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知识论的精神实质及其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路论文,精神实质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学术界内外，“认识论”和“知识论”概念，尤其是“认识论”这一概念的使用十分广泛和普遍。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认识论和知识论作为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其研究领域、问题系、理论目的等似乎都是自明的和无庸争辩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心考察和分析“认识论”和“知识论”概念实际使用的状况，那么，理解上的歧义和使用上的混乱就会呈现眼前。同时，我国哲学界对于主要根源于西方哲学传统的认识论和知识论在现当代的发展及其遭遇到的挑战和批判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对于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出路问题也缺乏必要的反省和批判性的思考。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曾在《对知识的追求和辩护》一文（见《复旦学报》1997年第4期）中， 对西方哲学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历史发展作了非常概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于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发展趋向和理论出路发表了一点不很成熟的粗浅看法，但是对于知识论的理论出路问题，我们的看法未曾得到较为充分的展开和深化。故此，本文试图进一步具体分析、规定和解答这一问题，以就教于学界同仁，并希望能借此将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一、区分认识论和知识论的理由和目的
在上面提及的那篇文章中，我们曾对认识论和知识论作出了大致的区分和界定，但并未对二者区分的必要性、可能性、理由和目的进行深入的探究和论述。而对哲学知识论的出路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是以哲学认识论和知识论之间的区分为理论前提的。基于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先对哲学认识论和知识论之间的区分进行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分析。
在前文中，我们对哲学认识论和知识论作出了如下的界定和区分：哲学认识论致力于对认识活动和知识成果的发生学考察，就是说，它致力于探究我们是如何获得知识的；而哲学知识论并不把知识形成的心理机制等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相反，它把成果形态的知识看作逻辑上预先给定的东西，致力于考察知识的本性、知识的标准、知识明证性的基础等问题。所以，哲学知识论主要关涉的是人们的知识观和科学观，它试图对历史地形成的特定的知识观念或知识主张给出终极的证明和辩护。对于我们所做的这种区分和界定有些学者可能持有异论，这也是难免的。这是因为，首先我们所做的这种区分在西语的哲学术语之中并不能找到准确的对应词。更为重要的是，从词源上看，“epistemology”的词根无疑来自一个重要的希腊哲学概念“episteme”，而“episteme”的含义是指本质上不同于意见的科学或知识；同时，“epistemology”的后缀“—ology”就是研究或探讨的意思，所以，将“epistemology ”译为“知识论”应该是更为恰当和准确的。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theory of knowledge”这个比“epistemology ”晚得多才出现的哲学概念，在西方哲学文献中大多是作为前者的同义词被使用的。再者，如果我们用心体会西方哲学对认识活动和科学知识进行理性反思的初衷和理论旨趣，那么不难发现，“epistemology”在根本的意义上乃是对我们所界定的“知识论”问题的探究，这和国内哲学界更多地从本文所界定的“认识论”角度来理解和规定“epistemology”这个概念形成显明的对比。所以，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如果立足于西方哲学术语使用的历史和现状，那么，我们区分“认识论”和“知识论”的理由至少是不充分的；而且，在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我们所界定的认识论问题和知识论问题之间确实存在着错综复杂、很难分割的联系。既然这样，我们为何还要在两者之间做出区分？这种区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何在呢？我们做出这种区分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尝试着进行这种区分，其目的首先是为了清理认识论和知识论研究的地基，对习惯上归属于认识论和知识论研究的各种问题进行梳理和归类，使之有一个明晰的层次；其次是为了对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内容和基本规定有一个较为严格的界定；而最终并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区分无疑从属于对认识论和知识论之发展趋势和理论出路的思考。从这样的目的出发，在认识论和知识论之间进行区分的必要性就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必要性根源于中外哲学界对认识论和知识论或 epistemology 和theory of knowledge这一对哲学概念使用上的混乱。 这种混乱一方面表现为在两个概念之间未做出任何一致性的区分或者干脆不做区分；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在两个概念或每个概念的使用上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比如西方先验主义哲学传统和分析哲学传统的哲学家主要是在我们所界定的知识论的意义上使用“epistemology”这一哲学概念的，而皮亚杰和蒯因则明确地是在我们所说的认识论的意义上使用“epistemology”的。在国内哲学界，“知识论”这个概念较少被使用，“认识论”这个概念则得到普遍认可和被广泛使用，不过，人们赋予“认识论”的含义和基本规定却是非常不确定的和过于宽泛的。“认识论”在更多的时候被看作主要是研究认识的发生学问题的一门哲学分支学科，但通常也不排斥知识观方面的争论。这种概念术语使用上的混乱和歧义无疑是认识论和知识论研究所应该认真对待和必须加以澄清的，因为只有首先澄清和消除了这种概念术语使用上的混乱和歧义，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多一点建设性和可公度性。
既然这种澄清和区分对于认识论和知识论的研究非常必要，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区分是否可能”以及“这种区分的理由何在”。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还是先从前面所提及的不利于这种区分的那些论据谈起。在前面我们指出，从词源上看， “epistemology ”和“theoryof knowledge”之间很难区分开来，但是，这两个概念术语使用上的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分化和差异却为我们的这种区分提供了有力的根据。首先，“theory of knowledge ”这个大致流行于本世纪中期以来的哲学概念，它的含义比“epistemology”狭窄一些，具体地说，就是在其使用中，它一般不涉及认识的发生学考察，而只论及科学观和知识观及其证明等，所以，将它译为“知识论”应该是颇为准确的；其次，就是“epistemology”（Epistemologie）这个词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中， 其含义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方面，先验主义哲学、前期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都在我们所说的“知识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并明确地将认识的发生学考察排除在哲学的探究之外，将其看作心理学、认知科学、科学史等经验科学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皮亚杰、蒯因、库恩以及晚近的诸多致力于使科学哲学自然化的哲学家则都在我们所说的“认识论”的意义上使用“epistemology”，并都致力于使认识的发生学研究科学化，摒弃基础主义的知识论。所以，考虑到这两方面的情况，若将“epistemology”译为“知识论”应该说是不全面的和不准确的。同时，回顾我们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对认识的发生学研究的看法是颇为一致的，即双方都认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应该成为经验科学的一部分，双方之间的根本分歧表现在对我们所说的“知识论”的理论态度上。所以，考虑到以上的情况，我们以为在认识论和知识论之间作出上述的区分，是符合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分化的事实和现状的；同时，这种区分也顾及到了国内哲学界对“认识论”和“知识论”这两个概念术语使用上的一些不言的约定。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之所以在认识论和知识论之间做出区分，主要还在于两者关注的乃是两个本质上不同性质的问题系，两者各自有着很大程度的相对独立性：认识的发生学考察本质上是一个事实的研究领域，而知识论所关注的问题则不可能被实证地加以研究。
当然，在认识论和知识论之间做出区分，并不等于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的理论联系，但是，我们必须对两者之间联系的实质含义具体地分析和明确地把握。在我们看来，即使把认识论和知识论分离开来，把认识论从哲学中剥离出来，两者之间的联系还是明显存在的和不容否认的。这表现在，一方面，任何知识观的产生和形成都会不同程度地依赖于认识论的研究，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但是，“认识如何进行”和“科学理论如何形成”的事实并不能决定和证明任何一种科学观和知识观，就是说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认识论的研究，尤其是经验科学化的认识论研究都必然会有某种“科学知识观”的先行承诺，然而，这种承诺常常并不是以明确界定的科学知识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时候，认识论的研究者们只是在事实上有一些大致的共识或约定。尤为重要的是，承诺某种“科学知识观”只是认识论研究的前提，这种承诺本身并不会成为认识论研究的对象。而反过来看，如果从事认识的发生学研究的人们陷入“什么是真理”和“什么是知识”之类问题的争辩中，那么，认识论的研究就很难有一个稳固的出发点，也根本不会有坚实的进步。所以，从这一角度看，知识论和经验科学化的认识论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本体论和物理学之间的关系一样：虽然物理学研究总是有某种“本体论”的承诺，但是，物理学家都不会也不必要界入本体论的争论。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以为认识论和知识论之间存在的理论联系并不会成为对二者进行区分和具体规定的理论障碍。
二、知识论的基本特征和精神实质
关于认识论探讨，根据上述界定，我们以为它本质上是一种事实研究，它的目的在于对科学家实际从事的研究活动的机制获得实证的认识，所以，我们认为哲学认识论将被对科学认识活动的内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的经验科学所取代，这一点已被西方哲学和广义的认知科学的发展状况所凸现。不同于认识论，知识论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出路却是一个颇多争议、不易理清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先行地对知识论的基本理论规定和精神实质进行较为详细的辨析和厘定。知识论是内在于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中的一种重要而又深刻的理论传统，它在根本上是隶属于西方哲学的，体现了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品格和理论旨趣。而反过来，我们只有立足于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及其历史演变，才能真正领悟和把握知识论的根本理论特征和精神实质。
立足于西方哲学的问题系统和理论框架，我们不难辨析出知识论探究的一些理论前提和理论特征。首先，对于哲学知识论的研究者来说，科学知识的存在本身就为哲学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是因为，虽然具体科学具有无庸争辩的精确性和客观性，但是，具体科学本身却并不能为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性提供理论上的证明和辩护，从这一角度来看，科学知识在知识论哲学家的眼中并不是自足的。在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知识论哲学家并不怀疑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自明性，恰恰相反，承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自明性乃是知识论探究的前提和归宿。知识论研究由此出发，试图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提供一个终极的证明，换句话说，知识论哲学正是试图为我们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自明性的确信提供一种绝对性的根据和基础。知识论的这一根本理论特征，在西方哲学知识论的历史演变中得到反复的表现和强调。我们看到，柏拉图的哲学探求始终被为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性提供终极根据的冲动所左右。“理念论”的提出正是为了给科学知识的存在提供客观的根据。同时，柏拉图之所以贬低感觉而抬高理智，并使理智与感觉相对立，其目的之一正是为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提供一个主体的根据，因为正是理智的存在保证我们能够获得科学知识。而亚里士多德自己对“形式”的反复穷究及其观念上的矛盾冲突，也同样是根源于论证科学知识存在的可能性的理智冲动。对于经验论者来说，认识论的研究无非是为了论证科学知识赖以存在的感觉经验基础，这一点在洛克和休谟的哲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唯理论者则把科学知识奠基在纯粹理智或纯粹自我之上，并最终将其溯源到上帝的存在和我们所具有的上帝观念。在康德那里，西方哲学知识论探究的内在理智动机和知识论的根本理论特征第一次得到自觉的系统理论表达。康德的理性批判追问的是“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是何以可能的”，而其结果就是展示了科学知识的先验主体基础。在此之后，康德关于知识论的观念在先验主义哲学和分析哲学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胡塞尔这一先验主义哲学的现代代表人物，以更为纯粹的形式展现了先验主义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在先验主体性中为科学知识奠基，并为之提供客观性和必然性的证明。而罗素作为分析哲学的开拓者和辛勤的耕耘者，在谈及自己为何会进入哲学的研究领域时，曾这样写道：“我之走到哲学是通过数学的，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是通过一种愿望想找到一些理由来相信数学的真理”（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4—245页）。所以，不难看出，哲学知识论不是一种事实科学，而是致力于一种特定信念的辩护和证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种对科学知识的辩护是如何被激发的？它的必要性何在呢？在我们看来，追求绝对确定性和自明性的知识从古希腊哲学的成熟之时开始就融入西方哲学的内在本质之中，而知识论探究只是这种理智激情的一种具体展现罢了。同时，知识论的研究都以怀疑论作为自己假想或实在的理论对手，就是说，怀疑论激发了知识论探求，并使之显得必要。
任何辩护都先行地认定所要辩护的东西，而且拒斥与之对立的东西，所以知识论的研究既是对科学知识的辩护，也是对非科学的拒斥。这样，科学与非科学的严格区分就成为知识论研究的理论前提。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认为说法伊尔阿本德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有一种知识论乃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线。这一点我们从罗蒂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罗蒂这个西方哲学知识论传统的批判者和拆解者所集中分析和解构的，恰恰就是科学知识与文学艺术等非科学之间的观念壁垒。这一点是我们在讨论知识论问题时所必须清楚和注意的。
要在理论上说明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严格区分，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寻求两者之间的划界标准；而对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标准的寻求，总是与对科学知识本性的探求内在地相关的。这是因为，认定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也就等于认定科学知识具有其内在的本质，而且，在西方哲学知识论的演进中，对划界标准和知识本性的探究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之间也具有根本的统一性。同时，应该注意的是，知识论寻求的划界标准和知识本性都是一种绝对的和超历史的观念。相信科学知识有一个内在的、绝对的本质，或者换句话说，相信科学知识有一个内在的自我限制和自我规定的因素，乃是西方哲学知识论的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念。所以，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知识论研究恰恰体现了作为理智迷误之一种类型的本质主义。实际上，知识论的致思方式和问题框架也的确与本质主义内在关连，并很难分割开来。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知识论探寻的是知识的本性，即它的内在规定性；换句话说，它不把科学知识看作服务于某种更高的目的的工具，而是把科学知识本身看作我们理智追求的根本目的之一，看作我们认识世界的精神性成果。所以，知识论研究，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以为诸如实用主义等各种对科学知识的工具主义解释以及在生存论的理论框架内对科学知识与人的生存之意义关连的多方位透视，都不是知识论性质的研究和论说。
把科学与非科学严格区分开来，并认为科学具有不同于非科学的内在本质，这在逻辑上是以人们对科学知识的先行领悟和理解为前提的，而反过来，这又通过某种科学知识观的明确理论表达得到实现。但在知识论哲学家看来，做到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更为根本的任务乃是对我们的知识观进行证明和辩护。换句话说，知识论就是要为我们特定的科学知识观寻求确定的根据，不过，此处我们需要先行地了然于心的是知识论所寻求的是理论证明，而不是实践证明。对这一科学知识观的论证在西方哲学知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哲学流派之中，是以不同的理论方式和学说得以完成的。希腊哲学主要关注这样的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的根据，而康德以前的近代哲学则主要致力于为获得这样的科学知识找到一个绝对确定性的原点、基点以及方法。康德及其后继的先验主义哲学家都明确地将科学和哲学区分开来，并都试图在对先验主体性的穷究和展现中，建立不同于科学知识的绝对先验知识体系。然后，再将具体科学知识奠基于先验的哲学知识之上，并以此论证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性。在将科学知识奠基于纯粹理智或先验主体性这一点上，先验主义哲学继承和发展了近代的唯理论传统。而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经验主义流派则以不同于近代哲学经验论的方式，将科学知识再次置于感觉经验的基础之上。逻辑原子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把科学知识的基础问题转换到语言分析的层面上，并最终通过把以命题形式表现出来的知识还原到原子命题和观察语句完成其基础主义的知识论构想。总的来看，不管是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的根据、基点，还是作为基础的先验知识体系或原子命题之类，都被赋予绝对的确定性，并被看作是自行证明的，也就是说，这些作为根据、基点和基础的东西乃是终极性的。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以为知识论是排斥历史主义的。回顾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知识论和基础主义具有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所以，我们认为“基础主义知识论”的表述是符合西方哲学知识论的基本理论特征和精神实质的。
三、从辩护走向理解
归根到底，西方传统知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做两件事情。第一，寻求和确定一个绝对的知识标准，从而把知识与意见、谬误和未曾经受科学批判的常识等区别开来；第二，为符合这种标准的科学知识的可能性寻找理论根据、理由和基础，从而达到论证和辩护此种知识标准及与此相关连的科学知识观的目的。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下面我们来深入思考知识论的理论出路问题。
首先，要探究知识论的理论出路问题，追问知识论研究的必要性就在所难免。关于此点，我们既要看知识论的研究对于科学的发展、知识的增长是否必要，还要考虑知识论探究被激发的理论根源和现实根源。着眼于知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实作用，我们以为，如果说知识论的研究对于希腊科学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帮助营造了有利于其发展的时代精神氛围的话；那么，康德以来这种作用不仅日益丧失，而且日益走向其反面。同时，从理论层面分析，知识论研究对于科学的发展并非必不可少，科学研究也并非必须以知识论的探究为前提。另外，不妥协地和武断地坚持和辩护一种特定的知识标准和科学知识观，对于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常常是有害的，它会人为地限制科学可能拓展和探索的领域，束缚科学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展现。所以，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科学家既不关注知识标准和科学的哲学基础问题的讨论，也不为自己没有绝对的知识标准和科学缺失绝对的理性根据而烦恼。至于知识论探究被激发的理论根源，从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来看，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为哲学上的怀疑主义，其二是对绝对确定性知识的信念和追求。后一因素从希腊哲学发展的早期起就介入了对西方主流哲学的基本理论旨趣的规定；而前一因素本身虽然是知识论探究的现实的或假想的理论敌手，是知识论探究的理论诱因，但是，反过来看，怀疑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又主要是被知识论的探究所激发和促生的。从这一角度看，知识论探究的理论根源就在哲学内部，而不在科学之中；相反，科学研究既没有必要以对绝对确定性知识的信念为前提，科学知识的存在本身也和怀疑论的产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事实上，知识论研究在古代和近代的早期，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维护科学存在的权利、营造科学发生和成长的精神氛围的时代需要；康德以来的知识论研究则主要根源于对科学知识真理性的确信和科学主义的激情，而科学主义得以产生的现实根源则是科学技术所发挥的巨大现实作用。但是，在现时代，不是科学需要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而是其它非科学的东西，包括哲学知识论在内，需要在科学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至于科学主义，则由于其明显的理论缺陷和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而受到了质疑和批评。所以，总的来看，立足于现实，传统知识论研究的必要性是不存在的。
其次，传统知识论研究的目的能否实现也是西方哲学知识论的发展本身所呈现出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我们看来也只能是否定的，这一点已为西方哲学知识论本身的历史发展所反复验证。今天，没有哪个哲学家还坚持认为我们能够寻找到一个超历史的知识标准，或能对一种知识标准和科学知识观给予终极的辩护和证明。知识论研究之所以不能实现其追求的理论目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科学知识本身就是历史地形成和发展变化着的东西，不同时代的人们所理解的科学是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的，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所理解的科学就绝不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并无一个超历史的、本质同一的科学等待着知识论研究者去审视和辩护。其二，任何一种知识标准和科学知识观都不可能被终极地证明和辩护。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借助客观的工具、手段和事实来检验我们关于对象世界的知识，但是，我们却缺乏用来检验知识标准和科学知识观的工具、手段和尺度。科学知识本身及其发展状况虽必然会影响特定科学知识观和知识标准的形成，但却绝不能决定和证实它。其三，任何一种科学知识观、知识标准都内在地蕴含着对既存的科学知识的某种评价、选择和取舍，所以，知识论的探究并不是一种客观的事实研究或对象性研究，因而，知识标准和科学知识观上的差异和纷争也就不可避免。
再者，退一步说，即使知识论研究是不必要的，其理论目的也不可能被实现，然而如果知识论研究的是一些人类理性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理性的自然倾向必然会展示出来的问题，那么，知识论研究能否因此而被肯定下来呢？在我们看来，试图认识和理解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和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这对人类乃是极其自然的倾向。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故此，只要有科学知识，人类就会有了解和领悟科学知识的冲动。如果没有这种认识和理解科学知识的愿望与冲动，那么，一切哲学的和非哲学的对科学知识的反思也就无从谈起。然而，领悟和认识科学知识的内在愿望并不必然地会导致知识论问题和知识论的思考。换句话说，知识论只是我们反思科学知识的诸多可能的理论取向和理论范式之中的一种样式而已，而知识论问题只是在这种特定的理论取向和理论范式之中才可能被提出。不仅如此，知识论问题的形成在西方哲学史上也确实依赖于一些并非自明性的和不可更改的理论假设。作为例证，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西方近代哲学知识论的基本问题看作一个经院哲学的问题，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对近代哲学中的“主体”和“客体”概念进行了根本的批判，揭示了近代知识论问题及概念的抽象性和非实践性品格；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知识论问题形成的前提性假设和知识论的理论旨趣进行了多侧面的透视、剖析和批判；罗蒂则认为西方哲学知识论的问题系在根本上依赖于一面巨镜的心的图画和视觉隐喻。以上这几位哲学家对知识论问题形成的前提性假设的揭示和批判可能并非都是无懈可击的，但其批判却足以使我们认识到：知识论问题和人类领悟与理解科学知识的内在冲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综合上述，我们以为知识论绝不是一个自明的研究领域，所以，在思考知识论的理论出路时，我们所应做的绝不是在既定的理论框架内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是需要对知识论的传统进行总体上的批判性考察和估量。
如前所述，领悟和认识科学知识本身可以说是理性的一种自然倾向，同时，不只是相信和坚持某种科学知识观，而且还试图为自己的信念寻找理由和根据，这本身也确实体现了一种理性精神。但是，在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中，知识论之为知识论，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寻求一种科学知识观、知识标准及其根据和理由，而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它总是试图发现和确立超历史的科学知识观、知识标准及其根据和基础，所以，绝对主义内在地塑造和规定着知识论传统。而试图一劳永逸地确立绝对的知识标准，发现科学知识的绝对性根据和基础，这本身又意味着知识论总是试图终结自身的研究，完成探索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知识论的理论目的实现之日，也就是它走向终结之时。从这一角度来看，知识论又确实内在地蕴涵着自我瓦解的逻辑，知识论的研究就是由批判反思走向不再需要批判考察的确信，由理性精神的展现走向理性精神的自戕。知识论研究的这种内在矛盾不仅体现在西方哲学知识论所发挥的实际历史作用上，而且也表现在西方哲学知识论演进的逻辑进程之中。
就知识论传统的实际历史作用而言，它一方面自然会激发人们对自己的科学知识观念保持批判审视的态度，而且它对于塑造西方古典的理性精神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却又不可避免地使得具体历史时代的科学知识观念永恒化，从而走向自身的反面。也正因为这样，有些论者才强调指出：“对知识、道德、语言、社会的基础所作的研究可能仅只是类似于教义辩护的东西，它们企图使某种当代的语言游戏、社会实践或自我形象永恒化”（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页）。
知识论研究的这种内在矛盾，在西方哲学知识论的历史演进中，就表现为知识论和怀疑论、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互为前提、互相依赖、互相拆解、互相更替。怀疑论总是作为知识化研究的假想的或现实的理论对手，限制和规定着知识论的理论目的和理论视野，并使知识论的研究显得必要。而反过来看，怀疑论又是知识论探究的必然结果，因为绝对主义的知识论不可能完成自己的理论任务，所以，当先前的哲学家自认为已经发现的绝对知识标准及其根据和基础成为历史的幻象时，对存在这样的知识标准及其根据和基础的怀疑就不可避免，相对主义作为真理的另一极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一点我们从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不难看出。从表象的层面来看，西方哲学似乎总是在玩着绝对主义的建构和相对主义的拆解的游戏，而实质上知识论和怀疑论、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乃是一种共生现象，两者互相依存。所以，在我们看来，知识论的理论出路既不可能是最终克服怀疑论，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也不可能是走向怀疑论，因为这将同时意味着知识论的终结和知识论的再生。走出怪圈的可能途径不是在绝对主义的知识论和相对主义的怀疑论之间进行抉择，而只能是超越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超越知识论和怀疑论，超越抽象的、玄思的、无限制的怀疑和必将走向自我封闭、自欺欺人的辩护，从怀疑和辩护走向理解。
放弃传统知识论的理论探究和理论建构，也绝不意味着放弃对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人类不可能放弃对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这是因为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理智活动的对象化产物，它与人类理性自身以及人类的生存和人的自我理解、自我规范紧密相连，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试图理解和明智地对待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乃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基本倾向和冲动。不仅如此，而且在我们看来，今天对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和更为紧迫，因为在现时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所展现的巨大力量是以往的任何历史阶段都无法比拟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铸就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规定着我们的生活形式。所以，我们之所以放弃传统知识论，并不是因为它致力于反思科学知识，而是因为知识论的理论取向和理论范式限制了哲学反思的视野，是因为知识论不能承担起全面、深刻、切实地理解和反思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理论任务，是因为它制造了理智的迷误而思得太少。我们知道，传统知识论是以辩护为其理论旨趣的，而这种辩护是与哲学的反思特性和批判精神格格不入的，对此知识论也缺乏自觉反省的意识。同时，知识论研究总是从对科学知识的一种本质主义的前理解出发的，而它对这种先在的领悟缺乏批判的考察。由于这种非批判的理论态度和理论旨趣，知识论研究存在着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首先，由于它以辩护一种超历史的科学知识观为理论归宿而遮蔽了我们所拥有的科学知识观念得以形成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其次，知识论研究强调和辩护的是科学知识区别于一切非科学的本质规定性和优越地位，因而它与科学主义内在关连，这使得它不能合理地安置科学知识在人类文化中的应有地位；再者，因为知识论研究总是企图在理性自身之内找到科学知识的永恒观念基础和根据，所以，它不能自觉地和成功地将科学实践和技术置入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内，而今天对科学实践和技术的哲学反思显得尤为重要。
故此，我们主张放弃传统知识论，实质上是指放弃一种不可取的反思科学知识的理论取向和理论范式，是放弃一种非批判的理论态度、一种非开放的心态、一种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而我们用“理解”所标示的，首先是一种开放的理论心态，一种具有反省意识的精神，一种力图切近现实和致力于使我们更人性地生存的理论旨趣。其次，可以把“理解”看作我们所致力于探求的反思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理论范式的基本特征。这种对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并不排斥对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的理论前提的揭示，而且它也会形成某种科学知识观和技术观；但是，它并不企图去发现永恒的知识标准和终极性的知识基础，也不把辩护某种特定的科学知识观和技术观作为自己的理论目的。它致力于探求的是对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更全面、更合理的把握和理解，而不是绝对性的认识。同时，致力于理解的对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不把我们所拥有的科学知识观和技术观看作唯一合理的，它对历史和未来敞开自己，它把揭示我们所拥有的科学知识观和技术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看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它致力于揭示我们何以会拥有这样或那样的科学知识观和技术观，因而它把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科学知识观和技术观保持自觉的体认和反省作为自己的旨趣之一。另外，对于这种哲学思考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展现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属人的意义，是致力于使我们更人性地生存，是营造人与自然的真正的和谐。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克服传统的哲学知识论而转向理解，那么，我们可以期望获得更明智、更合理地把握和对待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态度和能力。
标签：知识论论文; 哲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