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力量均衡状态对供应链服务化战略的影响机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供需论文,供应链论文,状态论文,力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逐渐加剧，服务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产品服务化和服务外包呈现不断增长势头，促进了服务供应链的形成与发展，服务供应链成为供应链管理领域进一步发展变革的新方向。而已有研究更多关注于产品供应链的相关问题，对服务供应链的研究相对匮乏。服务供应链是以服务为主导的集成供应链，当下游客户向服务集成商提出服务请求，服务集成商则立刻响应，以客户的服务请求为指导，通过处于不同服务地位的服务提供者对客户请求进行逐级分解，不同的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密切合作构成了一种供应关系，且服务集成商承担各种服务要素、环节的整合和全程管理，这称为服务供应链(宋华和陈金亮，2009)。在供应链结构上，服务供应链是由服务集成商为主导，通过整合直接或间接服务供应商所形成的复杂网络(宋华和于亢亢，2008)。正是借助于这种多层服务结构，服务集成商通过服务化战略实现了业务的持续发展、客户价值和客户维系，以及新业务的拓展，从而为服务双方都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收益。因此，服务供应商和客户之间不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彼此相互作用和协调的协同价值创造过程(孔文，2005)。
与传统的制造企业不同，服务提供商的目标并不是生产有价值高质量的产品，而是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企业的关注点并不是只局限于企业内部的产品创新或者降低产品成本来扩大企业的收益规模，而是专注于服务能力的增强，以及如何能够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然而，客户的需求会因行业、地域以及技术偏好等产生较大差异，能否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需要做到两点：一是服务提供商要客观分析客户所要求的服务，以及实施该服务战略所需的资源和能力，进而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双方的服务化战略；二是在服务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双方能否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伙伴关系，杜绝机会主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关系绩效，是双方成功合作的关键因素。
已有研究未能就不同客户的服务要求和集成供应商的服务化战略加以清晰的区分，特别是未对当服务供需企业力量均衡或不均衡时，服务集成商应当采取何种战略以及对供需关系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本文试图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索不同力量对比状况下供需双方所对应的服务化战略对供需关系的影响。本文从服务提供商的视角出发，首先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提出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指出服务供应链中服务化战略的三种形态：服务传递型战略、服务定制化战略和服务协同整合战略；在此基础上，以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运用逐步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和理论框架加以验证，并根据检验结果进行结论分析；最后，提出本文的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框架
Vargo和Lusch(2004)认为，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既包括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资源，例如设备、原料等等，也包括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性资源，例如知识、经验和技术等等。产品导向更多强调有形资源，因为没有这类资源企业将无法进行生产，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资源越来越体现在软性资源方面。杨善林等(2011)也指出，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制造业的服务化模式受到了广泛关注。服务化的总体趋势要求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服务外包，而服务外包为服务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孟丽君，黄祖庆，2012；卢忠东，2012)。
服务化战略因客户能力和感知价值不同、服务提供商的资源和能力不同以及供需双方的地位不同等呈现出多种形式。Marceau和Martinez(2002)认为，服务与产品间的关联形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常规阶段”、“网络化和外购阶段”以及“产品——服务包阶段”。Oliva和Kal-lenberg(2003)认为，制造企业的业务重点是由产品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的连续过程，这个过程以服务业务的拓展为基础，其内容由低端到高端、由简单至复杂、由只是包含一般的产品附加服务到系统的客户解决方案。戴志强(2007)根据制造企业向服务业转型的程度差异提出了从初级到高级三种服务化形态，其中高级形态是指制造企业完全放弃制造业务，脱胎成为纯粹的服务供应商。Pekkarinen和Ulkuniemi(2008)指出，为了实现与买方之间的协同价值创造，服务供应商需要完成包括资源供应、设计、整合、市场运营和外包等工作。类似地，Martinez等人(2010)在已有的交易性产品服务的基础上提出了另外三种服务模式：产品和服务传递、产品和服务的定制化以及产品或服务的协同设计与整合。
基于以上研究，根据供应链服务的不同层次，即服务管理是产品导向的、运营导向的还是战略导向的，我们将服务供应链的服务化战略分为三种形态：服务传递型战略、服务定制化战略和服务协同整合战略。服务传递型战略是企业的主要业务仍然集中于生产和销售物质产品，服务只是作为产品的附加品，比如提供产品安装、维修和培训、订单履行活动或物流活动等(Mat-thyssens和Vandenbempt 2008)，它强调通过以产品为中心、服务为辅的经营方式满足客户需求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服务定制化战略是以有形产品为辅、提供定制化技术运营服务的经营方式，它要求企业能够柔性地响应客户差异化和动态化的诉求，并根据客户特定需求提供以运营管理为导向的服务解决方案，亦即服务开始脱离原来对产品的依附状态，成为产品增值和价值创新的重要手段；服务协同整合战略是指企业和客户一起来面对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企业通过整合资源、能力和知识全方位满足客户的价值诉求。该服务强调系统性和战略性(Stremersch等2001)，即企业通过提供总体解决方案实现客户的综合价值。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服务化战略的形态如图1所示。
衡量企业服务化战略的主要变量有关系资本(Cousin等2006)与关系绩效或合作绩效(Geyskens，Stenkamp和Kumar，1999)。关系资本是指在联盟伙伴之间，各层级紧密互动下，彼此相互信任、尊重及友谊产生的程度(Kale，2000)。关系资本即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其目标而建立、维持和发展关系，并对此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本(彭星闾和龙怒，2004)。社会化进程中的投资产生了大量的利益和信誉，产生了关系资本，从而有可能给购买者带来实际的利益如降低供应链成本、增加柔性、缩短新产品开发时间等(Cousin等2006)。对关系绩效或合作绩效的解释有很多种，但是通常合作绩效被定义为 “由企业与另一企业合作关系的各个方面的评价所产生的情感状态 ”(Anderson和Narus，1990)。由此可知，关系绩效是双边的，包括基于已有预期认知的角色所产生的回报。对于合作绩效而言，测量的角度和选择的绩效指标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由于合作绩效往往表现为工作的结果，所以很多学者从工作业绩对组织的战略目标以及资金的回报率等指标来界定合作绩效(Goerzen和Beamish，2005)。还有些学者从行为的角度定义合作绩效，将合作绩效定义为一类行为，视其为与一个人所工作的组织或组织单元的目标有关的一组行为，包括与组织目标有关的行动或行为(Norman，2004)。
图1 服务供应链中服务化战略的三种形态
(二)研究假设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企业之间进行商品和服务交易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种：内部组织、市场、中间组织(包含战略联盟、战略外包等)。当企业出于效率的考虑，利用中间组织来获取所需资源和能力时，综合交易成本是最低的(Wiliamson2002)。在服务供应链的组织过程中，客户企业通过将产品和服务外包给服务集成商，可以减少与其他分散供应商的交易次数、降低因交易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概率。同时，服务供应商能够使客户专注于发展自身核心资源的同时，通过与其长期不断地相互学习，发展自身的核心资源，提高服务效率，最终实现关系资本，提高关系绩效。但是，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看，客户企业和服务供应商之间会形成典型的委托方—代理方关系，服务提供商扮演的是代理方角色，客户企业扮演的是委托方角色。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效用更大，而代理人追求自己收益的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服务供应链是否能够有效运行，取决于其战略能否有助于克服这种机会主义，真正实现交易成本的下降。为此，考察供应链中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的地位和力量对比，对于理解供需对应关系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和客户企业(即委托方)的利益诉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状况也就决定了在供应链服务化过程中，服务提供商如何理解把握客户企业的服务要求，利用自身的资源、信息、技能和知识的优势，针对性地提供相适应的服务战略，降低交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实现关系资本和关系绩效。Bensaou(1999)在研究供需关系时也提出，在交易双方不均等时，容易产生供方锁定(Buyer Captive)或需方锁定(Buyer Captive)关系，而战略伙伴关系只有在力量均衡且双方的专用型投资较大时产生。值得一提的是，企业规模是产业组织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本研究采用企业规模来衡量委托代理中的力量，据此研究不同力量对比下的服务化战略对供需关系的影响。比如，当供需双方的规模相等(即力量均衡)或者不相等(即力量不均衡)时，潜在的交易成本、机会主义特征以及客户企业的利益诉求引致的服务战略对供需关系的影响程度。
1.服务传递型战略和关系资本
服务传递型战略对客户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企业有效地提供对客户有价值的市场产品的同时，附加以与产品直接相关的服务，比如高质量的运输配送、柔性和敏捷响应与订单管理等，对于满足客户直接的利益诉求是至关重要的。Christopher(1997)在研究物流运营服务时，也提出确保企业向客户提供“具有时效性”的服务，即能够抓住市场时机、缩短服务时间和响应时间等是物流服务的基本要求。但是应当看到，这种以产品为导向的服务虽然有利于供需关系的稳定，但是对于发展服务提供商与客户之间关系是微弱的，因为产品服务是以物质产品为基础，服务的特性被认为是标准化的，表现为一种具体的规范，服务供应商相对容易被替代，在这种状况下服务企业与客户之间很难建立起长期的关系型结构和制度框架，即服务传递型战略对于关系资本的正向影响作用非常微弱(Lindberg和Nordin，2008)，或者说服务传递型战略是客户企业对服务供应商的基本要求，这种服务是维系交易关系的基本前提。因此，无论供需双方的力量是否均衡，它对关系资本的提升作用非常有限，由此产生如下假设：
假设1：服务传递型战略微弱正向影响供需双方的关系资本。
2.服务定制化战略和关系资本
服务定制化战略要求供应商与客户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仅需要形成执行企业基本职能活动的能力，而且需要形成动态改进企业活动的能力(Collis，1994)。通过供需双方的互动，服务提供商向客户提供对象性资源和专业资源(Cova和Sale，2008)最终通过形成并维持长期的偏好与忠诚而产生客户满意度(Bowersox等，2010)。服务供应商借助服务定制化战略能够有效地响应多样化需求、改善服务和客户产品从而更好地管理需求(Ellram，1990)。比如，GE追求的增值服务模式就是这样一种服务战略，在机车市场上，GE除了为客户供应配件和融资外，还处理机车使用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包括运输货柜、货车车厢以及维修车辆等。此外，他们还为客户提供一系列的外包服务，如提供货车调度和路线服务、管理机车的维修设备以及维修车辆队伍。因此，服务的定制化战略是供应链服务化的一种高阶能力，这种能力是以双方运营资源和能力的互补为基础。然而，从权变的视角看，这种以定制化和运营为特征的供应链服务化战略对供需关系资本的影响应当是随着不同的供需对应关系而改变。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当供需双方力量均衡时，更容易掌握对方以及市场中存在的有效信息，以及信息的对称性，这种状况将会降低交易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因此供需之间的利益诉求更多地来源于互补性服务要素和能力的获取，而不是交易成本的控制，为此，这种基于运营的定制化服务战略将会极大地促进服务双方的关系发展，即关系资本的实现。在供需双方力量不均衡状况下，少数问题、信息不对称等导致交易成本的因素将会出现，进而产生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倾向。例如如果服务提供商力量较为强大，则可能会提供较差的服务，反之，当客户力量较为强大时，会对服务供应商的差异化服务提出过分的要求。为此，力量不均衡条件下，尽管获取互补性的服务能力也很重要，但是如何更好地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信息对称更为重要。或者说，仅仅实施服务定制化战略并不完全能实现供需双方的关系资本。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服务定制化战略对关系资本有正向影响。
假设2a：供需双方力量均衡时，服务定制化战略正向影响其关系资本。
假设2b：供需双方力量不均衡时，服务定制化战略对关系资本的正向影响要小于力量均衡条件下的影响程度。
3.服务协同整合战略和关系资本
随着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日益增强以及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的供应链服务战略开始呈现一种以知识交流和集体学习为特征的服务，即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和知识，服务协同整合战略正是由此而来。它将知识、信息和服务进行系统集成，用特定专业技能和信息知识为客户价值链服务、整合协同资源、能力与知识，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持续地向客户提供解决问题的一整套服务方案(Hsu，2006)。该服务化战略要求供应商和客户一起来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通过不断沟通和交流提出并不断完善解决方案，在互动过程中降低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风险，最终提升关系资本。然而，服务协同整合战略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要，其实施过程和效果受到供需双方力量差距的制约。如前所述，当供需双方力量均衡时，由于信息更趋向于对称，交易成本产生的可能性较小，因此，这种战略往往不一定被客户企业采用，相反，根据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由于双方力量的均衡，各自为了保证自己的谈判力，会保留某些私有信息。然而，在供需力量不均衡状况下，交易成本的高昂将会阻碍供需之间交易的正常进行，因为供应链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引发委托代理问题(杨治宇和马士华，2001)，进而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交易关系中断。而信息不对称与交易双方各自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有关，如果处于信息劣势的买方(或委托方)提高自身获取信息的能力，或者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搜集更多的有用信息，就可以减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以及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服务协同整合战略正是这种提高客户(委托方)信息容量、实现信息对称的一种交互性、合作性行为，因为这种服务化战略更多的是一种综合技能、信息的运用，需要双方高度的知识分享和交流，另一方面作为服务的提供商，也因为帮助客户提高了信息对称和知识，获得了下游企业的信赖，进而发展了供需伙伴关系。由此，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3：服务协同整合战略正向影响关系资本。
假设3a：供需双方力量均衡时，服务协同整合战略微弱正向影响关系资本。
假设3b：供需双方力量不均衡时，服务协同整合战略正向影响关系资本。
4.关系资本和关系绩效
一般而言，关系成员的合作时间越长，信任水平就越高，关系资本就越容易建立。现代企业越来越重视建立长期的供应链合作关系，而信任在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都起到了核心作用，且在关系资本的各主要因素中，信任对合作绩效提高的相关性最高。信任对合作绩效的影响具有多种途径。首先，供需双方的信任关系是相互间获取交易信息的必要条件，进而提高合作效率，如Krause等(2007)的研究表明高度的信任有利于伙伴之间的信息共享，而上下游企业通过共享资源获取、产品设计等重要信息而得以在产品质量、客户响应时间和成本节省等方面改进，从而增加合作绩效；其次，供需双方的相互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成功的可能性，有助于赢利能力的提升，如Dyer(1998)的研究表明，在长期的合作关系中，信任能够通过减少搜寻、监督、控制等来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双方合作的长期稳定；第三，相互信任是供需双方长期合作的必要条件，也是维持伙伴成员关系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如Moorman等(1992)指出信任能够带来显著的稳定长期的合作关系。因此，我们认为服务化战略和关系资本的同步发展将会提高供需双方的合作绩效。这意味着服务化战略通过促进关系资本的形成来提高合作绩效(关系资本作为中介变量)。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关系资本的产生将提高供需双方合作绩效。
假设5：关系资本在服务化战略和合作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三、方法和测量
(一)测量工具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根据是国外已有测量量表和文献测量涉及的构念。对构念“服务传递型战略”的测量来自Christopher(1997)以及Matthyssens和Vandenbempt(2008)的研究，包括提供高质量和敏捷性提供产品或服务、响应客户需求等方面。对构念“服务定制化战略”的测量来自Madhavaram和Hunt(2008)以及Matthyssens和Vandenbempt(2008)的研究，包括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参与客户运营管理以及提供定制化服务等方面。对构念“服务协同整合战略”的测量来自Vargo和Lusch(2008)以及Song和Yu(2009)关于服务主导的相关研究，包括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价值链增值服务以及资源整合服务等方面。对构念“关系资本”和 “合作绩效”的测量来自供应链关系的相关研究(Cousin等2006；Kingshott，2006)。其中对 “关系资本”的测量包括供需双方的紧密合作、彼此信任和尊重以及信息高度共享等方面(叶飞等，2011)。对构念“合作绩效”的测量包括提高供需双方收益和改善绩效等方面。
数据收集主要通过正式邮件的方式将问卷发给机械和电器行业中重要企业的董事长或高级管理人员，共计发放问卷450份，回收156份，响应率为34.7％，删除含有缺失变量和问答不完整的问卷后，有效样本量为130。由于本研究需要测量供需双方的资产、销售额和人员规模，剔除在这三项中填写缺失的样本，最终样本为125，有效响应率达到27.8％。为了检验供需企业力量均衡与不均衡时，三种服务化战略和关系资本、合作绩效之间的不同关系，本研究根据2005年国家经贸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工业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将样本分别依据服务提供方和样本调查企业划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两类。根据该标准，中小企业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员工数量少于2 000人、销售额少于3亿人民币、资产少于4亿人民币。基于上述标准划分，如果供需双方均为中小企业或均为大型企业，我们将这些样本划分为力量均衡类企业，否则为不均衡类企业。
(二)信度和效度
本文采用Amps17.0软件对测量模型做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1所示，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中的拟合指数表明模型和可观测数据匹配较好。表1中的组合信度值(CR)均超过0.7这一临界值，表明各构念均有较强的内部一致性。
本文用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来评价量表的建构效度。如表1所示，各构念的平均萃取方差(AVE)均大于0.5，聚合效度满足(Fornel和Larcker，1981)。如表2所示，任意两个构念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是0.7，而AVE的平方根最小是0.781，即满足Fornel和Larcker(1981)所提出的任一构念的AVE的平方根均大于该构念与其他所有构念之间的相关系数这一条件，从而区别效度满足。
四、模型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来检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基于文献回顾及所提出的理论假设，采用Stata11.0软件分别检验各个假设，其中样本企业所属行业及双方企业合作时间作为控制变量。研究结果如表3所示。
模型1为总体回归模型，由假设1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服务传递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004，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服务传递型战略不能给服务供应商带来关系资本，假设1得到支持。具体而言，当供需双方力量均衡时(模型2)以及力量不均衡时(模型3)，服务传递型战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7和-0.024，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假设1得到支持。
从总体模型的逐步回归结果可知，服务定制化战略的回归系数在显著性检验水平上为0.44，表明该服务化战略显著地正向影响关系资本，假设2得到支持。具体而言，当供需双方力量均衡时(模型2)，服务定制化战略回归系数为0.517，并且在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服务定制化战略同样是产生关系资本的重要因素，假设2a得到支持。同样的，当供需双方力量不均衡时(模型3)，服务定制化战略回归系数为0.356，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供需双方力量不均衡时，服务定制化战略对关系资本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弱，假设2b也得到支持。
总体模型(模型1)中，服务协同整合战略对关系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36，假设3得到支持。具体而言，当供需双方力量均衡时(模型2)，服务协同整合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212，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服务协同整合战略对关系资本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3a没有得到支持。相反，当供需双方力量不均衡时(模型3)，服务协同整合战略的回归系数是0.472，且具有统计显著性，意味着服务协同整合战略是产生关系资本的关键因素，由此假设3b得到支持。
三个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均表明关系资本和合作绩效显著相关，由此假设4得到支持。具体而言，首先对于服务传递型战略，如上所述，其不能给服务供应商带来关系资本，关系资本在服务传递型战略和合作绩效之间不具有中介效应；其次对于服务定制化战略，在模型2和模型3中，当加入关系资本后，其对合作绩效影响的显著性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表明无论供需双方的力量是否均衡，关系资本在服务定制化战略和合作绩效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最后对于服务协同整合战略，在模型3中，当加入关系资本后，其对合作绩效的影响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当供需双方力量不均衡时，关系资本在服务协同整合战略和合作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在模型2中，则不存在中介作用。根据以上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在一定条件下，关系资本在不同的服务化战略和合作绩效起到中介作用，假设5得到部分支持。
五、讨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服务化战略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和分类，并以企业力量对比作为权变因素探索了服务供应链中的服务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服务化战略、关系资本和合作绩效的关系，即供需力量的均衡状态对服务化战略、客户与服务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资本的影响机制。近年来在服务供应链管理领域，众多学者研究了服务主导的能力及其对绩效的重要性，但是很少有人运用权变观点研究如何交互、动态地实施服务战略，本研究试图对此进行探索性研究。
(一)理论意义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研究认为在中国转型经济条件下，服务化战略确实给上下游企业带来了关系价值。与战略管理理论观点相一致，研究认为关注供需双方力量的均衡状态，可以提高服务供应商战略实施的针对性，进而给其带来竞争优势。在这一点上，本研究扩展了服务主导型战略的研究范围。
首先，服务主导型观点认为应当将服务化战略作为企业战略规划的核心，而无形的、动态的专业性资源是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Vargo和Lusch 2004)。按照服务管理的层次和复杂性的不同，本研究通过提出三种形态的服务化战略，扩展并阐述了服务主导观思想，促进了对服务战略的概念界定及测度的深入研究。其中，三种形态分别为服务传递型战略、服务定制化战略和服务协同整合战略。研究认为无论采用何种服务化战略，企业都必须打破现有的游戏规则，重塑产业边界以获取竞争优势。通过研究服务供应商如何增加现有价值和提供服务，研究提出了可以给服务供应商带来关系资本和合作绩效的特定方式。
其次，本研究表明只有完全了解并考虑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状态，采用相应的服务化战略才能有效地获取竞争优势。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当供需双方力量均衡时，服务定制化战略是带来关系资本和合作绩效的主要因素，而力量不均衡时，影响企业关系资本和合作绩效的主要因素是服务定制化战略和服务协同整合战略。当供需双方力量均衡时，由于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因素产生的可能性较小，因此，这种情况下要素和能力的互补成为了服务化战略的关键。反之，供需双方力量不均衡时，委托代理问题将会出现，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风险等相对较高，因此，除了资源能力的互补型战略外，降低交易成本的战略成为了供应链服务化的核心，服务协同整合战略由于促进双方的互动、沟通和知识分享而成为关系资本实现的重要手段。这一结论与Van der Vegt等(2010)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他们的研究表明当权力不对称时，群体绩效反馈(Group performance fedback)能加强企业之间的共同学习，实现团队绩效。
本研究的第三个理论贡献是在关系资本和合作绩效上的创新。关系资本是获取资源的社会配置方式，表现为相互的信任或互动。供应链管理领域的现有研究阐述了社会化(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动)(Cousin等2006)或权力与依赖与关系资本(Peterson等2008)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些研究基于行为过程探索了关系资本的来源。本研究更加强调社会化的内容或战略而不是社会化的行为过程是如何影响关系资本以及合作绩效的。此外，研究认为关系资本不仅由互动行为产生，而且由互动战略产生，在这一点上，研究认为供应商的价值创造战略越先进，各层次价值链之间必然相互啮合得越紧密，所产生的关系资本和合作绩效也就越高。
(二)管理意义(实践意义)
本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企业应当认识服务化战略的重要作用，要增加服务意识。企业应主动地、持续地获取和开发多样化的服务能力和各层次的专业性资源，促进其服务化战略的提升，所有这些都要求企业深入了解不同服务化战略的特点以及对资源和能力的要求。如服务定制化战略和服务协同整合战略是知识和技能专业化的服务化战略，这类战略需要企业深入了解技术和产业特征，如果企业不具备广泛的相关知识与经验就无法形成这些服务化战略。此外，从产品到服务化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了实现服务化，服务供应商需要开发组织能力和多种专业性资源等，并且需要与客户密切合作，以保证服务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其次，企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企业化战略，要综合考虑环境因素和组织因素的影响，只有如此，才能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服务化战略的实施会受到各种组织内外因素的影响，包括品牌因素、企业规模、环境动态性、员工素质、行业差异等等。本研究探索了供需双方力量均衡状态这一权变因素，对企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即当供需双方力量均衡时，更多的是选择服务定制化战略，而不均衡时，既需要服务定制化战略，更需要通过服务协同整合战略帮助客户企业提高行业知识、信息和技能。因此，服务供应商应在深入分析客户价值诉求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其与客户之间的力量均衡状态，从而形成相应的差异化服务战略。
(三)研究局限性
尽管本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研究本身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1)样本量相对较小。有效样本量只有125份，如果能有更加广泛的数据样本来检验研究假设，研究结论可能会更加具有说服力。(2)本文的研究是聚焦于同一领域内的供需企业的服务化战略研究，而市场、行业甚至制度都可能会对企业所采用的服务化战略有权变影响，这或许也是未来我们研究的方向之一。(3)本文采用基于横截面数据的研究设计，但是服务化战略的实施及其对关系资本与合作绩效产生影响都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未来研究采用面板数据的研究设计或许更加有利于深入挖掘服务化战略与关系资本和合作绩效关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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