏东剧变前,言必称马克思的“两个必然”,文必论列宁关于时代潮流不可逆转的定律。但他们在剧变中与剧变后发表的那些涉及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历史命运,以及时代发展主旋律的言论,比起本文第一分题所摘引的尼克松、布热津斯基的说法,更加不堪入耳。那位说“自己是社会主义思想充满信心的拥护者”的戈尔巴乔夫,连尼克松、布热津斯基承认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兴起的重大事实,都想方设法,转着圈子加以彻底否定。他在1992年5月间出版的名为《91年12月——我的立场》的新作中这样写道:“我们所碰到的是一个冒险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乌托邦的、反人民的、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模式”;“苏联未曾有过社会主义,而是一开始就否定社会主义”。同年,他出版的另一部新作:《难以决断的年月选集1985-1992》(阿尔法出版社出版),又从另一个角度、以另一种说法,继续搞他的那种否定。他把苏联的社会制度任意定性为极权制度,说他所领导的改革,“就是从极权制度过渡到民主制度的改革”,并且发了这样一通议论:“在任何一个受到严格调节的国家里,社会就如同一个压得紧紧的弹簧。极权制度的危机愈是深刻,这个弹簧就压得愈紧,这个弹簧有可能突然间爆炸性地弹起来。……苏联的改革、它的重建正是防止了这个社会弹簧在我们整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爆炸性地、革命性地弹直。”戈尔巴乔夫对率先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长期进行着创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一度以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激励了各国谋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有识之士的这样一个曾有很大影响的国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它描绘得一团漆黑、罪恶深重,然后全盘加以否定,进而又扩大和深化这种否定,力图以他全力加速的苏联的失败,去论证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失败。雅科夫列夫真不愧为戈尔巴乔夫的心腹,正是他在1991年以总统所辖的政治协商委员会的成员的身份,说出了当时戈尔巴乔夫还不便明说的心里话:“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了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雅科夫列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由于在其基因中包含着原始罪恶,它在同历史的较量中失败了(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10月3日电)。很明显,依照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心腹的这种观点,根据他们的这种态度,遵循他们的这种逻辑,哪还谈得上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兴起,哪还说得到社会主义兴起在二十世纪开辟的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哪还用得着去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种历史性的兴起,这个崭新的时代和这个时代发展的主旋律,都是子虚乌有。有了这样的基本估计,再听听戈尔巴乔夫的如下议论,就会见怪不怪了。还是在《难以决断的年月》这部书里,他写道:“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所产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那种二律背反论,我总觉得现在已经过时。我们面临的完全是另一种选择:是要一个走向毁灭的社会,还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生机的社会。”过了一年,他在一次答记者问时又强调说:“我过去是一个共产党人。我今天认为,重要的是要懂得未来的选择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我们必须从新文明的角度来思考。”(路透社1993年9月12日英文电)他还恶狠狠地把共产主义称为“一种过时的意识形态教条”。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两个人物的两档事:其一,正是这位由虚假的“时代骄子”成为真实的“时代弃儿”的戈尔巴乔夫,他在1990年曾激昂慷慨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对一些人来说,那也许是一种幻想。然而对我来说,它是我的主要目标。”其二,是一位永垂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他那部用鲜血写成的巨著《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作为全文结束的是含义深邃、值得我们反复思索体味的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人们确实应该警惕,因为戈尔巴乔夫现象、雅科夫列夫现象并非个别现象。苏东剧变后,俄罗斯的里里外外有那么一些人物,热衷于沿着这样的思路做文章:一、力图用苏联的最终解体证明俄国十月革命的最后失败。二、着力论述俄国十月革命是纯属一国的国内偶发事变,是沙皇战败、军民反战的伴生现象,根本与国内外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无关。三、斥责苏联社会制度的“非”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以此反证俄国十月革命既没有在国内开通社会主义道路,更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开辟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四、断定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加的,因而成为一个政治骗局,造成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兴起的假象,诱惑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进行了一场不成功的社会试验,给共产党执政国家的人民开了一张永远兑现不了的乌托邦支票。做这类时髦文章服务于一个陈旧的政治目的,即:把苏联的地位、作用和命运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地位、作用和命运画等号;进而又把苏联的兴衰存亡与马列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兴衰存亡画等号;然后把苏联的解体宣布为马列主义理论的“破败”、共产主义理想的“破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破产”,如此等等。然而,文章虽时髦,要实现这个陈旧的政治目的却并非易事。一切没有偏见的人都清楚:苏联尽管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最直接的、在一段时间内也曾是最主要的成果,但是它远不是这次伟大的、划时代的革命的成果的全部,无论从哪个视角看,从哪个意义上讲,它都不能与俄国十月革命画等号;苏联尽管在一段时间内曾被认为是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教育的中心、是共产主义理想正在开花结果的园地、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基地,但是它决不是马列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的化身,决不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全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从哪个层次讲,它都不能与马列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实践整体本身画等号。不管什么人,不管用什么方法,想用苏联的解体来对马列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作出最后的判决,都是徒劳的。印度共产党总书记英德拉吉特·吉普塔说得对:“某些‘模式’的社会主义出于某种原因失败了,但不能以此否定马列主义学说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科学原理。”(新华社海德拉巴1992年4月10日电)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伊滕诚也发表了与上述见解类似的但又有独到之处的看法:“遭到失败的是特殊的苏联式的社会体制,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理论和思想,莫不如说,由此而产生了向新的社会主义作尝试的好时机。”(《新自由主义能拯救东欧吗?》载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990年10月9日)美国克罗拉多大学教授M·马布拉尔说得何等好啊:“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危机在增强我们的信念:社会主义的选择仍然既有重大意义又有政治的必然性”;“我们必须敢于具有历史的想象力,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能这样,1989年-1990年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死亡,总有一天会像凤凰那样将其自身转化为新生。”(《改造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载《美国每月评论》1991年第8期)
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歌猛进的日子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生机勃勃的岁月中,在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格外强化的时候,要具备这种品格、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是特别艰难的事情。倒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履艰难的逆境中,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山重水复的境地里,在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明显弱化的紧要关头上,要具备这种品格,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成为难度特大的事情。但是,恰恰是这种严峻的时刻、这种严酷的环境,特别需要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无畏的、大写的人。列宁在俄国革命处于低潮、国际国内机会主义思潮泛滥的1910年12月间讲过:“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了。”(《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0卷第88页)既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低潮期捍卫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再重要不过的事情,那么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再可贵不过的品格。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来说,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就是敢于做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最严谨最彻底的发展理论,就其根基和整体而论,马克思主义永葆科学青春,永远是当代的。它既是时代的产儿又是时代的旗帜和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按其基本特色来说,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就是敢于做站在时代最前列的、科学地把握时代发展主旋律的、无愧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在神州的完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成。遵循“结合”的铁则,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来说,当然就是敢于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做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做站在时代最前列的无愧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几个“敢于”,有一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相通之点、凝聚之点,即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们时代的新实际、与我们国家的新实际科学地结合起来,使其具有更浓烈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邓小平同志1985年9月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对此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
站在世纪新旧更迭的临界点上,综观社会的新情况、新事物、新变故和新 动向叠出的九十年代上半期,我们可以这样说,摆在眼前的新实际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上新台阶,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联系制约、借鉴扬弃的态势的新变动,三、美苏抗衡争霸的“两极世界”解体并向“多极世界”演化的新动向,四、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来潮及其对社会领域的新触动和新影响,五、全球问题的进一步加剧和它形成的新冲击,解决这一关系人类生存环境大问题的新探索,等等。这类新实际,经常以新课题、新挑战、新机遇的面貌出现。我们仰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威力,扩张和深化对新实际的认识,更有成效地去解决新课题、迎接新挑战、把握新机遇,力争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和新世纪的上半叶里,为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新转机、为迎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高潮、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弱化趋势的缩小和强化趋势的扩大做扎扎实实的工作。《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后两句话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紧要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我们将永志不忘,并不断从中汲取跨世纪奋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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