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个案论文,知识分子论文,身份论文,另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论
世纪之交迄今，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变化之一，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左翼文化和历史实践的重新关注。这不仅表现为思想界关于“新左派”/“自由派”的论辩，也直接表现为现代文学(1919—1949年)、当代文学(1949—至今)研究界对左翼文学(包括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三十年代的左联、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重新关注的热情。在整个八十年代，受到“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支配，对左翼文学(文化)的贬抑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学科关系的变化可以视为这种意识的集中表现。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左翼文学成为惟一合法的文学力量，并因此建构了“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当代文学”作为左翼文学在社会主义实践阶段的文学命名，成为在历史阶段、阶级属性和文学形态上“高”于现代文学的学科专业(注：相关的详细论述参见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一讲“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代文学实验的失败被视为一种封建势力“复辟”的历史性错误。在李泽厚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表述中，“救亡”被等同于“革命”，并进一步被视为前现代的封建力量，从抗战到“文革”的历史被看作是“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并“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在这样的前提下，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被视为“五四”启蒙思想的重新开始(注：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原载《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这种新启蒙主义思路表现在文学研究界，则是现代文学被看作更“现代”也更具有启蒙意识的学科而成为显学，而左翼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则因其缺乏“艺术性”和意识形态上的“偏执”被降为“次一等”的文学形态。“重写文学史”和现代作家作品的“重评”，构成了八十年代的持续思潮，“重写”和“重评”的中心都在非左翼的(表述为“现代的”)文学史观和文学现象。遗留的问题是，不仅二十世纪的左翼文学因为意识形态上的盲视而受到忽视，更重要的是，左翼文化实践和历史实践中遭遇的繁复问题，以及它可能提供的资源意义上的借鉴，也因此被轻易抛入历史的忘怀洞。如果说九十年代后中国社会的变迁，使得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思路显露出其矛盾的一面，社会阶层的分化、资本的全球流动以及对抗全球化的另类批判资源的寻找成为迫切的现实关注点，因而左翼思想文化再度隐约浮现出其可能的“遗产”意义的话，那么，对左翼政治、文化的历史实践的重新检省和反思，则成为当前思想文化研究中必要的环节。
在上述问题意识的驱动下，本文试图以丁玲这一作家个案作为切入点，来考察延安文化体制中蕴涵的一些关键问题。以1942年的整风运动作为界限，共产党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和社会动员方式上都形成了一套新的制度，不仅因此打破了偏僻乡村中压迫与停滞的循环，解决了日本和国民党政府双重封锁造成的经济困境，并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广泛参与抗战活动(人民战争)，同时也成为新中国建立之后所采取的建国模式的雏形。这一成功的另类实践模式被一些学者称为“延安道路”(注：[美]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China in Revolution:The Yean Way Revisited,1995)，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关于“延安道路”，书中做了这样的概括：“作为一个整体纲领，‘延安道路’是关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人民战争的别具一格的方式。”(第202页))。延安文化制度所造成的影响更为深远，毛泽东1942年5月所做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建制的核心纲领和几乎惟一的经典依据，被作为当代文学的直接传统和“惟一的文学方向”而予以遵循。而经历了整风运动和文艺座谈会之后，聚集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统一的话语口径，并被有效地纳入革命政权文化动员的整体组织结构当中。本文不拟从整体上重新描述这一文化体制的形状，而试图以丁玲这一作家个案带出对这一文化体制中所蕴涵的知识分子角色、性别秩序问题的讨论，以及身处其中的作家所面临的身份政治的冲突及其暧昧的解决方式。
作为最早一批进入共产党边区根据地的作家(文人)，丁玲于1936年11月抵达陕北保安，随后在前线随军写作，1937年2月到达共产党新驻地延安。1941年4月，丁玲调到延安党报《解放日报》工作，从9月起担任文艺副刊主编，直至次年3月。在这期间，她发表了小说《在医院中》和《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等杂文，这些作品针对当时延安的现实处境发言，并提出了颇为尖锐的批评意见。这成为不久延安整风期间丁玲受到批判的原因，也是1958年她被打成右派的主要依据。从另外的角度，一些研究又将这些作品看作丁玲对毛泽东话语实施有意识“抵抗”的依据。如李陀在分析这些杂文时说：“很明显，丁玲在实行一种抵抗，她大约还在怀念上海亭子间那种写作方式；面对已经在延安确立了自己霸权地位的毛文体，她还想进行一次挑战。”(注：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1993年第3期。)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丁玲提出批评并非有意识地针对毛话语(尤其不是《讲话》)，毋宁说，这是在《讲话》尚未发表、延安尚未提出明确的文艺方向之前，丁玲出于自发的批判热情和“革命”想象与延安革命政权之间的碰撞。
四十年代初期丁玲这批作品的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契机。从1940年到1942年整风的这段时间，延安的文坛呈现出较为“活跃”的状况。1940年之前，延安文化人处在抗战动员阶段的不稳定状态中：“在抗战初期到1940年1月以前，许多文化人来到延安及前方，有留延安工作者，有在延安住一段又回大后方者，来来去去，听其自便。”共产党的态度是，“有关部门对文化人的工作着重招待、优待和帮助他们上前方，对他们的工作注意不够，对于在思想上团结、教育他们做得不够”。这事实上也就是说，党对于文化人的控制和训练都非常松散。而194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但文委对这个方针并没有充分研究，文艺工作者中许多人对此也没有深刻理解。而这时国内政治环境又发生了变化，反共宣传屡次甚嚣尘上，抗日根据地物质条件也出现了很大困难，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模糊，问题便暴露出来了”(注：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23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这段描述带有很强的倾向性，但从中可以获得的信息是：1940年至《讲话》发表这段时间，一方面，随着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延安也进入了艰难但稳定的时期，这使延安文化人有可能停顿下来仔细打量、评判延安的处境；另一方面，毛话语的重要支撑《新民主主义论》虽已经发表，但并没有作为制度性话语加以实施，文艺部门对于如何管理文化人、文化人对于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目标，都没有统一的依据。这使得文化人自发的讨论和批判性的介入成为可能。《文艺月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等正规刊物，鲁迅艺术学院、文协等文艺机构，以及《轻骑队》等油印刊物和墙报，都成为延安文化人活跃地发表意见的地方。1942年5月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则是消除这种“浓厚的自由主义氛围”，统一思想和文艺方向，并动员文艺界下乡，“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一分子”。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是把文化人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话语当中，纳入整个革命机器的有效组织中。在这样的意义上，知识分子及其思想才真正被制度化。
在这一制度化的过程中，丁玲和延安新主流话语之间的碰撞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作为五四后期步入文坛并与左翼文学界有着密切关系的知名作家，丁玲的艺术个性和文体风格表现出了鲜明的现代色彩，并具有自发的革命热情，这使她表现出强烈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情绪逻辑；同时，因为她的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识，她与延安主流之间的抵牾又包含了明确的性别观念的冲突在内。整风前的丁玲从哪些方面对延安做出批判，歧异产生在哪里，这些分歧最终在怎样的逻辑上被缝合或留下了怎样的裂隙——对这些历史问题的重新关注，不仅可以使我们获得关于丁玲这一作家更为丰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由这一个案出发，可为我们重新考察以《讲话》为核心的延安文化制度中知识分子的角色，革命政权中的性别秩序，以及知识分子与革命、性别与阶级等二十世纪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提供进一步思考的线索。
1.革命体制中的知识分子角色：新/旧主体的断裂
1941年9月，丁玲留下了一篇颇值得分析的散文《战斗是享受》，写到她对一场暴风雨的心情。在狂风暴雨中，看到一群人在激流里冒着生命危险捞取木材，她发出这样的感慨：
他们是在享受着他们最高的快乐，最大的胜利的快乐，而这快乐是站在两岸的人不能得到的，是不参加战斗，不在惊涛骇浪中搏斗，不在死的边沿上去取得生的胜利的人无从领略到的。只有在不断的战斗中，才会感到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存在，才会感到青春在生命内燃烧，才会感到光明和愉快啊!(注：丁玲：《战斗是享受》，《丁玲文集》卷4，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
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当时丁玲的生命哲学的体现。这是一种“斗争哲学”，在艰苦的搏斗、在生与死的极致体验中感受生存的意义，并把这看作最高的快乐。海伦·斯诺这样描写此时的丁玲：“她给你的印象是她可能打算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彻底胜任的，不害怕的。她显然是一台发电机，有无可约束的能量和全力以赴的热情。我感到丁玲是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党，在一切方面都非常独立不羁。”(注：[美]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新女性》，第218—219页，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丁玲所表现的这种强悍，大概可以看作革命者丁玲的一种基本品质，也是她把革命哲学内化为自身精神成分的表现。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寻求生命的热和力，正是革命魅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生命哲学使人与环境处于紧张的对抗关系中，并试图通过“战斗”来改变既有环境，促成理想状况的到来。同时，理想本身的非现实性将使她难以安于既存现实，而始终处于为达到理想状态而与现实“斗争”的动态过程之中。因此，“革命”精神是很难被制度化的，革命者的斗争热情与革命政权本身将处于一种悖论情境。革命的号召力在其对于现实批判的有效性，并提出一种关于生存状况的更完满的想象；但革命政权本身却是制度化的，与革命想象之间存在着出入，这种理想/现实、精神/体制之间的冲突，成为革命政权必然面临的悖论，也是1949年后体制化的中国革命面临的内在矛盾。在这样的意义上，丁玲对于革命政权的批判就成为“革命内部的革命”，是以革命精神对于革命政权的批判。
作为对斗争哲学的实践，丁玲首先开始倡导“杂文”。鲁迅所宏扬的作为“匕首和投枪”的杂文，为此时的丁玲批判现实提供了最好的“武器”。在《我们需要杂文》(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第26期，1941年10月23日。)中，丁玲在“民主”话题下重提鲁迅式杂文的必要性：“凡是一桩事一个意见在未被许多人明了以前，假如有人去做了，首先得着的一定是非难。只有不怕非难，坚持下去的才会胜利。鲁迅先生是最好的例子。”在这里，杂文成为传达意见的首要方式，并被放置在“少数人”提出“真理”的情境下。丁玲显然意识到在延安这一“进步的地方”提倡杂文的冒犯性，她给出了这样的理由：“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并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批判的对象被定义为“封建恶习”，一方面在新/旧的脉络上判明问题的属性，另一方面强调旧社会因袭的影响，试图将“封建恶习”与新政权分开。但接下来的话完全颠倒了新/旧的比重：“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是懒惰和怯弱”，因为所谓“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所取得的成功并不那么大，因而杂文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呼应丁玲的观点，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第101期，1942年3月12日。)肯定了杂文批判对象的存在毋庸置疑，并表示：“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今后的《文艺》变成一把使人战栗，同时也使人喜悦的短剑。”这一时期丁玲的杂文，有时是批评文艺界的清规戒律和套话(《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或是批评创作仅止于印象式的材料，而缺乏对材料的创造性使用(《材料》)；在《干部衣服》里，丁玲则批评了延安根据服装、以马代步等形成的无形等级。类似的问题在王实味、萧军、艾青、罗烽等的杂文中都提到过，批评的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批杂文的出现，可以说是抵达延安之后的部分文化人关于革命政权的建制所发出的声音，他们着眼于当时延安存在的问题，依据平等、民主、自由等革命想象提出了更激进的评判标准。但随即遭到另外一批人的反驳，即关于“暴露”与“歌颂”问题的争论。前者的主要代表是丁玲，其阵地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和《文艺月报》，主要是“文协”成员；后者以鲁迅艺术学院的周扬为代表。这后来成为延安分成“文协派”和“鲁艺派”这一说法的源头(注：这一说法最早见：赵浩生的《周扬笑谈历史功过》，原载《七十年代》月刊(香港)，1978年9月号，《新文学史料》1979年2月转载。)。“暴露”还是“歌颂”不仅在延安时期引起争论，五十年代中期文学“干预生活”潮流中也被作为一个核心问题提出，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伤痕文学”潮流中，这一问题再次被提出。可以说，这是一个纠缠在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问题。讨论这一问题时，研究者多会把它和“真实”、“现实主义”等范畴联系起来进行阐释，但笔者认为，更为关键的实质涉及毛泽东话语体制下作家(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即，在革命政权内，作家(知识分子)是政权话语的传播者甚至监督者，还是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对社会现实状况具有自主阐释的权利，甚至对毛话语本身提出反省或置疑的批判者。亦即，这一问题涉及知识分子在革命政权中被给定的位置，及其可能的活动方式和活动空间。
毛泽东在《讲话》中花了较大的篇幅来谈“暴露”/“歌颂”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对于当时延安文坛论战的直接回应，同时也为此后论及作家角色和功能提供了直接的依据。他的态度倾向于“歌颂”一方，对于“暴露”则作了很多限定。他规定了批判的对象：“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提到对“人民大众”进行批评的方式：“对于人民的缺陷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而衡量批评的标准是：“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结论是：“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这些论述，事实上认定了作家并没有批评“人民大众”(同时也包括以人民大众建立其合法性的革命政权)的权利。一方面，人民大众的缺陷只能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当作家把这种缺陷暴露出来的时候，就越出了“内部”的界限，混淆了“内部”和“外部”；另一方面，所有的批评都必须顾及“效果”，而怎样才是“好的效果”，是由党的工作所决定的，如果这种批评影响到党的工作，对党的合法性造成危害，就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这种论述的核心在于政治/文艺的一元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所有的批评和文学创作都必须在党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这一范围内来进行。在这样的意义上，党的工作(包括人民大众和革命政权)就不是批评的对象，而是必须予以执行的指令。作家(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在于怎样推进、施行这一指令，而不是站在党的工作和理论的外部来提出建议、批评。作家(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由此丧失了存在的资格。“作家的职能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或创始者，而是一个人的媒介，广大对象的经历通过这个媒介被记录下来，然后传回给他们”，而革命文学“单纯追随政治辩证法的发展，它就失去了独立批判的能力”(注：李欧梵：《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美]费正清、费维恺编，第555—5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讲话》对于作家角色和革命文学功能的规定，对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被规定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被纳入革命政权的结构性位置。这种位置的有效性并不是通过作家的批判性活动来确立，而是预先被革命机器所规定好了的。按照这种要求，作家(知识分子)就是做这个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批判者。这种关于作家角色的规定和整个整风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建设一个在思想、方法和方向等方面都一致的政党”(注：[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184页。)。这固然和列宁主义的政党观念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1941—1942年前后整风运动所确立的新政策在大众参与和精英分子的合理指导这两者之间的偏斜有关，动员和组织乡村民众的任务取代了知识分子作为批判者和一定意义上的专家职能。如若追究文学/政治、知识分子/革命政权这一关系模式何以能够确立，则可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找到更深的根源，其核心原因是：革命理论的社会基础——工人阶级主体——在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理论中并不存在，“无产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主要是根据“伦理标准和思想标准”来评判的。如莫里斯·梅斯纳所言：
肩负社会主义任务的人们是那些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人们，而且这种觉悟并不依存于具体的社会阶级，即既不依存于无产阶级的实际存在，也不为农民阶级所具有。革命的精英(党及其领袖们)牢记社会主义目标并且领导群众运动去实现那个目标。(注：[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55页，张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无产阶级觉悟”的“主观性”，对于知识分子角色的最大限定在于，作为话语表达者，作家(知识分子)无法从自身的社会实践和经验的层面获得这一觉悟，而必须对居于革命机器顶端的“党及其领袖们”的意志进行不断的复制，事实上就杜绝了他们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参与建构的可能性。具体到毛泽东的《讲话》和作家的关系来看，作家的职责在于按照《讲话》提供合乎需要的文学产品，只能按照革命任务的要求被纳入《讲话》的再生产环节当中，充当“媒介”和“转换器”。另一方面，一旦成功地制造出合乎需要的文学产品，他们在革命机器中占据的位置又使他们成为这种话语生产的“监督者”。这种无限循环的再生产过程，造成了当代文学的内在张力，也是“暴露”/“歌颂”问题不能解决的根本原因。
《讲话》对作家的这种规定，事实上是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所进行的改写，连带产生的问题是，作家如何处理旧有表达习惯、艺术个性和情感结构方式，亦即旧有的话语形态，和新的“工农兵文艺”以及作家角色之间的关系，因为作家正是依据旧有的话语形态作出他们的反应。但显然，在毛泽东的《讲话》中，他并不打算在新的话语形态和旧有话语形态(也可以说是由精英主义、个人主义等话语构成的“五四传统”)之间寻找连接和沟通的可能，而是将后者看作“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予以剔除。这事实上是一次激进的断裂，要求作家完全斩断与过去表达习惯的联系，进入新的话语秩序当中。毛泽东的这一激进态度，显然联系着他后来持续提出的创造“无产阶级”“新人”和“新文学”的诉求，并对诸种文学(文化)传统采取了“断裂”而非“继承”的态度。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存在“纯种”的无产阶级新人和文化(文学)?新人和新文学应该怎样形成?从《讲话》以及后来的《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944)、《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1963、1964)等来看，毛泽东强调的是塑造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文学和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提出，带有很大的推理成分。他认为，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成功既然已经证明了“人民”能够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在文学(文化)中表现、创造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他对于应当歌颂什么提出了更明确的意见：“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他采取的是一种经济、社会决定论的文学观念，而不讨论文学(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尤其是无产阶级新文化与资产阶级(也包括封建社会等前现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按照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理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并不仅仅依靠武力和国家机器的暴力统治，而必须同时取得意识形态上的“霸权统识”。如一个英国学者在分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时说到的：“资本主义要有所发展，就必须经由各个层次整合劳动阶级，因为资产阶级的支配本质，实乃经由市民社会之典章制度而遂行霸权，并非依赖国家机器的直接支配而完成；因此，日胜一日，资本阶级的合法性愈来愈需要劳动阶级的积极合作，让后者在一个终究不可能容许他们达成其目标的体系下，白费苦心地运作着。”(注：[英]Alan Swingewood：《大众文化的迷思》，冯健三译，第78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同样，社会主义取得合法地位，除武装夺取政权之外，也需要建立能够统合各阶级的意识形态来维护其合法性，并将诸种非社会主义的因素整编于其中。在这样的层面上，由五四传统孕育出来的现代文学，就不能简单地将其命名为“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而予以剔除，而必须寻找不同层次的整编和缝合，才能达成真正的“霸权统识”。
从延安整风的效果来看，确实造成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从此都放弃或忘记了自己曾占有过的语言，以及与它相联系的话语秩序。甚至可以说，那样大量的知识分子都认同毛文体，并在毛文体的各种形式的再生产中奉献自己的一生”(注：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这与“毛文体”本身能够解答困扰着知识分子的有关中国“现代性”的问题的程度，以及整风运动所采取的说服与威慑相结合的方式相联系。而毛泽东话语本身遗留的问题却并没有解决。这使得被纳入毛话语体制的现代作家只能在新/旧关联上采取一刀两断的方式，抛弃既有的艺术个性和表达习惯、感知方式，在自我改造过程中逐渐学会一套新话语。如李陀指出的，这种学习“与幼儿的学说话不同。因为它是通过不断的读和说，来逐渐忘掉自己原来拥有的‘话’，同时学会说新的‘话’”(注：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因此，一面必须尽量去领会、熟悉并尝试按照新话语的方式来表达，另一面必须自觉地检查、监督自己，不使旧的表达方式和情感方式表露出来，即丁玲所说“养成在每个具体问题上随时随地都不脱离这轴心，都不偏左或偏右，都敢担保完全正确”(注：丁玲：《关于立场的问题我见》，《丁玲文集》第6卷。)。丁玲曾这样表述自己习得新话语的过程：“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一些感想性到稍稍有了理论，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注：丁玲：《 <
陕北风光>校后感》，《丁玲文集》第6卷。)——从这些话来看，新话语的习得完全处在有意识的且带有强制性的自觉要求下。更关键的是，学习新话语不仅是习得“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塑造新的主体感的过程，不给旧有话语形态或既有的主体体验方式留下任何余地，即“转变到情感与理论一致，转变到愉快、单纯，转变到平凡，然而却是多么亲切地理解一切”(注：丁玲：《关于立场的问题我见》。)。丁玲在文艺座谈会之后对王实味批判的发言中，这样描述自己领会《讲话》精神时的感觉：“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注：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六月十一日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丁玲形象地借用佛教故事中的脱胎换骨来表示自己的“新生”，但事实上旧有的话语并非外在的“躯壳”可以完全脱去，而深植在主体结构的内部。它不是被消除了，而是被压抑了。从这样的层面，可以解释为什么《讲话》之后的丁玲常常会有两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呈现两种相互分裂的自我形象。
《讲话》对既有现代话语(以五四话语为核心)采取的一刀两断的方式，造就了当代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分裂症”。这不仅表现在丁玲身上，也表现在茅盾、曹禺、巴金、何其芳等一批作家身上。1951—1952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作家都在“自序”中表达了与丁玲类似的感觉(注：参见《茅盾选集·自序》，上海，开明书店，1952年；《巴金选集·自序》，1951年；《张天翼选集·自序》，1951年；《曹禺选集·自序》，1951年等。)。这些作家所表露的“罪感”和自我焦虑，也正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症状。在“旧我”的主体感被敲击和打碎的同时，无法将新的主体认同纳入自己的感知结构当中，从而造成一种主体感坍塌的焦虑和疑惑。1948年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确乎证明丁玲已经成功地实践了新话语，但内在的精神和话语的分裂仍然存在。
2.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不快乐的婚姻”
丁玲为1942年“三八妇女节”所写的《“三八节”有感》，是对延安冲击最大的杂文。这篇文章首先指出，在延安，尽管妇女的社会保障有了提高，但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却并没有多大的改观，在这里，“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具体到结婚问题，无论她们和“艺术家”还是“骑马的首长”结婚，总是会被人议论；而如果不结婚，那就更有“罪恶”。结了婚的又分成“回到家庭了的娜拉”和在每星期一天的“最卫生的交际舞”上被所有眼睛热闹地关注的有着保姆的女性。这种现象“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但正是这种“无关”里，显露出作为“盲区”的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的存在。接着，丁玲从社会结构——主要是家庭结构——来讨论女性的处境。结婚之后，妇女按照传统家庭的性别秩序理所当然地承担照顾孩子的任务，因此免不了“落后”的命运，在烦琐无聊的家庭生活中消磨青春，丧失了社会活力。在离婚问题上，那口实一定是“女同志落后”，而不关心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在旧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妇女尽管生活在变革传统社会的革命政权中，但由于并没有更动传统社会用以压抑女性的家庭结构，并将其看作理所当然，她们所遭受的别一重压迫就成为“无声”。
丁玲所提出的妇女解放与延安家庭结构之间的矛盾，在1944年到延安访问的记者赵超构对于农村妇女运动的描述里有了更明晰的呈现：
共产党人是尊重实际的，他们知道在陕北的农业环境，家庭依然是生产的堡垒，破坏了家庭，也就妨碍到生产，从前那些女同志下乡工作，将经济独立男女平等等一套理论搬到农村去，所得报酬是夫妻反目，姑媳失和，深深的引起民间的仇恨。现在呢?决不再提这一切，尊重民间的传统感情，家庭仍是神圣的。妇运的“同志”，决不再把那些农村少妇拖出来，或者挑拨婆媳夫妻间的是非了，而只是教她们纺线，赚钱，养胖娃娃。一句话，是新型的良妻贤母主义。……她们群众妇运的特色，是折衷于良妻贤母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改组派主义，是由农村出身并且熟悉农妇生活的干部来干的。她们不需要“摩登”的女权论者。(注：赵超构：《延安一月》，收入《毛泽东访问记》，第64—65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
这段话所描述的农村状况，和当时共产党在农村采取的发展工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即最重要的工业——纺织业——主要采取动员、培训和组织家庭纺织工人的方式，这一政策事实上增强了对家庭的依赖，妇女尽管作为此前“潜在的劳力”被动员起来，但其人身关系依旧附属于家庭(注：[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45页。在本书的另一处(第270页)提出，当时的农村政策“将农民问题视为男性村民的问题”，同时著者检讨道：“《延安道路》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后来的研究者所出版的著作都没有认真探讨性别及家庭问题。迄今人们对这些问题依然语焉不详，部分地是因为党与政府很少系统地论述这些问题”。)。如果说农村不需要“摩登的女权论者”，那么在延安也一样。尽管延安知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社会活动空间扩大了，生活供给制和组织军事化的战时集体主义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家庭的重要性，但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单元仍是被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称为“万恶之源”(注：二十世纪初，曾有无政府主义者倡导“毁家革命”：“自有家后而各私其妻，于是有夫权。自有家后各私其子，于是有父权。私而不已则必争，争而不已则必乱，欲平争止乱，于是有君权。夫夫权、父权、君权，皆强权也，皆不容于大同世界也，然溯其始，则起于有家，故家者，实万恶之源也。”(鞠普：《毁家谭》，《新世纪》1908年第49期))的家庭，女性(尤其是那些已婚且生育的女性)在家庭结构中所遭受的剥削和压抑仍是可见的。同时因为“革命”的正当性，一切服务于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工作，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特殊问题就没有被提出的可能性。从十九世纪末期女权思想的输入开始，中国妇女解放始终被纳入国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议程之中，将其看作等同于“阶级”的一个弱势群体。如李陀所说：“自‘五四’以来，‘妇女解放’在中国一直是现代性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很少有人警觉妇女的‘解放’从来不是针对着以男权中心为前提的民族国家。恰恰相反，妇女解放必须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妇女的解放必须依赖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似乎倒是一种共识。不仅梁启超作如是观，毛泽东亦作如是观。”(注：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发表之后，曾有文章记下毛泽东这样的反应：
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间合影照像时，毛泽东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坐下时，他放心坐下了。(注：朱鸿召：《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炎黄春秋》1999年第7期。)
另一篇文章则这样写：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的时候，一起照相，毛主席讽刺地对丁玲说：“女同志坐到中间来吧，免得‘三八’节的时候又要骂娘”。这是对丁玲写的《“三八节”有感》的辛辣指责。那篇有感就是咒骂革命根据地的。(注：《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人民文学》1978年5月。)
具体情形怎样已难知晓。但对于丁玲如此尖锐地指出革命政权对女性的“无声的压迫”，毛泽东显然觉得尴尬和深受冒犯。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成立大会上讲到：“全民族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尤其是我们的妇女同胞。……解放中华民族的责任不但男同志负担，女同志也要负担。……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得到解放，中国革命如没有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也就不能彻底成功。”(注：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整风运动纪事》(内部发行)，第10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毛泽东用以动员女性的参照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这个层面上，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受到压迫。他提到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尤其严重，但并没有指明“尤其”是在怎样的情形下产生的。如果深究下去，女性之所以“尤其”受到压迫就在于，她们不仅作为“民族”的一员处于被压迫位置(帝国主义)，不仅受到传统社会秩序的压抑(封建势力)，同时受到父权和夫权的压制。在同样承担“解放民族的责任”的行列里，她们同时面临与“男同志”并不一样的历史因袭和特殊问题。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把夺取政权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作为目标，并且动员“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但这种动员是以“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方式提出的，亦即“新人”的主体形象是按照同一的性别标准来建构，而这“同一的性别标准”无疑是一种男性的主体形象，而掩盖了女性的特殊问题和性别要求。从具体的实践层面来说，只要传统的家庭结构方式存在，父权和夫权中心的性别模式就必然存在。赵超构所描述的农村妇女的状况，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参与社会活动的空间的扩展，都是在不改变家庭内部的性别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产生了毛泽东时代女性的双重负担问题，即在承担社会工作的同时，并没有改变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角色所赋予的特殊负担和男女关系模式。更关键的地方在于，“女性解放”的议程虽然有与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相重叠的部分，但并不能被民族、阶级问题全部覆盖。因此，如果从女性角度提出性别秩序问题，将不是强化“民族”、“阶级”的整合，而会暴露民族国家、阶级秩序内部的父权制，并分裂、颠覆民族/阶级的主体形象，从而动摇国族主义的合法性(注：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收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中，通过对萧红小说《生死场》的分析，揭示了女性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的内在冲突。)。因而在丁玲的检讨文章(注：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中，她承认“在那篇文章中虽着重于鼓励女同志要自强，……也并没有责备男子的语句，但的确有一种‘不要靠男子，自己争气吧’的味道”，接下来她把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如没有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也就不能彻底成功”的话反转过来说了一遍：“占中国人口半数的男子不参加妇女的解放，妇女不与他们合作，要求彻底解放是不行的。”毛泽东的基点在“中国革命”，而丁玲的基点在“妇女解放”，尽管两者采取了几乎一样的句式和语气，但重心和目标却不一样。丁玲对自己的批评是“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党的立场说话”——如果说党的立场并没有包容女性这“一部分人”的立场，那么“党”作为最高层次的利益和权威，以全称指涉“人民”的合法性就有了问题。当然，丁玲并没有再次深究这两者的关系，而是重新摆正“党”和“女性”的位置，承认前者比后者更重要。
丁玲提出革命政权内部女性的特殊问题，造成了相当暧昧的效果。一方面，丁玲所引证的材料都属于“私人”领域的话题和现象，因而比王实味、萧军等人所谓的“暴露”和“批判”更逼近革命政权的内里；另一方面公/私的区隔被延安的集体主义消融，这一带有“私”性质的话语本身就显得不那么“合法”。造成女性问题的这种“私”领域性质的原因，一方面是既有的革命政权无视这一问题，并将其归结为“个人品质”(比如“落后”、“作风不好”等)而予以指责，同时也是因为类似的女性话语无法和“民族”、“阶级”这样的大命题建立起有效的连接。显然，丁玲意识到了提出女性问题的尖锐性，所以她以一种嘲讽的语气说：“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文后的“附及”中又说：“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反复申明两种“说法”的不同，一方面是意识到女性意识和主流话语之间的冲撞，另一方面则是说话者充分地意识到“女性”的说法在革命政权中是多么暧昧。不仅说的人感到女性问题的尴尬，而自动地将其作为“大话”对立面的“小话”，同时“大话”具有的强大的“正义性”也使说者有“自惭形秽”之感，这种暧昧性由毛泽东在照相这一细节上的反应充分表现出来。
与王实味、萧军、艾青等从文艺/政治的角度提出独立要求不同，丁玲是惟一从性别角度反对妇女只有等到夺取了政权才能谈个人要求的批评者(拒绝“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意识到女性的特殊问题，就意味着“妇女们仍需单独去对付腐蚀她们思想的历史和社会的传统观念”，“但是她们这样做，就得多少从社会上撤离出来”(注：[美]唐尼·白露：《<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收入《丁玲研究在国外》，第292—29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无疑是一种从革命运动中“分离”出来的要求。丁玲这一个案的特殊性表现在，她不仅将这一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而且寻找合适的方式，试图在革命政权内部找到调解的方式。这便是再次把“妇女”这一群体的社会问题，还原为“个人”的问题。她提出了非常琐碎的具体建议：“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第二、使自己愉快”，“第三、用脑子”，“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召唤作为个体的女性予以实践。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在于“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不是仰仗外力的扶助，而是通过个人的觉悟、意志和自我修养来达到“独立”。在“个人的即政治的”(注：西方激进女权主义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提出的口号，语出卡罗尔·汉尼斯克(Carol Hansich)。这是一种从六十年代新左派运动中分离出来的女性主义观念，强调女性个人和私人生活领域的问题，具有和社会问题同样重要的意义，并指认父权制或男性统治(而非资本主义)才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这一层面上，丁玲号召女性“强己”而不是建立具有本体性的女性话语，一方面是避免与革命政权造成直接冲撞，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强调个人的主动性这一层面上与革命话语达成妥协——“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自己的人才会有。”这似乎是在说，尽管女性仍是革命政权中忍受“无声的压迫”的弱势群体，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个人的修养。这事实上回到了革命政权的逻辑：即女性的问题是她们“个人”品质的问题，因此必须依靠个人意志和修养来解决问题。
丁玲以她敏锐的性别意识感觉到革命政权内部由无形的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构成的压抑性因素的存在，她此前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和稍后完成的《新的信念》等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小说，都包含了这样的层面在其中，并在《“三八节”有感》中集中提了出来。但革命政权的绝对合法性，以《讲话》为核心形成的对作家(知识分子)的全新整合，使得这样的问题没有被继续提出的可能。延安整风之后，她的作品中这种“性别第一”的观念也似乎消失了。1946年丁玲在为《时代妇女》发刊所写的文字中，按照解放区/国统区、新时代/旧时代的区分，从参政权利、法律保障、经济地位、社会活动等方面把解放区女性的生活描绘为一幅女性的乐园图。她特别提到解放区女性的家庭生活，说那里“到处都见到姊妹们的社会活动，她们再也不束缚于家庭琐事。我们也见到真真幸福的、和睦的家庭，四处荡漾着我们姊妹们愉快的歌声”。英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海蒂·哈特曼曾著书讨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女性问题，她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婚姻’就像大英法律所描述丈夫和妻子的结合一般：二者合而为一，而这‘一’是马克思主义。许多想连接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作法，令我们这些女性主义者不满，他们将女性主义的抗争‘包含于’‘较大的’对资本主义的抗争。”(注：[英]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不快乐的婚姻：导向更进步的结合》，收入《女性主义经典：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二十世纪本土反思》，台北，女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丁玲从性别角度对延安政权提出批评，正触及了同样的问题。整风之后，她自觉地将“党”摆到了比女性更高的位置，并强调二者的同一。所不知道的是，她所描述的有着“社会活动”而不仅仅“束缚于家庭琐事”的女性是否必须多承担一份“贤妻良母”的责任，而所谓“幸福的、和睦的家庭”是否仅仅是“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
3.《在医院中》：裂隙与缝合
1941年11月发表于《谷雨》的《在医院中》是延安时期丁玲袒露最多矛盾的作品。这篇带有很强批判性的小说，写的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陆萍与她所处环境之间的冲突。人物的身份：专家——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革命青年——热爱文学、自发地投奔革命、希望做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共产党员；女性；同时带出了不同层次的问题。小说的叙述视点集中在陆萍身上，由她的眼睛看出医院这一环境的种种矛盾和不合理的地方。陆萍和《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里的莎菲同属某一环境中的“疏离者”形象，所不同的是，莎菲作为一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并不尝试去改变环境，因而尽管有种种失望和不满，但那伤痛都朝向自身，并沉溺于一种自我毁灭的感伤情调之中而使矛盾消于无形；而陆萍却被一种来自自我和理想的愿望所折磨，小说中提到她在极端失望的时刻患上“旧有的神经衰弱症”，似乎是一种莎菲式的绝望，但因为“希望”的存在，那尽管是铁箍却是她“自愿套上来的”的约束的存在，却使她不肯沉溺于幻灭。因而，陆萍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不可解脱，她必须时刻意识到外力的存在，并在对旧我的脆弱的指责中振作起精神来磨砺自己。
关于这篇小说，已有多种解读。一部分批评集中在小说的政治性和丁玲的政治立场上。小说发表不久就受到批评，认为陆萍和环境的冲突表现的是一种“反集体主义”、“在思想上宣传个人主义”的倾向，而小说对于“主人公的周围环境的静止描写”，“对于主人公的性格的无批判”，表明丁玲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使用“旧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来表现现实(注：燎荧：《“人……在艰苦中生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解放日报》1942年6月10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这篇小说和丁玲的杂文一起受到批评，到五十年代的“再批判”中，升级为“反党”小说，“集中地表现了她(丁玲)对工人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敌视”，“是丁玲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动世界观的缩影”(注：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八十年代后，这篇小说得到重新评价(注：主要观点参见：严家炎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钟山》1981年第1期。黄子平的《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收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美]唐尼·白露的《<三八节有感>和丁玲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1980年法国巴黎中国抗战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收入《丁玲研究在国外》。)。如果从(女性)知识分子作为革命者与革命政权之间的关系来看，《在医院中》则可视为一个象征性文本，它所描述的陆萍和医院之间的激烈冲突令人联想起整风运动的王实味事件，但更有意味的是小说的结局。通过陆萍的遭遇，小说集中呈现了丁玲所体验到的存在于革命组织内部的问题。从矛盾的解决方式来看，问题最终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以使矛盾不成其为矛盾的方式将问题搁置，通过让人物离去而使冲突的胶着状态解除。小说最后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一个“没有脚的害疟疾病的人”，他的一席谈话缓解了陆萍的精神焦虑。他告诉陆萍“不要急，慢慢来”，让她“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这既是对陆萍本人的安慰和劝解，也是一种化解矛盾的方式。更关键的是，他那种“对本身的荣枯没有什么感觉似的”忘我地把自己投入革命工作的态度，使陆萍所有建立在个体感觉基础上的不满和愤怒消于无形。如黄子平所说，这个“没有脚的人”是在举行一场“驱邪”仪式，使陆萍的矛盾、困惑和焦虑被看作“个人”的问题而取消其合法性。
这种劝解是温和的，安慰式的，所产生的效果和毛泽东的《讲话》对延安知识界的说服是同样的。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对延安整风运动资料的发掘一直偏向于将其视为左翼运动乃至国际共运中严酷的清洗运动中的重要环节，并将其与建国后一系列政治批判运动，包括1957年的反右、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王实味事件是屡屡被提及的重要例证。但同样需要看到的是，整风运动和共产党在根据地施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新政策的关联，以及整风运动所采取的方式和大清洗运动的差别。如波依德·康普通(Boyd Compton)、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所提出的，和“通过流放、送进集中营、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甚至“暗杀与枪决”等清洗运动不同，整风运动主要是通过说服和教育的方式“治病救人”，并且，它基本上是一场为适应1942—1944年重要的政治和制度的变革而采取的“统一党内思想”、“训练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运动(注：参阅波依德·康普通《毛氏中国的整党文件，1942—1944》，西雅图，1966年；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其中更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政治和思想斗争，而在于如何约束知识分子，说服其有效地参与到动员、组织乡村民众的工作中。正如本文第一节所分析的，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在农民大众和精英分子之间的偏向，事实上是放弃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指导地位，而以革命任务的名义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接受新政策的需要。他所采取的说服方式，是以摈弃个人和个人主义作为前提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小说中无腿的人对陆萍的劝说采取了同样的逻辑，并且他自身就是一个榜样。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医院中》尽管是写于文艺座谈会之前的作品，但丁玲已经在进行一场类似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式的自我说服。因此，这篇小说就可以作为丁玲心路历程的一个象征性寓言。陆萍离开医院，也可以说是丁玲从心理空间上取消了陆萍所遭遇的问题具有的合法性而予以放弃，以全新的姿态投入《讲话》所指示的社会和话语秩序当中。
当然，如同毛泽东基于新的政治和制度的变革而无视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和矛盾所造成的断裂一样，《在医院中》尽管有一个抚慰性的结尾，但文本自身的裂隙却是醒目的。占据文本最大篇幅的是作为专家和富于干预热情的革命者与平庸、落后的环境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呈现。如同丁玲同期的其他小说，《在医院中》再次在作品中呈现出了一个五四式的主题，即“独异个人”和“庸众”之间的对比(注：此一说法最早来自李欧梵关于鲁迅小说主题的研究，参阅[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尹慧珉译，长沙，岳麓出版社，1999年。)，其他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国文化》1941年6月)、《夜》(《解放日报》1941年6月10日)。这种落差表明，置身乡村民众之中的丁玲并未能自发地感受到作为革命主体的民众的革命性，相反，她所受的知识教育和感受世界的情感结构使她可以轻易地看出民众和粗糙的革命组织本身的问题，从而下意识地进行着自我/他者的区分，将知识分子(或类似人物)和乡村民众的距离清晰地呈现出来。这种距离正是陆萍与医院冲突的根源。黄子平在文章中指出来，《在医院中》具有“离家—探险—回家”的童话模式的变奏形态(注：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小说中也清晰地表现了与“家”相关的符号。从另一层面而言，“家”可以作为革命者对革命政权的情感归属上的感性表达，医院环境的冷漠和陆萍思乡病的发作暗示着在情感上对革命以及革命组织的疏离。也可以说，在革命组织内单枪匹马与体制作战的陆萍真正陷于一种无路可走的困境中，她因此意识到，如果不迁就革命体制的需要，她将一无是处。从这一层面，我们也可以隐约窥见当时知识分子将自己纳入新制度的曲折心路。
小说一开篇便带出了一种寒冷、寂寞而艰涩的调子。“感觉在身体的周围，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这是人物所处的现实情境，也是人物心理空间的象征性呈现，一处幽暗无光的隐秘的内心世界，清晰地显露出人物与环境的隔阂。陆萍对自身处境的不满有双重原因：她做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愿望和按照“党的需要”做一个“很普通的助产婆”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以及沉闷平庸的医院环境和她的热情干预之间的矛盾。另外一些细节则把陆萍作为一个有着个体意识的知识分子在艰苦的环境中被压抑的愿望表现了出来：当她走进寒冷的空荡荡的窑洞，立时便感觉到原先期待的破灭：“这间窑决不会很小，决不会有充足的阳光，一定还很潮湿”；当得知同窑洞还住着另外的人，她感到“安静的，清洁的，有条理的独居生活的梦想又破灭了”。这里显露的是知识分子作为某种程度上的特权阶层保留独立的私人生活空间的渴望。而作为女性，她在那些来自乡村的产妇和看护身上，看到的是冷漠、无知和彼此防范。“新的惶恐在压迫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这句似乎不经意的话，带出的是当地女性与外来学生之间的潜在紧张关系。关于陆萍与郑鹏关系的谣言，则直接把《“三八节”有感》中写到的问题提了出来。对环境的不满在一次医疗事故中爆发出来，使陆萍对“革命”信念和“革命”的意义产生怀疑：“她想为什么那晚有很多人在她身旁走过，却没有一个人援助她。她想院长为节省几十块钱，宁愿把病人，医生，看护来冒险。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这种怀疑和困惑不仅使陆萍陷入“旧有的神经衰弱症”，而且“寻仇似的四处寻找着缝隙来进攻”。驱动陆萍在医院中斗争的理由，是更具现代意识的工作伦理，和革命想象中的对每个个人的关心和爱护。从这样的层面来看，陆萍便非常具有象征意义，至少象征着1940年至1942年活跃在延安的批判性文化人。《在医院中》选择的具体环境是一个刚刚开办的医院，而延安在当时整个中国的处境也具有这样的实验性质：“边区究竟还是小范围的实验。”(注：赵超构：《延安一月》，收入《毛泽东访问记》，第88页。)一方面，这个医院虽然条件艰苦，但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现代的组织机构，从院长、医生、看护到各种各样的会议、申请、调查和汇报。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医疗工作采取的主要是一种淡漠的态度，她尤其厌恶的是这个医院的氛围：“大家都很忙，成天嚷着技术上的学习，常常开会，可是为什么大家又很闲呢，互相传播着谁又和谁在谈恋爱，谁是党员，谁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有问题，那就有嫌疑!”陆萍所要求的便是对医疗设备、住院环境和病人生活做出改善。这显然是更现代而且理想化了的设想。而小说从头至尾，并没有对这一设想提出任何置疑，并经由无腿的人给予这样的想法以肯定。
但陆萍所做的努力并没有产生效果，反而使她陷入绝望的境地。对自我的怀疑和周围人的冷淡、批评使她自问：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要是她不同他们斗争，便应该让开，便不应该在这里使人感到麻烦。而且，她“该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似乎是个更关键的问题。她既不能如莎菲那样“搭车南下”去到“无人认识地方”，也没有一个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所向往的具有“新气象”的地方可以重新开始。小说写到陆萍在失眠的夜里得了思乡病，对于故乡的一切做了细致的描绘。这一虚幻的只存在于夜晚的冥想中的空间，具有浓郁的对于情感匮乏的现实的“补偿”性质。明丽的自然风光、家、母亲、亲人这些带有原始抚慰性的符码的出现，暗示着精神归属的渴求。似乎并非偶然的，在陆萍与那个“没有腿的人”的谈话中，两次使用了这样的字眼“用一种家里人的亲切来接待她”、“像同一个小弟妹们似的向她述说着许多往事”。可以说，在“没有腿的人”开始谈话之前，这种“亲人”似的感觉已经使陆萍得到了精神的满足。他既抚慰、认可她的努力，也指出她的问题所在：“你是一个好人，有好的气质，你一来我从你脸上就看出来了。可是你没有策略，你太年轻。”比照丁玲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表态文章《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中所说的：“这里一定会有个别落后的人，和不合理的事情，宽容些看待他们，同情他们，因为这都是几千年来统治者所给予的压迫而得来的。……这里一定也会有对你的误解，损伤你的情感的地方，错误也不会完全在你，但耐心些，相信他们，相信事业，慢慢会弄明白的”——两者的说法和逻辑是多么相似。
陆萍带着这样的安慰离去：“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融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希望不在于环境有多少改变，而在于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个人能够适应种种“艰苦”环境，不被“消融”而成长为“有用”的，才是真正的胜利。这是一种特殊的思路，陆萍正是在这种思路中取消了她和环境之间的“改变/被改变”、“压迫/反抗”的关系。这样的思路同样体现在文艺座谈会后的丁玲身上：“在克服一切不愉快的情感中，在群众的斗争中，人会不觉地转变的。转变到情感与理论一致，转变到愉快、单纯，转变到平凡，然而却是多么亲切地理解一切。”(注：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丁玲文集》卷6。)此后丁玲所做的一切，似乎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把自己转变成一个“有用的人”。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不放弃当初使自己成为“麻烦”的想法，个人显然不能变得“有用”而只能是个“麻烦”；如若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则必须融入环境之中，但在成为一个“愉快、单纯”和“平凡”的人的同时，那些曾经是“麻烦”的想法已经被改变了。或许丁玲曾经希望为自己留下一些可能的空间，但事实上是，一旦被纳入新制度，这种空间就已经被取消。当杜晚香(注：丁玲：《杜晚香》，《人民文学》1979年7月。这是丁玲被平反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成长为“在党的领导下，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按照党的要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模范党员时，她仅仅是一个“齿轮和螺丝钉”。从陆萍到杜晚香的过程，是丁玲经历艰难的改造和自我改造的过程，也是她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化体制中风雨浮沉的艰难岁月。陆萍提出的问题从此湮没无声，但丁玲以她自身的命运为此提供了一连串悠长的回声。
标签：丁玲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 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革命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当代文学作家论文; 文学论文; 解放日报论文; 文艺论文; 散文论文; 杂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