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文言教学向何处去——兼评新课程标准的有关内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言论文,也说论文,何处去论文,新课程标准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言教育的目的
多年以来，中小学最好不学文言的呼声不绝于耳。但作为一项既定的“政策”，中学生一直在学着文言（包括“文革”时期）。仔细思量，学不学文言，既是语文学科教育的专业问题，又归属于国家的文教政策范畴。我想，其要义至少有三条：
1.文化传承的需要。从古代到近代、现代，从大陆到其他地方，文言资料多得难以确切计数，对它们的整理、发掘和利用，这项浩大的工程需要若干代人直接和间接参与。类似的事情，西方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其古典语言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主要交由少数专家专司此事。如果我们想用几十年彻底清算这笔几千年的旧账，恐怕不大现实，而“一把火烧掉”它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长远大计又实在是弊多利少。
2.现代汉语自身发展的需要。咱们的现代汉语登堂入室，取得至尊地位，不过几十年。它有待于从古代语言中汲取营养，古老的汉语得送“年轻”的现代汉语一程，其路程或许还比较漫长。
3.学习现代汉语的需要。用现代汉语写成的东西，其中文言因素还有不少，也相当普遍，光成语、格言、警句就成千上万（有些是纯粹的文言）。即便是“白话”中的词语，像“首领”、“根本”、“纲领”、“符合”之类，里面汉字的本义也和文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习汉语，掌握数万个常用词、10万以上个常用字和常用词语的义项（包括语境中的活用现象），这正是关键所在，难点所在，不从根本处入手，高水平的语感打哪儿来呢？学一些文言，有助于提高学习现代汉语的质量。现阶段，一个文言积累过于贫弱的公民，他的语文能力是不大管用的。
以上这三条，是文言教育不能仓促废除的主要原因。此外，像保证华语文化圈的沟通与交流之通畅，增强学生对优良文化传统的认同感等等，也是要考虑到的。另，从教育实践的角度考察，建国后语文教学几起几落，起与落，都和文言教学地位的高与低密切相关。人们已经把文言教育当作一把尺子，借以衡量语文教育内容的可靠程度。此不赘述。
二、文言教学实践的“盲点”
既然文言必须学，那么理应学好，而事实上所差远矣。近80年来，最大的一个“盲点”，即小学不能正式提出学习文言的要求，这已然成为一大“禁区”，或曰“禁忌”。
1923年制订国语、国文“课程标准纲要”，定下了小学基本不学文言的基调。它有两个致命的缺陷：①把初小的总识字量定为2200个，变传统的集中识字为分散识字，不恰当地放慢了学习“白话”的进度；②因为识字慢，拖了“白话”教学的后腿，又连带拖了文言教学的后腿。这个问题，有识之士早有觉察，比如，辛安亭先生几十年前就曾反复强调在小学低年级提高识字量，认为：“识字拖住阅读的后腿，阅读分散了识字的进度。要求两丰收，结果两失败。”（见刘国正先生主编的《我和语文教学》第118页，1984年7月人教版）这些真知灼见，可惜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无遗憾的是，去年教育部颁行的新课程标准，虽然规定小学低年级提高识字量，但仍旧回避了小学阶段学习文言的问题。
深一层探究，主张晚学文言，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文言与白话，“文法”上的差别不是很大，学好了白话，再学文言，可以完成从“语”（语体）到“文”（文言）的自然过渡。甚至认为，初中也不必学文言，高中再学亦可；乃至主张高中也不必学文言，让大学文科学生集中力量学习一年文言，足矣。——这些著名的预测和论断，立论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其结论，我认为值得进一步论证，尤其要根据汉语文本身的特点一作深入分析。此不细论。
换一种思路，是否更好一些呢？
比如，认定小学生也应该而且能够学一点文言，利用记忆优势，积累一定量的文言语料。初步打下底子。初中，就可以开始系统地学习文言，本着“科学化”的要求，以诵读积累为基础，有计划地兼习足够量的文言常用词汇等，达到凭借工具自读浅易文言作品的程度。高中，便真正“高”上去，在鉴赏与研读方面多用气力，以“运用”为主线，带动其他，把文言根底夯得再扎实一些。
如此设计，益处有三条：①充实小学的语文学习内容，提高阅读的层次，使“白话”这一翼得到更有力的支持；②让整个中小学语文学习的结构发生变化，有利于提升“探究式”“研究性”学习的宽度与高度；③适应高中新课程标准之选修格局对初中、小学语文能力根基的较高要求。
总之，期望中小学文言教学走上科学的轨道。几十年来，文言教学几乎毫无体系可言的盲目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三、文言教学远景预测
用一句话概括我对文言教学的想法，大致可以这样表述：希望中小学生有朝一日不再学习文言，为了那一天早一点到来，我们应该着力加强文言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这项工作做得越好，不学文言的日子就离我们越近，反之则越远，越艰难。
1940年，浦江清先生在《国学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极有见地的专论——《论中学国文》（顾黄初、李杏保两位先生所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收录了此文）。他批评“现今中学生作文技术之恶劣”，指出当时文言教学的种种弊端，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思路：一是把中国古典语言（文言）的地位及学习诸问题，与欧洲古典语言（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地位及学习诸问题，作了宏观的比较，拓开了认识语言传承更替的新视角，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宝贵的参照物；二是提供了“文”“白”分编分教的建议。40年代，他的见解为叶圣陶先生所推重，并据此编写出“文”与“白”两种教科书，拟付诸教学实践。惜哉！教科书尚未编完，世事已变，实验未果。直至80年代，周正逵先生才主持编写了高中“文”“白”分编的实验教材（即今天正在使用的人教版高中语文实验本），又因客观原因而囿于高中阶段，未能展开中小学全程的实验工作。后来，刘毅先生主编小学新世纪语文教科书（商务版）及辅助教材《文学读本》（浙江人民美术版），拟在小学阶段冲击“文言”禁区，可最终也还是局限在“辅助”之列。凡此种种，令人惋惜不已。
似乎已经到了不能不正面正式冲破“禁区”的时候了。故而草拟此文，期待着，在这一次课程改革的推动之下，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中小学文言教学整体改革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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