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宏观经济政策：90年代面对的主要问题及其基本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走势论文,年代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历来与美国和欧盟国家有所不同：50、60年代，当美国、西欧竞相实施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之时，日本却未加入这一潮流，宏观经济政策主要依赖货币—金融手段，带有一定的货币主义政策特征；80年代，当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开始向右转，改行货币主义时，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再次与此潮流相悖，出现向左转的迹象，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能力得以加强。90年代以来，日本面对的经济问题也与美国和欧盟大部分国家不尽相同，其经济政策的走势及个性特征，值得注意。
一、9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政策面对的主要问题
90年代以来，日本宏观经济政策面对的挑战或棘手问题，第一是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衰退是“泡沫经济”崩溃的直接后果。1986年至1990年形成的“泡沫经济”在1991年崩溃，导致了90年代的空前经济衰退，1991年日本实际经济增长率由上年的2.2%跌至1.1%，在此之后，连续三年时间，实际经济增长率一直在零左右徘徊，呈现明显的“零增长”势头，1992年只增长了0.3%，1993年下降0.2%，1994年只增长了0.6%。此次衰退持续时间之长打破了日本战后历次衰退的记录，而生产下降幅度，则仅次于受第一次“石油危机”打击的1974年经济萧条。此次衰退也打破了日本经济“特殊论”神话，在战后以来的多次经济衰退中，日本往往是较迟受到影响，较早摆脱衰退，但90年代的这次衰退在日本持续时间，却长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第三是金融系统危机频繁，且潜伏着全面危机的因子。金融系统危机突出表现在庞大的金融坏帐上，日本大藏省1995年6月公布，金融机构坏帐总额超过40万亿日元，占GDP的8.6%；另据IMF1996年《世界经济展望》称，日本官方宣布的不履约债务占贷款总额的5%或6%，而私人估计该比率高达10%。IMF的分析认为，在一个工业化国家，当不履约债务的比率达到银行贷款总额的3%至4%时，“可能需要采取行动来防止发生一场全面危机”。日本有些经济学家的分析表明，90年代以来金融系统的问题远非金融坏帐一项，而至少有五大危机，其他四项危机是：（1）作为金融基本支柱的家庭储蓄的收益率呈下降之势；（2）金融服务的活力正在减弱；（3）信息处理和通信方面的技术创新并未促成金融制度创新，旧传统受到现存制度的保护；（4）政治和行政对金融的参与度过高。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势
面对上述经济问题，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其次是稳定日元汇率，再次是消除金融危机因素。在追求这些经济目标的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明显地呈现出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在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中，进一步提升财政政策的地位，并将财政政策主要目标定位于刺激经济景气回升上。为了刺激经济，从1992年财政年度开始，日本政府连续推出四个“综合经济对策”，扩大财政支出。其中1992年支出10.7万亿日元，1993年支出13.4万亿日元，1994年支出16.3万亿日元，1995年支出14.2万亿日元。四年总共支出54.6万亿日元。与此同时，还先后于1993年推出“紧急经济对策”，1995年推出“日元升值紧急经济对策”，分别追加财政支出6万亿日元和4.6万亿日元。
第二个特征是，将货币政策保持在对付日元升值及金融坏帐、对外贸易摩擦等次级经济政策目标上。具体表现是不断运用贴现率、公开市场活动等货币政策工具，干预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促使利率、外汇供求有利于稳定日元汇率的变化。从1993年9月至1995年6月，日本银行9次调低官定贴现率，将该贴现率由6%调至0.5%，创下了战后以来最低贴现率记录。调低贴现率的目的十分明确，主要在于抑制日元升值。与此同时，日本银行在1994、1995年日元急剧升值期间，还广泛地运用了公开市场操作手段，大量抛出日元，购入美元。
第三个特征是，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主要着眼于需求一边，刺激需求而非改善供给的意向非常明确。近四年出台的“综合经济对策”和“紧急经济对策”项下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居民住宅等耐用消费需求。以1993-1994年财政年度出台的“综合经济对策”为例，其内容尽管多达13项，但占大头的支出用于如下目标：（1）扩大基础部门投资；（2）促进民间设备投资；（3）促进中小企业投资；（4）通过增加住宅优惠贷款、降低住宅贷款税等手段刺激住宅需求。这些目标，全部属于需求目标。
在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中，偏好于财政政策甚于货币政策，且赋于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景气回升的头等目标；以公共投资为增量创造刺激经济繁荣的“有效需求”；将货币政策限制在维持币值因而汇率稳定的范围内，将宏观经济政策的着眼点置于经济的需求、边而非供给一边，凡此种种，均属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特征，由此不难得出判断：90年代以来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和基本走势，是凯恩斯主义倾向的加强。
三、宏观政策凯恩斯主义倾向加强的根源
就西方国家总体来说，90年代盛行的经济政策依然非供给管理加货币主义莫属，但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倾向的加强却与这种“潮流”不甚合拍，这里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被欧美大部分国家所抛弃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式经济政策在日本的抬头呢？
就现实情形来看，90年代日本广泛的财政干预和需求管理型政策无疑是近年日本一系列特殊经济问题所促成的。与G7（西方七国）主要国家相比较，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具有许多突出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有：其一是金融灾难与经济衰退搅在一起。金融部门的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是由金融自由化引致的，80年代以来日本不断推进的金融自由化战略，一方面增加了金融部门的竞争性和活力，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一系列问的产生，如金融坏帐、投机性资本潮对市场的冲击，等等。处于混乱中的金融部门，加上不断升值的日元汇率，已经使货币政策处于疲于应付的境地，无法再给其施加刺激经济回升等目标。
其二是经济衰退与物价下跌同时发生。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历次衰退中同时伴随着通胀，即呈现所谓“滞胀”。然而近年日本的衰退却颇有几分“古典”衰退的征兆：经济衰退中消费价格下降，发生了所谓“价格破坏”。据计算，从1992年到1994年，主要消费品价格下跌了4%左右，国内批发物价指数1992年比1991年下降0.9%，1993年比1992年下降1.5%，1994年上半年下降2%。经济衰退与价格下跌同时发生，显然表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正是针对这种衰退设计的，因此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有效需求”进而带动经济回升，就成了较为合理的选择。
四、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倾向加强的特点、效果与引致的问题
90年代凯恩斯主义型经济政策在日本的“反潮”或抬头，不可与50、60年代西欧、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同日而语，这不是经济政策由自由放任向政府广泛干预的回归，而是由较多的政府干预向较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调整进程中的短期政策走势。这一基本特点至少基于三个背景：第一，自8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改革一直朝着创造一种富有竞争性的、自由度较高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方向推进，这与50、60年代美国、欧洲国家在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压制金融的做法截然不同。以金融自由化为基调的日本金融体制改革，实际上也在促使日本由受政府严密控制的“信贷型金融体制”向受市场支配的“资本市场型金融体制”转变。
第二，提升财政政策并未伴随国有化和政府干预的加强，相反是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私有化和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减少。日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或民营化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1985年将电信电话公社改为民营NTT公司，将烟草专卖公社交民营烟草公司经营，开了大规模民营化之先河。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一些传统政府投资领域，尤其是公用事业建设项目上，不断引入私营企业参与的管理。如此等等，表明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基础在减弱。
第三，充分就业并未上升为日本政府的头等经济政策目标。我们知道，凯恩斯主义政策在众多经济政策目标中，特别强调“充分就业”，为此亦强调建立经济“内在稳定器”90年代日本的凯恩斯主义型经济政策，并未将充分就业置于头等政策目标，头等目标是追求稳定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景气回升，它的许多举措，与其说是在加强，不如说是在削弱经济的“内在稳定器”。
除了上述基本特点而外，90年代日本的凯恩斯主义型经济政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是基于对付现存一系列经济问题而形成的一种“实践上的凯恩斯主义”而与凯恩斯主义理论关系不大。
从90年代日本凯恩斯主义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可以得出结论：效果虽有，但似乎难以持久。1996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推测，1993-1994年扩大公共投资使GDP增长率提高了1%，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泡沫经济崩溃对消费和设备投资产生的波及效果，支撑了经济。但其效果显然无法持久，因为经济迄今依然呈现忽明忽暗的前景，1995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1.2%，1996年第一季度跃升至3%，出现明显的恢复景象，然而进入96年第二季度，增长率再次接近零，前景重归暗淡。日本经济专家的看法是，短期内经济会回升，但中长期前景则不容乐观，因为日本经济不能再按过去的方式发展了。
然而，凯恩斯主义型宏观经济政策带给日本的经济问题却与欧美在70年代初遇到的有些问题一致，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国债增加，预算赤字上升，且呈无法扼制之势。日本官方承认，1995年国债超过240万亿日元，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达3.9%，高于美国（2.0%）、德国（3.5%）和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3.5%）。OECO新近预测，由于养老金支出的增加，日本的预算赤字到2030年将达到占GDP的20%，前景比意大利还要糟。然而，金融领域的危机还在加重财政政策的负担，政府需要救助的金融机构和消除的金融坏帐仍然呈上升之势。